建安二十二年，一个文学偶像群体的团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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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这一年，与随后到来的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相比，显得波澜不惊，毫不起眼。但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就在于，一些极微小事情的“蝴蝶效应”，却常常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正如一则笑话调侃得那样，当年崇祯皇帝为了节省开支，下令精简驿站，大幅裁员。很不幸的是其中有一个叫李自成的快递小哥被裁掉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闯王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被逼自缢煤山，这一切都源于李自成被炒鱿鱼。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巧合才让历史变得精彩。
朕的大明要亡？
建安二十二年，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曹操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曹丕被立为魏太子，刘备进攻汉中。但是这一年有很多人消失在人世间，生命在这一年画下了句号。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这里面说的“干、琳、玚、桢”分别指徐干、陈琳、应玚和刘桢。而传主王粲，传记中记载“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就是说在建安二十二年，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和刘桢同时死亡。
文学史上有一个文学流派叫做“建安文学”，建安七子在诗歌散文方面对后世影响巨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七子
诗仙李白对他们表示高度赞誉，“蓬莱文章建安骨”说的就是“建安七子”。七子当中的另外两人：一位是七岁能让梨的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杀害了；另一位是被其老师蔡邕称为“奇才”的阮瑀，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懂音律，能鼓琴。这样介绍还是不具体，那我们换一种解释：蔡邕是东汉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而阮瑀是那个“猖狂阮籍”的父亲。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等于说在建安二十二年，随着另外五子的死亡，建安七子被团灭，这个名称已然成为历史。那么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文学偶像团体的陨落呢？
《后汉书》给出了答案——“是岁大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意思是说这一年冬天，东北方向出现了彗星，而彗星又叫扫把星，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于是扫把星带来了瘟疫。而且因为这次瘟疫比较严重，死了很多人，文学家曹植为此写下《说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从描述来看，这次瘟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是“荆室蓬户”的贫苦百姓，还是“鼎食之家”的豪门士族，都无法摆脱瘟疫带来的疾病和死亡。“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病死之人不计其数，有的全家都染病死亡，严重的整个家族惨遭覆灭。家家染病，户户哀嚎，真的是惨不忍睹。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代表，曹植深知瘟疫并不是什么扫把星带来的，而是寒暑错时，冷热交替导致的，并且对于百姓悬挂符咒来抵御瘟疫的迷信做法进行了批判。
夏夜天空中掠过的扫帚星
从现代科学眼光来看，曹植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依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东汉时期，我国的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到三国时期，气候继续寒冷，公元225年，淮河竟然结冰了，这也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次淮河结冰的记载。这充分说明在建安二十二年，天气极其寒冷，在极端的天气下，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变化剧烈，给病毒的生长和传播提供了条件。
就因为一场不知道来源的瘟疫，建安诸子染病去世，对于建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佬们就这样走了，这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说，无异于一场大地震。建安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尤其是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题材丰富，种类繁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游赏宴饮所作的游宴诗、相互赠别唱和的赠答诗以及寄情山水、放荡不羁的风月诗。如王粲、应玚、陈琳等人的《公宴诗》，在反映当时历史情境的基础上又能够表现出作者的情感寄托，同时对于后世山水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在这之后，这些题材的诗词创作逐渐走向了衰败，而以悼亡为主要内容的哀悼之文逐渐兴起，如在王粲死后，曹植为哀悼他所作的《王仲宣诔》一文，对于41岁就病逝的文坛大佬王粲的“早世即冥”表现出无限的悲伤和叹息。
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动人的一瞬。王粲葬礼那天，曹丕想到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于是号召大家一起学驴叫，以此来表达对王粲的哀思。于是有趣而动人的一幕出现了，诸多送葬的文人雅士、士族贵胄都纷纷学驴鸣叫。《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此种不羁与看淡生死的洒脱，是魏晋时期独有的风流与见识，后再无可媲美者。
历史总不是那么单纯，人性的温情与知己的相合、世人的称颂与上位者的赏识之间，还充斥着权力罪恶的凌虐与暴戾的摧残。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曹操与刘备相持于汉中，而都城邺都却发生了谋反事件。主角是相国钟繇的一个下属，名叫魏讽，他趁着曹操在外，勾结党羽，联络长乐卫尉陈祎企图围攻邺都，发动政变。结果中途陈祎向留守邺都的曹丕告密，于是阴谋叛乱被轻而易举化解了。曹丕大怒诛杀魏讽，受牵连的多达数十人，而其中就有王粲的两个儿子。
不知道曹丕在处死王粲两个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两年前的那一场葬礼，想起那一次对王粲逝世的叹息和充满温情的送别。后来在汉中的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声叹息：“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同年，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与吴质书》一文中，对建安七子等人的去世还流露出追思和伤怀，文中写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文中曹丕并未提到王粲的名字，或者说他想到了被处死的王粲的两个儿子？
曹丕 影视剧照
总之，建安二十二年的驴鸣和王粲的儿子一样，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场瘟疫中，死亡的大佬远不止这几位。《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跟着夏侯惇讨伐东吴，士兵染上瘟疫，司马朗亲自巡视发放医药，结果不幸也染上了瘟疫，最终病故。东吴的鲁肃也于这一年去世。《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肃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鲁肃死后，吕蒙白衣渡川，擒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此举也标志着孙刘联盟的破裂。此外，在疫情的影响下，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一战后便息兵止戈，没有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毕竟军士染上瘟疫，人心惶惶，战争也无法持续下去。
在频繁的战争影响下，瘟疫也出现得愈加频繁。从东汉安帝到三国末年这150多年的时间里，根据相关学者统计，有三十多个年份出现瘟疫，平均5年出现一次，而且基本都是杀伤力比较严重的瘟疫。
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提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在十年间，因为瘟疫，张仲景家族死亡人数达到三分之二。此外，在有历史记载的瘟疫记录中，瘟疫一旦爆发，带来的往往是大规模的人口伤亡。如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冬天，京师爆发瘟疫，造成的结果就是“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再如吴赤乌五年，孙权执意要远征海南岛，结果发生瘟疫，“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每一次瘟疫，带来的都是数以万计的人口死亡及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研究，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前后，当时的人口数量应该超过6000万，但是在三国末期，人口数预测最多也就3000万，在将近140年的时间里，人口损失达到50%，这其中，瘟疫不得不算是主要原因之一。
张仲景
正是因为人类认识到了瘟疫的危害性，所以千百年来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从没有停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现在的新冠肺炎出现时，我们才想到了17年前的非典，才想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那一年死去的建安风骨。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回首前事，不过是三两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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