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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雍熙三年（986）七月八日夜，杨业在陈家谷口兵尽力绝，受伤被俘。被俘时，杨业感慨道：“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绝食三日而死。尽管杨业是北汉降将，但他感念宋太宗国士知遇之恩，对北宋忠诚。依照《宋史》的记载，杨业能征善战，对战争态势有相当准确的预判。这样一个忠勇双全的将军，却成了北宋雍熙北伐失败的最大牺牲品。正因如此，后人每每扼腕叹息。那么，究竟谁该为杨业之死负责呢？
关于杨业之死，其实是充满了各种疑点的。第一，在杨业被俘时，曾说“而反为奸臣所迫”，这个奸臣宋史里面没有明说，指的到底是谁？第二，在杨业死后，以他的官衔本来可以获得较高的赙赠，但他实际上所获得的赙赠比自己的属下贺怀浦的还要低。因此，在杨业死后，才有刘吉为杨业不断争取、申雪，最终得到宋太宗的认可，追改赐品。关于杨业的赙赠调整，让很多人坚定地相信杨业死后被人泼过脏水。第三，在杨业去世之后，潘美、王侁、刘文裕甚至侯莫陈利用等人可能有不利于杨业的言辞，所以才有北宋朝廷存疑并追查真相的过程，也才有后世史家不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求解开这一千古谜题。关于杨业的死因，常见的说法一般有几种：一、王侁和刘文裕陷害杨业，管建和方健等人持此观点。二、潘美陷害杨业，邓广铭、张希清、闻立鼎、常征等先生均这么认为。三、侯莫陈利用陷害杨业，而背后的真正指使者是宋太宗，张其凡先生独发覆论及此。以上说法，都各有依据，但也都有可推敲之处。首先，宋太宗会借他人之手杀害杨业吗？从常理上看不会。杨业是宋太宗在攻取北汉之后所获得的一员虎将。在刘继元投降北宋之后，杨业由刘继元招降，转而侍奉宋太宗。杨业的这种投降方式，可以说是历史上战乱纷纭时期最难得的一种投降方式：既顾全了对旧主的忠诚，又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向新主卖旧主乞降的贰臣身份。杨业的本名为“重贵”，而他也似乎真的得到了父母取名的祝福。在他跟随旧主投降北宋、准备安心地过清闲的日子时，命运给了他一个巨大的转机。宋太宗在攻取北汉之后，试图直接北上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一缺乏整体考虑的战略决定，让北宋军队疲于奔命，也让宋太宗自己身陷危险之中。在攻打高梁河失利的情况下，机缘巧合让宋太宗与杨业走到了一起。在杨业的巧妙战略布局下，宋太宗摆脱了被俘的厄运。杨业是宋太宗的救命恩人这一点，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的信息梳理，仍可以整理出清晰的脉络。正因为杨业在归降北宋初年便立有大功，这种功劳使得宋太宗将其完全变成了自己人对待，因此，在北汉其他人员全部转到相对闲散的工作、距离原来北汉比较远的区域工作时，杨业不仅迅速提升了官职，而且就在北汉原来所据守的区域担任要职。再说，雍熙三年（986）正是宋太宗对辽用兵特别需要用人之际，即使杨业在入宋之后的言行有一些不太合规矩之处，宋太宗也断断不会在大军撤兵、迁移民众的时候借刀杀人，置杨业于死地。那么潘美是否有必要去陷害杨业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种意识视角的变化。首先要跳脱诸如《杨家将》等历史演义小说，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关于潘美（“潘仁美”）“常识”“形象”的干扰，回到历史上真实的潘美来看。潘美与宋太宗的关系之密切，远远超越了旁人。宋太宗之子赵恒（宋真宗）在杨业去世之前已娶潘美之女为妻，潘美是宋太宗重要的儿女亲家。此外，潘美是宋太宗最信任的大臣，在私底下宋太宗与其相交甚契，宋太宗经常微服出入潘美的家中。杨业再怎么得到宋太宗的信任，潘美断然不会担心杨业会妨碍自己与宋太宗的亲密关系。因此，潘美在事前没有陷害杨业的必要。当然，在杨业死后，潘美会尽量撇清自己与杨业死亡一事的责任，这倒是存在一定可能性。至于其他中贵陷害杨业，理由也不完全能够成立。因为在杨业一事上，潘美、王侁与刘文裕均受到了一定的处罚。对于潘美的处罚，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主将没能充分发挥精兵强将的力量，不仅没有按照预期让几个州县的民众顺利撤离，还让杨业等虎将丧命。可以说，对潘美的处罚，就是战争失利后对主将的追责和处罚。在这场战争中，不管是杨业阵亡还是其他将领阵亡，潘美没有成功完成他的任务都需要受到处罚。《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收录了《潘武惠公美传》，其中明确记载了这一诏书。诏书中说：“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至于处罚王侁与刘文裕，《宋大诏令集》中所记载的诏书是这样写的：“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意思是在杨业提出与此前的方案不完全相同的撤退方案时，作为监军的王侁使用了比较辛辣的语言，让杨业不得不选择出战以明己志。王侁在战场上是负责监督主将的，但他不能以言行来干涉主将。而在这次护卫四州百姓撤离的过程中，当杨业根据战场情况提出较为合理的撤退方案时，王侁以杨业为北汉降将为由进行威胁，显然是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值得玩味的、让很多人坚持认为是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是潘美对两人的争持不置可否。刘文裕在军事战略上，赞同王侁的意见，但没有用苛刻的言辞来刺激杨业出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刘文裕在一年之后便被宋太宗重新召回，《宋史》记载：“岁余，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宋太宗、潘美、王侁、刘文裕是历史记载中比较容易对号入座的“陷害”杨业的人。还有学者通过钩沉当时的历史事件认为，侯莫陈利用也存在“陷害”杨业的嫌疑。但是，反复阅读《宋史·杨业传》，我们很难看出杨业遭人陷害的痕迹。在杨业去世后宋太宗所颁赐的诏书中这样写道：“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文中只字不提有人陷害杨业，却加了一句值得玩味的、看似可有可无的 “魂而有灵，知我深意”。为什么宋太宗的诏书中要加上这句，似乎在暗示，“我有难言之隐”“期盼杨老兄能理解”的话呢？这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杨业被王侁等人的微词逼迫而死的遗憾与痛惜吗？细节可堪深究，意味足可玩味。在以上说法都各有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换另一种视角来观察杨业之死。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王夫之在《宋论》里曾说，以“杯酒释兵权”而得天下的赵宋王朝，其基本国策之一就是利用文臣压制武臣，“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利用文武之间的不和，达到“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可以说，在宋朝“非战之罪，实庙堂罪也”的失败战争情况尤其多。实际上，在用文臣抑制武臣之前，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武将没有实权，文官对武将的压制还没有成型，因此，皇帝所采用的方式是直接控制军队，带兵打仗或者在中央指挥军队展开前线的战斗，这就是“将从中御”的初期状态。杨业进入北宋时，北宋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现在我们回到“雍熙北伐”的历史现场，去看战争的整个过程，其中不难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杨业主张根据形势来调整作战方案时，潘美采取的态度是不回应；王侁和刘文裕则坚决要求将领执行此前“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的战争预案，侯莫陈利用当时在场却没有记载他有表态之举。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让大多数的大臣坚决执行，却让杨业成了“孤臣”？而在这个作战方案前的“选边站队”，似乎在杨业之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杨家将全传》中所绘宋辽会战
当我们再深究一步，去探查这个被杨业否定的作战方案的制作者时，会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它是宋太宗御定的战略规划！有了这一点，“魂而有灵，知我深意”这一句话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寄托了宋太宗对这一件事抱憾而无处诉说的难言之隐。如果真要追究杨业的死因，还是要追到宋太宗的头上啊！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叁》（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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