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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牛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百姓的饭碗。这也许是给我们牛年留下的几分思考。
又是一个牛年到了，俗话说，“牛马年好耕田”。大家都知道牛是忠厚老实、埋头苦干的象征，牛作为生产力工具，在历史上的农业社会地位尤为重要，官府对牛也都强化了管理，甚至立法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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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中有大量关于保护耕牛的立法。如《厩苑律》规定：在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考核领先的，饲牛者可以免除一年更役，如果牛因劳累过度而腰围减瘦，每减瘦一寸，主事者要受到笞打10下的惩罚；魏晋南北朝时期规定：“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并规定，对偷盗耕牛的人必须判罪；在唐朝牛主人擅自杀牛，判徒刑一年；北宋初年的《宋刑统》中，有“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等等，可见牛在中国农耕社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牛也是肉食的来源之一，所以牛自古就是犯罪分子觊觎的对象，为此发生了不少案件，为对付狡猾的犯罪分子，历史上不少司法官员斗智斗勇，为牛的主人申冤，为牛正名。留下了不少佳话。顾宪之（436－509年），是晋代著名书法家顾恺之的孙子，他在南北朝宋时举秀才，任建康令，齐时进拜衡阳内史、豫章太守等职务。他为官清正廉明，体恤乡民，深受治邑民众拥戴及同僚敬重，史家称赞顾氏祖孙二人“时移三代，一德无亏，求之古人，未为易遇”。据《梁书·顾宪之传》载：元徽年间，建康县一盗贼盗得一牛，被主人认出，盗贼仍坚称是自家的牛。两家多次对簿公堂，前两任县令都未能决断。顾宪之任建康令后，两家又来县衙诉讼。顾宪之了解了前因后果后，立即下令，让盗贼解开牛的缰绳，听任牛自己走去。结果那牛头也不回直接回了主人家。面对老牛识途，盗贼无话可说，只得服罪。顾宪之巧断盗牛案一时名传四方，时人号曰“神明”。无独有偶，隋代有一位官员叫于仲文，他也有一个巧断失牛案的故事。据《隋书·于仲文传》载：“仲文少聪敏，髫龀就学，耽阅不倦。及长，倜傥有大志。起家为赵王属，寻迁安固太守。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后得一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能决。仲文于是令驱牛群至，乃放所认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阴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诃诘杜氏，杜氏服罪而去。”这个记载是说，于仲文自幼好学，从家中被征召出任赵王的属官，不久，升任安固太守。在安固，有姓任的和姓杜的两家各丢失一头牛，后来只找到一头，两家都来认领，府衙迟迟不能断决牛的归属。到了仲文执政后，重新审理此案，仲文下令让两家把各自的牛群赶过来，然后把找到的那头牛放开，结果那头牛走到了姓任家的牛群中。为了进一步印证，仲文又暗中让人稍微伤害那头牛，结果发现任氏叹息难过，而杜氏安然自若。于是仲文断定杜氏作假，杜氏被呵斥诘问后认罪离去。古代法律具有连续性，历朝都是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耕牛的保护也不例外，而且古代的官员往往会把这种法律规定贯穿到执法办案中去。高浟(532-564)，北齐高祖高欢的第五个儿子。他在转任都督、定州刺史时，曾巧妙地破获一起盗牛案。据《北史·高浟传》载：当时，虽然有法律规定不准滥杀耕牛，但是由于牛肉的需求，盗杀耕牛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天，有一户人家前来报案，说自己的黑牛被偷盗，牛背上长有白毛。县里的长史叫韦道建，他知道高浟在沧州任刺史时，就巧妙地破获过几个案件，就对中从事魏道胜说：“使君（高浟）在沧州任刺史时，擒拿奸人像神一样明断迅速。如果捉住了这个偷牛的盗贼，他就更神了。”高浟接到报案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便诈称上面有命令，吩咐衙役去市场上买牛皮，只说官府征用，高价收购。结果，衙役收购了一批牛皮回来后，就让丢牛者前来县衙辨认，这人在一堆牛皮里很快就认出是自己牛的皮。由于衙役在收购牛皮过程中，已经对卖牛皮的进行了登记，很快就把盗牛贼抓到了。韦道建等人更加佩服高浟的断案能力了。到了宋朝，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力，更是颁布法令，严厉禁止私宰耕牛，自己的耕牛也不能乱杀。北宋著名的清官包拯在任天长县令时，也凭借他的智慧破了一个伤害耕牛案，令人叫绝。据《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上任不久，一个农民前来县衙门告状，有人把他家耕牛的舌头给割掉了。他说自己早上起来喂牛时，发现牛躺在地上，顺着嘴角正在淌血水。掰开牛嘴一看，里面血糊糊、空洞洞的，牛舌头不见了。请包拯为他做主。包拯听后略作沉思，说道：“牛舌头被盗割去了，耕牛已经不中用了，本县准你回去把牛杀了，然后把牛肉拉到市场上去给卖了。”那农民心有疑惑但是看到包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回去照办了。谁知，两天以后，又有人来到县衙击鼓告状。包拯一看，只见那人贼眉鼠眼，满脸横肉。包拯心里就有数了，问道：“你有何冤枉？”那人说要举报某某违法私自宰杀耕牛并出卖牛肉。包拯耐心听完，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好歹毒的刁民，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反倒来告人家私宰耕牛，真是胆大妄为，你知罪否？！”那人顿时吓呆了，心里想包大人真是神灵，于是对割牛舌的罪行供认不讳。原来，想举报的罪犯和那个农民因日常纠纷结下了怨恨，就干出了割牛舌头这件丧尽天良的坏事。没想到，才几天，就被捉拿归案。
由于牛在古代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除了出现盗牛案件，日常生活中，因为牛引发的纠纷也很多，如何巧妙处置，也是考验官员的从政经验和断案智慧。唐代裴子云担任过卫州新乡县令，他曾断过一起舅舅企图侵吞外甥家小牛的案子。据唐代《朝野佥载》记载：当时有个青年农民，被征派去戍守边防。临行前，他留下六头母牛让其舅舅代为喂养。五年后，青年农民从边境回来，得知这五年间，母牛生下了三十头小牛。他去找舅舅想要回母牛和小牛，但舅舅却说这五年间死了两头母牛，也没有生下小牛，只能归还他四头母牛。青年农民很生气，告到了县衙，县令正是裴子云。裴子云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番研究，最后他搞了掉包计，把舅舅传到了县衙，裴子云说：“本县发生了一起偷盗牛案，现在偷牛贼已被抓获，指证说是与你一起偷的三十头牛，并把牛藏在你家了。”舅舅一听吓坏了，这下罪责大了，惊慌之下说道：“我家的三十头牛都是我外甥寄养的母牛所生，实在不是偷来的。”裴子云就把那青年农民从内室叫了出来，说道：“你舅舅说的你都听见了，他已经承认三十头小牛是你的。既然是这样，那请舅舅立即归还他牛吧。”舅舅这回真傻眼了，无话可说。裴子云接着说：“但念在你辛辛苦苦养牛五年的份上，可以给你五头小牛作为报酬。外甥没意见吧。”那青年农民连连点头。就这样，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到了清朝，对于耕牛的保护一如既往，处理调解其中的纠纷，也是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清代康熙年间的廉吏于成龙，也曾处理过一起关于牛的纠纷案件。据《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载：罗城县郊区农村的郑立仁养有一头耕牛，有天跑到邻居顾福宝的地里，吃了不少豆苗。顾福宝与之理论，郑却出言不逊，顾福宝一怒之下，便将郑的牛牵走了。村里的地保出面调解，让郑赔偿顾的豆苗，顾还郑的耕牛。本来事情到此就了结了，哪想，本地有一讼师，专门包揽词讼，竟然挑唆郑去告状，把争吵说成是顾家群殴郑氏一人，牵牛说成是抢窃。郑立仁听信了讼师的挑唆，不服地保的调处，到县衙告状。于成龙接到报案后，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在问明案情后，做出了如下判决：“吃了豆苗，牵走耕牛。固然罚之太重，却是事出有因。纵牛吃人青苗，苗主牵人耕牛，纵牛牵牛，皆有错也。牛无意识，人有常规。偶失看管，情有可原；拒不理赔，何其霸道。邻里之间，阡陌相连，风马牛羊，常相及也。偶有侵害，在所难免。牵人耕牛，理也有亏。地保已作判断，赔偿也是应当。听信他人谗言，忽然又要翻悔。你不和平息争，反要挑起词讼。牵牛说成抢窃，争吵说是群殴。小题目作出大文章，刁民一个；细微事掀起翻天浪，真是愚顽。须知一纸入公门，九牛拖不转；数言惹奇祸，满门尽遭殃。耕牛之事，依地保处置可也，诬告一节，本官饶你这回。再要听人谗言，本官严惩不贷。”，一番断案，说的双方心服口服。以上几例断牛案，一方面说明耕牛在古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有了严格的法律保障措施，更需要严格的公平执法者。只有依法管理、依法办案，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挂在心上，才能为百姓做主，抓获犯罪分子，保护老百姓的耕牛安全。而保护耕牛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百姓的饭碗。这也许是给我们牛年留下的几分思考。
中国国家历史 贰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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