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到底苦不苦？
18岁那年夏末，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坐了27个小时的硬座，一个人从杭州来到北京。
到了学校，一间宿舍不到15平米，靠墙放了4张上下铺，8张床7个人住，剩下的1张放行李。
北京的天气，爽朗却干燥，我们一宿舍都是南方人，就像几尾掉进沙漠的金鱼，从早到晚捧着个搪瓷茶缸。只是，去打一瓶开水，还要上下爬四层，再走上半站路。
很快我发现，学校的条件很好了——和军营比起来——两天后，一队公交改编的大巴，把我们拉到昌平。我们睡20人的大通铺，虽然还是干渴难耐，到了晚上我和同学都很少喝水，因为，为了上个野厕所，要在星光下的旷野里来回走上10分钟。
每天，5点半起床，6点集合，先绕着土操场跑五圈。饭，是用脸盆打的，一个班两个盆：一个脸盆装菜，最常吃的是茄子炖肉，肉很难找到；另一个盆装馒头，管够。我们班最秀气的女生，平时只吃半个馒头（北方的馒头实诚），军训时能吃三四个——否则哪来的力气，在大太阳下操练、站军姿、跑圈……
那时，我觉得北京的生活有点苦，本来总想着离家越远越自由，现在想起家就想哭。
一个月军训结束回到学校，学习要求高，功课任务重，我们却觉得，校园生活简直像天堂：宿舍像五星宾馆，食堂像高级餐厅，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哪儿都去不了，喜静的可以去图书馆，喜动的可以去舞会，周末还可以去影协看原版电影。
那时，我觉得北京的生活一点也不苦。苦不苦，是比较出来的，没品尝过苦，哪晓得甜？
毕业后，我去了央企，公司做农副产品出口，工厂和产地大多在县城，甚至是深山老林。
出差是常事，有一次去湖南永州，风景不错，只是路不好，土路算好的，碎石路是常态。每天翻山越岭，要坐五六小时的车才能到产地，再做五六个小时回到县城。当时年轻身体好，躺到床上还是会觉得腰痛。
南方酒文化不严重，我说不会喝，厂长就不逼我喝。北方就不一样，一次去东北出差，厂长一杯一杯劝我喝白酒，实在推不过，喝了几杯，到楼上卫生间吐了很多。有可能是醉了，也可能低血糖犯了，下楼刚走下一级台阶，天旋地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厂长吓坏了，说我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还好没磕到头。我看看膝盖一片乌青，手掌擦破了皮，没大碍。从此以后，我又去了三次这家厂，厂长再没让我喝过一杯酒。
那时，我觉得在北京工作有点苦，虽然很多人羡慕我，光鲜的背后，其实也有不少辛苦和辛酸。
后来，公司在南方开了一个办事处，把我下放到那里，说呆半年吧。办事处新成立没什么业务，跟着办事处领导每天吃吃饭，见见人，办公室坐坐，还借给我一套两室两厅住，比北京轻松太多，一开始我还挺高兴。
但过了一个月，还是没什么事，我越来越无聊，心里荒得像长了野草，在办公室如坐针毡，连书都看不进去，觉得我在浪费时间，给公司也创造不了效益。找办事处领导要活，他说，我也在找活呢。
我没办法，向北京的领导申请，说我想早点回去，让我上哪儿出差都行。说了好几次，北京的领导才批了，让我回了京。
回到公司，很多事情等着我，我却很开心。这时，我觉得在北京工作一点儿也不苦。有事做不叫苦，没事做才叫苦。
后来，我去北大读了硕士，毕业后去了外企，半年多就做上了项目经理。
当时，我负责销售预测、审查合同、协调工厂发货、带领团队完成销售录入。为了完成业务指标，公司每个季度末关账前特别紧张，每天都要和销售部和财务部开会，催美国欧洲日本工厂发货，还要操作Oracle系统，天天加班到9点以后。
到了一年的年底就更忙了，关帐时间是12月31日晚上12点，但不是北京时间，而是英国格林威治时间，也就是1月1日北京时间早上8点。进了这家公司，每年新年前夕我就从来没回家睡过觉，都在公司“守夜”到关账，然后迎着新年清晨的阳光回家。
那时，我觉得在北京外企工作比央企更苦，加班太多了！直到我生了花生。
我是母乳喂养，头半年夜里都要起来喂。花生吃得很慢，吃吃睡睡，喂完还要拍嗝，哄睡也要一会儿，每次都要花1个钟头。我睡眠不好，再睡下，半天才睡着，刚睡着，就又要起来喂下一顿了。
晚上睡眠严重不足，白天也要带孩子，每天都是晕乎乎的，太累得了乳腺炎进了医院；出院不久，又因为抱孩子时间太长得了腱鞘炎，疼得不能打字。
那时，我觉得上班一点儿也不苦了，和上班比起来，带孩子才叫苦！
上班后，我请了阿姨带孩子，厚着脸皮每天到点就下班，带着电脑回家，想着晚上等花生睡了可以回回邮件。
然而，花生不愿意阿姨哄睡，总是哭着找我。我抱着花生他才睡，我一放下他就醒，搞得我担惊受怕，每次都像放一件价值百万的瓷器，轻手轻脚把他放到床上，总算没醒，赶紧逃出房间。打开电脑，刚看到几十封未读邮件，那边却爆发出一声哭喊：妈妈，妈妈，找妈妈……
有了孩子，时间就像加了速，很快到了小升初，我陪着花生备战六小强。
我们投了很多简历参加了两次海选，花生不少同学都“上岸”了，我苦苦等待，手机却一直静悄悄的。这时我才知道，带孩子，体力上的苦不算什么，辅导孩子，脑力上的苦也不算什么，心力上的苦，才是真的苦。
后来，我发现，表面波澜不惊的花生，心里也经过了一番曲折，他给我看了一篇他写的日记：
（花生的日记，选自我的新书《上岸》）
人到中年，对挫折慢慢麻木，但是，孩子的日记，却让我落泪了。
有了孩子，自己的苦都算不上什么苦，孩子的苦，对家长来说才是最大的苦。
还好，花生是个乐观的孩子，很快又重新扬起了生活风帆和斗志，假使最后没有幸运地进入六小强，他也还是会为下一个目标而努力。
那时，我又感到，只要一个人有理想有追求，什么苦就都不算苦。
18岁那年，我踏上了从杭州到北京的绿皮火车，在硬座晃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7点，车窗外天光大亮，我看到了广袤的华北平原——
大片的麦田和玉米地被小路分割，零星散落着农民的平房，好像列维坦的油画。路上种着挺拔的白杨树，在大风里像海浪一般起伏，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虽然我趴在小桌板上一夜没能睡着，脚也肿得很难穿上球鞋，火车里还弥漫着难闻的味道，我的心情，却像北方的蓝天一样晴朗——火车轰隆隆，带我驶向一个新天地，那个新天地，叫做北京，也叫做未来。
在北京生活苦不苦？其实，在北京生活，也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特别，就和生活在任何一个城市一样，也苦，也不苦。
如果没有希望，生活就是苦的；而和家人和孩子一起，怀揣希望，奔向未来，就怎么都不会苦。
（本文插图摄于2015年4月初，北京后海和宋庆龄故居，海棠花开，花生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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