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历史29–达拉漠报告

上两篇博文《下加拿大叛乱》和《上加拿大叛乱》里面，咱们谈到了上下加拿大爆发的两场争民主要权力的起义。北美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不能不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英国政府暂停了殖民地的内部行事权力，解散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政府，派一个人来调查事情的原委给出解决方案，这个人就是达拉漠伯爵 (Earl of Durham)。

达拉漠伯爵名叫约翰·乔治·拉姆顿 (John George Lambton)，人送外号“激进杰克”(Radical Jack)。为啥有这么个外号？因为他是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Bill of 1832)的积极鼓动者和发言人，总是在议会里提尖锐的问题，以期推动议会改革，让英国老爷们很是头痛。既然北美殖民地这么麻烦，这个人也这么麻烦，不如就把他派到北美殖民地去以麻烦对麻烦，以毒攻毒。反正不管最终结果怎样，起码这段时间俺们耳根子清静了不是？

这时候17岁的少女维多利亚刚刚登基加冕，第一次册封贵族的荣耀就给了达拉漠伯爵。封爵有个仪式大家在电影里都看到过，就是国王手持宝剑，轻点受封人双肩。17岁的少女维多利亚颤颤巍巍举起宝剑，可把首相吓坏了：这可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解决北美问题的不二人选……，于是赶紧上前帮女王扶着剑把仪式进行完。达拉漠伯爵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兼任整个北美大陆殖民地的总督，俨然是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被授予过这么大的权力，达拉漠伯爵打算好好施展一下。

达拉漠伯爵带着全套随从和秘书班子来到北美，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经过蒙特利尔的大街，无论是托利党还是改革派，加人党还是寡头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伯爵身上。

达拉漠伯爵一来，马上赦免了大部分关押的加人党和叛乱份子，把其余的人流放了，不过不是流放到遥远荒凉的澳大利亚，而是阳光灿烂的百慕大。在下加拿大他会晤的主要是英裔商人，跟法裔改革派的见面匆匆而过。在上加拿大，他只在叛乱的爆发地多伦多停留了24小时，会见了温和的改革派威廉·鲍德温医生和他的儿子罗伯特。罗伯特积极游说，请他在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说这是消除叛乱根源的唯一途径，达拉漠同意认真考虑这一点。

他在殖民地举办盛大的宴会拉拢感情，还大胆地从尼亚加拉过境美国，跟美国代表喝酒吃饭，增进同美国人民的感情，弥合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自打暴乱以来同情叛乱分子的美国人，一直在袭扰着加拿大边境。

1838年达拉漠伯爵的使命突然中止，起因于他把囚犯流放百慕大的举措，英国政府否决了他的决定。尽管授予达拉漠伯爵的权力很大，但还没有管到百慕大，百慕大总督不干了，说咋啥人都往我这里送？不收！“百慕大又不是关罪犯的地方”。

虽然最终百慕大总督让了步，但是消息传到伦敦，达拉漠的决定还是被否决了，达拉漠在加拿大仅仅呆了五个月，就得赶紧回英国去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就在他离开后几天，叛乱再一次在下加拿大爆发，虽然被迅速扑灭，但是的确让英国政府意识到问题必须马上解决。1838年冬天达拉漠伯爵卸任后很快回到伦敦，第二年春天交出了他的《英属北美事物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n)，在报告中他给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把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合二为一，置于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之下，此举有利于压制和同化法裔加拿大人；

第二，协助总督进行管理的委员会成员，从选举出来的机构中挑选，看来达拉漠被改革派说服了；

第三，给予殖民地管理他们内部事务的权力，只有帝国事务由帝国政府管理。

更进一步的是，达拉漠建议给予殖民地人民，同英国本土公民同样的议会权力，想当年美独分子造反，争的不就是这个权力吗？回过头去看看咱们《加入我们》那一篇。在报告里，达拉漠把上加拿大问题的症结，归咎于过时的殖民地体制，和不体察下情的统治阶层，然而在下加拿大他还另有发现：

“我原以为会看到政府和个人之间的斗争，结果发现的却是一个国家内，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不是出于政治理念而是因为种族。”达拉漠在报告中写道。

显然达拉漠的报告说得没错，在下加拿大的确泾渭分明，以语言和文化划界。那么伯爵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一劳永逸地消除法裔加拿大的问题，同化掉他们，不是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巧妙的方法。开始达拉漠伯爵设想把所有英国北美殖民地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但是繁荣昌盛的海洋殖民地，根本不愿意跟搞得乱七八糟的加拿大捆在一起，于是退而求其次，把两个加拿大联合起来。

无论“大联合”还是“小联合”的目的都只有一个：用人口优势淹没掉法裔加拿大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是引入民主政体和“责任政府”的成熟时机。在他的报告里，达拉漠认为现有政策最核心的问题是：“在英国殖民地中，徒劳无益地保留法裔加拿大这一族群。”

“英国的政治文化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达拉漠在报告里说。

达拉漠伯爵没能活着看到他的建议得到实施，他在1840年7月被杀，据说是死于他严苛的加拿大政策。

达拉漠伯爵还认为法裔加拿大人是“一群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人”，注定要被优越的英国文化所消化吸收。这简直是对法裔的公然羞辱和冒犯，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首先起来激烈反应的是历史学家佛朗索瓦-泽维尔·加诺(Francois-Xavier Garneau)。一个英裔用达拉漠的话，嘲讽说法裔加拿大人没有过去。加诺回应说：“我会写出还没有你的时候的历史，你会看到我们的祖先是由于寡不敌众才被征服，他们虽败犹荣。”

加诺的《加拿大历史》(Histoire du Canada)一共三卷，书中描述的法裔加拿大人，是一群为生存而战的勇士，首先面对易洛魁人，然后是英国人，现在面对的是英裔加拿大人。

加诺只是众多法裔加拿大民族分子之一，讲法语的瑞士移民拿破仑·奥宾(Napoleon Aubin)建立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圣让浸礼会社团”(St. Jean Baptiste Society)，这个社团现在还是培养魁独分子的温床。达拉漠报告中的蔑视，无意中引发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文艺复兴”，此后涌现出一大群法裔作家、诗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

作家米歇尔·格拉顿(Michel Gratton)幽默地说：“我们欠达拉漠伯爵太多，他唤起了我们的‘文艺复兴’……。达拉漠说我们已经消亡，或者正在消亡，证明他错了成为我们民族发展的动力。”

达拉漠伯爵藐视法裔加拿大的文化，让他荣登科伦坡的加拿大恶人榜第三名的位置。

英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达拉漠关于“责任政府”的建议，但是如果把上下加拿大联合起来，就能同化法裔加拿大人，这个倒是可以有。1841年2月10日有关上下加拿大联合的声明颁布，内容主要有：

上下加拿大联合起来置于一个政府的管理之下；

两个加拿大拥有同等数量的议会代表，尽管上加拿大只有48万人口而下加拿大有67万人。这样法裔的下加拿大的代表人数减少，可以给英裔更多的话语权，有助于促进法裔的英国化。

请注意，这个并不是达拉漠的本意，达拉漠建议按照人口数量确定议员数。因为达拉漠相信，随着讲英语的移民大量涌入，法裔自然会失去议会的多数。英国政府可等不及这种自然演化，快刀斩乱麻，现在就给两边同样数量的席位而不管人口的多寡，结果后来证明达拉漠是对的；

上加拿大的公债跟下加拿大的债务合二为一，成为统一的加拿大的债务，听起来没啥问题？问题是上加拿大欠债120万，而下加拿大负债才9万5，法裔加拿大吃了大亏！这显然是有意而为之；

上加拿大现在被称作“加西”(Canada West)，下加拿大称作“加东”(Canada East)，现在只有一个议会；

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只有600座房子的军事基地金斯敦，成为加拿大联合省的新首府，当然很快1844年又挪回到了蒙特利尔。对于达拉漠伯爵建议的“责任政府”，英国政府的回答是坚决果断的NO，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对英帝国来说“责任政府”其实就是“自治政府”，目前情况下搞起来可能会让殖民地，有跟大英帝国离心离德的风险。上层的管理委员会，还是只对政府负责不对下级选举的议会负责，还是只听党的话不听人民的话，错，反正领会精神就好，再说草根又该乱了，总之在这一点上汤药都没换。

不过就如托利党人所担心的那样，新的联合政府没能加强他们的实力，反而削弱了他们。这个联合政府，把英裔和法裔的温和改革派联合到了一起，而且非但没能淹没法裔加拿大的文化，反而牢固地确立了这种社会差别。

1837年的两场暴动打击了保守派，也让激进的改革派们失去民心。人民固然希望改革，但是并不赞成暴力。如果说1830年代是个激烈革命的时代，1840年代则是一个和平演变的年代。温和改革派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们将登上新时代加拿大的舞台，这在下一篇《责任政府》里面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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