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对全民阅读的几点理论思考

今年，我国的全民阅读迎来了十周年。2006年世界读书日前夕，由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十一个部委共同倡导和发起了全民阅读活动。十年来，全民阅读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强国，都离不开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和拉动。文化强国、出版强国，不可能不是阅读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需要对十年的历史进行初步的梳理，对其理论基础做一番初步的追溯，对其未来的发展作出初步的预测和建议。

一、全民阅读十年的成就

其一，从国家层面看，全民阅读正在和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其公认标志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入决议。十八大报告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列入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后连续四次“两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要求“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发展纲要也对全民阅读活动提出了明确规划，指明了工作方向。《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法规正在修改和完善之中。为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还分别和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做了深度磋商。今年有望出台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全民阅读活动有关事项也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其二，从地方政府工作的层面看，全民阅读活动的工作已经开始由软约束向硬约束提升和转化。过去作为工作部署的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在不少地方已经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方案中或纳入到法律的框架里，得到比较强有力的保障。江苏把提高公民阅读率纳入到率先建成现代化示范省份的指标体系，把政府的各有关部门统统拉到全民阅读工作的这一池深水中，形成了全民阅读的“命运共同体”。湖南、湖北、辽宁、深圳已经对全民阅读活动的促进工作率先进行地方立法。保障和促进全民阅读的组织机构与活动开展及经费提供等已经固化为常规。湖北各地市非常看重本辖区居民阅读指数在全省的排队，十分较真和投入，不亚于当年对GDP排队的看重和追逐。

其三，从公民或干部群众的层面看，全民阅读的实际效果逐渐地展现出来。全民阅读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逐步地扎下根来，遍地开花，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曾经在深圳参加过两次“全民读书月”，其中有一个“妈妈读书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妈妈们组织起来一起读好书、讲故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从孩子抓起，做全民阅读，工作很扎实。我跟妈妈们聊天，她们告诉我，给孩子物质上的营养很重要，但精神上的营养更重要，她们下决心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全民阅读已经和正在成为干部群众改变命运，完善自我，贡献社会，发展能力的基本路径与基本追求。国家宗教局原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叶小文同志讲到自己是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的例子就很典型。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笔者自己做主持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主题读书讲坛活动，利用的是周末时间，采取的是完全自愿的办法，每月一场，坚持了7年多，目前仍在继续坚持，有望持续下去，并且每次都是一票难求。有的同志说和我这个主持人的坚守、坚持有关，和读书活动办公室的同仁高度投入组织实施有关，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中直和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公务员对读书活动“强素质，作表率”的高度认同。包括农家书屋的成规模、成气候、成习惯以及人们对所存在问题的焦急与不同看法，都表明全体国民正在和读书活动深度结缘，有习惯成自然的倾向。

二、对全民阅读活动的理论思考

对全民阅读活动成就进行初步概括和总结是不够的，还应该回过头来对全民阅读活动的理论根据进行探究，以追寻这项举国上下参与，关系民族命运的学习活动深邃的渊源和坚实的基础。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并不能去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去感觉它。对全民阅读活动做出理论的、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

其一，从出版物的性质看，出版物从最初的贵族奢侈品到成为知识分子的专利，再到后来成为大众的家庭装饰品，最后成为要孩子做读书人的标志。今天，出版物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化为人们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个转化不得了，因为在农业社会，财富的标志主要是土地和牲畜，在工业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是机器和厂房，而在信息社会，财富的标志是拥有成系列的、成系统的、可使用的资讯。当我们讲图书已经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时，就意味着人们对图书等出版物已经产生了深层的依赖关系，由或然关系变成了必然关系。出版物包括新兴的和传统的出版物都已经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基础资料。这既是书报刊、声光电等出版物的幸运，更是出版物生产者、传播者的幸运。

其二，从上一段可以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出版物已经成为人们不可须臾或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那么读书就应该成为现代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主要是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构成的，又往往是由它们决定的。过去，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问题才有可能进行文化、艺术、宗教、思想的创造与运用，今天人们虽然往往对这本图书或那本图书，这本期刊或那本期刊，这张报纸或那张报纸表示了内容及质量方面的种种不满，但总体而言，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整体上看，没有哪一个城市某一刻能离开书报刊、声光电等出版物，没有哪一个人的生存能没有书报刊、声光电等出版物。当图书等已经成为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的生存条件，像食品、蔬菜、水果一样的生活资料，当图书等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的工具或武器的生产资料时，阅读能不成为人们基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吗？

其三，从社会群体来看，正是因为读书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所以读书当然就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文化权益。只要你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就应该免费读到多少书报刊，免费观赏到多少声光电，由精英阅读到大众阅读，由对文化的奢求成为一种文化权益，这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巨大飞跃。过去我们讲要让老百姓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现在则越来越意识到，要把人们从对经济的过度追求中解放出来，不仅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而且要做到民者有其书，人者有其文。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其四，从党和政府方面看，既然读书成为人民群众一种普遍的文化权益，那么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文化权益就成为了政府的一种责任。所以，在开始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之时，有的同志提出来，读书是非常私人的事情，难道还要制定一个法律逼着人们去读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制定这个条例的目的和指向是规定和明确政府在服务他的服务对象的过程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目的在于政府对这种责任的承担和社会对这种责任承担的监督。

这样我们就大致上完成了一个对于全民阅读活动产生与发展的学理上的探讨。由出版物性质的演变，到每一个体基本生活方式的演变，到群体文化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再到政府责任的明确与强调，能否说初步使我们寻找到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内在逻辑以及支撑这种逻辑的理论根基？而这种内在逻辑与理论根基与国家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阶段、与国际社会进入以文化竞争为突出标志的时代性空间是吻合的和衔接的。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略、成为政府责任、成为民众习惯最为深刻的动因。

三、全民阅读活动的努力方向

第一，全民阅读已经和正在成为国家战略，但是还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战略，或者说成为国家战略还有若干重要环节需要完成。应该有一个经过深入调研、科学论证、理论性和可操作性均比较到位的关于全民阅读战略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文本。这个文本应该包括指导方针、基本国情、基本世情、中国目标和战略举措等。至少目前有三项硬任务没有实现：阅读率未能进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全民阅读的一些量化目标尚未列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立法工作尚未完成。

第二，读书已经和正在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但是要真正成为绝大多数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还有艰巨的任务和长期的工作。比如，全民阅读的造势的确今非昔比，家喻户晓，但是否更多的人们真正把书读进去了？又如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浅阅读盛行，如何能够给深阅读留下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再如，在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阅读的同时，能否对科普出版物的阅读有相应的投入及平衡，等等。还有在出版物潮水般涌来之时，未必开卷有益，我们如何把阅读与创新思维结合起来，不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等，都需要我们深思并采取措施。因此，全民阅读，匹夫有责，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我们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广大公民有相应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民阅读归根结底要落实到每一位国民的阅读自觉与阅读自信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虽然读书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具有其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的实现，还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坚持不懈地去履行它。

第三，当全民阅读的国家战略的设计趋近完成之时，当民众的阅读理念深入人心的时候，就对我们出版界提出了挑战，带来了压力：能否实现“培养编辑名家，打造出版精品”的目标？能否实现“倡导工匠精神，做学者型编辑”的目标？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说编辑是出版社的核心资产，编辑工作的神圣性是永恒的，其立足点是编辑应该不断地策划出好的选题，物色到出色的作者，采集到有份量的书稿，总之是策划和编辑出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有影响力、有软实力的书刊来。编辑应该逐步成为学者型、专家型编辑，成为名编辑，能策划出好书来，能把会写好书的作者、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技术专家、文化大家、理论大家等吸引过来，凝聚过来。要成为名编辑家的条件，无非是把编好书与读好书、辨坏书与去庸书结合起来。其实编辑最有条件读书，关键在于其定力如何。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

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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