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设想力图在延续后人类主义的思考路径上，积极而批判性地探讨一种人与技术的关系境况，提供一种理解未来社会技术形态的可能。关键词：数字栖居；海德格尔；后人类主义；人—技交互；社会技术形态出版史研究○

顾洁编辑部主任：唐颖国内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邮发代号：80-431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外发行代号：BM7500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顾洁编辑部主任：唐颖国内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邮发代号：80-431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外发行代号：BM7500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9内容摘要：回顾总结近十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成长发展的主要成绩，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对未来大学出版社构建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提出若干思考。关键词：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

内容摘要：传统意义上作为“书籍印本”的版本，随印刷文明逐渐步入数字文明，必然经历外延与内涵的拓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发掘其媒介性，即技术逻辑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居间性，打破物质与非物质的二元对立，使其在数字媒介时代重新焕发活力。在多元数字传播实践中，一方面，需要发掘它超越印刷媒介的媒介性；另一方面，需要发掘它调节人类文明的媒介性。基于此，以“感官文明的多元调节”

内容摘要：我国国家顶层设计对县级融媒体的定位是：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一定位既包含了功能，又明确了对象，同时也提出了要求。“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方针的践行需要拓展新的媒介功能才能实现。2018年以来，县级融媒体呈现出强劲的能动性，依托技术系统、流程再造、组织调适，不断拓展媒介功能，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使用工具的属性。依据实地调查与研究，县级融媒体的功能研究，需要对其背后的动因、基础与动能进行历史分析与现实关照。县级融媒体的功能实践是动态变革，并将以制度化形式被确定下来。模块化技术样态、机构重组与组织下沉联动构成了县级融媒体功能拓展的三大支撑性力量，这也成为全媒体时代进程中中国基层媒体变革的特色与趋向。

顾洁编辑部主任：唐颖国内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邮发代号：80-431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外发行代号：BM7500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内容摘要：以传媒公共性和组织公共性的理论作为理解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区分媒体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的两种类型，即传媒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分析互联网媒体平台社会责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案例研究为研究策略，并以内容分析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腾讯、百度和字节跳动三家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履责实践、社会期待，以及两者差距的比较分析，发现互联网媒体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责实践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媒体平台企业普遍淡化媒体平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内容责任），而凸显环境、员工和公益等媒体平台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二是媒体平台企业的履责实践与社会期待的错位现象显著。由此提出，媒体平台企业对内容责任的淡化和错位履责的策略，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及其非意图社会后果，是政府监管部门在媒体平台责任治理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内容摘要：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出版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国际出版人协会报告、欧洲出版人协会的年度报告、美国大学出版社年度报告等公开的数据报告提供的信息，聚焦疫情期间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状况和策略。总体而言，疫情期间国外大学出版社通过加强与母体大学相关机构的联系，进一步扩大学术出版和专业性图书出版优势，但是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大学出版社由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同，采取的策略也大相径庭。一、面临的共同挑战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有效途径。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和传播力，就要在版权开发和国际传播两个出版节点着力。通过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出版话语体系，搭建版权立体开发矩阵，激活政府、企业、人才三股力量，切实增强中国文学版权开发实效。通过发挥多类传播主体力量，搭乘社交平台，拓宽传播渠道，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成效。一、引言二、中国文学版权的开发路径

内容摘要：主持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的首次审定，深层触及了出版学科的基本认知：出版作为学科、专业、行业、产业；出版学是“行业之学”还是学科之学；出版理论研究该遵循学科思维还是行业思维；出版教育中要不要有学科教育。基于对出版学作为“行业之学”的批判和学科之学的向往，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的框架结构做了相应调整。引言一、出版作为出版学科、专业、行业、产业二、出版学是“行业之学”还是学科之学？三、出版理论研究遵循学科思维还是行业思维？四、出版教育是专业教育还是学科教育？引言2021年11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并声明“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其权威性来自审定程序，其约束力源于国务院的授权。是否“遵照使用”，只能翘首期盼。数十年编辑与出版学理论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名词审定举足轻重，如要切实推进这一学科发展，学界同仁唯有迎难而上，共同攻关。自2011年8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成立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审定已10年有余。在名词审定的各学科中，编辑与出版学是小学科，也是耗时漫长的学科之一。回顾历程，过往的10年正是传媒科技应用迅猛发展的时期，新概念、新科技、新应用、新业务、新生态、新服务层出不穷，使名词审定不得不连续迭代、不断更新。数字技术引致深刻的出版转型使名词审定同行充分体会到应接不暇的窘迫。然而，这仅是该名词审定艰难的外因，根本性的内因还是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名词诚小，但一词之取舍、定义、排位列序以及由排位列序标示的名词概念系统，充分显示了编辑与出版学的理论结构。因此，名词审定中的关键步骤几乎涉及了出版学理论中所有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同行们也或深或浅或宽泛或专门地研讨过。从个体兴趣出发，没有动力或压力穷追不舍，因而难有也未有共识。出版理论碎片化，至今不绝于耳的“出版无学”即由此而来。主持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审定，对出版理论结构性问题的思考难说更为深广，但体会更多、更切实则是肯定的。编辑与出版学理论研究走到今天，亟须对概念史、理论史、学科史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唯有消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更有效地明确数字时代出版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唯有解决出版理论中若干组结构性问题，出版理论才有望朝学科化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当然，《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的修订再版，更需要以名词学术为基础，正如其修订再版本身可能就是数字时代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再出发。2011年起始以及此前预研时的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按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定位。搭建了下级学科（三级分支学科）框架，按产业链流程分编、印、发三大环节，各环节再按出版形态分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两类媒介（图文视觉和视音频听视觉组合）六种媒体形态，以为兼顾了学科专业分类。其框架为：编辑（图书编辑/期刊编辑/报纸编辑/电子、音像、网络编辑）—复制[（图文）印刷/（音视频）复制（机械/电磁/激光）]—发行[（邮发/店发）/（发行主体、客体出版物、信息流、物流、经营和阅读）]。8个分支学科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网络编辑、印刷、音像电子复制、发行与阅读、基本术语）同时展开工作，各组内按下级子学科再细分（例如报纸下分都市报、行业报、党报、晚报，图书下分工具书、童书、教科书、文艺书、科技书、图集等，即四级子学科），分工合作，搜集、整理、筛选术语，选择和规范定义，经讨论统一认识，以期从术语体系搭建编辑出版学各分支学科框架再集成学科框架（5级概念组—4级子学科—3级分支学科—2级编辑出版学）。分支学科组内部容易达成共识，所以起步进展较快，各分支学科初稿于2012年底至2013年初先后完成并进入分支学科间两两协调，逐一解决术语明暗交叉重复问题。2013年初稿合拢的框架是：出版总论—出版者（机构、人）—出版活动—出版物（书、报、刊、音像、数字、网络）—出版制度—版权—产业与经管—印刷与复制—发行—阅读。其中的“数字”包括电子和扫描书报刊生成的出版物。尽管启动时全体委员讨论一致认可预研框架，但操作中对学科属性和行业属性把握的游移，特别是行业思维的习惯，使学科框架多次调整而延缓了进程。其中变动较大的主要涉及出版与编辑、图文与音像媒介、出版与印刷、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关系等，核心问题是编辑与出版的概念关系。焦点是“出版学包含编辑学吗？”“出版是专业还是学科？”“出版学是学科之学？行业之学？领域之学？”"我们按预研的编印发产业链顺序做学科名词表的主干，认真划分媒介和媒体形式，以规范的分类分层定义术语的方法（属+种差）给名词排位列序，清理术语交叉重复现象，以为可以完成编辑学+出版学=编辑出版学的架构。初稿合拢后呈现的结构，不是按知识体系而是按行业体系，实质是按出版工作体系或出版物产业链结构的体系，结果难以得到知识体系的编辑学与出版学学科名词表，更像是出版工作词汇表或者出版行业名词表。这显然有违编制编辑出版学名词表的初衷。这样的理论现象当然只有在启动名词编制工作后才能发现。它较为深重地触动了编制团队的共同思考，引导团队从最基础的出版概念界定及其与编辑的关系开始，解析出版范畴。不出“版”也叫“出版”吗？印刷也是出版吗？“自出版”是出版吗？这些在平时的实践和理论工作中看似无足轻重的问题突然显得意义重大。由此进而追问出版的指向与定位，平时耳熟能详的出版行业、出版产业、出版专业等也显得陌生起来。到底何为出版行业？何为出版产业？出版作为专业，其维度和层次的意涵又是什么？这些平时脱口而出的名词真要放到学科名词体系框架中追问其意义，还是需要颇费思量、反复斟酌的。回答了这些紧密关联的基础性问题，才能回答出版何为学科，出版作为新学科如何梳理并建构其概念谱系。《编辑与出版学名词》从初稿到终审稿，数易其稿，根本性的经验是把思路从行业思维的生产流通产业链分工体系转换到按学科思维的知识体系中来。本文尝试把名词工作回顾、反思、积淀为出版学科理论思考，从概念谱系、理论谱系、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去沉思出版学名词工作，既分享过往的经验，更呼吁范式转型，以呼唤未来的出版研究。一、出版作为出版学科、专业、行业、产业出版到底是什么，不同视角下的出版、不同视域中的出版，到底该如何辨析其间的关系，显然是出版理论的第一焦点问题。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结构的底层、深层在于这样的本体性问题。要探讨出版的角色身份，首先应了解“学科”“专业”“产业”及“行业”的概念意涵。“学科”现有定义有：（1）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2）“教学科目”的简称。（3）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中“学科”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对“专业”的定义有：（1）在教育上，指高等学校的一个系里或中等专业学校里，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把学业分成的门类，是学科分类与社会职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2）产业部门中根据产品生产的不同过程而分成的各业务部分。（3）属性词，专门从事某种工作或职业的。（4）形容词，具有专业水平和知识。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结合尹玉吉教授等人的观点，学科划分由高到低遵从“门—类—专业”的层级，编辑出版学/出版学位属于第三级，属“专业”范畴（即“文学门—新闻传播学类—编辑出版学/出版学专业）。因此，“出版学”“编辑出版学”可指二级学科，也可指专业。“产业”的语义可归纳为：（1）土地、房屋等财产。（2）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3）构成国民经济的行业和部门。（4）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企业和组织的集合，有时专指工业。周蔚华教授以为，产业是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体。对“行业”的定义有：（1）工商业中的类别，泛指职业的类别。（2）指按生产同类产品或具有相同工艺过程或提供同类劳动服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编辑按语：如今，“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既是对“国际传播忽略中国声音”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结诉求，也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之后的话语权诉求。中国现实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和庞杂性，何种中国现实以何种象征在国际传播场域进行传播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迫切需要寻求一个能够适应以平台化媒体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符号化的国际传播环境、有效统合中国现实（所指）的象征（能指）框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身的硬实力、新闻生产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构成了“西方版中国故事”定义中国以及中国形象的力量来源。“中国版中国故事”是一种我者视角，在充斥着意识形态纷争的国际传播场域，我者故事的讲述直接关联着国家利益与权力，因此其较少是文化意义层面的故事讲述，而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两个版本的中国故事，定义着不同的中国，其背后是中西方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分配。平台化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媒介，要求一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更加重视符号的建构。一国国际传播的“象征”（能指）可以更好地传播其国家现实的意义（所指），在塑造中国的国际传播象征之前，要寻找到与其具有“自然联系”的中国现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因其“中国建设发展蓝图、具体目标和前进方向的指导方针”的定位和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构成的“五位”分析框架，可以在多重象征角度上反映中国现实，基于此提炼出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元素，进而形成一个“一体”的象征框架：“全球经济贡献者”“国际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社会治理创新者”和“生态文明推动者”。全球经济贡献者（能指），向世界说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所指）。经济领域较之于其他方面，意识形态色彩较弱，“全球经济贡献者”象征与“西方版中国故事”在经济方面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模式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等象征在国际传播舞台展开竞争。值得注意的是，讲述中国“全球经济贡献者”象征，要考虑国际传播领域受众的接受偏好，避免自说自话。国际政治合作者。此种象征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对外部舆论及其全球效果进行回应与澄清，比如“中国威胁论”；二是对中国提出的主张与诉求加以传播与呼应，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合作者”的象征元素可以历史和现实两条路径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来选取素材。文化多元支持者。该象征元素涵括对内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对各民族的文化保护和弘扬，对外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以“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的理念处理与世界各文明关系，促进各文明交流互鉴。其突破了以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掣肘于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的窠臼，呈现了中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对外文化包容性的现实。社会治理创新者。其在国际传播领域更易被理解，也可以更有效矫正“西方版中国故事”中中国社会密不透风、死气沉沉的歪曲形象。讲好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者的故事就是在向世界讲述如何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生态文明推动者。向世界讲述中国对内、对外承担生态治理责任的故事。内部的生态环境改善是看得见、摸得着和可量化的，此种象征元素的提炼更具易得性；对外承担全球生态治理责任方面，全球生态治理很多时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经济与政治因素考量，中国既要对西方媒体污蔑进行有效回应，又要严守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立场。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话语体系与大国形象建构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任孟山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强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出版》编辑部国内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邮发代号：80-431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外发行代号：BM

编辑按语：从寻根溯源的角度看，数字出版的上位概念是出版，而出版的元概念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元概念”是对所指事物之深层结构、实质和关系的界定和辨析，那么出版活动的深层结构、实质及其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又是什么？出版的本质和宗旨究竟为何？知识的生产、传播、评价和利用，以及伴随其中的为使上述活动顺利完成而提供的服务，是我们考察出版和数字出版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读者视角、产业视角、数字叙事视角来理解数字出版，各有其合理性，同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从出版本体角度看，出版作为一种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社会活动，跟知识的生产、传播、使用和分享有着重要关联。而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共识的社会建构，在建构过程中，不同主体在问题意识、切入角度、探索工具、结果呈现、价值评价等环节上都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各种支持力量获得有效的开放式链接，数字出版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参与、记录、保存、评价和监督等全方位支持作用。换言之，出版参与了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顺此逻辑，数字出版是指多个参与者协同利用数字媒体和智能算法等技术，为各类用户提供与知识的建构、分享、评价和使用等全过程高度相关的服务活动，以此来提升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效率。上述概念界定的关键在于从知识服务的角度来解读数字出版的内涵本质和演变规律，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符合理论创新的逻辑和规律，也契合了产业功能演进的趋势和指向。本文中提到的知识服务特指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知识服务知识服务视角下数字出版的概念外延可以做以下拓展：首先，知识服务视角可以拓展出版的内容结构和呈现形式；其次，知识服务视角能够帮助出版学有效拓展研究范围和主题，为出版学与相关学科的交融提供支持；再次，知识服务关注的范围远超传统出版学对于产业运行状态的考察，在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方面会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最后，知识服务视角颠覆了人类对于认知、科研、教育、阅读等人类行为的刻板印象，能够为数字出版研究打破藩篱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提供启示。数字出版概念谱系的大致构成如下：第一层，出版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出版是数字出版的上位概念；第二层，数字出版是出版的下位概念之一，一般认为应该与传统出版相对而言，同时从知识服务的视角来分类，数字出版可以根据知识的建构、知识的共享、知识的获取、知识的挖掘、知识的评价和知识的利用等流程进行细分；第三层，则是要根据以上细分，具体划定知识服务各个环节的内涵。知识服务视角可能引致的理论演进趋势主要包括：其一，知识服务理念引领下数字出版模式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二，知识服务视角能调和不同研究群体支离破碎的主张，出版学研究的范围和重心会发生调整；其三，阅读研究会衍变成知识服务的采纳研究；其四，未来的出版学研究者会从知识服务逐步聚焦于出版服务。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能媒体时代出版企业服务生态系统构建研究”、南京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学术出版系列思想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王鹏涛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当前国际传播学术场域正在形成多中心竞合的局面，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应当回应学术争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在赋予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以创新含义。习近平同志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大时代命题。文明互鉴秉持“和合文化”精神，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国际传播有利于弱化政治意图，并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应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重思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不同时代国际传播经典文献进行话语分析，可以为分析国际传播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提供历史线索。“国际传播是什么”的话语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有关“国际传播是对外宣传”的话语，其主要由“一战”和“二战”期间参战国的战时宣传催生，这种观念意味着国际传播即对外宣传，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布，目标在于改变受众的意见、态度和行为，折射了国际传播是单向线性传播的意涵。第二，有关“国际传播是发展工具”的话语，其带有和平意味，目的是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扩张传媒产业提供了合法性，但也引起非西方国家对西方霸权的警惕。第三，有关“国际传播是文化熔炉”的话语，其根源于全球化、网络社会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其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引发了非西方世界的反思。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实践因时代而异，无论是“对外宣传”“发展工具”“文化熔炉”还是“屏障与形象建构”，都说明“国际传播”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概念，不同的认识实则包含特定的价值立场。国际传播本体论应将价值论纳入观照视野。国际传播不仅应服务于国家利益，还应服务于全人类利益。在普遍考察不同文明体系下的传播观念，可以认为国际传播是以信息共享和文明互鉴为目标的，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群体等多元主体间的有组织的信息传播活动。国际传播研究存在西方化现象。当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激发了非西方学者的文化自觉。针对当前实证主义认识论过剩的局面，可以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重构国际传播认识论。国际传播的认识论需要在整体观下兼顾全球化与本地化。现有国际传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隐含着冲突论和控制论的逻辑前提。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下的全球本体化是一种有机的国际传播认识论，即在整体观下统筹全球化与本地化，着眼于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抛弃东西、南北二元对立，鼓励各文明的自主性以及文明间的对话，通过合作互相借鉴，以在各自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新生，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方法论已无法应对国际传播中的文化议题。国际传播研究中常采用的实证方法，有主体占主导，进而压制客体的倾向。国际传播研究应当通过方法论革新，搭建起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桥梁，改变以我为主的工具主义导向。国际传播的方法论如果能融入更多文化研究路径，将丰富和拓展国际传播的研究维度；同时，应当融合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超越量化和质化，加入适合国际传播研究的混合方法。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吴瑛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贾牧笛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当今世界，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甚，国际格局纷繁复杂，人类文明交往面临新的困境。如何在世界传媒格局变革中抢占先机，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成为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必须注重培根铸魂，将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探索培养规模化、体系化的国际传播后备人才队伍，引导学生进入主战场，成为主力军。国际新闻传播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将思政教育贯穿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提升学生的政治意识、专业能力和实践水平。在养成教育上，要上好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在课堂教学方面，要将思政教育与新闻教育深度融合；在结合实践铸牢思想上，要充分引入业界师资。本科教育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新闻传播基础素养、跨文化沟通技巧和全媒体业务技能；硕士教育要更注重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博士教育则应更重视研究型人才的培育，引导学生致力于创新国际传播的研究范式，构建国际传播的学术话语体系。我国高校需要积极适应全媒体传播的趋势与规律，创新教学体系，拓展教学场景，协同各方资源，推进国际新闻传播教育。首先要搭建课程体系，专业教学与实践项目互促互动。国际新闻传播教育需要站在行业前沿，搭建因应全媒体传播发展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项目的互促互动，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益情怀教育、文化传播教育的同频共振，强化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意识。其次要拓展教学场景，激活校内、校外资源。要积极利用各类平台，盘活各种资源，为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在校内要积极利用科研教学平台资源，在校外要积极建立产教融合性专业实践基地，搭建政、学、研、媒一体的全媒化人才培养平台。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也要努力打破课堂的时空边界。我国高校也要积极探索复合人才的培养路径，以专业教育和语言教学为基础，以社会调研和实践创新为抓手，以对接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为导向，让学生真正成为“一专多能、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一是要引入国际师资，拓宽知识结构和学科视野，通过营造开放、对话、共享的文化氛围涵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二是要突出学以致用，外语教学融合专业教育，在校内设立跨院系的人才培养试验区；三是要践行知行合一，推进国情教育和海外调研，引导学生深入基层、体察国情、了解世情；四是要创新融媒实践，成果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让学生的创新作品可以直接为国家大局和社会发展服务。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2021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四新”建设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新闻与传播教学改革创新”。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胡芳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员；田香凝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元宇宙是当下顶尖技术的集大成者，是深度媒介化的实践，与人类、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有着深层的复杂关系。理解元宇宙，建设理想的元宇宙，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关系的转型过程，立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逻辑。元宇宙技术及其意义制造过程有何特质？它是怎样作用于当下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的？它有什么样的价值风险？这些都是在“元宇宙启蒙”阶段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元宇宙是众多技术发展到现阶段带来的潜在成果，也是社会变迁催生的一种潜在的社会形态。元宇宙本身就是深度媒介化的实践。“媒介化”是指一种更普遍的媒体和传播研究方法，媒介化理论提出了一个社会学框架，思考媒介如何在高度现代性的特定历史阶段发展成为社会中的半独立机构、融入各种社会和文化机构，以及媒介如何通过这种分化、整合及其与社会和文化机构互动的过程，以多种方式影响社会。通信系统、通信协议、接口界面、平台算法等构成了通往虚拟世界的媒介，它们深刻地影响到媒介化。媒介化强调媒介的建构力，打开了一个媒介“元研究”的路径。理解作为深度媒介化的实践的元宇宙，需要从技术及其意义制造过程入手。在元宇宙的前景下，我们应该认识到：首先，新技术的变革要符合人类发展的趋向，能够推动人类文化的建设；其次，元宇宙这样的转型性技术形态有赖于系统性的创新和发明，意味着建设完整的元宇宙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新兴技术必将改变世界，科技想象力是按照人类历史、社会、人类自身需求发展的。元宇宙的现实逻辑立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元宇宙有望解放人类的一切需要和愿望。理想中的元宇宙，是不停运转的、和现实同步的世界，人们在元宇宙中所拥有的一切都在现实世界中有相对应的映射，但它又不同于“现实”，是人类通过媒介化获得的社会世界的成就感。元宇宙将进一步改变交流的性质，可以使人无所不在、永远在场甚至永远“活着”；使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人与机器/通过机器的交流，并且通过将物理世界和人的存在感虚拟化，打造“去中介化”的交流体验。元宇宙是要在捕获物理数据的基础上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建设的，它创造了逼真的形象，同时，元宇宙虚拟世界的决定性技术是临场感的打造，要让人身临其境，比如真正感觉与他人同在，这也是社交技术的所谓终极梦想。元宇宙是个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它被视为并行于现实社会，实际上又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元宇宙在广义上而言就是一个媒介，同时它又是一个被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网络上的“空间”作为一种隐喻，不再是物理空间，而常常是指数字时代的在线社区。元宇宙既包含了这样的意义，同时作为虚拟世界，它又包含物理空间的内涵。以人为本是元宇宙伦理问题的核心。从遵循社会秩序的个体来说，人会越来越被元宇宙驯化，而机器或虚拟的化身则越来越“人化”，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渐趋模糊，人是现实世界的主体还是虚拟世界的主体，抑或根本不再是主体？因此，要警惕人与科技关系的逆转带来的人文主义危机。在元宇宙中无所不在的智能算法拥有简化的自主权，而人类是否还掌握道德自主权？如何保持人的独特性，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观，成为元宇宙时代的第一伦理问题。元宇宙时代同样存在隐私问题，并且主要由数据和算法两方面引致，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法律、伦理及模糊地带的隐私问题。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

编辑按语：2021年末，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更名为Meta，扎克伯格称“元宇宙是下一个前沿，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元宇宙为先，而不是Facebook优先”。这使得最初源自科幻小说的“元宇宙”概念迅速成为焦点话题。元宇宙可能演化为一个“平行社会”，其“社会规则”很大程度上由算法建构，以算法考察为切口管窥未来传播形态，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元宇宙建设与智能算法发展中最困难的障碍可能是与社会或政治的关系协调及基于这种协调的互构。对于算法演进方向的引导以及算法与人的关系的研究，应回归人的主体性视角，以人本法则为基准将个体的内在需求、评价标准与价值体系纳入对算法的考察中，以实现人机关系下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价值的复归与重构。元宇宙的进展与探索的结果难以预测，但技术迭代的脉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未来算法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可以基于元宇宙的未来传播图景对其进行洞察与预测，以此把握算法的迭代趋势、发展逻辑与总体范式。对于算法的迭代转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即宏观层面算法角色的演化以及中微观层面“算法—人”关系的渐进转变：算法角色的演化经历了从“中介与代理”到“延伸与交互”再到“内嵌与形塑”的过程；“算法—人”关系的互构式演化经历了从技术控制回归到赛博格环境下的用户主权的过程。元宇宙是个体能动性全面回归的阶段，个体主体性与能动性在算法的可塑空间、新的规则和操作模式中得以确立。以下图示简单结构了算法控制与个体主体性的互动结构和分析框架。元宇宙具有开放开源的特点，未来算法的重点不再止于计算单个个体节点的需求，而在于贯通数字世界、心智世界、元宇宙和现实世界，实现人、物质、环境与空间的横向关系连接，重构社会身份、阶层与结构，产生社会意义和物理意义的融合。未来，元宇宙的算法可朝解决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个体化社会脱嵌性的方向发展，使脱嵌的个体实现对网络个体化社会的再嵌入进程，避免网络个体化、社会无序化和原子化。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基础性新媒介是社会进一步媒介化的助推器。在以算法技术与应用为代表的新媒介影响之下，社会生活的媒介化正在使得社会日趋演变为新的社会形态，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与社会秩序变革需要我们以更广泛的理论视角与更多样的方法工具去开展研究，应通过媒介化范式反思并指导算法开发、设计和使用的实践，同时将其作为研究的视角，加强对于技术的主体性考察。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喻国明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琳宜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出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同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媒介环境等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以数字出版为抓手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正在成为一个越发重要的实践选项。一、出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出版业服务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战略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构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体系过程中出版业的工作任务和目标要求。出版业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传播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的创造者，在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分众化、区域化表达，塑造鲜活饱满的中国形象方面责无旁贷。如学者所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动力既包含“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文化普遍主义的诉求愿望”，又包括“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的特殊使命”。而出版物作为具有连续性、秩序化特点的知识生产产品，能够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并能够带来文明意义上的对话期待。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等新兴数字出版业态正在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成为新时代展现中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一种重要符号和特殊现象。在数字出版技术背景下，产品形态多样化和版权形态多样化成为可能。在全球数字化生活日益成为现实的情况下，数字出版产品更加普及，广泛嵌入大众知识传播网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实际上，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电竞、数字文旅、在线教育、知识服务等形态均已经在“走出去”方面发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基于数字出版产品成本投入低、不同版本转化相对容易的特征，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语种、不同群体的数字文化产品的需求可能比传统出版产品更大。另外，出版企业探索新设、收购、合作等路径，在海外产业布局、完善海外运营机制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亮点，使得出版“走出去”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二、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成就与问题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是中宣部管理的全国性数字出版行业组织，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数字出版的“走出去”工作。该协会的相关研究表明，2021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0.1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

编辑按语：对于中国出版而言，丛书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概念。《四库全书》《万有文库》《新青年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知名丛书，已成为意义深远的历史标志物。中国的丛书和西方的类书是塑造知识不同结构和秩序的两种典范，凝缩着中西书籍文化的不同取向。对我国丛书概念的历史性考察，是出版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历史梳理能够发现，丛书是编者的理念，“以类相存”可以视为丛书编辑技艺的开始。《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是历时长久、假以多人手的汇编过程，与后世编纂丛书有着相同的动因。这六部典籍在后世成为中国丛书的代表与轴心，单从这种传承的角度，其是丛书最初的概念土壤。建构整体性意义，赋予了丛书概念超越性的色彩，丛书由此获得了不同于单种图书的新的象征意义、阅读方式和传播价值，同时也有可能遮蔽了单种书的原有光华或缺陷。图书往往扮演着教化角色。塑造丛书概念的两个关键要素是权威性和公共性。丛熹平石经到《四库全书》这一脉，更多显现的是权威性的概念。公元181年完成的熹平石经可谓丛书定型化的重要推动事件，有学者将其视为丛书的开始。相比于此，公元837年完成的开成石经在版面设计上体现出更优异的实用功能，但其在实用阅读方面的过渡性职责逐渐萎缩。石碑刻经延续到雕版印刷技术至臻发达、《四库全书》包容万千的清代，是丛书概念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丛书概念的形成，一条是特殊历史脉络，即儒家经典的编纂；另一条是普通历史脉络，即学术领域中丛书的编纂。这两条道路时常交互缠绕，彼此影响。丛书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秩序，一直被把握在社会精英的手中。在中央直接施加影响的儒家正典之外，经由一代代学者编者的努力，其他类型的丛书也在多个领域成长起来，因为没有过多追求整齐划一的干预，许多丛书得以定型的时间更为漫长，定型后也往往多有形变，构成由编者的世界观和阅读兴趣所左右着的“层累形成”的进程。历史上，丛书的学术功能隐退，政治功能逐渐显现。编纂《四库全书》是出版史上的盛举。这种丛书文化和皇权所结合的畸形果实，是旧有藏书空间所无力容纳的。其生产过程体现了丛书概念内在逻辑和图书生产传播技术之间的不对接关系，导致社会对这部巨丛的消化无力，实际阅读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直至19世纪中叶现代出版技术引入我国之后，丛书这一概念才突破此困境，但另外一对矛盾又显现出来——丛书生产能力和社会阅读能力的不对接。自19世纪中期，国人开始主动译介西方知识文化，汇编各类书籍。丛书对异质文化编译传播的功能走向台前，对传统文化聚合传承的功能退为背景。译介中引入的新主题，使得丛书从一种指向传统、巡视本土文化疆域的出版理念，成为指向现代、指向未来、游牧世界的出版理念。进入本世纪，丛书迎来了技术物质力量和人力知识资源的顶峰，出现了“数据库化”的现象。丛书与读者最主要的关系是阅读，而数据库和读者的主要关系却是搜索—阅读，后者更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阅读趋势。在数据库时代，丛书概念中隐藏着如下可能：首先，作为“导航”的丛书；其次，作为人与数据库间媒介的丛书；最后，作为一种阅读文化的丛书。数据库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悠久的丛书文化有融合的需要和实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丛书的“倒影”——丛书概念中的秩序与结构，已经延伸到各种数据库之中，并对其聚合进行着再一次的组合。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80年代丛书出版、传播与阅读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张文彦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李丽萍系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在人类文明的未来想象中，出版及其象征是一个从不缺席的元素，这也印证了出版之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现代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引入，或者说数字技术对现代出版的改造，制造了新的出版场景，再一次将对出版本质的讨论引向舞台中央。对此，以贝尔纳·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技术哲学家们，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探求和理解数字出版本质的重要工具。出版的基本内涵是知识的生成——生产及传播，而生成方式深受技术的影响，现代出版业就得益于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因此，以何种技术媒介生成知识，是出版发展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依循技术哲学的路径，围绕技术媒介与人类记忆的关系，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理论视角，即不局限于专业机构化的现代出版业，而是在自口语传统开始技术媒介演变的历史尺度中，探讨人类社会知识生成的基本形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知识生成”替代出版学常用的概念“知识生产”——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制作过程，以观照包括个体、专业机构两个层面的整个社会知识形成和公开化的基本方式及状态。书籍作为人类记忆的外置化方式，将自我转移到了物质化的媒介上，因此得以延展、存续，出版物作为外化自我的媒介——人类记忆的义肢，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数字技术创造的“象征记忆环境”，“允许建立个性、表达个性”，在语言的层面敞开了对话的可能性，“而大众媒介所熔断、消灭的，正是对话”。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技术对于记忆的再造，主要是通过将柏拉图意义上的天然记忆（指具体的记忆行为）与人工记忆的重新组合，从而开启了从自我表达到自我外化的可能性。这个切入点或可敞开数字出版研究的新面向。从技术哲学的视野出发，数字出版是当前“人化”的一种重要方式。超文本带来了知识生成的崭新方式。数字技术开启的个体化，在此体现为从静态纸质线性文本的阅读者，转变为数字信息动态的组织者。这个个体化进程首先是从文本层面上发生的，或者说是以数字技术的文本应用为基础的，继而推进到了社会关系之中。数字文本层面的个体化趋势，是在用户与数字技术的互嵌与对话中体现出来的：其一，新媒体语言的特质，促使用户成为信息环境的领航人，并时时刻刻处在与周遭环境及人的交互中。其二，非专业化的个体知识生成，使得整个社会的知识生成越来越趋向于围绕自我、个体展开。其三，数字技术是一种“微技术”，它让消费与生产相连。数字媒体的文本特点和语言规则及其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展现了用户的多重生产性，重新驱动了个体化进程。对现代出版业剥夺个体感知经验的反思，构成了本雅明对资本主义印刷文明批判的重要部分。斯蒂格勒将印刷技术对个体感性经验的剥夺过程，描绘为“感性的无产阶级化”。数字技术和大众媒介之不同，正在于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电子器官（各种接入网络的终端设备）将自己的身体经验与人工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个体化。数字媒介对传统出版业的再造，其核心点是知识生成从现代出版业的专业化转向以个人为中心的对话式状态，从而呈现出数字时代的个体化趋势。现代出版业总体而言是一个知识生成的辅助性行业，依赖于非出版专业机构人员的原创者的合作生产。并不隶属于出版机构的原创作者们，有了自己的公开化平台后，专业出版机构原先集中性、垄断化的定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复印术是电力对印刷世界的侵犯，这意味着印刷术这个旧领域或旧技术的一场彻底革命，教室里已经感觉到这场风暴了。”麦克卢汉在半个多世纪前预言的风暴，正在经由数字技术，更加猛烈地席卷全人类。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基础设施激活社区公共生活效果研究”、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孙玮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出版学如何在传媒变革环境下找准定位，进而建构中国特色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前出版从业者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周蔚华教授就其中的学术/理论体系构建提出灼见，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三大体系提供了基础性理论支撑。出版概念是建立出版学理论体系的基石，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提出的出版定义大多缺少出版主体，而离开了出版主体谈出版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笔者以为，出版是具有一定资质的主体（出版机构及出版工作者）按照一定规制对个体性精神成果（包括信息、知识等出版客体即作品）进行选择、优化并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进行社会化传播的文化活动。由此，只有经过出版主体选择并编辑加工或优化过的、按照一定规制进行社会化传播的那些精神产品才可以被纳入出版的范畴。出版的本质就是出版主体如何处理精神产品（出版客体）的个体化与它的社会化传播之间的矛盾，出版的主要任务是出版主体如何将个性化的出版客体更好地社会化。这一本质规定较好地说明了出版业为什么要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能够较好地解释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的矛盾、出版物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出版自由与出版社会责任的矛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出版主体将个性化精神产品（出版客体）向社会化转化的运行过程或者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其场域，就是出版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的场域包括：出版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党和政府的管理要求、吸收古今中西经验又开放包容的价值立场、快速变革的媒介技术环境、交织涌动的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包括出版学导论、出版主体、出版客体、出版主客体的矛盾运动过程、出版规制与管理、出版效果等六个部分，基本上解决了出版是什么、谁来出版、出版什么、如何出版、为谁出版以及如何保障出版顺畅进行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要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应依托于一系列具体的学科对核心课程加以细化，同时注重融入交叉学科。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需要守正创新。当前，时代、技术、学科都在快速变化过程之中，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变化，充分吸纳这些变革所产生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和新成果，从而对那些不适应变化的理论进行变革。另一方面，出版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相对稳定的本质属性，并不会轻易随时代、技术和学科的变化而变化。强调出版主体的目的就是要坚守出版的本质定位，坚守它的独特性，在纷繁的传播现象中，出版学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扎扎实实做好出版学的基础研究。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周蔚华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印刷学院讲座教授。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喻国明教授团队发布《2021新青年阅读报告》。报告发现，在多年全面阅读活动的推动下，“95后”“Z世代”开始成为图书消费主力。本文原题为《新传播时代图书消费新势力分析——来自》，刊载于《现代出版》杂志2021年第6期。以下为文章部分观点，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关注文末提示获取原文。报告发现，图书消费用户的年轻化趋势明显，2020年图书消费人数增长中主要是“95后”的新青年群体；在内容类别上，新青年群体对图书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潜力，规模也快速增长。图书消费市场的下沉与新青年用户阅读习惯的集合，是未来图书消费的趋势之一。新青年是数字化阅读的主力军，有声书成为阅读新习惯。一二线城市的读者都对读书充满渴望，乡村地区成为图书消费的增量市场，人们阅读更加注重“深阅读”和持之以恒。不同地域的新青年在阅读时长上也有所区别，一线城市多于三四线城市，但三四线城市新青年阅读时长增速更快。新青年的阅读现状具有多元而精彩纷呈的特点：第一，在全民阅读视野下，新青年对于阅读重要性的认知最高，追求“精神财富”；第二，新青年更爱买教育类书籍，兼顾自我提升和下一代教育；第三，新青年男性人均图书消费高，女性用户数量增长加快；第四，新青年阅读态度与所处行业相关，例如从事金融、互联网行业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励志与成功、管理、考试三类图书上。新青年注重阅读，线上线下购书增多，阅与听并重，声音有望成为未来传播的主力介质。电商直播和短视频成为新青年图书消费的新渠道，一些图书平台也顺应这一趋势，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积极邀请作者在平台直播提前造势，营造沉浸式的购买体验。睡前22点左右是图书购买的高峰期，最容易产生购书欲望；另一个高峰期是上午8—9点，这是“95后”的通勤时间，是“00后”的上课时间。今天的“读书”对于大众而言早已不是被动的收受，而是人人能够发挥主动精神的丰富产出。这一点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当视频的普及极大降低了人们参与社会表达的准入“门槛”，拓宽了人们多样化表达的包容性的时候，一个泛众化传播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时代，人人为了人人的内容生产蔚为大观，成为潮流和主流，人类历史上最为活跃、最为普及的阅读时代随之真正降临。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喻国明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彪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进入智能时代，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搜集与智能计算，将信息、商品、服务与用户精准连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并逐渐成为网络社会的基础设施。但平台本身的商业性与公共性之间存在天然难以调和的矛盾，危及个人及公共利益，对平台的治理成为数字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济等多种表现形式，并最终呈现为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当前，平台正日趋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底层架构和物质基础，即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平台凭借其在信息传播中的颠覆性优势，已经成为用户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渠道，掌控了巨大传播权力与影响力，具有媒体化特征，但其商业化逻辑往往与媒体的公共性背道而驰。平台基础设施化带来个人数据安全风险：平台将海量个人数据用于预测性分析，并可能左右用户决策，个体用户可能遭遇来自平台的隐形歧视，日益增长的公共健康监测需要与公民隐私保护之间出现冲突。平台基础设施化也会导致行业垄断：在泛内容行业，注意力/影响力经济成为平台内容的货币化逻辑；在服务行业，平台媒体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连接规模化的用户，实现高效、精准传播并垄断信息传播的渠道，颠覆行业的传统秩序并掌控第三方服务商的命脉。平台媒体化的危害在于其商业属性侵蚀公共性：在成为智能时代真正的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后，平台采用内容过滤算法设计，回避公共责任并转向了个人兴趣和社交关系。数字平台在功能可供性上的迭代，模糊或弱化了公共议题传播。流量经济与关键绩效指标主导了平台的运行逻辑，也引发了关于私人利益、企业收益与公共利益的激烈讨论。数字平台治理包括个人数据隐私治理、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和数据主权治理三个主要方面。对于个人数据隐私治理，首先是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其次是提高数据使用质量，最后，信息产业快速增长和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内在矛盾，也需要在市场与行业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在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方面，西方的平台治理试图努力平衡各利益相关方，中国的平台治理则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在数据主权治理方面，数据跨境流通彰显出国家之间的信息安全博弈，我国的数据保护出发点既要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个人数据隐私，又要鼓励科技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监管路径选择上兼顾谨慎性和包容性。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湖北省委宣传部—华中科技大学部校共建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智能传播的风险应对：基于治理视角的案例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文科重大及交叉项目“智能传播的新‘社会能见度’控制及其风险治理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郭小平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洁茹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剧了互联网超级平台利益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互联网技术开始成为人类发展不均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驱动因素。互联网超级平台开始冲击主权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运行，甚至危害国际秩序。在我国，关于阿里巴巴和腾讯之间互相开放生态系统事件的讨论，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真正进入深水区，中国互联网长期隐秘的一角也由此揭开。“围墙花园”为我们洞察互联网行业演进的趋势以及潜在的危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围墙花园”从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策略到形成社区、生态与体验，其背后所隐藏的既是传统电信行业与互联网行业的角力，也是一系列诸如开放与封闭、分裂与融合等边界模糊的二元对立的纷争。在互联网领域，“围墙花园”是指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所有的操作都要经过并保留在该生态系统内，“围墙花园”保留所有数据和技术。“围墙花园”主要表现为：（1）局限在商业领域；（2）主要发生在互联网应用层（直接面向用户）；（3）行为主体主要是互联网巨头；（4）对产业和社会有着巨大的负外部性；（5）代表着当今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共同挑战。“围墙花园”现象在中国尤其突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围墙花园”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生态。“围墙花园”实际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利用技术手段，使他人在无法看见核心保密数据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数据。因此，“围墙花园”不同于简单的“封闭”，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而且，它往往立足于商业逻辑，构建各种合理性；它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更具欺骗性。“围墙花园”能够长盛不衰，其核心还在于利益。仅仅依靠企业的自觉和自律，显然难以有效根治“围墙花园”问题。对“围墙花园”与“开放”模式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用户和服务创新维度。除了无休止的关于封闭与开放之间的争论，“围墙花园”最大的危害体现在巨大的“负外部性”。将海量的用户、流量和内容当作私有财产，将其封闭、禁锢，排斥竞争、拒绝服务，并放弃开放性，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这些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广大用户和消费者的基本权益，而且极大地破坏了互联网的便利性及其使用价值，颠覆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恶化良性的竞争环境，开始危及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健康发展。治理“围墙花园”很难依靠单一的手段和方法解决问题，必须构建多层次、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机制。虽然企业自律不是一个可靠的防线，但不可否认自律机制是抵御“围墙花园”的第一道防线。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自己的制度利器。目前，解决“围墙花园”问题最有效的法律是2020年12月欧盟发布的《数字市场法》。中国应该树立起新的全球视野和价值观，未来中国互联网要引领全球，必须回归到创新的主航道；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价值观创新，是中国互联网走向全球的必由之路。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

编辑按语：在全球出版业加速数字化的当下，对于数字出版作为人类知识生产新模式的理论化工作具有一种紧迫性：第一，应当如何看待数字化和出版业的转型之间的关系？第二，数字技术所培育的新的出版实践如何改变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第三，作为知识生产方式的数字出版制造了什么样的文化生态？解释上述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以数字出版为切入口，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人类借由知识生产认识世界的方式。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出版”有着不同的内涵。将出版把握为一种基础性的人类知识生产实践，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或“职业”，有助于我们在认识论上厘清出版的本质规律。本文是在狭义上使用“数字出版”这一概念的，即传统意义上以印刷形式存在、通过发行完成传播的信息（产品）的电子化或数字化形态，主要包括电子书、电子杂志和数字报纸等门类。这些新形态的出版物的传播方式也是数字化的，其中互联网是最主要的“发行”渠道。而不属于上述范畴但也在特定情况下被纳入出版业考察范围的对象（如流行音乐），则不在本文的关注范围之内。在探讨“数字出版”时，要看到数字媒体的媒介逻辑对于一种新的出版文化的形成所具有的“培育”效应，将“数字出版”视为一种在数字媒介逻辑支配下的新的文化生态中内生的知识生产模式。在这一思路下，本文将数字出版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超文本与把关压缩。从文化的角度看，超文本环境的形成带来了传统出版业把关流程的压缩，增加了整个出版业的民主化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知识生产的面貌。第二，搜索引擎与万物优化。搜索引擎有“连接”和“呈现”两种基本功能，为提升搜索排名，专业的搜索引擎优化（SEO）服务应运而生，其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大出版商的行业地位。第三，社交媒体与行业危机。在web

编辑按语：随着中美欧同时掀起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浪潮，平台治理开始进入深水区。主导反垄断进程的理论框架已经从过去的行为主义转向结构主义，各国开始关注平台治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互联网大型平台之间高筑的“围墙花园”成为首要关注对象。富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的“围墙花园”已成为当今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威胁。如何认识“围墙花园”的内在本质、运作机制及其影响与危害，如何寻找破解“围墙花园”的对策建议，成为平台互联网时代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一、互联网平台治理进入深水区，“围墙花园”亟待破拆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剧了互联网超级平台利益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互联网技术开始成为人类发展不均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驱动因素。互联网超级平台开始冲击主权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运行，甚至危害国际秩序。这是这一轮中美欧不约而同的互联网反垄断浪潮的深层次背景。无论是苹果、脸书还是谷歌，“围墙花园”（walled

编辑按语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出版学应该说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出版学成长的30余年中，它的知识生产状况如何？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或知识贡献？学科制度结构是怎样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巢乃鹏教授等利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尝试回应了这些攸关学科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本研究以知识图谱的方法来对中国出版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情况进行呈现和分析，选取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以“出版研究”为检索词，检索时间范围为1915年至2021年。经过文献检索发现，2000年“因特网”“网络出版”等名词出现频率较高，2010年研究者的关注点聚焦到“数字出版”这个更宽泛的研究主题上，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研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1985年以前的出版研究总体上围绕着对共产党经典著作和主题性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探讨，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围绕着编辑出版、出版工作、出版社等的讨论日趋增多；1985—199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社会背景被融入了研究之中，研究议题转向了多元化与多线程；1999—2010年文献数量呈井喷式上升；2011年至今，数字出版一跃成为研究的中心，融入了许多对数字化特质的研究。综合以上四个阶段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研究数量上不断增长，关注的议题日趋多元化；第二，不同时间段的议题在不断聚焦，逐步形成了一些核心议题；第三，呈现出明显的应用性特征。本文将“出版研究”文献中被引率最高的20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以“出版学理论”和“出版理论”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了被引率最高的10篇文献，作为补充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些研究更多还处于个人化的思考层面。中国出版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似乎还未能挖掘出其自身独特的理论。部分研究论文还只能算是应用对策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不足，理论贡献更是付之阙如。学者们也在努力尝试在各个维度寻找理论突破口：首先是对出版学科的理解和认识，其次是对出版理论研究范式的讨论。出版学虽然还未能形成自身有价值的理论，但却正在与其他学科形成开放包容、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系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支撑。为了考察中国出版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在“职业化和专业化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以及“规范的学科人才培养计划”方面，可以通过高校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的规模管窥之。中国出版学的专业教师和研究队伍应该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专业化教师队伍的质量也应有较好的保障。在学术交流网络方面，目前已有多个不同的编辑出版学相关学术性组织，成为学科制度结构中稳定的一环。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方面，本文选择“权威出版物及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数量”这一指标。中国出版学的学术成果发表和评价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其在论文评价（单篇引用量）上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基金资助方面，本文以“出版”及“编辑”作为主题词检索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可以看出中国出版学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随着时间推移有着明显的增长。本文尝试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代表学科制度结构，以论文发表数量代表知识生产，来展示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动态关系。社科基金立项数量和论文发文数量无法直接比较，所以转化为论文发表率和基金立项率来比较。研究发现，学科制度结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确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性。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巢乃鹏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梦雨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0级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传媒业，在社会治理方面将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思考技术、总结现实的基础上，黄楚新教授等展望了未来传媒业之于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传媒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成为技术分析的重要维度。当前智能化应用正处于专用人工智能阶段，媒体业只是采用了以运算和存储能力为依托的运算智能的一部分，未来将走向全面智能化。我国的媒体智能化发展处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智能技术对内容生产环节进行改造和提升要注重从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思考具体实现路径。技术伦理问题也随之随之产生，本质上是价值观和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内容生产和创新表达环节，这与人工智能当前的技术水平和传媒业发展情况具有关联性。一是智能生产的应用领域更加广泛，从机器写作逐渐发展到机器化写作；二是媒体智能化表达形式更加丰富，属于体验式创新、差异化表达阶段；三是智能编辑部整合多元生产要素，从媒体融合初期的“中央厨房”到当下逐渐流行的智能编辑部，媒体智能化内容生产机制逐渐形成。媒体适应新技术、新环境、新政策实施的结构布局和战略调整，在智能时代显得更加重要。三大央媒均以打造自主可控的媒体平台为切入点，将内容、数据、用户、企业、资本等多元化要素整合到平台中，形成以媒体内容为独家资源的运营形式，广泛开展社会合作；一些地方媒体通过差异化定位和系统化战略，深挖内容资源，布局体系建设，逐步推进媒体智能化进程。数据价值驱动智媒产业创新，未来泛内容生产体系将逐渐成为媒体新的盈利模式。当前，媒体智能化的逻辑应该从治理智能技术向技术助力治理转变，在治理本质上从“客体”转向“主体”。从智能技术的正面效应出发，媒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在社会总体框架内，通过智能技术引领主流价值、应对社会变化、助力社会发展、推进社会进步，从媒体治理到网络综合治理，再到国家治理，这是媒体作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业的应用是具体化、专业化的基础性应用，从内容生产的智能化改造，到传媒产业的智能化布局，再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拓展，人工智能技术从单纯的技术手段逐步发展为技术模式，推进传媒业战略调整和迭代升级。未来的技术赋能将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影响媒体的传播格局，人机协同、场景化、时空性、泛在化将是未来媒体智能化的趋势，未来的媒体融合也将从媒体智能化向智能传播转变，传媒业将成为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生态体系。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阅读原文请到2021年第3期纸质刊物或我刊小程序。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黄楚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许可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智能算法正在不易觉察地影响着我们的观点和决策，以至于影响到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在欣欣然于技术推动的进步时，我们也不能不时刻保有价值理性，突出人的主体、理性、价值和尊严。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以智能算法运用于新闻生产阶段为例，通过分析算法运用的技术路径，探讨了其价值逻辑及风险。以新闻文本的生产为主要目的，由机器学习或者神经网络为技术基础生产和分发的新闻被称作算法新闻。算法新闻的流程包括三个阶段——数据输入、数据吞吐和新闻产品输出。内容生成属于自然语言生成算法领域的一个应用分支，基于模板的静态算法和基于上下文的动态算法是主流的自然语言生成方法。基于模板的静态算法主要将模板填空式算法作为主流算法，最初主要使用在“预定义结构”的填充上。预定义结构俗称为“模板”，类似于完形填空式的内容，对于具有预定义结构且只需要填充少量数据的文本可生成一段完整的描述。但也正因为“预定义结构”，其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然语言生成。在该方式下，无论是句子模板还是词汇模板，基本上都来源于人工总结提取，并形成固定模板，优点在于简单、可控和严谨，但模板的丰富性和实时性都很难得到保证。基于上下文的动态算法通过上下文语法语义结构信息来动态地创建句子，允许系统在语言上以多种方式优化句子，包括引用、聚合、排序和添加连接词，能够生成更长的内容。根据文本的目标人群及个性化信息体系是否完整，其可以在“微观层面”生成句子，或者在“宏观层面”生成与读者相关、结构良好的有用的叙事性文档。近年来，主流的基于上下文的动态算法主要包括马尔可夫链、循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网络和自注意力模型等。这种方式不需要过多的人工干预，但也存在不可控性以及前后逻辑矛盾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缺陷，目前大量的研究开始探索如何将人类经验和生成模型结合起来。算法运用于新闻生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价值观问题。首先是人在生产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基于计算机智能的生产者和研究人员降低了人性。算法技术还存在写作模式固定、缺乏举一反三的创造性，原生创造力缺失、应对突发情况能力差，知识和感知可能无法自洽等缺陷。其次是算法的权力关系与道德风险。这里有两层权力关系：一层是算法对新闻业的介入引发的“权力迁移”，算法使权力从公共机构迁移到资本驱动的技术公司；另一层是在人工智能系统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决策权和技术知识的联手。数据驱动型技术的不可解释性、不透明性，以及技术人员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取向，都可能导致算法偏见。最后是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的矛盾。掌握技术的商业公司可能使用户成为被权力工具宰制的对象，成为实现其商业化目标的手段。此外，基于既有数据（包括非理性用户）的智能技术，有时会走向反智的一面，进而反人类价值观。但技术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使用户认为它代表了一个“良好”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是不只强调技术的工具理性，还应关注技术的价值理性。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阅读原文请到2021年第3期纸质刊物或我刊小程序。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

编辑按语数字时代，新闻生产这个原本封闭的体系在技术的冲击下一步步走向开放，原有的生产壁垒、渠道壁垒被削弱甚至消解，行业边界被打破，生产机制、传播模式等在重构，甚至传统媒体时代对新闻的定义都面临着挑战。传统的新闻业正在融入一个巨大、复杂、全新的新闻生态系统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以“破壁”与“重构”向我们提供了破门之钥，呈现了一种理解当下新闻生态的逻辑路径。数字技术对新闻生态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可供性的影响，一般认为包括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方面，可供性的提高与数字技术在内容产业中应用的不断演进及深化息息相关；另一个深刻影响是媒介边界的淡化，以及传媒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而媒介融合是其中的主要线索，包括业务融合、机构融合、形式融合、用户融合、传播形态融合等，以及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变革、赛博人主体身份的诞生等，都意味着媒体就有的边界正在被侵蚀甚至消融，媒体资质不再是新闻生产的唯一通行证，新闻生产也不总是能获得专业性的保障。数字技术带来的新闻生产门槛的降低，以及社会化媒体构建的生产平台，使得各种主体跨越了原有的专业壁垒而进入新闻生产领地，形成了全民参与、万众皆媒的景观，其典型情境，一是偶然的、非制度化的参与，二是以自媒体形式进行的较为持续的参与。这也引起新闻传播学科体系重构、全民新闻素养提升，以及专业新闻生产者的专业目标与实现路径转型等学术和社会议题。未来，“万物皆媒”将带来数据采集与加工的自动化，新闻生产会面临更多新挑战。相较于传统新闻生产，数字新闻生产具有分布式、碎片化、进行时式的开放性机制。数字时代的社会化媒体使得用户的关系网络成为信息传播新的基础设施，个体成为网络中的节点，因而具有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三重角色。社交分发与算法分发是当下内容传播机制中不容忽视的要素，共同影响着新闻内容的流动，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频繁而复杂的互动。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公共传播活动与私人传播（包括群体和个人）活动的混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外，今天新媒体中的大量信息都蕴含着新闻的价值，而对这种价值的唤醒，很多时候是由用户参与完成的。此外，用户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的传播，社交平台中的内容分享提示着新闻内容的分享。对于新闻的涵义和价值坐标的追求，要在公共、群体、私人等多重价值坐标中寻找交汇点。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都曾经是引领时代信息流量的调节枢纽，影响着新闻内容的传播。而当下，各类新闻内容的生产者都在向社会化媒体汇聚，甚至各种原本聚焦于商业服务的平台，也开始向内容平台延伸。在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同时，新媒体的新闻信息传播也出现了平台化的趋势。平台是内容到达用户的多元路径、复合生态，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人与新闻的关系、新闻与其衍生产品的关系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平台模式与机制决定的。数字新闻生态的优化需要建立在平台优化的基础之上。数字时代，传统新闻业的壁垒与模式被逐步打破，由两个不同层面——以职业的新闻内容生产者为主体的新闻业，以及由各种个体、组织甚至机器共同建构的泛新闻生态系统——结构的新闻生态已经形成，未来还将进一步变化。传统媒体要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个新生态中的角色与位置，既需要从泛新闻生态系统中吸纳必要的能量，又需要有专业的定力与能力。在不能完全依靠体制性的壁垒进行自我保护的时代，媒体更需要依靠专业水准与专业声誉再筑“专业之壁”。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阅读原文请到2021年第3期纸质刊物或我刊小程序。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彭兰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在出版作为一种社会事业诞生之时，非常直接地指向了书刊。博尔赫斯认为“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出版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是由四个关键词——文字、印刷、知识、公开——锚定其基本意义的。然而，在数字技术进入最新的媒介形态序列之时，对于出版的这种理解或多或少出现了动摇。以数字出版为切口理解出版业的变革，某种意义上也是考察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视点。数字出版并非将纸质文本原封不动地放置到数字媒介上，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和传输的方式。尼尔森对纸张所隐含的监禁感到愤怒，他认为这是思想不应该承受的限制，所以“纸是敌人”。而超文本冲破了这一切，展现了数字出版的精髓——非线性逻辑生产、展现和传播知识的形式，它突出的是文本的关联性意义，文本的价值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显现。超文本超越的不仅仅是印刷纸的文本，它还打破了人类文明存在已久的多重区隔。超文本创造的复合空间，叠加非线性的复线时间，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新型文本，在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数据化的技术语境中，所有的存在物都将被纳入文本。出版诞生时依赖的核心技术（印刷术）及其创造出的文本（线性文本），正在失去原初的形态。印刷术应用于现代出版业，一方面使得知识得以大规模突破社会层级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出版业对于知识公开的垄断。而数字出版的超文本性使得口语交流和印刷品传播出现了大规模融合的可能，这有赖于数字技术的交互性。数字技术的交互性改变了印刷出版业的基本状态，公开发行中的传播和接受重新回到同一个时空，同时引发了文本的交互、出版机构与读者的交互、编码与解码的交互、人与物的交互、多维度时空交互、社会关系网络交互、权力交互等，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出版业一个显著的趋向——弥散性。这种弥散性状态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迈向一个新阶段，由此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能量。弥散性意指当前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勾连、互相渗透的状态。数字出版的弥散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主体、形式与内容、社会网络及权力。数字技术的融合性特质把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知识公开化形态一网打尽。本雅明将报纸、书籍等现代出版业指认为剥夺人类口语交流直接经验的罪魁，数字出版却神奇般地“复原”了这一切。社交媒体Clubhouse就展示了与古典的面对面对话式交流以及虚拟现身永远在线的新媒体传播既相关又截然不同的新型状态。出版和社会之关系的重构，构成了当前考察数字出版的重要视角。如何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找到并建立出版与人类文明的新型连接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在现代出版业产生之前，人类知识生产的公开化实践是如何展开的？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其表现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当众演讲。公开化是人之存在以及构成实在的基础。构成人类存在的公共言说的知识生产形态，随着媒介变迁不断转化，出版的意义也随着其形态的演变不断转化、拓展。公开化实践对于人之存在及公共领域的价值，构成了数字出版的核心价值，超文本、交互性等正显示了数字出版在公开化实践方面的巨大动能。这预示着出版（知识的公开化）必将突破既有的格局。数字出版的变革无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理解，它必然与出版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形成关联。当前或可预见的是，出版业的专业性不再仅限于行业垄断机构，知识、公开化、出版等概念的含义急剧改变，出版与大众及公共性的关系更加紧密；等等。数字技术颠覆性地冲击着现代出版业的过程，正是出版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不断拓展的历史进程。本文精选自《数字出版：超文本与交互性的知识生产新形态》，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形态与发展趋势研究”。阅读原文请到2021年第3期纸质刊物或我刊小程序。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作者孙玮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梦颖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引用格式参考GB/T

编辑按语《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样本报告（2017—2018）》显示：98.4%的出版人认为当前的薪酬不合理，51%的出版人表示薪酬福利低带来较大工作压力，46%的出版人因不满意薪酬待遇而想跳槽。这说明出版业的薪酬福利激励效应普遍降低，薪酬福利成为影响出版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对薪酬福利情况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程晶晶老师等发起“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2019—2020年度），客观呈现出版业薪酬福利现状，为薪酬福利改革优化提供参考。一、研究设计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2019—2020年度），该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发起。本次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木铎书声、《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以出版从业人员为主要用户的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样本框，通过发布网络问卷的形式展开调查，每位用户凭借手机号只能填写一次问卷。问卷分4个部分，包括54个问题。其中第三部分“薪酬福利”有9个问题，包括月度税后收入、年度税后奖金、薪酬福利构成、薪酬福利期待与满意度等。本调查数据取自该问卷2020年4月30日到2020年8月21日之间的数据，共计采集有效问卷2489份。问卷样本覆盖我国七大地理分区、四类出版机构、五种工作岗位。本研究以“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2019—2020年度）采集的数据为主要坐标数据。为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参考收集了“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2017—2018年度）数据、智联招聘发布的年度行业收入数据、新闻出版产业年度分析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出版商务周报》组织发布的“2019年度全国出版从业人员收入调查”数据等。为进一步验证调查问卷的结果和掌握出版从业者对于薪酬福利的感受，笔者于2020年7月3日至8月27日对8位出版人进行电话深度访谈。为使访谈覆盖面更广，笔者尽量挑选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工龄的出版人进行采访。访谈为半结构式访谈，笔者首先根据采访对象的单位、职务、工龄、职称等个体信息设计基本采访提纲，然后根据采访对象的回答随机跟进提问。二、调查数据出版人的薪酬福利结构普遍为“月薪+年终奖+福利”模式。（一）月薪月薪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和各种补贴。本次调查统计的是2019—2020年度出版人每月税后收入，包含公积金，不包含年终奖。出版人月薪在5001~8000元段人数最多，占比38.09%；在3万元以上人数最少，占比0.24%。总体来看，86.78%的出版人月收入在3000~12000元，高于12000元的人数占比不超过10%。大多数出版人认为目前的月薪较低，未达到预期。94.38%的人希望提高收入，期望月薪在8001~12000元的占比最高。四成以上（40.65%）的出版人期望月薪在12000元以上，但实际可以达到这个收入的仅占比9.72%，由此可见，大多数出版人的实际收入与期待收入差距较大。月薪在12000元以上的出版人在出版业属于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以中央部委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居多，年龄集中在36~45岁，从业年限在11~20年，中级和副高职称居多。（二）年终奖2019—2020年度，83.65%的出版人获得了年终奖，年终奖覆盖率较高。年终奖金额在1.1万~3万元段占比最高，年终奖高于10万元的占比未超过10%。年终奖高于10万元的出版人主要特征为北京地区、中央部委出版社、年龄在36~45岁、工作年限11~20年、中级和副高职称，基本与月薪收入高者分布一致。可以发现，月薪收入高的人，年终奖也对应较高。407人未获得年终奖，其中工作年限在5年以内的新人占了将近一半。综合月薪和年终奖收入数据，出版人每月平均税后收入主要分布在6000~10000元区间，年度税后收入在7万~12万元区间。这一结果也得到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春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的佐证。该报告显示出版业平均税前薪酬是8088元/月，在51个社会行业中排名第33，反映了出版业的薪酬在社会各行业中无明显优势。（三）福利福利分为经济性福利和非经济性福利。经济性福利指以货币表示的各项福利，如补贴、带薪休假、补充医疗等。非经济性福利指通过服务或改善环境等提供的福利，如工作认可、工作环境改善、晋升等。调查显示，出版人享受多种经济性福利。除了社会保险和法定假期外，多数出版人获得了体检、补贴（餐补、交通、取暖等）、带薪休假、节日慰问金等福利。45.4%的出版人还享有补充医疗、补充公积金、企业年金等补充性保障，补充性保障能够为出版人增加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有30.86%的出版人期待获得此类福利。只有1.14%的出版人享有住房福利，这些人中一多半的工龄在10年以上，这说明以前有出版单位提供住房福利，现在几乎没有了。总体来看，出版人享受的基础福利较为全面，因此出版人期待的福利主要集中在提升个人能力方面，如参加行业论坛培训（30.9%）、在职提高学历（30.05%）、出国进修（17.32%）等。出版单位也提供一些非经济性福利。大多数出版人喜欢出版单位的工作环境：能够在工作中享受文化的熏陶，同事之间关系融洽，考勤相对宽松自由。出版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70%，个别单位还专门设有母婴室，虽然占比仅5.54%，但人性化的关怀值得提倡。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很少能够提供编制、户口、子女教育等福利，但是依然有很多出版人期待获得此类福利。（四）薪酬福利满意度从满意度调查来看，出版从业者对薪酬福利现状满意度的平均分为4.82，低于中值5（项目有关压力、满意度等量化指标，设定10级量表，表示由弱到强等级，基本设定5分为“一般”等级，1分为非常弱，10分为非常强，下同）。通过交叉分析各项数据并结合访谈样本，可以总结出当前影响出版从业者薪酬福利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学历、工作难度和收入。学历方面。出版业是一个高学历人才聚集的行业，95.45%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高学历人才对薪酬福利期待更高，当收入达不到预期或比同学历的朋友收入低时，满意度就会降低。工作难度方面。和过去的出版环境相比，当前出版人面临更严格的质量检查、更低迷的市场环境、更激烈的外部竞争、更高的新媒体技术要求，出版人的工作难度普遍加大，然而收入水平却没有明显增长，甚至相对降低，导致满意度降低。收入方面。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薪酬福利满意度的因素，满意度得分与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从样本满意度得分来看，月收入8000元左右是满意度的分界点，样本中收入低于8000元的出版人占比达68.42%，反映了当前行业薪酬普遍没有达到从业者的期望。三、影响因素（一）宏观因素1.

编辑按语2020年年末，中国、美国和欧洲不约而同地掀起互联网超级平台反垄断浪潮。人们普遍感同身受的是，互联网超级平台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与现实世界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的社会基础设施。最近，福山等人发出警告，在享受垄断型科技巨头带来的技术便利时，也应警钟长鸣，因为它们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权力，还对政治传播拥有极大的控制权。“这些庞然大物现在支配着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动员的协调。这对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构成了独特的威胁。”某种意义上，关注互联网平台就是关注社会治理。知名互联网专家、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兴东教授从这轮反垄断浪潮谈起，回应了社会和时代关切，为我们理性认识互联网平台的实质及其治理打开了思路。一、如何理解平台反垄断的本质2020年年末，中国、美国和欧洲不约而同掀起互联网超级平台治理浪潮。如何认识这一轮互联网超级平台反垄断和治理的本质及问题，无疑是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的反垄断主要就是市场问题和经济问题，但是这一轮中美欧反垄断浪潮，不仅仅是通过反垄断法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创新，保障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权益，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和使命。这一轮互联网超级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平台与政府博弈的不仅是利益问题，还有深层次的权力问题。三地联动的这一轮反垄断的驱动力都是内生的，源自各自的内在需要而非外部压力，目的都是应对互联网超级平台造成的共同挑战和危机，也就是防范互联网超级平台崛起冲击现有市场秩序、社会和政治秩序，防范互联网超级平台突破现有制度框架，挑战国家权力和治理能力。二、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平台治理和反垄断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浪潮。中国、美国和欧洲几乎同时对互联网超级平台展开前所未有的反垄断，其核心问题在于其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而且全面深入生活和社会，甚至直接影响政治运行和国家稳定。随着数字市场的发展，平台的技术研发和经济标准以及控制一套平台机制的能力，加上其利用网络效应全球扩散的潜力，已经成为权力积累的关键条件，导致人们对其权力集中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担忧相应增加。在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下，对“平台资本主义”的讨论存在一种“平台帝国主义”的转向，然而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分析当下的政治现实。

诞生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艺作品。这部作品的乐谱如何制造大众传播的社会轨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乐谱的平面再现主要有公开发行、刻版油印和手工抄录三种方式。多样化的编辑出版的形式结构，让旋律的时间性和地域的空间性相结合，再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精神和意志。这三种信息的复制方式及其社会组合，把大众传播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领导权的符号建构结合起来，推动形成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共识和舆论氛围。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音乐是一个有组织的声音过程，并伴随着特定的情感或情绪，这个声音过程的大众传播同时是一个事件的社会记忆或一种心理的社会写真。音乐现象的节奏和结构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在据不完全统计的3621首抗战歌曲中，被誉为抗战音乐巅峰之作的《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11日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获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盛赞后，“凡是有人到延安参观、学习，合唱必唱《黄河大合唱》”。抗战期间，《黄河大合唱》的影响是全国性的，甚至随着中国远征军的宣传还远播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纪念性质的演出，《黄河大合唱》成为重构中华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文本，以此彰显民族理念、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目前关于《黄河大合唱》的传播研究主要聚焦在传播的地理范围和意义结构两个方面。这些可听的声音层面的研究忽略了其完成社会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物质因素——可见的物质层面的曲谱出版，而曲谱出版则在信息扩散过程中构成必不可少的“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对这首跨阶级、超党派作品的禁演禁唱则证明《黄河大合唱》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构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一个文本所构成的媒介要产生真实可靠的传播效果，需要考释这个文本“是怎样传递、散播、流通、蔓延、繁殖的？在什么载体上？这在传递者和接收者身上改变和重新形成了什么？通过什么介质？什么路线、网络、连接、汇合、出口等？”那么，《黄河大合唱》的作品文本是怎样被复制和传播的？其中有哪些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外因的干预或介入？作品文本的扩散方式究竟是以什么印刷形式出版发行的？从出版史的角度探索印刷形式传播的历史轨迹，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立意所在。“每一种形式，每一种载体，每一种收发文字（传播和接收文字）的结构都会深深影响其用法和阐释”。考虑到战时条件和技术限制，《黄河大合唱》有没有大规模出版过曲谱？如果有，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形态？包括哪些种类？各个种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形成了怎样的传播生态？这些物质性的社会传播与演唱、教唱等声音层面的社会传播之间的关系如何？同时，在1939年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鉴于逐渐恶化的国共关系和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这些物质性的出版工作与整体社会传播背后事关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文化领导权之争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这些出版工作能否成为解释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抓手？探索和思考这些问题，确定了本文的媒介史和社会史交叉重叠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逻辑。二、史料爬梳：公开发行、刻版油印与手工抄录1.公开发行

出版专业阅读是以出版为目的的专门阅读类型，有符号点、思想点、知识点、图像点等特定的阅读单位；有点式阅读、线性阅读、版面阅读等特定的阅读对象，也有报纸阅读、期刊阅读、书籍阅读等特定的媒体区分。编辑出版理论的发展使编辑出版行家的个体阅读经验，提升、转化为专门专业性的阅读理论成为可能。数字传播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者迫切需要理解、掌握出版专业阅读的专门性与专业性，以提高工作效率。就书籍阅读而言，出版专业阅读能力的显性标志有二：借助辅文读懂书籍的总体结构；充分理解书籍封面所凝结的传播关系。出版专业阅读的最佳境界是通过书籍理解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规律。出版专业阅读的核心是出版专业思想，出版专业阅读的本质是理解出版专业思想，出版专业阅读呼唤、唤醒学术共同体在数字传播时代自觉理解、追求、训练出版专业思想。阅读成为社会问题是信息传播进步意料之外的社会成本。在一定意义上说，阅读是社会人的本能。阅读从人类个体内在的发展需求演变为政府大力提倡、推广的全民阅读活动，一批出版业界的资深人士被推举到前台，以阅读推广人、领读者等新身份从事新的专业活动。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具备相当的出版专业阅读能力才被专业赋权。基于这一社会事实的追问是，其中的出版专业阅读是什么？编辑出版工作者为社会生产出版物始终伴随着阅读。业内外均认可编辑出版活动是专业性活动，既然如此，始终伴随编辑出版活动的阅读活动，便既是整个编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编辑出版活动特有的专业性。这种编辑出版工作者职业的阅读活动特有的专业性是什么？有何内在的规律性？一、理解出版专业阅读的理论前提理解出版专业阅读的理论前提有二：阅读是基于媒介的主动性创造性活动；阅读的本质是思想。“获取信息”的读者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主体。“我们把受众想象成主动的读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把媒介文本的意义看作是由那些积极的受众来建构的，而不是由媒介制作者们预先编制好的。”这是阅读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说理论出发点。本文将阅读定义为接受载体上的物化信息以形成阅读者思想的社会活动。在这一定义中，阅读行为由阅读行为人、以媒介为代表的阅读对象、阅读者思想三个要素构成。明确阅读行为人，则不将人工智能类机器人信息处理列入阅读讨论范围。阅读对象指载体上的物化信息，或者说物化于载体上的信息、媒介化于物化媒体上的信息。人类等生命体借其自身表现或传达的生物性、社会学信息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基础，但不在常规的阅读讨论范围内。阅读研究的对象认定为基于物化媒介的信息传播及效果（思想），单独的人际传播或者说具体情境的“读人”不予讨论。只有当人际传播融合交汇于物化的媒介传播引致强化或弱化的效果时，才予以关联讨论，当然，那就要修订阅读定义了。这里所说的阅读者思想，既指阅读者伴随媒介（载体）感知的信息处理过程，也指其相应的信息接收、批判过程的结果。阅读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而目的、意图的大概率表现形式是发育阅读者精神，形成阅读者思想。笔者主张阅读的本质是思想。不论就阅读过程还是阅读结果而言，阅读都离不开思想。阅读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的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就是思想的形式及过程，因而阅读的结果必然是或粗或细的思想颗粒。阅读的本质是思想，这是阅读基础理论命题，可视如早已被证实的阅读公理。“阅读主要是一种从印刷或书写的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要通过内部言语、用自己的话来分析、综合、比较和概括，把原文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由阅读的本质是思想推演开来，阅读的权利本质上就是思想的权利，专业阅读的本质就是专业人士在专业语境下相关专业思想的铺排推演，出版专业阅读的本质就是编辑出版者在具体情境中有关出版与社会、出版与自我的专业思想的铺排推演。二、出版专业阅读的对象阅读作为一类社会活动有不同类型，其不同类型的区分方法就是阅读者及其不同目的。既然如此，专业阅读就唤醒阅读者一定的专业目的进而对其阅读活动加以调节和控制。

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现代出版》官方公众号，是专业化出版理论与实务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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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力图以理性来把握外部世界，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却逐渐发展为充斥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再次为现代性敲响了警钟，现代性条件下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当今的风险。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对风险的认知有赖于媒体传播的建构，不同国家围绕着风险的话语修辞展开博弈。这些传播实践冲击了既有的治理模式，也同时具有生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事实上，关于出版功能的研究一直以来就受到了出版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很活跃，并且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但随着出版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出版功能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永恒的出版学议题。

我国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成熟，经历了出版市场竞争的洗礼，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努力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海外大学出版社商业模式的中国特色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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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打算精读布鲁姆的“批评集”，了解这种标杆结构是非常有用的，它可能提供了提纲挈领掌握布鲁姆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的某种捷径。当然，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布鲁姆的标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极强烈的个人色彩。

主持人语承蒙《现代出版》编辑部信任，李频教授邀请我来主持一个有关“阅读文化”的专题，希望不仅仅谈阅读，还尽量把阅读文化与出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阅读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阅读之所以成为文化问题，是因为阅读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阅读之所以成为现实问题，则是因为阅读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与制约。阅读当然离不开出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没有出版就没有阅读；阅读的普及率和阅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版发展的水平。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两种研究遥相呼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阅读研究与出版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诸多学科学者的重要学术取向。我们熟悉的科学史、文化史大家江晓原教授，就发表过许多研究成果。感谢江教授，他在接到我的约请后，只考虑了两天就回复我愿意撰稿。三个月后，我收到了江晓原教授的大作，并随即转交给专题编辑者。我们都从江教授的文章里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一致认为：“有江晓原先生助威，该专题的标杆及高度就亮出来了。而江文的标杆意义就在于名家评名社出版的世界名作。”江晓原教授的大作，并不是我预想中的对当代阅读文化现象的总体批评，而是用一种独特的出版观对一个世界出版史上的知名案例纤毫毕现的解剖；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竟与我们设想中的这个专题名称完全吻合，这是意外惊喜。阅读可以是私事，但多数情况下则是一种职业行为、一项社会事务、一个文化仪式。江晓原教授的文章，给我们展示了职业阅读与私人阅读的相得益彰，社会责任意识与文人文化情怀的相映成趣，对我等编辑出版人的教益无疑是深刻的。我同时又向知名传播文化学者张涛甫教授发出了邀请—同样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张教授也答应撰稿了。遗憾的是，因为身兼数职、行政事务缠身，张涛甫教授的大作未能赶上本期专题。我们且翘首期盼，希望能尽快看到张教授的文章。因档期问题，在专题编辑的再三鼓励下，我只得赶写一篇小文救场。虽是急就章，但也融入了我多年来研究出版与阅读问题的点滴心得，尤其是有关阅读对于人类文明进化和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阅读生态的历史变化与媒介技术更新迭代的对应关系的思考、阅读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与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建构范式之间的学术张力的思考，以及对人工智能应用前景的乐观猜想等。由于时间仓促，一些想法未及展开，许多表述有待斟酌，但愿还有机会补救。作为引玉之砖，如果能引来各位才俊的佳作，也算是个安慰。“出版与阅读文化研究”这个专题的名称，是经过反复斟酌后定下来的。我们的初衷是想围绕出版（产业、行业、政策、法律、文化等）来研究阅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问题。显而易见，这一类问题过于庞杂，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很多，甚至有些方面还是空白，靠一个杂志办一两期专题远远不够。希望这个专题的亮相，能够引起更多同道的关注与讨论。感谢专题编辑者的鼓励和鞭策，感谢杂志社领导提供的宽松环境，更感谢接受约稿的各位大家。希望有机会再次合作，我将努力做得更好。——夏德元阅读是人独有的生存方式，对周遭事物的解码能力以及根据对自然社会奥秘的独特洞察而编码的能力，让人类得以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因此，阅读对人类文明开化和进步的意义非同凡响。阅读不仅仅是从外在世界获取信息的活动，也是人际交流、文化身份确认、国家民族认同乃至人神对话和文明象征的仪式。继文字的发明、大规模印刷术的普及、电子媒介的诞生及其普遍应用之后，移动互联网开启了人类阅读的全新视界—这个可以命名为人类阅读史上第四次革命的巨大变迁，不仅再次从宏观尺度上改变了人类阅读的整体景观，也一如既往地改变了人类个体的阅读处境。基于新阅读生态的编辑出版创新势在必行，也为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承乃至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种族的延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阅读对人类文明开化和进步的特殊意义所谓阅读，本质上是指人运用感觉器官——主要是视觉器官对一套编码系统的认读和破译，亦即解码过程。人类最早的阅读，应该是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目力所及范围内各种自然现象深层意味的试译。“穴居人和现代智人都能读懂骨头凹痕的含义：那也许表示的是猎物、日期或月亮周期的记数。岩洞艺术被当作富含信息的图文故事来‘阅读’。原始部落阅读树皮或兽皮上那些冗长且详细的图画信息。早期的许多社会通常借助符木学习识数。发信号可以使人远距离阅读符号信息，如旗语、烽烟、点燃的火药、磨光的金属或其他装置的反光。”正是这样的独特能力，让人类得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更自觉地适应了环境，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趋势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大迁徙；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正是这样的迁徙，奠定了今天人类分布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阅读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不仅如此，对自然现象的成功解码，还鼓励早期人类比其他动物更自觉地模仿自然符号系统，从而创造了第一套属于人类自己的编码系统—文字。中国古代传说中关于汉字发明的故事，颇具象征意义。汉语文字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脱胎于远古的结绳记事。相传首创结绳记事的是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后来，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出了揭示自然和社会奥秘的八卦图，“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纬》明确地说：“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八卦就是分门别类把事物用结绳记事悬挂在八个不同的方位上。周人称为“八卦”，商朝称为“八索”。因为创造了八卦象征系统，伏羲被尊为中国的人文始祖。文字的正式诞生（对应邵培仁等主张的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可以说是人类阅读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陈力丹认为，“文字及其书写材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文字发明之后，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大大突破了时空局限，狩猎、耕作技术的进步、人类后代的教育、家庭和氏族成员的组织协调、社会典章制度的完善、文明之间的交往等，都得到飞速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走上了快车道。由此可见，阅读对人类开化和进步的意义非同凡响。《淮南子·本经》这样形容汉字发明的巨大影响：“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之所以产生如此惊天动地的效应，是因为文字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和记录，更是一种编码系统，一种命名体系—通过文字，人们可以更系统地对万事万物进行命名。而“命名即创造”，命名就是人类代替“造化”重新创造万事万物。老子《道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事万物虽然早就存在，但只有得到命名，才算真的存在。因为，只有当事物被命名，我们才能支配它，才能和它互动。文字符号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是人类创造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人化自然”。马克思在《

国内传播思想史研究也大量借鉴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虽然传播思想史是思想史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交叉地带，还不是对传播问题的直接研究，但是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传播学术研究，也给传播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

本文将“距离效应”引入图书版权贸易领域，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距离效应”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中依然显现。具体而言，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空间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本文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弥合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在图书版权贸易领域的经济、文化和制度距离，推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走出去”。图书版权贸易具有文化属性，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同时，图书版权贸易也具有经济属性，是各国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文化贸易的发展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迅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的图书版权输出总数为5961项，2018年的图书版权输出总数则达到了12778项，增长率为114.36%。然而，在图书版权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图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却相对不强，既没有形成具有明显优势的规模效应，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缺乏具有鲜明文化符号的国际图书品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企业在交易的过程中未能充分区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制度、经济等差异，使得图书版权贸易的文化折扣程度较大，未能充分发挥图书版权贸易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基于此，本文将经济学当中的“距离效应”引入图书版权贸易领域，提出研究假设，进而建立数理模型检验假设，以判断“距离效应”是否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中显现。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推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文献回顾1.“距离效应”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对“距离效应”展开了大量研究，且大致可以分为“距离效应”的概念、测度以及应用三个方面。在“距离效应”的概念方面，卢奥斯塔里宁认为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一方面能够创造需求，另一方面又阻碍需求流动，并导致其他流动也受阻碍的要素总和，可以称为“距离效应”。梅耶则进一步将“距离效应”的概念清晰化，认为“距离效应”就是指不同国家因为经济、文化、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数值量化后就成为“距离”，并且可以对贸易产生影响。在“距离效应”的测度方面，李文宇、刘洪铎等人将母国与东道国的人均GDP和经济规模作为变量，并构建重力模型公式测度了经济距离。方慧等人则利用改进的KSI指数和欧几里得空间测算方法计算出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万伦来、高翔等人则借助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构建了相关模型，测度了制度距离。在“距离效应”的应用方面，许家云、周绍杰等人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发现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施炳展、冼国明等人则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发现地理距离会显著减少中国的贸易流量，并认为提升中国的贸易广度和价格是重要的政策导向。2.“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关于“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影响的文献不多。通过知网检索关键词“距离效应”“图书版权贸易”发现相关文献仅有3篇。如刘欣雅、李丽等人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利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距离公式检验后，发现整体上文化距离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产生了抑制作用。张宏伟结合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发现文化距离会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李凯伦、李瑞萍等人基于中国主要版权贸易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距离对中国版权贸易的影响，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版权贸易具有负向影响。此外，在谷歌学术检索关键词“book

抗战期间，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即当时的知识市场对唯物论辩证法抱有普遍的信仰。对这类知识和掌握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推崇，促成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同时，“干部”和“组织”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与实践，它们共同引发一类有很强集体性质的团体与个人的兴起。1938年到1941年之间，生活书店的组织实践，是选择更有效力的制度以保证文化机构主体性的尝试。因为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以笔者对“出版”的兴趣，并不完全在“出版史”的专业范围内。笔者做的出版研究，主要是抗战期间关于延安的出版（体现在两篇已刊论文中：《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制度选择》，《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这个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文学领域。众所周知，文学研究在这些年发生了“史学转向”，重视通过充分把握史料，历史化地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讨论。这种方法带来了对学科界限的不断突破。由研究对象本身拓展和连缀出的问题空间，往往会产生另辟蹊径的效果。以此为研究思路，笔者的研究兴趣始于对历史中出版行业的“主体”的关注，具体来说就是生活书店、邹韬奋、新华书店和《全民抗战》等。笔者认为，强调“出版”和“出版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主体性”，是在足够的史料基础上突破既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一体化”“政治化”和“统战”讨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体制化”是无法回避的。这在笔者的研究里表现为1930年代后半期生活书店出现了“左倾”，抗战中生活书店在各个维度上的“左倾”更加明显，并最终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的印象里，这样一个过程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和文化的趋势。许多著名论者的讨论奠定了我们对上述趋势的认知。首先是洪子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一体化”的判断。“一体化”对文学生产和出版机制的讨论，主要指1949年后由国家力量推行的全国文学文化的单位化、制度化。“一体化”虽然主要不针对抗战时段，却是我们了然于心的历史走向，以这个历史方向为参照，抗战期间文化机构在组织制度上的敏感、倾向和选择，实际上构成了“一体化”前史的隐约眉目。其次是“政治化”的说法。“政治化”的说法多见于海外学者对战时大后方“左倾”文化机构的讨论，他们用这个判断来解释抗战期间全国的文学文化出现明显倒向共产党的现象。比如，叶文心认为，抗战中生活书店出现了“政治化”倾向，共产党以此为契机在人事上逐渐掌握了书店。最后就是“统战”。这个概念从共产党的角度描述共产党如何在1935年确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党，并在大后方争取文化机构。像生活书店这样的“进步书店”，就属于共产党统战政策下的非官办出版单位。学术史上对1930—1940年代文学和文化趋势的这三种讨论，共同构造了清晰的“制度化”的发展史，而出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其他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重要研究，也加固了“制度化”叙事。例如，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暗示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朝向“一个”的趋势。另外，李泽厚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判断，也能说明“制度化”背后有一个使它的逻辑与其一致的历史大势。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对象视为历史的“主体”，强调对象的“主体性”，充分地去考察对象的意志、心愿、实践、满足与自我实现，就可以找到“体制化”以及它背后关于政治与文学、救亡与启蒙等深入人心的二元结构论述的缝隙，并对其发起挑战。“体制化”论述有三个基本要素：政党、知识分子和出版机构。“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对这三个要素各有侧重，但较为一致的特征是，它们都将“体制化”描述为政党逐渐渗入、掌握文化机构的过程。这在具体的历史场景里是值得商榷的。出版是一种生产刊物和书籍的活动，是一种把各种各样的事件、知识、情感、道理印在纸上让人去看的活动。我们需要在充分估量“出版”的这些特性的基础上，去考虑它和别的领域的关系。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从这个角度出发，提供了十分有启发性的讨论。借助布氏的角度，我们在讨论生活书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就需要在生活书店的事业属性，即“知识生产”的逻辑里，去考察生活书店与政党的关系，考察政党如何获得进入“知识圈”的入场券，而不是把政党理解为一种可以轻松进出或左右其他领域的力量。“知识”：平台与媒介在这个方向上推进对生活书店的研究，首先需要把研究对象放在更大的知识和社会氛围里谈。比如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出版了不少来自延安的书稿，怎么看这个现象呢？这是生活书店“宣传”共产党呢，还是另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从延安这边看，芮哲非（Christopher

数字资本主义是发达国家借助超级互联网平台的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实现资本累积的新方式，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平台由此进行全球性的文化输出。在这种背景下，抖音海外版Tik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媒体”“人工智能”“智能媒体”成为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议题，建立健全“四全”媒体成为我国媒体融合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方向。媒体信息技术的革新是与国家政策、技术、社会需求和全球传播话语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智能互联时代，如何契合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建立“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需要理论结合实践，以跨学科视角多维度、多方位地推进。本文在前期相关研究基础上，大体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实践路径的内容、框架和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设计，以期为全媒体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参考。2019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建设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媒体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进一步表明，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毋庸讳言，现有大多相关研究都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对全媒体传播做出总体性的蓝图勾勒和前景展望，其中一些研究结合媒体融合、人工智能、全媒体、智能媒体等重要概念的前沿理论，从不同层面建构了全媒体传播的理论框架。然而，有关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实践性和策略性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主要分为实践策略规划型与案例研究型。首先，实践策略规划层面，支庭荣提出，全媒体传播不是单一的内容或介质体系，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进行多视角一体化分析。赵子忠和郭好通过梳理媒体融合发展阶段，结合社会现实需求，提出全媒体传播体系应遵循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路径。张志安和李宜乔指出，在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其次，具体案例研究层面，学界和业界人士对如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也进行了贴近当前实际的分析和规划，如：陈旭东以东方网为分析案例，提出可以从转企改制、移动业务以及建立新型主流媒体集团三个维度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唐维红等学者以人民网为案例，探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发展潜能。叶蓁蓁围绕人民日报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深度分析了人民日报全媒体生产机制。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已经全面向智能互联网发展，媒体融合的重点已从增量经营转变为存量改革，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是应时应势所需的，它需要在不同层级上构建，需要不同媒体对于媒体融合发展的参与，在媒体融合思维、业态、用户、技术、产品、体制机制基础上建设智慧型全媒体生态系统是其目标。在新的发展机遇期，为更好地响应国家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号召，需要理论结合实践，以跨学科视角多维度、多方位地推进。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出发，全面探讨具体化、落地化、策略化的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全媒体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参考。宏观层面：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整体架构宏观层面，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整体架构应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搭建，旨在建构全方位、立体化、体系化、科学化的传播路径体系。从纵向建设维度看，应对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中央媒体、省市级媒体、县级融媒体等多元主体进行层次性、针对性和类型化建设路径阐释；从横向建设维度看，从传播流程、平台搭建、传播资源、信息内容、技术应用、管理手段等多重维度进行体系建设的专门化策略探讨，以期形成多元合力，在把握智能化大势的前提下实现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宏观构建。（一）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纵向建设1.

出版专业高等教育被列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不能适应出版业创新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也很不利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多年来，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将出版学升为一级学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2020年是新一轮学科目录的调整期，应该将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其理由至少有五个，即：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出版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新闻学、传播学和出版学是三个平行的学科，应将目前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调整为“新闻出版传播学”，让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合理地跻身于一级学科的行列。引言：问题的由来2007年3月，笔者在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五次会议期间，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另一个是“建议将编辑学或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并定为一级学科”。于前者，笔者是第一提案人；于后者，笔者则是联名提案人。十多年来，前一个提案不断被媒体提到，因为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持续升温；后一个提案却很少被媒体提起，因为其内容毕竟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一件普通事情。可是，关于后一个提案的内容，在出版业内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里却经常会讨论到，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关系到出版业人才培养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安身立命的大事情。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提案，确实是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要求。只要仔细辨认提出提案的12位委员的专业身份，也许就能理解提案内容与出版行业关系的紧密度。第一提案人是时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委员，联名提案人有桂晓风、高明光、聂震宁、常城、龚亚夫、何东君、罗开富、黄景钧、徐锡安、徐心华、唐浩明、徐式谷等12位全国政协委员，全部来自新闻出版界，都是业内资深专家。早在2005年，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下，由北京印刷学院牵头，组织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全国近百位高校出版专业教育工作者和出版行业专家参加，笔者也出席会议并做了发言。会后由当时的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协作小组负责形成会议纪要，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其中主要内容即成为后来这份政协委员提案。回想当时景象，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质量颇高，寄予希望很大。然而，无论是会议纪要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提交有关部门后，均未如所愿。毋庸讳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十分注意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当时有一种说法，即欧美国家的大学没有或者极少有设立出版学专业的，这一说法似乎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立的决策很有影响。于是，出于对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责任心，大约还出于满足某些借鉴欧美国家经验的需要，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在《中国出版》2009年第9期发表了《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文章首先对英美两国的出版学学科归属进行了介绍。在英国的“共同学术编码系统”(JACS)中，出版学是与信息服务、宣传研究、媒介研究、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在美国的“教育项目分类”(CIP)中，出版学也是一个与“传播与媒介研究”“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字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文章在对我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和学科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张教授的文章自然也没有解决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问题，不过，却为紧接着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于2010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获得通过。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被正式列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2009年我国一级学科调整时，出版学依旧是被置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本来，学科之间无所谓高低尊卑，究其实只是科学体系按其内在联系加以归类并做出符合逻辑的排列。新闻和出版似乎也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加以归类。其实，内在有联系固然不错，但那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和导向上有其关联性，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学科专业上有归属关系。就像成立林业和草原局，并不意味着草原学属于林业学。作为学科而言，新闻学是新闻学，出版学是出版学，基本属于不同的专业，遵循的是不同的学科原理。长期以来，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指导委员会无法指导出版专业教学，其中缘由可想而知。再有，在新时代，随着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对于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紧迫性明显提升，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依然被列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根本就不能适应出版业发展的形势。何况，出版学不能升级为一级学科，给学科评估和资源配置带来很大困难。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多年来，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将出版学升为一级学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根据有关办法，我国一级学科的调整每10年进行一次，2020年是新一轮学科目录的调整期，将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愈发兴起。归纳起来，认为出版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理由至少有五个。下面将逐一陈述。学科升级是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出版学是建立在出版业基础上的一门应用型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出版活动的规律，探索出版发展历史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要评价出版学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可以从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无可替代的作用的角度来考量。我国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用当代最新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用优秀的文化活动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国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出版物通常不以新闻见长，而是以深度、广度和超长稳定性见优，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持续发挥其深层次的、长久的作用。无论是在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特别是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无论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是传播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出版业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全国出版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围绕抗疫内容出版了570种各类图书，传播抗疫科学知识，宣传抗疫英雄事迹，鼓舞群众抗疫斗志，疏导社会紧张情绪，发挥了独特作用。我国出版业在构建、创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国际社会常常会通过认识一个国家的出版物，特别是通过认识关于这个国家主要内容的重点出版物，建立起对一个国家相对稳定的印象和认识。例如，孔子《论语》和老子《道德经》成为全世界跨语种翻译出版最多的古代哲学著作，无疑对提升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感召力，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产生了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令世界瞩目，海外各界研究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自2014年9月出版以来，以近1000万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书正是帮助外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为各国读者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窗口。一个国家的出版物可以传递多重信息。其中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有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国家的文学艺术风貌，有民族审美特色，还有国家出版物的设计制作质量等。我国出版业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在广泛传播优秀思想文化，加强知识分享，推进文化交流，特别是助推民心相通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我国出版业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而出版业在出色的发展中，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展示了中国发展的时代风貌。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国家文化建设，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现实需要，还要切实做好科学文化资源的积累工作，有选择地整理出版优秀文化遗产和各种思想资料，完成好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的历史性任务。我国自唐代开启《艺文类聚》等类书的出版以来，《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历代重大类书出版工程，都是以文化积累为主要使命的。试想，倘若没有我国出版业从未中断的悠久历史，中华文明怎么可能绵延传承数千年，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被中断文明历史的国家！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无疑是居功至伟的。出版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新的时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出版业面临的新要求、新任务。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也因此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学科升级是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业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做努力。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努力。同时，出版业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版业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提供高质量的出版物上做出奉献。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在为国家文化建设进一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在保持产业规模、深化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上取得了明显成效。2018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亿元,较2017年增长3.1%。与10年前的2008年的8500亿元人民币相比较，规模已然翻番。百亿出版传媒集团继续扩容，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主业经营突出。2018年图书出版营业收入继续保持10多年持续增长的势头，年增长率达6.6%,在8个出版产业类别中增速第一。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2018年全国新版图书品种下降,总印数与单品种平均印数却都有较大增加；新版图书24.7万种,较2017年降低3.1%，总印数25.2亿册(张),增长10.7%；重印图书27.2万种，增长5.7%；总印数57.7亿册(张),增长7.2%。全年有90种一般图书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比2017年增加32种；其中新版图书48种，增加26种，重印图书42种，增加6种。课本品种、总印数所占比重进一步降低。科学技术类书籍品种增速为5.3%，继续高于其他类别书籍,而且总印数增速(8.4%)大幅提升。主题出版图书印数大幅提升，原创图书出版进一步增温，图书出版结构持续优化，图书出版单品种效益提升，报刊出版降幅普遍收窄。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的数字出版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在改变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创新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过程中，还能通过市场机制筛选出更有价值的内容，实现内容价值的最大化。随着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出版与相关产业不断渗透，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出版发展格局业已形成，成为出版产业扩大规模和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效，书香社会建设遍及城乡，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出版业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全民阅读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项国家战略，将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这要求出版业不断创新和拓展阅读方式，为全社会做出更加出色的贡献。阅读与出版从来就是共生发展的关系。随着全民阅读广泛持续深入地开展，其势必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加有力的推动。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对出版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出版业全行业正在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学科升级是出版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我国学术界早先曾有过“新闻无学”的说法，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发现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学问很大，终于建立起了“新闻学”；后来又出现“出版无学”一说，经过各方多年的努力，“出版学”总算也有了一个正式身份。不过，是不是还有些出版业外人士对出版是否有学心存疑惑呢？事实上笔者还真遇到过一二。某些业外人士总以为出版业大体是帮助他人出书，学问即便有也大不到哪儿去。然而，随着出版历史、出版文化、出版内容、出版体制改革、出版市场运营以及出版“走出去”等问题一个个凸显，业外人士似乎渐渐难以置喙。近10年来，随着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出版业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出版融合发展，产业升级转型，需要学习和研究的问题陡增，其态势前所未有，某些对出版有学不以为然的认知至此恐怕可以休息了。出版产业转型是一个遵循出版规律，发挥内容优势，运用新兴技术，推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共享融通的变革过程。出版产业转型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商业模式升级。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我国出版业基本上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营销。目前几乎所有出版传统纸介质书籍的出版社都开辟了移动互联网传播渠道。“两微一抖”传播方式推进传统出版融媒体发展的进程。出版业在内容生产营销上，“专业作者+专业编辑”生产内容的模式在逐步改变，而“纸书出版、数字出版、网络传播、电子阅读”融合出版形态与传播方式的变革，正在推动出版业运行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二是出版机构向着知识服务转型。这一转型推动了出版业进一步向内容产业转型。许多出版机构在联合知识付费平台，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内容生产模式、传播方式、消费形态等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知识付费的兴起，作者与用户直接进行供需合作和知识分享，而传统的通过封闭式渠道流通来创造产业价值的模式不再是出版产业唯一的经营路径。三是AR、VR与人工智能初步应用于出版。我国出版业AR图书呈稳定发展态势。VR的研发正在以课题研究、文化产业项目的方式推进。许多出版机构还在智能教育服务、阅读服务机器人的研发上重点发力。四是出版业版权交易新模式发展日趋成熟。出版IP运营模式以核心内容为基点，延伸至电影、电视、游戏和动漫等泛内容产业，正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为作为以文字为核心的内容产业的出版业版权交易展现更为广阔的空间。五是科技期刊融合出版取得初步成效。许多科技期刊在出版流程上，已经实现了从投、审稿到最终发布的完全数字化。数据库出版已经被广泛用于出版实践。六是大数据时代学术出版模式初步形成。大数据时代的学术研究正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可视化学术、关键词学术、远距离阅读、数字人文、新计算社会学等。科研领域代际更替明显。学术共同研究成为趋势，数字化科研需求强烈，尤其需要数字平台的支持。学术出版机构正在成为专业内容的资源整合者、专业内容的规范者、专业内容的评价者、学术成果的推广者、专业研究者和知识服务者。2020年，我国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还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出版业之所以能够迅速行动，围绕抗击疫情的需要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出版物，不仅是由于广大出版人具有强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精神，还由于出版机构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在交通阻隔造成图书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能运用数字技术整合资源，进行远程合作，实现跨时空融媒体出版，为抗疫期间传播科学、稳定舆情、加强组织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进入新时代，按照中央的重要要求，出版业正在进一步加快融合发展的进程，提高出版传播能力。这是出版业面临的新要求、新任务。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学科升级是出版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我国出版业要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积极引进和培养更多新型高级人才。人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尤其对于轻资产的出版业，提高出版生产力关键靠人才。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出版人才队伍，就不可能有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虽然并不赞成出版业通过“互联网+”实现更大发展，但我们绝对不是不要互联网，更不是反互联网。我们主张的是“出版+互联网”。“互联网+”强调的是互联网思维，也就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经营运行思维；“出版+”强调的是出版思维，亦即出版主体以价值为导向的文化生产思维。“出版+互联网”则是出版业在以价值为导向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用户需求，充分使用好新型高效的传播手段。坚持“出版+”的原则，就是要从单一业态向多元业态升级，借此形成“出版+互联网”“出版+影视”“出版+教育”“出版+阅读”“出版+App”“出版+抖音”，甚至“出版+旅游”“出版+餐饮”和“出版+”各种私人订制，各种跨界出版样式将层出不穷，大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气概。在互联网时代，世间万物无一不可互联互通。出版业将出现打通出版、影视、游戏、动漫、戏剧等各种领域的泛娱乐新生态。出版业通过“IP”运作，内容将实现由传统出版物到电影、网剧、游戏、衍生品、海外版权、数字版权等多领域的多重开发授权，未来一部书的价值可以实现几何倍数的增长。然而，要实现这样的跨界融合与转型升级，无疑急需引进和培养相应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在信息化条件下，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走跨界融合发展之路；而出版业要做到跨界融合发展，就要进一步壮大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提高人才队伍质量。这是许多新兴出版机构和传统出版发行机构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全行业对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显著扩大，初步测算缺口在70万名左右，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可目前全国相关高校每年招收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仅在1000名左右，远远不能满足行业的需求。为此，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曾经实施“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支持出版单位与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联合进行出版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然而，由于这一计划基本上面向行业领军人才和高端师资，依然不能满足出版业对于一线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复合型、创新性人才严重缺口的窘境中，许多传统出版发行机构只好在出版学科之外的专业特别是计算机、软件、电子工程、工业工程、自动化等理工科专业中选用毕业生。这些新入职的毕业生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兴技术，可是，其中有些人由于没有接受过出版学系统教育，缺乏现代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人文与社会知识相对薄弱，特别是不熟悉我国的出版法规与政策，对出版的文化属性和出版行业特点缺乏认识，入职后不是难以融入，就是难以主动发挥作用，就业后的稳定性一直存在问题，跳槽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在国际上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活跃的形势下，人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成为行业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和要求同样十分紧迫。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学科升级是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本文已经从出版业发展实际的需要角度讨论了出版学的学科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学科升级的四个理由。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出版学是建立在人类出版活动的基础之上，研究出版活动规律的一门实用性学科。可是，既然是研究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总还要回到出版学学科本体上来。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许力以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指出:出版学是研究了解与掌握出版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出版历史及其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出版活动规律的科学。他指出：“出版业是科学文化的缩影。从一个国家的图书出版水平，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水平。为了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出版。我们要把出版作为科学加以探索。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正是在以陈翰伯、许力以、陈原等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重要代表人物的倡导和推动下，1980年代起我国开创了出版学学科建设事业。1980年代，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在出版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受到我国出版学研究者们的注意。清水英夫认为：“出版学是把出版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学问。与作为传播学的新闻学有类似性，但研究对象不一定以作为大众媒介的出版为限。在与出版有关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有书志学、书籍学、图书馆学、读书学、印刷学，要把它们加以综合，并借助邻近的学科就出版的功能、过程、效果等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阐明。”40多年来，关于出版学的学科研究，已经形成内容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关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具体内容，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说明中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设，学科边界及其内涵、外延已经比较清晰，已经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性要求。现在我们来看作为包括出版学等二级学科在内的一级学科新闻学，其学科定义及主要研究内容是如何表述的。我国新闻学著名教授李良荣先生在其名著《新闻学概论》（第六版）中，对新闻学的定义是：“新闻学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想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重点是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历史）、新闻业务。”李良荣认为，新闻学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客观世界的诸条件对人类社会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新闻学和出版学，一个是研究人们的新闻活动，一个是研究人们的出版活动。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公开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其中特别强调时效性，认为时效是消息的价值，以至于许多新闻活动强调“第一时间”；而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则不仅包括公开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还包括公开传播各种积累下来的内容，甚至包括并非当时要广而告之，而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接续前人、传于后世的各种出版活动。如此来看，如果一定要让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学带着二级学科的出版学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其中诸多违和尴尬将在所难免。有的高校将出版学科设在一级学科传播学下，实际上也一样面临上述类似尴尬。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这看起来是涵盖了出版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活动，其实，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论及的，出版业总是要在文化积累上担当社会责任，一直有着不少并非当时要广而告之，而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接续前人、传于后世的各种出版活动，自然这也将难以划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新闻学、传播学和出版学，这三个学科之间虽有一定的类似性，可还是有着各自的学科边界和内涵、外延，是三个平行的学科，让哪一学科作为一级学科领衔于其他两个学科，都将难以避免实际活动开展时遭遇的尴尬。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将现行学科目录上标注的“新闻传播学”调整为“新闻出版传播学”，让出版专业合理地跻身于一级学科的行列。把出版学列入一级学科，已经成为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相当急迫的一件大事。由于不是一级学科，出版学知识体系、学科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均受到相当明显的局限，至今未能形成完整贯通本、硕、博的培养体系，导致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乏力，出版专业人才供给受限，严重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当前国家文化建设中出版业的作用正在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业正在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出版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深刻变革，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严重匮乏，凡此种种，都对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可以说，实现出版学的学科升级，不仅事关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更关乎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关乎我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关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希望这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