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 | 论数字技术的出版风暴 —— 一种技术哲学的视域
编辑按语：
在人类文明的未来想象中，出版及其象征是一个从不缺席的元素，这也印证了出版之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现代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引入，或者说数字技术对现代出版的改造，制造了新的出版场景，再一次将对出版本质的讨论引向舞台中央。对此，以贝尔纳·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技术哲学家们，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探求和理解数字出版本质的重要工具。
出版的基本内涵是知识的生成——生产及传播，而生成方式深受技术的影响，现代出版业就得益于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因此，以何种技术媒介生成知识，是出版发展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依循技术哲学的路径，围绕技术媒介与人类记忆的关系，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理论视角，即不局限于专业机构化的现代出版业，而是在自口语传统开始技术媒介演变的历史尺度中，探讨人类社会知识生成的基本形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知识生成”替代出版学常用的概念“知识生产”——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制作过程，以观照包括个体、专业机构两个层面的整个社会知识形成和公开化的基本方式及状态。
书籍作为人类记忆的外置化方式，将自我转移到了物质化的媒介上，因此得以延展、存续，出版物作为外化自我的媒介——人类记忆的义肢，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数字技术创造的“象征记忆环境”，“允许建立个性、表达个性”，在语言的层面敞开了对话的可能性，“而大众媒介所熔断、消灭的，正是对话”。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技术对于记忆的再造，主要是通过将柏拉图意义上的天然记忆（指具体的记忆行为）与人工记忆的重新组合，从而开启了从自我表达到自我外化的可能性。这个切入点或可敞开数字出版研究的新面向。从技术哲学的视野出发，数字出版是当前“人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超文本带来了知识生成的崭新方式。数字技术开启的个体化，在此体现为从静态纸质线性文本的阅读者，转变为数字信息动态的组织者。这个个体化进程首先是从文本层面上发生的，或者说是以数字技术的文本应用为基础的，继而推进到了社会关系之中。数字文本层面的个体化趋势，是在用户与数字技术的互嵌与对话中体现出来的：其一，新媒体语言的特质，促使用户成为信息环境的领航人，并时时刻刻处在与周遭环境及人的交互中。其二，非专业化的个体知识生成，使得整个社会的知识生成越来越趋向于围绕自我、个体展开。其三，数字技术是一种“微技术”，它让消费与生产相连。数字媒体的文本特点和语言规则及其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展现了用户的多重生产性，重新驱动了个体化进程。
对现代出版业剥夺个体感知经验的反思，构成了本雅明对资本主义印刷文明批判的重要部分。斯蒂格勒将印刷技术对个体感性经验的剥夺过程，描绘为“感性的无产阶级化”。数字技术和大众媒介之不同，正在于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电子器官（各种接入网络的终端设备）将自己的身体经验与人工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个体化。
数字媒介对传统出版业的再造，其核心点是知识生成从现代出版业的专业化转向以个人为中心的对话式状态，从而呈现出数字时代的个体化趋势。现代出版业总体而言是一个知识生成的辅助性行业，依赖于非出版专业机构人员的原创者的合作生产。并不隶属于出版机构的原创作者们，有了自己的公开化平台后，专业出版机构原先集中性、垄断化的定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复印术是电力对印刷世界的侵犯，这意味着印刷术这个旧领域或旧技术的一场彻底革命，教室里已经感觉到这场风暴了。”麦克卢汉在半个多世纪前预言的风暴，正在经由数字技术，更加猛烈地席卷全人类。
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基础设施激活社区公共生活效果研究”、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
作者孙玮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孙玮.论数字技术的出版风暴——一种技术哲学的视域[J].现代出版,2022(1):19-29.
CY/T 121-2015 孙玮:《论数字技术的出版风暴——一种技术哲学的视域》,《现代出版》2022年第1期,第19页至29页。
MLA 孙玮."论数字技术的出版风暴——一种技术哲学的视域."现代出版.(1)2022:19-29.
APA 孙玮.(2022).论数字技术的出版风暴——一种技术哲学的视域.现代出版,(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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