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卿 | 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
出版功能是出版的内在价值和外部效应的共同体现，而不单纯是出版的社会影响。出版功能是由功能主体、中介和客体等基本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主要包括传播信息的文本功能、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中，出版的社会功能又具体涉及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内容。
我们观察发现，当代出版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脱虚向实”的倾向。无论是对出版学研究议题的设置，还是对研究方法或范式的选择，均存在这种倾向。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是在批判传统经院哲学基础上，基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模仿现代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我们相信，出版学研究出现的这种倾向是完全符合出版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属性要求的，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是，这种倾向如果把握不好，难免将出版学研究带入“庸俗化”境地。出版学应该是基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寻求或发现关于“出版现象”的普遍知识、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的，而主要不以解决局部实际问题为学科发展目标。虽然“问题导向”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普遍倾向，但问题导向一定是建立在学科普遍知识、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研究基础之上的，绝非脱离普遍性规律的“自行其是”。因此，出版学研究不能忽视对“出版现象”的普遍知识、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的追求，出版学应力求成为“为从事现实的出版事业的人们提供指导原理的学科”。
出版功能是出版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它直接关乎“出版现象”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关于出版功能的研究，对出版学具有基础性的学术价值。它回答的不仅仅是出版能否影响社会的问题，而且是出版怎样影响社会的问题，是出版影响或作用社会的机制与机理方面的问题。
出版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活动，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和外部影响。这个内在价值和外部影响，就是出版的功能。深刻揭示并科学描述出版的内在价值和外部影响，正是出版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事实上，关于出版功能的研究一直以来就受到了出版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很活跃，并且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但随着出版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出版功能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永恒的出版学议题。
出版功能的界定
不少出版学大家，如宋木文、巢峰、阙道隆、罗紫初、周蔚华等都曾涉及过出版功能这一议题，对出版（含出版业、出版活动、出版物等）多方面的功能（含作用、意义、价值等）展开过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为这一议题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稍显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单刀直入，直接分析论述出版具有哪些方面的具体功能，很少有人对出版功能这一范畴做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界定。如出版功能范畴中的“出版”，是指出版业、出版活动，还是出版物？“功能”到底是什么内涵，它与作用、影响或价值是什么关系？现阶段关于出版功能的研究成果，或是出版的功能，或是出版业的功能，或是出版活动的功能，有的还是出版物的功能；而且大部分探讨的是出版的社会影响，即外部功能，很少涉及出版内在价值。我们认为，只有厘清出版功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有助于研究的聚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里，我们不妨从认识论视角对出版功能范畴中的功能、功能与作用的关系，以及功能主体、中介与客体等分别做一个简要界定。
（一）出版功能的含义
日常生活中，功能通常是与“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功能甚至被视作作用的同义词。事实上，这两个概念的确密切相关，因为功能一般被定义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
学界有时候对“功能”和“作用”也做严格区分。在这种语境下，功能是指事物内部固有的效能，是事物的静态属性。它是由事物内部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是一种内在于事物的相对稳定独立的机制。作用则是事物的外部效应，是事物的动态属性。只有当一个事物具有一定的功能且与外部环境发生关系时，作用才会产生。两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功能是作用产生的前提基础，作用就是事物内部要素结构所赋予的功能与客观需要相结合而产生的实际效能。也就是说，从学科意义上，功能是由事物内部要素结构所决定的事物固有的效能，是事物的静态属性，是事物作用产生的前提基础。它与“作用”虽然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从内涵和外延上定义“功能”这一概念，虽然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要将功能与作用完全分开却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许多社会现象，如科学、教育、法律等，都难以将其功能与作用严格区隔开来。从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功能甚至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正是各个学科在探讨相关现象的功能时，总是将其与作用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基于这一现实，我们认为，出版的功能大致相当于出版的作用，是指出版自身所固有的作用于读者或社会的效用或价值。它既是出版自身固有的效能，也是出版的外部效应或作用；它是由出版自身内部要素结构所决定的，却是通过作用于读者或社会体现其影响和价值的。
（二）出版功能的构成要素
既然功能是由要素和结构决定的，那么解析出版功能的要素和结构就是分析出版功能的前提或基础。我们认为，出版功能是由功能主体、中介与客体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其中，主体是出版功能的创造者，中介是出版功能的载体，客体是出版功能的受体或作用的对象，即主体通过中介服务于客体或对象。这就是出版功能三要素的基本结构。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为，出版功能是由这三个要素组成的系统来实现的，而不是其中的单一要素就能完成的。例如，用出版物的价值或作用来解释出版功能就可能存在片面性。因此，了解这三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对全面掌握出版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1. 出版功能的主体
出版功能的主体是指出版功能的创造者，具体指出版业尤其是出版业中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出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出版业来完成或实现的。脱离了出版业，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出版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以及作用于读者或社会的功能，正是由出版业所创造的。作为出版功能主体的出版业，尤其是出版机构和出版人，是通过编辑、复制（印刷）与发行等出版业务活动来创造出版的各项功能的。在出版功能的创造活动中，编辑、复制（印刷）与发行工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编辑主要承担的是出版内在价值的具体创造工作，复制（印刷）完成的是出版功能的“物化”工作，发行承担的则是出版功能的传播工作。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共同创造出版的完整功能价值。
主体作为出版功能的创造者，其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直接决定着出版功能的性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出版功能的性质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出版业创造的是社会主义出版功能和价值。
2. 出版功能的中介
出版功能的中介是指出版功能的载体或具体承载物，即出版产品或服务。出版业所创造的功能，虽然主要表现为蕴含特定实事、理念、信仰或价值观的数据、信息或知识内容，但这些内容总是依附于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或网络出版物等特定的出版产品或服务这一特定载体的。离开了这一载体，出版业所创造的功能就无处依附、无法传播。因此，中介是出版功能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总习惯从出版物的视角来研究出版功能。
作为出版功能的中介，载体总是与载体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的。先进的技术含量高的载体技术，有利于出版功能的充分发挥。当今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对提升出版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 出版功能的客体
出版功能的客体是指出版功能的受体或作用对象，具体指出版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即读者，间接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领域。出版功能虽为出版自身的固有效能，但却是通过作用于读者或社会体现其影响和价值的。离开了读者或社会，出版功能就无法实现。出版功能的客体直接表现为读者，间接指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领域。读者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读者，他们通过对出版产品或服务的阅读或消费，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施加影响，从而实现出版的社会功能。
出版功能的内容构成
那么，出版到底有哪些功能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从单一角度来论述的。其中，系统性的观点有“四功能说”“五功能说”和“十功能说”等。如罗紫初教授曾指出，“众多中外学者对出版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探讨。我们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周蔚华教授在总结出版“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教化育人、提供娱乐”的“五功能”的基础上，结合新世纪出版业的新变化，对当代中国出版功能进行再分析和再认识。他指出，“当代中国出版的功能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是传播真理、塑造信仰；二是传播观念，认同价值；三是传递信息，服务大众；四是传播知识，教化育人；五是传承历史，创造转化；六是呈现前沿，促进创新；七是规范话语，形成标准；八是提供娱乐，丰富生活；九是连接中外，交流文化；十是形成合力，推动社会”。
上述这些观点或学说，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从各自的视角较好地揭示了出版功能的核心意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基于前述对出版功能的界定，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出版具有传播信息、宣扬主张和服务社会三大基本功能，其中，传播信息是出版的文本（含超文本、图像、音视频）功能，宣扬主张是出版的理念功能，服务社会是出版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出版包括三大功能，即传播信息的文本功能、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
（一）传播信息的文本功能
信息、知识和数据是一组高度相关的概念。三者之间，共同的东西多，个性化的部分少。在信息管理科学语境中，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反映，不涉及明显的价值判断；知识则是体系化的信息，通常涉及价值判断，正确的或有用的信息才可能转化为知识；数据则是关于事物的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不仅可以是人对事物观察的结果，而且还包括机器产生的关于事物的记录，它完全不涉及价值问题。在出版学语境中，早期出版人常用的主要是其中的知识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降，信息概念逐步进入出版人的视野，如出版传播信息的功能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数据概念引入出版领域则更晚，世纪之交“大数据”“开放数据”的兴起，以及在科技出版领域数据库出版、开放存取出版、增强型出版和数据出版等的兴起，将数据概念与出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如果离开了严格的学科语境，信息、知识和数据并没有本质区别，三者混用也没有太大问题。因此，在谈论出版功能时，我们就用了与传播行为关系较为密切的信息这一概念。
出版作为一项社会传播活动，其传播的正是信息，当然包括数据和知识。出版活动中的编辑、复制（印刷）和发行，均是以信息为工作对象的。其中，编辑是对信息的选择、甄别和加工，复制（印刷）是对经过编辑的信息进行文本（含超文本、图像、音视频）的物化（含电磁化）或固化处理，发行则是对经过编辑与复制（印刷）的信息（具体表现为出版产品或服务）的传播活动。可见，出版活动中的编辑、复制（印刷）和发行均是围绕信息这一工作对象展开的。因此，我们认为，传播信息是出版的基本功能。由于出版活动中的信息传播均是围绕出版文本的编辑、复制（印刷）和发行来开展的，我们不妨将出版的信息传播功能称作“文本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文本、复制（印刷）文本和发行文本是出版的基本功能。其中，编辑文本主要体现为对文本的选择、规范化和标准化，复制（印刷）文本体现为对文本的物化（含电磁化）或固化，发行文本则体现为对文本的社会传播。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前述关于出版功能的各种观点，部分涉及了出版的这一基本功能。如“五功能说”中的“传递信息”和“传播知识”，显然是属于我们定义的“传播信息”这一“文本功能”范畴的。“十功能说”中的“传递信息，服务大众”“传播知识，教化育人”和“呈现前沿，促进创新”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纳入“传播信息”的“文本功能”范畴。西方出版学、图书学或书史研究，都十分关注对文本功能的研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对出版文本的分析来解构出版的功能。
文本功能是出版现象内部固有的效能，是出版的静态属性。它是由出版机构内部各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是一种内在于出版的相对稳定的基础机制。它是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的基础和前提。
（二）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
虽然数据、信息和知识是中性的，但荷载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出版文本，如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和网络出版物，则并非完全中性的，其中不少是富含作者、编者或出版者的某种理念、信仰和价值观的。当然，这突出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传统文化中学者们的所谓“著书立说”，就有典型的“宣扬主张”的意味。周蔚华教授“十功能说”中的“传播真理，塑造信仰”和“传播观念，认同价值”中的“信仰”“观念”和“价值”均是出版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的体现。
出版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活动，具有宣扬主张（包括理念、信仰和价值观）之目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立场和观念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因此，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借助出版以达到宣扬主张之目的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巢峰先生指出，“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任何阶级、学派、团体、宗教，无不利用这一武器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古今中外，以出版宣扬主张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阶级立场、学派主张、团体宗旨或宗教信仰，甚至个人明志等，无不借助出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通过大量的著作出版来宣扬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播共产主义政治观点和思想体系的。
理念功能与文本功能一样，也是出版现象内部固有的效能，是出版的静态属性，蕴含于出版文本之中，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直接决定着出版的社会功能。一定的出版理念必然服务于相应的社会利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能让广大无产阶级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走上革命的道路。相反，观念颓废、立场反动、价值观扭曲的出版文本，则绝不可能带来好的社会功能。
（三）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是指出版服务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外在效用，它是出版的文本功能与理念功能与社会结合所产生的外化效应，是出版功能的外在表现。出版的社会功能既是以文本功能与理念功能为基础的，更是文本功能与理念功能的延伸，是文本功能与理念功能的社会化体现。与文本功能与理念功能所具有的静态特征不同，出版的社会功能具有动态性特征，它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相同或相近的出版文本与出版理念，其社会功能并不一定相同。
社会功能是出版的各项功能中最容易被社会认知的一种。目前，关于出版功能的研究，大部分都直接指向这一功能。前述关于出版的“四功能说”“五功能说”和“十功能说”几乎都涉及出版的社会功能。其中，“四功能说”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五功能说”中的“传承文化”“教化育人”和“提供娱乐”，“十功能说”中的“传承历史，创造转化”“提供娱乐，丰富生活”“连接中外，交流文化”和“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等均属出版的社会功能范畴。
出版的社会服务功能
如前述，当前关于出版功能的研究主要囿于出版的社会功能层面。这种现象既反映出了当前出版功能研究的片面性或不足，也表明了出版社会功能的显性和重要价值。文本功能和理念功能只是出版的内在功能、静态功能，而社会功能才是出版的外化功能、动态功能。文本功能和理念功能虽然是社会功能的基础，但它们终究是要通过其社会功能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着力强调出版的社会功能是有其学理基础的。
出版的社会功能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基本内容主要涉及出版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三个方面。
（一）政治功能
出版的政治功能就是出版服务于社会政治建设的效用，它是出版社会功能的核心意涵。出版属思想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范畴，为政治服务是对其的必然要求。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出版政治功能的本质要求。阙道隆先生从编辑的角度深刻阐明了出版的政治功能。他认为，编辑出版活动具有两大政治功能，“第一项重大政治功能是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制造舆论……编辑活动的第二项重大政治功能，是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对权力机关进行舆论监督”。出版的政治功能一般可以通过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等方式来实现。罗紫初教授指出的“出版活动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思想教育与舆论导向上”，宋木文先生强调的“报刊和图书对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的巨大作用”，以及巢峰先生提出的“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等，都是对出版政治功能的有效诠释。
当前，我国出版业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根本目标，紧紧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开展出版活动。这是我国出版政治功能的基本要求。
（二）经济功能
出版的经济功能是指出版之于经济发展的效用或价值。从缘起看，出版到底是以文化还是经济形态发端的，虽然并无定论，但出版以经济形态示人有着久远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出版产业，出版业已成为一个有着重要经济影响力的产业门类，更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关于出版的经济功能，学界有不少探讨。如，罗紫初教授将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产值构成功能，出版活动能向社会提供出版物或出售版权，直接创造产值，构成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重要部分；二是经济促进功能，出版活动能传播知识，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经济服务功能，出版活动能传递信息，为经济决策与管理提供信息服务。”卿家康博士认为，“出版活动可以从五个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版活动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出版活动能促进劳动力再生产的发展；出版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出版活动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出版活动直接创造产值，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宝柱先生侧重从科技成果应用的角度来认识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他指出，“出版经济越发达，越能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加速国民经济的繁荣”。
我们认为，出版的经济功能至少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出版业是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业的发展可以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如，英国创意产业2013年实现产值76.9亿英镑，占英国经济的5.0%，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表明，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其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提升是可以预期的。第二，出版业通过服务文化、科技和教育，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此，拟在下面“出版的文化功能”中进行讨论。
经济功能具有典型的显性特征，易受到出版界的重视。在出版实践中，甚至容易出现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因此，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树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理念，应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经营的基本遵循。当然，这也是发挥出版经济功能的前提。
（三）文化功能
出版的文化功能大致是指出版促进文化发展或进步的积极作用。它是出版社会功能中社会认知度最高的功能之一。出版界及社会各界都较好地认识到了出版的这一社会功能。出版的文化功能内涵相当丰富。罗紫初教授认为，它具体包括“文化选择功能、文化生产功能、文化传播功能和文化积累功能”四个方面。阙道隆先生、王振铎教授和向新阳教授等对出版的文化选择功能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通过出版的“选题”和“编辑加工”等对文化进行“去劣存优”，进而实现对文化的选择。彭建炎先生认为，出版是一种文化生产或创造活动，“出版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承载物的生产，它是作者文化创造的继续，编辑对著作（书稿）的选择、整理、审读、加工等都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将出版视作“作者文化创造的继续”无疑是对出版文化生产功能的一种最好诠释。周蔚华教授不仅对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进行过系统阐释，还归纳总结出数字环境下出版知识传播的特点。他指出，出版“知识的传播已经不是标准化、批量化、大众化、单向传播的方式，而是碎片化（信息和知识碎片）与大规模集成化（信息库）并存，以定制化、个性化、互动性为主要传播方式”。邵益文先生通过出版的成果—图书，阐明了出版的文化积累功能。他指出，“图书留下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脚印，它记录了人类认识的总和，积累了无所不包的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有史以来一切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由此可见，出版之于文化的功能或作用业已得到广泛认知。
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文化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至少应该包括科技、教育和休闲娱乐。因此，出版的文化功能同时也包括出版对科技、教育和休闲娱乐等发展或进步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出版与科技、教育和休闲娱乐的关系十分密切，专业或学术出版就是专门依附和服务于科技的，教育出版服务于教育自不必言，大众出版则是面向公众休闲娱乐的。
▍ 作者 方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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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方卿.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J].现代出版,2020(5):11-16.
CY/T 121-2015 方卿:《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第11页至16页。
MLA 方卿."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现代出版.(5)2020:11-16.
APA 方卿.(2020).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现代出版,(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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