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晏 | 发掘通往数字文明的媒介性：“版本馆”中“版本”的媒介学研究
内容摘要：传统意义上作为“书籍印本”的版本，随印刷文明逐渐步入数字文明，必然经历外延与内涵的拓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发掘其媒介性，即技术逻辑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居间性，打破物质与非物质的二元对立，使其在数字媒介时代重新焕发活力。在多元数字传播实践中，一方面，需要发掘它超越印刷媒介的媒介性；另一方面，需要发掘它调节人类文明的媒介性。基于此，以“感官文明的多元调节” 来界定版本在数字媒介时代新生成的媒介性，将其应用于出版实践，为当下受到数字媒介冲击的出版业寻找通往数字文明的新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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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性与关系性的统一：发掘“版本” 的媒介性
二、从“书籍印本”到“介质形态”：发掘版本超越印刷媒介的媒介性
三、从“介质形态”到“文明资源”：发掘版本调节文明意义上的媒介性
四、感官文明的多元调节：发掘数字版本新生成的媒介性
中国国家版本馆（下文简称“版本馆”）于2022年7月30日开馆。它陈列的各类版本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吸引人们纷纷前来“打卡”，同时也带来了疑问：“为什么兵马俑没有字也可以作为版本？”其实，作为文化的载体，版本是多元多样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当下的版本已突破其在印刷文明中作为“书籍印本”的外延，延展至数字文明中多元化的“介质形态”，包括兵马俑等基于感官要素的艺术版本、兵马俑3D仿真造像等数字版本都被视作“版本”。版本馆称：“古今中外一切载有文明印记的各类资源，都可以称为 版本。”从媒介学的理论视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版本馆中的“版本”？这对当下受到数字媒介冲击的出版业寻找通往数字文明的新路有何启示？本文将聚焦于此进行研究。
一、物性与关系性的统一：发掘“版本” 的媒介性
对版本的传统理解是偏向于物性的。“版”“本”这两个字的原初含义都指向物性。按照《说文解字》的阐释，“版，判也”，指分剖的木板；“本，木下曰本”，指树木的下部。两者都直接表明其木质的物性。当“版”和“本” 结合成“版本”这个词，其“本来的涵义仅指雕版印刷的本子”，并不像后来囊括抄本、批校本等凸显人类主体性的其他“版本”，也是相对偏向物性的。然而，即使是早期用以雕版印刷的版本物质形式，背后也隐含着多样化的非物质文化。“版本文化非物质性的一面，像古籍的版刻工艺、装帧艺术、修复技法、鉴赏方法等无形的文化遗产，同样是古代出版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卷、册、篇、帙、函等多种图书形态，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卷轴装、龙鳞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装帧形式。这些都是东方审美哲学在中国古代图书文化中的表现”。事实上，这些版本涉及的“版本工艺” 非物质性文化实践，同样是版本无法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版本馆的开馆展览，就专门设置了“版本工艺”的展示板块，以充分展示版本物品背后的人类工艺，体现物性与关系性相统一的媒介性。
正是为了强调版本中物性和关系性的统一，我们试图借助媒介学理论视域中媒介性的重要观念，来发掘版本中相对被忽视的关系性。媒介学理论有强调媒介同时兼备物性和关系性的基础观念。德布雷在《媒介学引论》中指出：“在信息交流这个词上，重点自然是落在媒体本身上，也就是说，是交流渠道或交流载体的特点。媒介这个词，它的重点是中介行为（mediation，法语中的后缀表示动作行为，也被译作‘调节’），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的。”此处提及媒介作为载体或设备是在肯定其物性，而又强调物性离不开中介行为（如交流与操作），以示其连接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性。对此，米歇尔与汉森直接指明了“媒介性”的重要观念：“‘媒介’一词还指出了一种技术的形式，或形式的技术，媒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媒介性’，正是因为它，人类才变成了‘生物技术’形式的生命个体。”也就是说，媒介性就是技术逻辑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居间性。它包括两个相面：媒介物（medium）和调节（mediation），前者指向物性，后者指向关系性。尽管两者对媒介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关系性能使物体成为媒介——“故凡是媒介，必是从关系着眼，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版本也必须从它勾连的关系着眼，才能从木板质料转变为文明载体。
所以，我们以媒介性为理论视角来观照“版本”，打破版本中物质与非物质的二元对立，发掘其关系性，以深化对其物性的理解。米歇尔和汉森在阐释“媒介性”时指出：“二元对立（经验与阐释、形式与内容等）至今仍是媒介研究的根本结构，我们所说的媒介能牵线搭桥，是个能在二元对立间‘斡旋调解’的第三个术语。” 这里分析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可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版本中物质与非物质二元对立的情况。而要在版本的物质与非物质之间“斡旋调解”，则需要有意针对版本的传统认识重物性、轻关系性的情况，发掘其被物性掩藏的关系性，尤其要注意发掘物性一致的不同版本背后千差万别的关系性。我们从当下版本馆对版本的展示方式中，能看到这种思路。此次开馆展览中包括“渊溯津澜——《四库全书》文瀚合璧”展，这是首次将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这清代建立的四大藏书阁里的《四库全书》真本与仿真影印版本放在一起展出。由于这四大藏书阁都是乾隆时期保存《四库全书》的，其版本的物性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其背后的关系性是不同的。以文澜阁为例，其《四库全书》是“南三阁”（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里仅存的半部，在之后的百年间，历经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等浙江有识之士接力棒式的护藏、补钞，终得复全，这是中国版本史上的奇迹。所以，其物性背后凝聚的版本价值（价值关系等）、时代风雨（历史关系等）、文化意义（传播关系等）是不同的。相信也是这样的考量，使版本馆设置了这样的展览，以媒介性的经验丰富了对“版本”的理解。
二、从“书籍印本”到“介质形态”：发掘版本超越印刷媒介的媒介性
版本馆将版本从“书籍印本”拓展到“介质形态”，有助于发掘版本被印刷媒介的物性掩盖的关系性，使其在数字媒介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在这里，被书籍等印刷媒介的物性掩盖的关系性指什么？我们参考威廉斯对媒介 “mediation”（调节）关系性的阐释——“意涵涵盖了中间的媒介，从物质性的东西……到心智上的行为——‘理解力接收事物，首先是经由外部感官的媒介，后来是经由想象力的媒介（mediation）’。”在此，媒介的关系性意味着它是由物质通往心智的连接关系，即一种感知模式。所以，我们试图从感知模式的角度来发掘版本超越印刷媒介、适用数字媒介的媒介性。
1. 发掘版本超越书籍的媒介性
从感知模式的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思考以理性认知模式为核心的书籍版本是否存在媒介性上的局限，特别是在当下数字媒介时代，以发掘其超越书籍的媒介性。
事实上，人类的感知模式是多样化的，并不以文字媒介的理性认知模式为优。数字媒介时代，通过图像、音频、触觉互动等多元感官要素所获得的不只是娱乐，也包括人类的感知训练，其甚至具有帮助人类认知进化的进化论意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作为出版物的电子游戏，它是一种以触觉等感官要素的互动为核心感知模式的“介质形态”版本。在认知模式上，电子游戏作为“介质形态”的版本属于感官认知，而作为“书籍印本”的版本属于理性认知，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归因于身体与心灵的分野，身体是鄙下的，心灵是高尚的，使出版业更加追求灵魂。其实，这类协调人体感官的游戏训练，不只是一种鄙下的娱乐活动，还具有促进认知发展的进化论意义。如人类视觉原本存在的 “无意识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即在专注于某项任务时会存在不能感知外部信息的视觉缺失现象，容易被电子游戏的玩家克服。米尔佐夫曾通过“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证明这一点：在前数字媒介时代，受试者因专注于数传球的次数，有半数没有注意到一个大猩猩在视频中穿过；而在数字媒介时代，“几乎每个人都看得到大猩猩。伴随电子游戏、触屏成长起来的这代人，他们观看事物的方式是不同的”。可以说，电子游戏通过身体实践的反复练习方式赋予人们新的感官协调的生物性，让人类在基于感觉系统的决策中表现得既快又准。这种对更多非文字的感官要素的凸显，是顺应时下数字媒介时代媒介性的，这为出版业数字出版的转向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与实践基础。
2. 发掘版本超越印刷术的媒介性
从“书籍印本”的局限上来看，还需要考虑印刷等工业化生产带来人类知识生产统一性而缺乏感知独特性的问题，从而需要发掘版本超越印刷术的媒介性。事实上，印刷等复制技术带来的知识生产局限，很早就被诸多传播学者所批判。“将我们现代感知媒介的变化理解为韵味的衰竭”，“以致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这种感觉”。本雅明直接从人类感知的角度将艺术韵味衰歇的原因归于机械复制技术。而鲍德里亚则直接援引本雅明的论断，并将其感知生产拓展到整个社会，以批判工业化生产带来“资本整体过程的统一性”的结果。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版本得以扩张到不以印刷术等复制技术为基础的其他介质形态中，使版本馆特意收藏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版本”，如健康码的第一行代码等。
事实上，印刷媒介带来的文化统一性，已很大程度上被数字媒介的个体化感知体验消解。数字媒介的介质形态一般能调动人类的多个感官，让人类很容易通过多样化的感官组合关系形成个体化的感知体验，从而突破机械工业的统一文化。版本馆专门设有数字馆，展示藏品不同的数字版本，“关联图文、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版本资源数据，形成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这或许才是“数字版本”的意义所在，即通过不同的数字化方式产生不同的个性化体验，从而形成多元文化。
三、从“介质形态”到“文明资源”：发掘版本调节文明意义上的媒介性
作为“介质形态”的版本究竟勾连了什么，从深层次来看，其媒介性意义究竟指向哪里，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对此，版本馆试图凝练不同介质形态媒介物的共性，将版本抽象为以技术形式调节人类文明的重要接口，并最终将其定性为 “文明资源”。版本馆直接在开馆展览名称上运用相关字眼表达了这一概念，如“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美美与共——版本中的古代中外文明交流”，既将版本视作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媒介，又将版本视作中外文明交 流的中介，来展示各类版本对人类文明的调节。其中，“美美与共——版本中的古代中外文明交流”展览包括印证中日交往历史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井真成墓志》拓片等版本，以发掘其调节中外认知以形成文明交汇与理解的媒介性。
版本调节文明的媒介性其实是多维度的，既包括物质文明，如版本从雕版印刷演变为活字印刷带来的人类物质技术进步的状况；又包括精神文明，如版本馆的广州分馆展出的“时代留声 传世之音——中国黑胶唱片版本展”精选了经典红歌、传统戏曲、经典民歌、流行歌曲、抗战歌曲五大板块的唱片，让观众在感受一个世纪以来独特艺术魅力的同时，调节思想、道德、文化等观念；还将个体的文明观念传播到社会系统，从而形成社会文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去深刻理解媒介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的媒介学理论以媒介环境学为代表，将文明的调节作用更多地放在媒介调节肉体延伸自然环境上。“对麦克卢汉来说，媒介技术的发展（直至那个时候所谓的当代电子技术）是神经系统的外化。如果用今天的术语，我们可能会这样描述：人类认知能力以技术的形式分布于环境之中。……人们普遍简单地将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若从这一传统意义上理解版本对文明的调节作用，依然会陷入物性优先的物质文明观。事实上，随着数字媒介等新技术形式的不断发展，媒介的调节作用及其针对的生态是越来越多元的。“我相信，随着生产符号、图像、语法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主观表达的问题将更加突出。这里我们讨论的是社会和个人实践的重建，我将把它们分类为三个互补的类目：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和环境生态，所有这些都在生态哲学的伦理美学庇护下。”所以，论及广受数字媒介影响的版本形式，发掘其“文明资源”的调节作用，自然也需要至少在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和环境生态这三重生态的多元维度上展开，从上述版本馆展出版本的方式能看出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发掘版本调节文明的媒介性，尤其需要关注其动态调节系统，这也是数字媒介时代的鲜明特点。数字媒介强调互动性，可根据受众的行为产生动态调节，以通往对数字文明的不同理解。版本馆的数字版本就接入了线上线下的动态调节系统，通过实时调整的版本观看实践调整受众与文明资源的关系，包括线上的版本3D云漫游、版本展览介绍、版本预约参观，以及线下的版本AR实景导航、版本随身讲解、版本导览等一系列数字版本的传播服务，还有针对老年观众、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线上多维度互动、线下全场景交互式体验等。这些数字技术不是线上线下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中介化过程中不断实现多重关系的连接、转换”，能够智能地根据受众当下的连接关系及时作出反应，调节受众感知，从而产生较好的动态调节效果。这其实是早期媒介学传统理论相对忽视的一面。媒介环境学将文明的调节作用更多地放在维系文化环境的自然稳定上——“所描绘的是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利用媒体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这并不是说版本调节文明维护自然稳定就不对，而是强调在考察版本调节作用时，应 “更关注动态系统：其中任一部分都总是具有多重链接，它通过这些链接运行，永处变化，如此它便能被看作是一种模态，而不单单是一个对象而已”。在当下的数字媒介时代，源自印刷文明的版本更容易发生变化，需要发掘其在数字媒介技术基础上的媒介性，以调节其背后的版本文明，形成新的数字文明。
四、感官文明的多元调节：发掘数字版本新生成的媒介性
“拍照五小时，翻书一分钟。”当版本馆成为网红打卡地，有抖音用户却对版本建立起的数字媒介时代的媒介性存疑。若以“书籍印本” 的标准衡量版本馆为数字版本建构的媒介性，这 “一分钟”或许确实差强人意，然而，若以版本馆展览活动中版本物性通往数字文明的关系性来考量，打卡拍照的数字交往方式对于拓展版本的媒介性又是有意义的。事实上，版本馆对版本进行不同的数字化演绎，本身就是不同的数字版本，这大大拓展了数字文明新生成的媒介性。我们认为，“版本馆”对版本作为“文明资源”的数字化呈现，赋予了数字版本以“感官文明的多元调节”的新意涵。
1. 感官文明的调节
版本以拍照打卡等方式连接人类，直接表明了数字媒介时代以感官生产为主的媒介性，会消解印刷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理性文化。这种情况随着数字媒介技术越来越广泛地介入人类生活，正导向一种与印刷文明截然不同的感官文明。这种新的文明也许会生成新的媒介性，人类也许根本就不需要“翻书”，就可以直接通过感官获取知识。事实上，时下流行的元宇宙技术正在导向这种通过感官进行阅读的方式。“在元宇宙中，人们获得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方式将进一步从文字阅读与思考转化成‘目击’观看各类‘全真信息’。……信息传播模式进一步从音视频模式推进到三维场景的元宇宙阅读模式。阅读载体也必将以‘全真阅读’替代文字和音视频载体，沉浸式体验成为阅读的主要发展方向。”从“全真阅读”的角度考量版本馆为版本建构的媒介性，各种网红打卡点的沉浸式拍照实践也能被视作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比如，版本馆的网红打卡点——越王州勾青铜剑，其虚拟仿真版本悬浮在空中发出紫色的光芒，剑格正反面的鸟虫书铭文隐约可见，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在此进行沉浸式拍照体验，相信确实能更细致地解读春秋越国的文化。除了这种“感官调节”，版本馆对版本的数字实践还包含了第二种“对感官文明的调节”，但两者“所依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是传统感官调节，它调节的是人类经验本身（其内容是那个经验）；第二个程序是技术条件的调节，它使人类经验变得可能——也就是隐藏于当今世界真实经验之下的 ‘先验的技术’”。也是基于此，版本馆的数字馆的网红昵称就是“元宇宙”，以表明它有国内最长的数字隧道和最大的室内裸眼3D大屏，能够调节数字文明，并凸显元宇宙成为“先验的技术”的独特媒介性。按照这一逻辑，网友热衷的沉浸式打卡拍照等感官生产方式，也许恰恰会成为泛在的生成数字版本的出版方式，从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本性视角冲击大众传播时代狭义的出版业，将传统出版转义为数字感官产品的生产，为受到数字媒介冲击的出版业探索一条通往数字文明的新路。
2. 多元调节的融合
也有网友质疑，版本不应该被置于集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于一体的“四不像”版本馆中。这种观念其实是受前数字媒介时代“藏书阁”功能分割理念的影响。我们知道，传统的 “藏书阁”强调“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世”，被有意建于远离人群之地，以切断其多元连接的媒介性，从而保护版本，使其经久留存，以传后世。然而，随着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版本作为媒介的多元连接根本切不断，且其以数字化形态来实现经久留存也并不难。集多元定位于一体的版本馆，能使版本通过数字化实现超链接的数字连接性，不仅可以使受众在版本馆观看版本时获得在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时相应的体验，还可以融入更多其他体验。数字媒介日常的融合式体验新生成了数字文明独特的媒介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融合是由软件代码系统驱动生成的。上文提及的健康码第一行代码作为版本在国家版本馆展示，就是强调代码生成媒介性的积极意义。“我们必须肯定软件代码本体的效力。代码（及其软件）既有哲学效力，又有操作效力。代码是我们建构世界的强大引擎。”软件代码系统驱动数字化与我们多元体验的融合，再定义了感官生产。
数字版本在体验上的差异，能够产生多元调节的媒介性，不仅表现在版本馆设置好的图文、音频、视频、仿真造像等不同数字版本形式，还表现在数字版本在不经意间留下的“数字轨迹” 所提供的更多的即时体验。正如克莱默尔所说：“它向我们显示的东西必定是附带的，也就是无意地形成的——否则就不是轨迹。”由于这些附带轨迹没有被符号使用者所控制，其拓展的感官显然更为多样。比如，版本馆的杭州分馆网红打卡点——万片青瓷扇，本身不是版本馆展览的版本而是版本馆的部分建筑形态，但因其感官体验的丰富与有特色——视觉上采用代表青瓷釉色顶峰的梅子青，触觉上质地温润如玉，感官体验上可转动方向合并成整体形成类似宋画中的画屏，它已然成为抖音上新晋网红，引来游客纷纷拍照打卡并称其为“新的艺术版本”。有人嘲讽这是“买椟还珠”，但更多人认为“未尝不可”——既然央视春晚能以“只此青绿”的舞蹈演绎《千里江山图》，那为什么不能将“万片青瓷扇”的建筑艺术视为一种特殊的版本来演绎中国制瓷史上最悠久的龙泉窑制瓷文化？可见，拍照打卡等数字媒介实践在文化体验上能够留下数字轨迹的超链接性，从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多样化版本及其承载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感官文明的多元调节”的数字版本媒介性，似乎频频打破出版业的传统，这也给在数字媒介时代受到冲击的出版业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将书籍印刷品类型的媒介生产转换为多元数字感官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出版业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注释略）
作者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周海晏.发掘通往数字文明的媒介性：“版本馆”中“版本”的媒介学研究[J].现代出版,2022(6):96-102.
CY/T 121-2015 周海晏:《发掘通往数字文明的媒介性：“版本馆”中“版本”的媒介学研究》,《现代出版》2022年第6期,第96页至102页。
MLA 周海晏."发掘通往数字文明的媒介性：‘版本馆’中‘版本’的媒介学研究."现代出版.(6)2022:96-102.
APA 周海晏.(2022). 发掘通往数字文明的媒介性：“版本馆”中“版本”的媒介学研究.现代出版,(6),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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