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俊峰 | 新时代大学出版的实践逻辑与转型思路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建党100周年。大学出版社在普遍经历30到40年的发展转折点上，又遭遇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大学出版社要立足行业大局，回归服务本位，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要聚焦精品内容，发挥专业特色，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要提高运营水平，加强精细管理，走高效能发展之路；要创新培养模式，完善激励机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挖掘内生动力，强化技术赋能，走数字融合发展之路；要提高开放效能，推进多元经营，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大学是人类思想的摇篮，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精神的重要特点是爱国奉献、科学务实、与时俱进。大学出版社学术为务、真知为根的品质与大学精神一脉相承。大学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传播先进文化、服务教学科研、服务人才培养的办社理念，始终坚持立足主业、深化改革、开拓创新的办社原则。当前，大学出版社普遍经过30到40年的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客观总结历史经验，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理性面对现实困境，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和魄力，寻求大学出版转型发展新思路，才能继续涵育大学精神，打造文化精品，为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出版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纵观大学出版的发展历程，爱国奉献、科学务实的大学精神贯穿始终
我国大学出版社基本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其诞生顺应了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114家大学出版社，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19.5%，已成为我国出版业中颇具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学出版社的初创和大学出版业体系的形成（1978—1995年）
1978年，顺应改革开放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建制，大学出版社逐步成长起来。1986年，在中宣部指导下，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召开，并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任务和发展方针，是我国大学出版业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大学出版社初创期基本结束。1995年，国家制定《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对大学出版社社长的任职条件、行使职责等做出明确规定，是大学出版业体系形成的标志性文件。1978—1995年，我国大学出版社处在一个边创立、边建设、边发展的初创和初步形成高校出版体系的
阶段。
（二）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阶段（1996—2007年）
1996年以来的十年间是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效益方面，大学出版社图书获奖数量、承担国家重点出版工程数量均有较大幅度提升，逐渐形成了一批有特色优势和品牌优势的大学出版社。在经济效益方面，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生产力实现较大增长，出书品种、生产总产值、销售总产值等重要指标在整个出版行业中都占有较大比重。截至2007年，我国共有大学出版社102家，共出书66227种，出版总产值140.93亿元，销售码洋121.06亿元，占全国579家出版社的17.2%。此外，国家加强对大学出版社的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关于高等院校出版社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推动大学出版业整体业绩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
（三）大学出版社新转型阶段（2007年至今）
1. 大学出版社初步转型期
2007—2012年，大学出版社步入新转型阶段。2007年，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制定《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到2012年，大学出版社基本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2012—2019年，特别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给大学出版社指明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更大动力，大学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数字传播技术与出版发行各环节逐渐结合，要求出版从业人员尽快了解和学习数字化传播技术，推动大学出版社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业态转型。
2. 后疫情时代转型加速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忽然爆发。一方面，疫情对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产生冲击，新闻资讯、教育学习等都通过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获取，倒逼大学出版社重构数字出版发展思路。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积极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各类线上内容资源，既彰显了近些年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及编辑转型的成绩，也是对传统出版业数字出版发展的直接检视。线上”战疫”考验，推动大学出版社在内容、用户、平台等多角度思考数字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我国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成熟，经历了出版市场竞争的洗礼，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努力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海外大学出版社商业模式的中国特色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
步入新时代，大学出版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
（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高考恢复、科教兴国战略等一系列教改举措的实施，另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的迅速增长。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直接促进了以出版高校教材、服务教学科研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出版市场的发展。大学出版社通过出版物向社会辐射大学精神和创新理念，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着力推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2020年，国家召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全面进入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提质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只有跟踪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牢记自身使命与担当，把服务学校教学科研作为出版重点，整合学科成果和出版资源，才能提升选题品质、优化出版结构，增强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二）国家支持文创产业的政策契机
国家多项文化产业支持政策为大学出版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第一，在公共服务政策方面，全民阅读、农家书屋、书香社会、传统文化普及、老龄化社会阅读、青少年阅读推广等一系列举措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大学出版社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做好各类文化题材图书的普及和推广工作，才能在文化发展的大潮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第二，在出版扶持政策方面，国家出版基金、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等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大学出版社只有挖掘原创精品，紧盯世界前沿，把握出版趋势，才能打造出各自领域的专业品牌，实现稳定、高效、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三）大学出版业态创新的技术环境
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态势愈发明显，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推动大学出版业构建全媒体出版格局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移动互联日益普及和5G应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AR/VR等技术进一步向出版产业应用倾斜，为富媒体内容生产和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2020年突发疫情带来的考验，促使先进技术与出版业进一步融合，推动大学出版社跨越数字化鸿沟，完成”出版+科技”的商业模式创新。技术环境从全流程、多角度对大学出版产生影响，对大学出版新业态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第一，编辑出版流程运转效率提升。基于数字技术的ERP系统将图书出版流程中的数据串联在一起，推动传统的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嵌入到ERP系统的审批流程中，有效提升编辑出版效率和经营管理的精细化水平。第二，印制流程更加现代化和完善。POD印刷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出版的重要实践，是加强资源整合、降低库存、减少浪费的新兴出版印制模式。第三，逐步形成视频营销新生态。技术加持使高频、高质、多元化的视频直播得以出现，实现了以用户互动为主体的营销理念，更加凸显出版单位的品牌和内容优势。第四，渠道格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互联网技术加速出版业线上线下渠道格局的重塑，线上渠道由过去的三大电商逐步发展为抖音、快手、微信、头条、小红书等跨界平台、社交电商的多元渠道，渠道建设成为出版单位必须考虑的重要工作。
时代发展，要求大学出版社突破瓶颈，走出困境，与时俱进
（一）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限制大学出版战略性发展
第一，大学出版社在高校内部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国家建立大学出版社的初心是传播先进学术成果，服务学校教学科研。但在大学出版社发展过程中，似乎只有自己在强调本身的地位和使命，整个高校管理系统对出版社的认同度不高。尤其在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划归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管理，部分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由于无权参加校内干部会议、学科规划发展会议，无法掌握学校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出版社在缺乏高校支持、教学科研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转而深入参与市场竞争，但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无法按照商业逻辑考量，导致服务学科建设效果弱化，与母体大学发展目标契合度不够，出版社在高校管理体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只有在顶层设计层面把大学出版社涵盖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中，在理念和制度上明确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才能实现大学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第二，大学出版社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改制后，大部分大学出版社成立有限公司，作为企业运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改制后大学出版社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学出版社普遍存在母体大学双重管理的问题，既受分管资产的校领导管理，也受主管宣传的校领导管理，造成大学出版社权责归属不清，不利于大学出版社增强企业活力、获得独立市场地位。而受校办产业瘦身、校企”脱钩”的影响，大学出版社以资本为纽带的兼并重组工作基本停滞,对大学出版社进一步发展壮大产生很大的影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对大学出版社内部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无法形成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在面对经产业兼并整合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和教育出版集团时，几乎失去抵抗能力。此外，过度强调大学出版社以市场主体角色参与社会竞争，又是对大学出版社成立初心的背离。处理好学术性和商业化的关系，成为大学出版社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命题。
（二）选题原创性不足与结构失衡影响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
第一，选题结构不平衡，大学出版社选题主要集中在教育板块。大学出版涉及的领域一般被概括为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从2015—2017年的数据看，大学出版社教育类选题共100 571种，主要包括中小学、中高职、大学教材教辅类，占大学出版社选题总量的48.16%。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出版社，其教材教辅品种占比超过70%，经济收入占比甚至超过90%。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学出版社在大众出版方面加大投入，比例甚至超过学术出版，三大出版领域结构失衡，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两极分化。教育类选题比例过高，一方面容易造成过度依赖，降低大学出版社抗击市场波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行业内过度竞争，影响出版物质量并造成资源浪费。大学出版社选题的多样性和特色性需进一步平衡，图书出版应从依靠规模数量向依靠质量迈进。
第二，选题原创性有待提升，大学出版社精品出版有”高原”缺”高峰”。目前，我国大学出版社年出书接近7万种，占全国出版总品种数的30%以上。选题数量多、出书品种多，出现重复出版、无效出版、低质出版的现象，整体发展效益有待提升。从最能代表图书出版质量的各大出版奖项看，2006—2019年，大学出版社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共207项，占总数1150项的18%；2007—2017年，大学出版社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共111项，占总数703项的15.79%；在历届”五个一工程”奖中，仅13家大学出版社的14本图书获奖，占总数289家出版社的4.5%。在重大奖项获奖方面，大学出版社的表现与其在出版行业中的占比以及出书品种数占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源头上加强内容创新、提升选题特色成为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现代化人力资源运行机制缺失制约大学出版可持续发展
第一，职业化的负责人队伍建设滞后。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在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方面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大学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是从学校的中层干部中选聘的，选择面狭窄且大多缺乏对出版行业的深入了解，需要较长时间来熟悉工作才能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学校选聘的主要负责人大多任期不定，甚至更换频繁，不利于开展大学出版社的长期发展规划。大学出版人在各类优秀出版人才评选中获奖比例偏低，集中体现出高管队伍建设的不健全。如在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评选中，大学出版社仅3人入选，占总人数的6.67%；在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评选中，大学出版社5人入选，占总人数的16.66%，已达历届获奖人数的最高值。此外，如韬奋出版奖和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评选，均要求被评选人具有10年以上从业经验。大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更换频繁，难以在业内造就有影响力的出版家。
第二，专业化的出版人才短缺。专业出版人才招不进、留不住已成为限制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学出版社招聘人才不仅要和行业内大社、出版集团竞争，还要与行业外科技公司、传媒巨头角逐，大学出版社薪资待遇缺乏优势，岗位吸引力不足，造成人才储备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长远的队伍建设规划，大学出版社在晋升渠道、激励机制、系统培训、考核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造成人才频繁流动，尤其是关键岗位人才的流失影响出版社核心竞争力。当前，大学出版社新增人员以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为主，专家型、学者型出版人才配备增速缓慢，难以满足当前市场飞速发展的需要。
踏上新征程，大学出版社牢记使命，加快转型，谋定而动
（一）立足行业大局，回归服务本位，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大学出版社作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努力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大学出版社要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坚持正确出版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时代大势，增强政治担当，做好主题出版。大学出版社要坚守初心和使命，以服务学校教学科研为根本任务。在发展目标上，进一步梳理与母体大学关系，增强发展目标上的契合度，提升服务科研的意识和水平；在制度上，要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增强内部发展战略和管理机制建设。大学出版社要走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创新化发展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要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出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以上发展目标的确立是对大学出版社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的战略性构想，大学出版社只有找准定位、发挥特色、与时俱进，积极参与文化复兴事业，才能在文化潮流中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二）聚焦精品内容，发挥专业特色，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国家高度重视出版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先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中宣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学出版社坚持”双效”统一，以”内容为王”的理念实现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源头抓起，提升选题策划水平，以有思想、有创意、有价值的优质内容构建良性的出版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学出版社基于自身特色优势，在各自专业领域精耕细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智慧，打造差异化的产业品牌新格局。大学出版社要立足长远，构建优质出版品牌，必须优化出版结构，将学术出版作为核心竞争力。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南画十六观》获得多项奖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学丛书”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入选多个重点项目，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奠定了其在计算机学术出版领域的优势地位，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古籍类图书、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民族类图书也均在业内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出版口碑。大学出版社要坚守出版本原，紧紧依托母体大学学术科研成果优势，借鉴同行业发展经验，建立科学完善的出版体系，打造品效合一的出版品牌，推动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
（三）提高运营水平，加强精细管理，走高效能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大学出版社要推行精细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调结构、控印量、降费用，深化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在品种总量控制方面，注重对新书品种数的控制，打磨精品图书，在出版结构优化方面集中发力，大幅度压缩无效品种，提高单品种效益；在印量管理方面，对首印量、重印量、报废、周转等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持续优化首印和重印逻辑，推进按需印刷，有效提升图书周转率、减少报废率，通过印次增长促使单品种图书印量得到合理调控，减少首印量过多给质量、经营等带来的风险；在营销费用管理方面，制定年度营销费用预算，营销费用向重点图书倾斜，有效控制促销费用，提升营销活动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四）创新培养模式，完善激励机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大学出版社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队伍建设规划，建立人才储备和激励机制，优化出版人才队伍结构。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出版社为加强对青年员工的培养工作，实施导师制培养办法，以“老带新”“传帮带”的个性化、定制化培养方式，帮助新入职的员工快速成长为出版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实行新员工导师制，意在思想上培养政治素质过硬的优质队伍，在业务指导层面实现新老员工的教学相长。在考核激励方面，大学出版社可以加强精神激励，培育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氛围；调控薪酬的分配方式，增加社保性、生活性福利激励，调动员工干事创业的激情；优化晋升激励制度，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考评机制，构建管理与编印发的专门化考核指标体系。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创新实施《事业部主任、编辑室主任配备执行编辑的规定》《首席策划编辑实施办法》，组织开展“最具创新力团队”“最具创新意识编辑”“十佳图书”“新星奖”的评选，在行业内第一家实行企业年金制度，激发员工积极性，构建人才与出版社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五）挖掘内生驱动，强化技术赋能，走数字融合发展之路
2020年6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文化与科技发展深度融合，加速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消费场景的变化，推动新兴业态重塑市场格局。大学出版社要以内容创新为驱动，整合“出版+”产业资源，构建多元开放的出版融合生态体系。一是要实现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模块公司化管理，在业务架构、运营方式、考核机制等方面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与传统出版业务管理相分离，实现思维观念与管理体制的双重转变。二是要大力推动出版流程再造，实现出版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包括编辑出版流程数字化（ERP管理系统）、生产印制数字化（POD印刷）、发行数字化（发行管理系统），以及线上立体化营销宣传管理。三是要建设高素质复合型的出版人才队伍，培养既能深刻理解出版功能与本质，又高度认同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战略的高层管理者，推动掌握前沿技术的专业人员与传统编辑营销人员的深度融合。四是要打造“内容+用户+平台”的数字出版业务核心动能，实现品牌产品的数字化内容销售，以数字化内容带动纸书销售，寻求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利用多年积累的内容、用户、品牌优质资源，面向高等教育图书馆建立了“文泉学堂”线上知识库平台，重点覆盖以计算机为主的泛理工学科和以经管为主的泛社科学科，紧抓数字教材与精准内容建设，以用户为导向，通过技术赋能增强多元服务能力。
（六）提高开放效能，推进多元经营，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走出去”要在品质和内涵上下功夫，实现品牌化发展、系统化运作。大学出版社要依托自身优势，寻求多元化经营模式，用市场的方法实现跨国运作，加快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海”和“造船出海”的转化；要加大力度策划外向型图书选题，提升编辑的国际化水平，挖掘和开拓更多的世界性作者；要加大对精品图书的推荐力度,多语种拓展重点选题，并以高品质的制作推动中国文化在海外的落地和传播。近年来，大学出版社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开展版权贸易，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建立全媒体传播与直销渠道，对外深度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开拓市场、品牌落地的力度。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自身的出版特点和优势，将对外汉语教材和人文社科类图书作为版权输出的重点，建立版权贸易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建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设立海外分社、共建图书出版中心、合建人文交流机制平台，探索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多样形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以汉语国际推广为主题，在专业上做深做透做强，建立了立体化的渠道资源格局；清华大学出版社以《纳米研究（英文版）》等旗舰期刊为先导，研发国际化数字出版与刊媒融合的传播服务平台，实现期刊出版数字化与专业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的深入融合。
大学出版社作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出版专业群体，站在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要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守正创新，准确把握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与着力点，秉持大学精神，科学理性规划，融合创新发展，努力在教育与学术出版领域做出新成绩，推动出版业更好地“走出去”，以更好的姿态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 作者 宗俊峰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研究员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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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宗俊峰.新时代大学出版的实践逻辑与转型思路[J].现代出版,2020(5):5-10.
CY/T 121-2015 宗俊峰:《新时代大学出版的实践逻辑与转型思路》,《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第5页至10页。
MLA 宗俊峰."新时代大学出版的实践逻辑与转型思路."现代出版.(5)2020:5-10.
APA 宗俊峰.(2020).新时代大学出版的实践逻辑与转型思路.现代出版,(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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