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平 | 传播在云端：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
编辑按语：
进入智能时代，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搜集与智能计算，将信息、商品、服务与用户精准连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并逐渐成为网络社会的基础设施。但平台本身的商业性与公共性之间存在天然难以调和的矛盾，危及个人及公共利益，对平台的治理成为数字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济等多种表现形式，并最终呈现为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当前，平台正日趋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底层架构和物质基础，即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平台凭借其在信息传播中的颠覆性优势，已经成为用户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渠道，掌控了巨大传播权力与影响力，具有媒体化特征，但其商业化逻辑往往与媒体的公共性背道而驰。
平台基础设施化带来个人数据安全风险：平台将海量个人数据用于预测性分析，并可能左右用户决策，个体用户可能遭遇来自平台的隐形歧视，日益增长的公共健康监测需要与公民隐私保护之间出现冲突。平台基础设施化也会导致行业垄断：在泛内容行业，注意力/影响力经济成为平台内容的货币化逻辑；在服务行业，平台媒体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连接规模化的用户，实现高效、精准传播并垄断信息传播的渠道，颠覆行业的传统秩序并掌控第三方服务商的命脉。
平台媒体化的危害在于其商业属性侵蚀公共性：在成为智能时代真正的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后，平台采用内容过滤算法设计，回避公共责任并转向了个人兴趣和社交关系。数字平台在功能可供性上的迭代，模糊或弱化了公共议题传播。流量经济与关键绩效指标主导了平台的运行逻辑，也引发了关于私人利益、企业收益与公共利益的激烈讨论。
数字平台治理包括个人数据隐私治理、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和数据主权治理三个主要方面。对于个人数据隐私治理，首先是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其次是提高数据使用质量，最后，信息产业快速增长和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内在矛盾，也需要在市场与行业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在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方面，西方的平台治理试图努力平衡各利益相关方，中国的平台治理则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在数据主权治理方面，数据跨境流通彰显出国家之间的信息安全博弈，我国的数据保护出发点既要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个人数据隐私，又要鼓励科技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监管路径选择上兼顾谨慎性和包容性。
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湖北省委宣传部—华中科技大学部校共建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智能传播的风险应对：基于治理视角的案例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文科重大及交叉项目“智能传播的新‘社会能见度’控制及其风险治理研究”。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
作者郭小平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洁茹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郭小平,杨洁茹.传播在云端：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郭小平、杨洁茹[J].现代出版,2021(6):30-37.
CY/T 121-2015 赵淑萍、吴昊:《传播在云端：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现代出版》2021年第6期,第30页至37页。
MLA 郭小平,杨洁茹."传播在云端：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现代出版.(6)2021:30-37.
APA 郭小平,杨洁茹.(2021).传播在云端：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现代出版,(6),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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