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审读报告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全六卷正式出版，该丛书集布鲁姆对名家文学批评之作之大成。对该丛书结构，以及布鲁姆的归类与选择、文学批评理论、批评特色、对科幻文学的看法、鄙视的作家、文坛恩怨、文学阅读和文学评论的个人性质、中译本的编校质量等进行系统评述，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2017年，笔者写过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审查报告》[1] ，据说颇获好评（说不定恶评也有，不过笔者没有看到或听到），近日适逢“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以下简称“批评集”）全套六卷出齐，乃决定再作冯妇，为这套书写一篇审读报告，因为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一直是笔者特别喜欢的文学评论家。
“批评集”的缘起与结构
从1984年起，布鲁姆与切尔西出版社合作，选择他认为富有启发性的名家文学批评之作，构成大型文集丛书，20年间编辑出版了近千种。布鲁姆将他20年间为这些文集所写的导言汇编成“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2]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th Anniversary Collection，2005），分为六卷：《文章家与先知》（Essayists and Prophets）、《史诗》（The Epic）、《短篇小说家与作品》（Short Story Writers and Short Stories）、《小说家与小说》（Novelists and Novels）、《诗人与诗歌》（Poets and Poems）、《剧作家与戏剧》（Dramatists and Dramas）。
六卷“批评集”，总共评论了西方文学史上的作者两百余人（已去其重复——有许多人因跨界而出现在不止一卷中）。每卷所论之作者，依照出生年份排列先后顺序，总体来说有某种“厚古薄今”倾向，绝大部分被评论者都出生在1900年之前。《文章家与先知》卷21人中只有两人出生于1900年之后，《史诗》卷虽然收入了多个中国读者通常认为和“史诗”无关的作者和作品，但仍没有任何出生于1900年之后的作者。其余各卷中有少量出生于1900年之后的作者，以《小说家与小说》卷比例最高，77人中有31人，这几乎可以让人得出“长篇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形式”的推论了（很可能真的符合事实）。
六卷“批评集”大部分章节由三类文本组成：一是布鲁姆自己的评论、解读和串讲，二是其他评论者的评论选段，三是被评论作品的选段。也有一些章节只有第一或第二类。
某些作家会反复在布鲁姆评论其他作家时出现，这样的作家显然在布鲁姆心目中有着类似标杆的地位。除了毫无疑问的超级标杆莎士比亚之外，稍次一等的标杆作家有《旧约》某些章节的作者、乔叟、但丁、拜伦、爱默生、狄金森、劳伦斯等。几乎每一卷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标杆作家，他们作为重要人物，起着量尺的作用，使得布鲁姆在谈论其他人的时候，忍不住反复提到他们，有时甚至达到喧宾夺主的地步。
在《文章家与先知》卷中，这样的标杆作家是爱默生。例如在评论梭罗的那节中，布鲁姆连篇累牍地大谈爱默生，说自己重读梭罗，却能“清晰地听见爱默生的声音”。他认为梭罗对爱默生既不能接受，又不能释怀，所以“《瓦尔登湖》的结语响起洪亮的钟鸣，传出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又如在《诗人与诗歌》卷中，布鲁姆花了8页评论美国17世纪的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但读下来却让人以为他在讨论狄金森：“（至少自萨福以来）在女诗人里，狄金森以最为非凡和让人叹服的方式，在她许多最好的诗歌中都驱使我们去面对其中的性别成分。”接着大段引述狄金森的诗，而布拉德斯特里特几乎被晾在一边了。
如果打算精读布鲁姆的“批评集”，了解这种标杆结构是非常有用的，它可能提供了提纲挈领掌握布鲁姆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的某种捷径。当然，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布鲁姆的标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极强烈的个人色彩。
布鲁姆的文本归类与轻重选择
在富有集大成色彩的六卷“批评集”中，布鲁姆当然要充分展示他的别具手眼与众不同，展示的路径之一是他对文本的归类。布鲁姆文本归类的独特性，在《文章家与先知》卷和《史诗》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文章家与先知”这个类，就是中国读者接触西方文学时很少遇到的。这个类有点像中国读者习惯的“思想家”，里面收入了《旧约》，以及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克尔凯郭尔、梭罗、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加缪等，这些作品或人看上去确实很像“思想家”。但是，布鲁姆谈《旧约》时，仅其中的《雅歌》就谈了5页，他引用“正统犹太教历史上千古独绝的阿基巴拉比”的话说：“所有圣典皆神圣，然独《雅歌》乃神圣之神圣。”但是《雅歌》其实很难挖掘出多少思想性，因为它是很“文学”的—其实就是朴素的古代色情歌谣。[3] 另外，这卷当然还有布鲁姆的标杆作家爱默生，甚至还包括赫胥黎和他的《美丽新世界》。
再看《史诗》卷，其中收入了《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荷马《伊利亚特》《奥德修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贝奥武甫》、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作品，这都是我们熟悉的“史诗”类作品。不过“史诗”的定义当然是模糊的，如果说《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荒原》被收入，也还离“史诗”不太远，那么布鲁姆还收入《源氏物语》、《坎特伯雷故事集》、科勒律治《老水手行》、梅尔维尔《白鲸》等作品，就让人稍感意外了，这些作品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但它们通常不被视为史诗。
布鲁姆展示自己别具手眼的另一个路径，是他对入选作者所给的论述篇幅，不同的作者得到的篇幅极不均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文章家与先知》卷评论了21位作者，正文275页，平均每位应得13页。但是布鲁姆给了格尔肖姆·肖勒姆25页，却只给了萨特2页。他钟爱的标杆作家爱默生享受了19页。《史诗》卷评论了18位（《圣经》也作为一位），正文363页，平均每位应得20页，但给了华兹华斯44页。到了《诗人与诗歌》卷，差别更为惊人，评论了56位作者，正文660页，每位平均不到12页，但给了拜伦勋爵58页，给了雪莱40页，让科勒律治享受了27页。这一卷只给了莎士比亚4页倒是毫不奇怪——在《剧作家与戏剧》那一卷中，已经在424页正文中给了莎士比亚137页。在那137页中，布鲁姆逐部讲解、赏析了莎士比亚的20部戏剧。这一卷评论33人，人均不足13页，但莎士比亚独享超过人均10倍的篇幅，这样的超级待遇，实为“批评集”中唯一的殊荣。
有一位还在世的美国诗人杰伊·赖特，相当意外地享受了37页的篇幅，仅次于拜伦和雪莱。布鲁姆说：“我如今在我们中间几乎找不到拥有这样的精神世界的人：我得等待他们来找到我。杰伊·赖特的诗歌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找到了我，从此就与我不离不弃了。”虽然这37页的篇幅中许多都被用于大段引述赖特的诗作，但这样的评价也算很高了。
又如在《短篇小说作家与作品》卷中，布鲁姆评论了39人，正文249页，平均每人6页多，但卡夫卡独享24页。考虑到马克·吐温才得3页，博尔赫斯才得4页，莫泊桑才得5页，海明威才得7页，爱伦·坡有16页，卡夫卡这24页的篇幅，如果从他在文学上的重要地位来理解，似乎还勉强可通。但问题是，布鲁姆在给卡夫卡的这24页中，几乎一直在讨论宗教问题。
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布鲁姆总共评论了77位作者，正文609页，人均8页不到一点。其中给了巴尔扎克4页，给了霍桑的《红字》1页多一点，但给了狄更斯27页。
大名鼎鼎的歌德，没有出现在“批评集”任何一卷的入选名单中，但他的名字在布鲁姆论述其他作者时被多次提到。又如瓦格纳在“批评集”各卷中都未入选，但他的名字也被提到过。如果说歌德、瓦格纳等人没有入选，可能有语言方面的问题，[4] 那么对于《鲁拜集》而言，即使不考虑原文，它的英译本名头也足够大，但“批评集”中没有提到过，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想到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浪漫派诗人海涅。
这表明在“批评集”的篇幅取舍上，布鲁姆的个人色彩非常强烈。篇幅多寡虽然难免有偶然性，但是考虑到布鲁姆评论的作家多达两百余人，可以认为这种偶然性在平均的意义上已经大体被消除，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论：“批评集”中这种论述篇幅的分配（0～137页），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作家在布鲁姆心目中的地位。
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
六卷“批评集”在今天看来已是卷帙浩繁，布鲁姆又喜欢以“儿抚一世豪杰”的气势大发议论，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而且信马由缰，随意所之，联想、隐喻、互文等手法任意使用，论述中还经常随意跳转，甚至离题。笔者曾将布鲁姆的这种文风归纳为三点：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这种风格的文章读起来令人愉快，但不可否认，也有容易让人迷失、不得要领之弊。
如果将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视为一个工具，那么“批评集”中入选的作者和作品，就是布鲁姆用他的文学批评工具进行操作的对象；而六卷“批评集”所展示的，只是这种操作的过程和结果，“批评案”并未对这种操作所使用的工具本身进行系统介绍和集中论述。
要真正了解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我们就必须越出“批评集”的文本，去追溯布鲁姆此前的某些著作。
首先是布鲁姆43岁那年的成名作《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这本小书由徐文博翻译，198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阐释一种诗学理论，大意为：当代诗人就像一个有着俄狄浦斯般恋母情结的儿子，与“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截然对立，在强大的传统面前，当代诗人被压抑、被毁灭，他们只能用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前人的“误读”，即布鲁姆所说的六种“修正比”来贬低前人，否定传统，从而树立自己的形象。
布鲁姆所说的六种“修正比”，前三种较容易从技术上把握，后三种则颇为玄远，依次为：诗的误读、续完和对偶、重复和不连续、逆崇高（妖魔化）、净化和唯我主义、死者的回归。不过布鲁姆强调，上述这种对立和斗争规律，不适用于莎士比亚及其以前的诗歌。
这里我们不必陷于六种“修正比”的细节中，只需把握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要义即可—这个要义已经由《影响的焦虑》的书名直接指出，简言之就是：文学作者总是处在前辈成就的影响之下，这种影响就是阴影，给作者造成焦虑；解脱这种焦虑的办法，则是对前辈的精神叛逆，叛逆得越彻底就越成功。
到这里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批评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标杆人物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标杆，就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让后世作者处在他们影响的阴影之下，他们既是后世作者成长的营养，又是后世作者焦虑的来源。
在“批评集”之前，布鲁姆至少已经使用这个理论工具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作品系统操作过一次了，这就是他的名作《西方正典》[5] （The Western Canon，1994）。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鲁姆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被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对它们进行评论、串讲、赏析。其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树立了一个超级标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之后的作者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布鲁姆将莎士比亚变成了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在《西方正典》所选定的26位大师中，莎士比亚之前的只有两人：乔叟和蒙田，而他们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来确立的。[6]
至此，我们对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中莎士比亚的特殊地位，包括六种“修正比”的斗争规律为何不适用于莎士比亚本人和他之前的诗歌，以及在“批评集”中莎士比亚为何占据了如此多的篇幅，都比较容易理解了。布鲁姆甚至说过这样极度夸张的话：“历史不足以解释莎士比亚，反倒是莎士比亚照亮了历史。”[7]
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或者说，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进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疏异性”（strangeness），这与《影响的焦虑》中的“修正比”有类似之处。布鲁姆认为“疏异性”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但对它的表述却玄之又玄：“此疏异性若非令我们完全无从吸收融合，就是化为浑然天成之貌（a given），使我们感觉不到其特异之处。”如果说得简单化一点，“疏异性”或可理解为对莎士比亚的疏远和变异—莎士比亚是衡量他们每个人的标尺，而他们都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这样来看“正典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竞争”这句话，也就顺理成章了。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选定的26位世界文学大师是：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逊、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裴索、贝克特。十年以后，到了“批评集”中，虽然评论对象扩大到了两百余人，上述名单中却有两位被布鲁姆驱逐出去了—歌德和拉丁美洲的葡语作家裴索。
布鲁姆的特色批评
布鲁姆在“批评集”中的文风，与《西方正典》一脉相承。热情奔放的论述固然可以引起阅读快感，但到处都是通过感觉、联想、类比而来的论断（assertion），而不是有逻辑力量的论证。比如他选定的26位文学大师中之所以有弗洛伊德，是因为“我喜欢的是对弗洛伊德的莎士比亚式解读，而不是对莎士比亚的弗洛伊德式解读”；又如“《西方正典》唯一的贡献，是它适切地运用了个人自我的孤独，这份孤独终归是一个人与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这类读之朗朗上口，思之不知所云的话头，在布鲁姆的书中到处可见—也许这就是文学吧？布鲁姆自称“不想告诉读者该读什么、怎样读，只想谈论自己已经读过而且认为值得再读的书”——他不是要和你讲道理，而是在向你谈感觉。
下面是“批评集”中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在《史诗》卷中，布鲁姆给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席，既然梅尔维尔的《白鲸》也有一席，给托尔斯泰一席当然没问题。然而非常麻烦的是，托尔斯泰却是强烈拒斥莎士比亚的，这在莎士比亚身后能入布鲁姆法眼的作者群中极为罕见，布鲁姆显然必须找出一些说辞，既保持对托尔斯泰的肯定，又能维护莎士比亚这个他心目中文学的无上标尺。布鲁姆的做法，竟是硬说莎士比亚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大到托尔斯泰不愿意承认的地步：“我猜想，托尔斯泰受莎士比亚的表现艺术影响太深，因此不能忍受坦承这种无法避免的影响。”并且以富有诡辩色彩的论断结尾：“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摈斥，或许是莎士比亚的表现力量迄今所得的最嵬巍的赞颂，纵使辞气如此纡曲。”这样强词夺理的论断，要是让托尔斯泰见到不知会作何感想。
托马斯·品钦也出现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品钦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万有引力之虹》，布鲁姆也评论了，不过他一开头就将《万有引力之虹》贬到了至少第三名：“我估计到目前为止，品钦的代表作是《梅森和迪克逊》，但我个人对《拍卖第四十九批》的喜爱过于强烈，不可能转而看重品钦的其他作品。”布鲁姆强烈推崇《拍卖第四十九批》：“这部作品似乎包含了其他很多体裁的特点：彻底翻转的侦探故事、社会讽刺、美国末日启示录文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一部浪漫传奇，一部将奇幻与美国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无法拆分的叙事。”而对于品钦的皇皇巨著《万有引力之虹》，布鲁姆却只激赏其中“灯泡拜伦”的故事，说“品钦是最了不起的否定性崇高（应该就是前述《影响的焦虑》中的第4种修正比）大师，……灯泡拜伦的故事触及艺术的一个极限”，布鲁姆竟为这个故事耗费了品钦享有的12页中的9页。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feminism的两种译法）是布鲁姆相当讨厌的事物之一，他经常要找机会攻击一下。在《小说家与小说》卷导言中，他说：“荒唐的是，由于一场女性主义的讨伐把劳伦斯几乎逐出了英语世界的学术界，后者如今竟然成了一位被忽视的作家。”而在这一卷中讨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时，布鲁姆竟有一段口味颇重的酷评：“如果我发现《简·爱》的大部分文学力量来自它地道的施虐快感，即将极具男子气概的罗切斯特再现为夏洛蒂·勃朗特对俊美的拜伦勋爵施加权力意志的牺牲品，我是不会对女性主义批评产生好感的。”
布鲁姆既然确定了那些标杆人物，他当然会非常自如地用这些人物来说事。比如在《文章家与先知》卷中谈论塞缪尔·约翰逊时说：“我以为约翰逊仍是莎士比亚最好的批评家。”但他又说：“约翰逊大概低估了莎士比亚所欠负乔叟的。……乔叟也许还赋予莎士比亚二人共通的最伟大天赋：作为先驱作家，二人所创造的人物由于聆听自己说话而改变。”而在《史诗》卷讨论乔叟时，布鲁姆再次强调了乔叟创造的人物“因思索自己所说的话而改变自己”这一特征。
与之类似，在讨论爱默生时，布鲁姆说：“你若要理解美国作家，最好去阅读爱默生，而不是我们当代的作家，因为连惠特曼、梭罗、狄金森、霍桑、梅尔维尔都只是在阐释他。”他预言爱默生“才是我们将来的想象文学和批评的指路灵魂”。
而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布鲁姆高度推崇劳伦斯的《虹》和《恋爱中的女人》。在这一卷讨论哈代时，布鲁姆说：“要充分欣赏哈代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永恒魅力，更好的引路人是他的继承者D. H. 劳伦斯，后者的《虹》与《恋爱中的女人》不可思议地把哈代的文学遗产推上了艺术的巅峰。劳伦斯带着叛逆儿子的爱恨交加的心情称赞哈代……”至于可怜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布鲁姆只在结尾处提了一下，他还抱怨它和劳伦斯的后期作品“挫伤了叙事的限制，令人很难在重读他的作品时保持专心致志”。
关于“史诗”，布鲁姆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史诗》卷导言中说：“史诗英雄是反自然的（contra naturam），他们的追求是对抗性的”，又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他在这一卷选入的史诗作品显然和上述想法有关，比如梅尔维尔的《白鲸》入选，就是典型的例子。布鲁姆对梅尔维尔相当推崇，不仅将《白鲸》列入史诗，而且大段大段引用原文。
布鲁姆首选的史诗是《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它们的作者当然是不明确的，布鲁姆说有一位学者“甚为胜绝地”称之为“J”，他从之，乃大谈这位J与莎士比亚、卡夫卡、托尔斯泰等的联系。
布鲁姆在《诗人与诗歌》卷给了威廉·布莱克24页，主要讨论布莱克的《伦敦》与《旧约·以西结书》，以及他的《老虎》与《旧约·约伯记》之间的互文与戏仿关系。布鲁姆将布莱克的这两个作品称为“修正主义作品”——这里布鲁姆是作为褒义用的，他认为“布莱克是一位戏仿世界历史的伟大诗人”。
布鲁姆高度评价艾略特和他的《荒原》，不仅将其选入《史诗》卷，而且用一批标杆为它加持：“艾略特道明他的先辈是这些显赫人物：维吉尔、但丁、英国玄学派诗人和詹姆斯一世时代戏剧家、帕斯卡尔、波德莱尔、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埃兹拉·庞德。然而他的诗歌的真正源泉是丁尼生和惠特曼，……《荒原》是伪装为神话传奇的美国式自我挽歌，一部佯装为基督教反讽的实践的浪漫主义危机诗歌，……是一些伟大碎片的华丽集合，无可置疑地是我们这个世纪英语诗歌之中最具影响力的诗歌。”
中国知识分子一度相当熟悉的萧伯纳，入选《剧作家与戏剧》卷，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布鲁姆对萧伯纳贬多于褒，而且不乏“毒舌”：“没哪个批评家会把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因为他的创造力实在太薄弱。……他虽然号称思想型剧作家，但其实更多是在拾人牙慧。”又说：“不管根据什么审美标准，萧伯纳的异教信仰都十分无趣。”甚至说：“萧伯纳不是风格家，不是思想家，不是心理学家，也不像莎士比亚天纵奇才，……表达的思想往往流于肤浅，但他的作品却又始终挥之不去。”最后这句话也不知道是褒是贬，毕竟布鲁姆分析了他的四部剧作，让他享受了35页的篇幅，大大超出了本卷不足13页的人均值。
布鲁姆对科幻文学的看法
科幻文学在美国通常被视为“通俗文学”的一部分，以布鲁姆“批评集”的“范儿”来推测，当然应该不入他的法眼才对。事实上，美国最著名的那些以科幻小说名世的作家，自阿西莫夫以下，没有一个人被“批评集”提到过。但是相当令人意外的是，还是有四位通常被视为科幻作家的作者（三位英国的，一位美国的）被布鲁姆提到了，而且都有专节论述，这就值得在本文中拿一小节来稍加讨论了。
首先是被一些人视为“科幻祖师奶奶”的玛丽·雪莱，出现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其实关于谁写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候选人有若干个，玛丽·雪莱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候选人是天文学家开普勒）。布鲁姆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弗兰肯斯坦》：“只是一部具有感染力的小说，有着自身的缺陷，在叙事和人物刻画上常常显得笨拙，但它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浪漫主义自我神话最生动的版本之一，……为我们了解浪漫主义诗人的原型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介绍。”由于布鲁姆没有将《弗兰肯斯坦》置于科幻文学的背景中去解读，他的上述评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阿尔道斯·赫胥黎入选了《文章家与先知》卷。他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美丽新世界》，不过布鲁姆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堪重读：书中的基本隐喻—用亨利·福特替代耶稣基督—现在看来极造作，甚至傻气。”与此同时，他却对赫胥黎的另两篇作品《知觉之门》（The Door of Perception，1954）和《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1956）表示欣赏，[8] 说是“因嗑药而产生幻想经验的奇特小书”。其实这种属于吸毒体验类的作品，和“垮掉的一代”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未必是布鲁姆喜欢的。但布鲁姆竟替赫胥黎的迷幻药实验找了15位先贤来加持，不仅有圣奥古斯丁、佛陀，甚至包括老子和庄子。最后他的论断是：“赫胥黎是佼佼的文章家，但算不得杰出的小说家或圣贤”，这还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赫胥黎的这两部作品确实展现了相当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才华。[9]
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动物农庄》有幸进入了布鲁姆的视野。但布鲁姆似乎没有注意到奥威尔作品的反乌托邦思想史背景，而仅从文学上着眼，给了奥威尔很低的评价：“奥威尔作为先知所获得的必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成功，因为他相对粗陋的人物塑造迫使我们基本上按字面意思解读《1984》。”因此布鲁姆认为，当时《1984》的评论家们“都被该书的社会相关性所征服，以致没有意识到它作为叙事的明显拙劣性，也没有发现奥威尔完全无法再现哪怕一个缩减了的人类个性或道德人物”。
也出现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的女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是本文这一节要讨论的四位作家中最受布鲁姆“宠爱”的一位，布鲁姆给了她12页篇幅，超出了本卷的平均值。在评论勒古恩时，布鲁姆似乎愿意考虑更为广阔的背景了。
布鲁姆说自己看了勒古恩对菲利普·迪克的评论之后，开始阅读迪克的科幻小说，但是尽管勒古恩自己认迪克为先辈，布鲁姆却拒绝承认迪克的成就和他对勒古恩的影响：“读了迪克的作品之后，我们只能私下嘟哝，一个文学评论家几乎不可能置身这样的危险：断定迪克是我们的博尔赫斯，或发现迪克与卡夫卡共存于同一宇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但丁。然而……勒古恩是一位想象力非比寻常的创造者和重要的文体家，她以这样的才华选择了奇幻与科幻小说（或者说被它选择），她是当代此类作家中一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典范，比托尔金优秀，远远胜过多丽丝·莱辛。”
布鲁姆对勒古恩的论断也是由衷的赞美：“在我们称为奇幻文学的真正的浪漫传奇传统中，勒古恩是一个出色的读取遥远时空的人，或精通转代比喻的人。勒古恩游刃有余地描画着‘我看不到的事物的那个意象’，在这方面我们无人能及。”
从“批评集”和布鲁姆其他著作来综合推测，布鲁姆对“奇幻和科幻文学”基本是看不上眼的，他欣赏勒古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她的文学造诣。但看在勒古恩的面子上，布鲁姆总算纡尊降贵地对“奇幻和科幻文学”略加垂顾了。
布鲁姆鄙视的作家和
他的文坛恩怨
布鲁姆鄙视的作家和作品，就不会出现在“批评集”中，但是借用集合论的概念，可以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出现在“批评集”中的作家与作品的“补集”，所以还是有必要在本文这一小节中稍加讨论的—当然仅限于名头特别大的作者。
当代作家J. K. 罗琳和史蒂芬·金的名字，在六卷“批评集”中从未出现过，当然，《哈利·波特》系列的任何作品、史蒂芬·金的任何作品，也从未在六卷“批评集”中出现过。布鲁姆甚至没有兴趣去诋毁他们或他们的作品，因为这样的话也就难免要提到他们的姓名或书名了。布鲁姆仿佛要让读者感觉到，在他的文学世界中，J. K. 罗琳和史蒂芬·金以及他们的众多作品，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关于布鲁姆对《哈利·波特》和史蒂芬·金作品的厌恶，已经是圈子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事情了。他去世前两年曾接受《南方周末》一次专访[10] ，关于他为何厌恶《哈利·波特》和史蒂芬·金的作品，《南方周末》报道说，布鲁姆的理由是：“你读了这些三流作品，就没有时间读一流作品了。劣书会挤占好书的时间。”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当代诗人艾伦·金斯堡，他的名字也没有在“批评集”中出现过。《诗人与诗歌》卷出生年代最晚的入选诗人是安妮·卡森，生于1950年，这个年代下限已经覆盖了金斯堡的生年（有8位入选诗人生年晚于1926年），所以金斯堡没有出现在“批评集”中，显然是布鲁姆筛选的结果。估计这位“垮掉的一代”的领军人物和他的著名长诗《嚎叫》（Howl）入不了布鲁姆的法眼—尽管金斯堡好歹也是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接纳为会员的人，是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的人。[11] 顺便指出，“垮掉的一代”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也未能出现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和《小说家与小说》中。
布鲁姆的文坛恩怨，在“批评集”中也不无蛛丝马迹。比如在《诗人与诗歌》卷谈到女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时，他忽然忍不住大发相当离题的议论：“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在学术机构的客座讲学，仅仅为新书做巡回演讲。”原因竟是：“我近十年发现，有成千上万普通读者，游离于学院和媒体，他们没有被业已成为时尚的‘文化批评’污染。”所以他只愿意为他们演讲。接下来他的感叹更是黯然神伤：“我蹒跚走过太多经典权威的战场，承认在学院的战败，我愿把战火带向别处……”所谓“承认在学院的战败”，那次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布鲁姆也谈到了：“我跟多元文化主义打了半个世纪的漫长战争，……我的这些理论让我在很多大学里、很多教授中都非常不受欢迎。”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战争包括四场战役：反对“新批评主义”、反对解构主义、反对女权主义、反对《哈利·波特》文学。
至于他为何乐意将“战败”挂在嘴上，当然不是认错服输，而是表达“他们一拥而上众口铄金自甘堕落我不和他们玩了”之意。他“在学院的战败”看来还包括他丧失了对研究生们的影响：“我越来越发现研究生们焦虑、变化无常、追随最新的潮流，……我发现更好的学生都在耶鲁的本科生中，所以现在我只教本科生。”这和他只对学院外的普通公众演讲倒是一致的，总之他即使已经在学院体系中被孤立，也仍然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文学阅读和文学评论的
个人性质
文学作品本来就出于虚构，而文学评论是在评论虚构作品，几乎可以视之为二阶的虚构，或者至少可以有二阶的虚构成分。既然如此，文学阅读和文学评论的个人性质就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对于文学来说，在阅读和评价方面，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合理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当然你可以让人为你引路，比如让布鲁姆和他的“批评集”为你的文学阅读引路，但是你必须认识到，在最基本的层面，你和他是平等的。
在你的文学修养还不够的时候，如果你让布鲁姆为你引路，他说莎士比亚最伟大，你就跟着他读莎士比亚，这没问题；但是随着你文学修养的提高，你将开始形成你自己的好恶和判断，要是你竟不喜欢莎士比亚，觉得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布鲁姆说得那么伟大，这同样合情合理，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只要你能够言之成理。
恰恰是在“言之成理”这一点上，文学阅读和文学评论的个人性质就突显出来了。与科学知识有相对较强的客观性、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获得实践的检验不同，文学没有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和可检验性，基本上无法获得实践检验，所以从理论上说，布鲁姆推崇莎士比亚可以言之成理，托尔斯泰拒斥莎士比亚也可以言之成理。每个人所言之理不同，却都有可能言之成理。
布鲁姆为你引的路，是带有强烈的布鲁姆个人色彩的路。在这条路上，莎士比亚是光芒万丈的太阳，照亮了人类文学的过去和未来；而《哈利·波特》和史蒂芬·金根本不存在。这里突显出体现个人色彩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从总体上来看，布鲁姆保守主义的文学价值观体现在选择上，就是推崇传统经典，鄙视流行读物。
这一点从《西方正典》到“批评集”是一以贯之的。在写《西方正典》时，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已经完整形成。1994年，他用这个理论工具，对26位在一定程度上已是世界范围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操作了一番，写出了名作《西方正典》。此后20年间，他不断地使用上述理论工具，持续对更多的文学作品进行操作。“批评集”可以视为布鲁姆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是他使用同一理论工具，对他精选出来的二百余位文学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行文学评论操作的范本。
对于布鲁姆推崇经典、鄙视流行的文学价值理念，笔者总体上是高度认同的。笔者曾经对媒体表示过：对于那些流行的畅销书，看看虽然也无妨，但不看肯定没有损失。这当然比布鲁姆“读了这些三流作品，就没有时间读一流作品”的意见要平和一些，比如笔者对于史蒂芬·金的小说和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就不拒斥，还看过不少，但这和布鲁姆的意见其实并非没有调和的余地：读三流作品确实会挤占读一流作品的时间，不过人生毕竟还要有用于别处的时间，比如用于娱乐的时间，在这时间里要是史蒂芬·金和莎士比亚同样能娱乐我，我和史蒂芬·金作伴一会儿又有何妨呢？
从保守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出发，还可以很自然地过渡到当下的阅读问题。“怎样读”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互联网兴起之后，竟成为一个问题。看看“批评集”中涉及的作品，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会被我们“怎样读”？在理论上，你用手机读莎士比亚当然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会有人这样读吗？
笔者多次对媒体表示：“让我们还是真的读书吧！”在给图书馆、读书会做讲座而被邀请题词留念时，笔者也经常写这句话。这句话的重点在“真的”——读“真的”书。
移动端互联网提供的碎片化阅读，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根本到不了一流还是三流的争执层次。形式可以反过来影响内容，在移动互联网提供的阅读中，即使是被布鲁姆鄙视的史蒂芬·金的作品，也会因为篇幅问题而很少有人光顾，更不用说那些文学经典了。
要进行有效的文学阅读，我们还是必须回到纸书，拿起真正的书来阅读。非常幸运，这六卷“批评集”和其中评论的数百部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已有中译本（仅用笔者的个人藏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业数十年来的成绩和骄傲。
中译本白璧微瑕举例
译林出版社出版六卷本“批评集”，洵为学术功德，本文仅对在未核对原版书情况下所发现的中译本白璧微瑕指出一二，以备将来重印或再版时或能有所修订，更臻美善。
中译本有少数不够周全之处，可能是原版书就有的。
例如，因为卡夫卡的重要性，布鲁姆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和《小说家与小说》两卷中都给了他较大篇幅（24页、25页），但两册中出现了内容的大段重复。事实上，《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卷中讨论卡夫卡的24页内容，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的第293～310页全部重复了一遍。[12] 只有310～317页的内容才是《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卷中所没有的。
考虑到本书逐页给出了原版书的页码，上述重复几乎可以肯定是原版书编辑中的疏忽。布鲁姆本人固然难辞其咎，毕竟他是这书的主编，但最主要的责任应该在原版书的编辑。而中译本如果注意到了，应该可以将《小说家与小说》卷中第293～310页的内容删去，并用一个译者脚注说明此处删节的内容已见于《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卷中。
但也有的明显是中译本的问题。
比如科勒律治的长诗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布鲁姆将它归入《史诗》中，在那一卷中被译为《老水手行》，但是在《诗人与诗歌》卷的导言及正文中，此诗又被译成《古舟子咏》。尽管这两个译名都是流行的，但在同一部书中，还是应该前后统一为好。如果追求尽善尽美，可以在第一次出现此诗名称时加一个译者脚注：又译《古舟子咏》。
又如在不同卷中，卡夫卡名字的译法也不一致：《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卷译为“弗兰兹·卡夫卡”，《小说家与小说》卷译为“弗朗茨·卡夫卡”。同一人名音译用字前后不同的现象，还出现在“批评集”中译本不少地方，兹不列举。这虽无伤大雅，对读者也不会有多少困扰，但从书籍编校质量的角度来看，显然应该统一。
再如在《史诗》卷，《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作者J有时被译为“雅威作者”；在与中译本本卷有关的《旧约》引文中，将和合本中的“耶和华”置换为“雅威”。这种置换不仅殊无必要，而且在学理上还会发生问题：J或“雅威作者”是叙事者，而“耶和华”是叙事中的角色之一，并非叙事者本人。“批评集”别的卷中引用《旧约》时并无此种置换，就没有问题了。
注 释
[1] 江晓原.《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审查报告[N].中华读书报,2017-2-22.《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全三册，由英国人魏根深著，侯旭东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2] 2016年起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至2020年出齐。翁海贞译《文章家与先知》《史诗》，童艳萍译《短篇小说家与作品》，石平萍、刘戈译《小说家与小说》，张屏瑾译《诗人与诗歌》，刘志刚译《剧作家与戏剧》。本文以下所据皆为这一版本。
[3] 江晓原.从《雅歌》到罗累莱：艳情诗之西方篇[M]//江晓原.性学五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9-53.
[4] 但从他先前的《西方正典》来看，应该也不是问题，详见下文。
[5] 《西方正典》有两个中译本出版，分别为高志仁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6] 在“批评集”的《文章家与先知》卷中，布鲁姆这样评价蒙田：“不曾有莎士比亚之前，蒙田是欧洲文艺复兴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就认知与影响力而言，堪比20世纪的弗洛伊德。”
[7] 布鲁姆.影响的剖析[M].金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7.
[8] 这两篇作品都有中译本，合为一帙，书名《知觉之门》，由庄蝶庵翻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出版。
[9] 江晓原.赫胥黎的迷幻药实验[J].新发现,2020(6).
[10] 朱又可.和多元文化打了半个世纪，我不想再挑起任何辩论—专访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N].安妮,译.南方周末,2017-6-22(C21).
[11] 江晓原.《嚎叫》：叛逆也修成了正果[M]//江晓原.脉望夜谭（增订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137-143.
[12] 中译本这两卷的行距明显不同，所以每页的字数不同，加之译文出自不同译者之手，所以同样内容的中译文，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卷中篇幅为24页，在《小说家与小说》卷中篇幅为18页。
▍ 作者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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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714-2015 江晓原.“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审读报告[J].现代出版,2020(4):80-88.
CY/T 121-2015 江晓原:《“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审读报告》,《现代出版》2020年第4期,第80页至88页。
MLA 江晓原."“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审读报告."现代出版.(4)2020:80-88.
APA 江晓原.(2020).“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审读报告.现代出版,(4),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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