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
以主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力图以理性来把握外部世界，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却逐渐发展为充斥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再次为现代性敲响了警钟，现代性条件下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当今的风险。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对风险的认知有赖于媒体传播的建构，不同国家围绕着风险的话语修辞展开博弈。这些传播实践冲击了既有的治理模式，也同时具有生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带有预言色彩的“全球风险社会”已经逐渐成为现实。2020年初，一场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各国敲响了警钟，人类已经不得不开始反思“现代性”及其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内核，理性、技术、工业化和民族国家这些看似天经地义的概念，是否真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因为风险恰恰产生于这些现代性要素，“风险并非出于无知，也不是因为缺乏技能。事实上，恰恰相反，风险正是源于越来越努力变得讲求理性”。
风险传播研究的主流目前有两种。其一是危机传播（或危机管理、危机公关）研究，其路径通常是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政府或企业等风险承担主体应采取何种传播策略来应对突发事件与负面新闻、维护形象；其二则是以某一学科专业为基础，展开公共管理或社会心理研究。风险传播研究的主流也正基于心理学而非批判性的哲学和社会学，宏观的社会政治因素不是风险传播研究的重心。本研究不属于第一种路径，也与“风险传播”的第二种路径相去较远。但风险传播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风险的感知、社会建构和媒体传播，却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石，这是因为当今的风险需要“一个伴随着反思、论证、解释、界定和认可的过程”。如贝克所说，风险和风险感知就是同一回事，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感知、风险知识影响乃至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风险、判断风险，从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应对可能的威胁。如此，又涉及风险的社会建构的问题，风险以及风险知识乃是传播者在媒体上建构出来的。那么是谁在传播和建构，又是如何传播和建构的呢？如果说，主流的风险传播关心的是个体受众对风险知识的接受，本研究关注的则是风险的另一面向—那些“控制媒体塑造风险（科学研究）和传播风险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可见，风险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也是文化政治的问题。
风险的建构作为文化过程和开放性的政治过程，生成了国际风险政治。其中充满了多重权力的相互博弈，这种政治博弈又通过争夺风险定义的文化过程展开。正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说：“谁能掌握风险论述，谁也就有可能掌握斗争优势。”在如今微妙的国际关系中，所有风险知识的建构经常呈现出高度分歧，似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垄断发言权。对于风险的建构，表面上是各国媒体间的针锋相对，背后则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博弈问题。
风险的认知建构与话语修辞
风险的建构过程是人为的，通过结合政治、道德、文化、技术与媒体来定义和阐释“风险”。其中的关键是定义风险的过程，即风险知识的建构，而不同的建构能形成对现实的不同的认知。
早期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基于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论述，将知识分为“理解的知识”和“熟悉的知识”：前者是“正式的、理智的和系统的”，是专家掌握的专业知识；后者则不需要正式的研究，是靠感觉等就可以直接获得的。这也接近于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常识性知识：在常态的、不证自明的例行生活中，由我和他人所共享的那些知识。常识性知识或熟悉的知识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通常来说，日常生活现实是围绕着我身体所处的“此地”和我当下所在的“此时”被共同组织起来的。日常生活中此地此时的感知与经验“构成了我意识中的实在之物”，而具有“可分离性”的符号能够超越此地此时的局限，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中传播；符号中尤以语言为重，借助语言能够丰富复杂的经验和意义，使整个世界随时都可以展现为现实。这就和媒体传播有了密切关系，因为媒体通过符号能够将非此地此时的东西转换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帕克认为，新闻作为知识，介于“理解的知识”和“熟悉的知识”之间，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正是媒体报道把专业知识转换为常识，使公众对疫情可知可感。必须指出，大众媒体和大众传播已经式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但关于疫情的知识仍旧需要从科学家等专业人士那里获取，再转换为常识。
而关于风险的认知及风险知识是谁构建的、如何构建的，以及媒体与当下危机事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在揭示媒体的修辞对现实世界的建构作用与功能，媒体建构了现实也就使得象征世界的一部分正当化。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说“社会就是一个语言交换市场”，媒体必须策略性地使用语言，才能获得更大的象征收益。话语争夺的常见手法就是通过大众传播来“制造”概念并进一步确立认知框架。认知语言学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一系列概念系统构成的，在这个概念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概念域。一个被定义出来的概念，往往会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建构的过程之中。传统大众传播学对于媒体与社会真实与社会建构的理解来自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媒介与现实分开，且始终居于次要位置，媒介或者说传播所呈现的现实仅仅是洞穴投影，或者是社会现实的局部再现。投影是虚幻的，即使是媒介的“再现”也并非镜子似的直接反映。而如今这种观点也同样值得反思，随着媒介化趋势逐渐加深，人们所了解和接触的现实主要来自于媒介，人类所生活的城市、社会与整个世界都同媒介交织在一起，媒介的建构如今已经构成了社会实在的一部分。人的体验和媒介的运作、反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的所有的感知，这其中既包括对风险知识的掌握、对风险性质的判断，也包括对风险本身的感知。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这种现象就尤为明显，处于医学隔离期的人们足不出户，却能时时刻刻通过媒介了解与感知社区、城市和国际的疫情风险动态，媒体公布的疫情数字是人们感知和量化风险的重要依据。在新的媒介技术的作用下，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互联网中不计其数的自媒体通过密集且实时的报道，使人们意识到了人类正坐在火山口上。
事实上从天花到黑死病，人类的历史一直与瘟疫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不低于5000万。当时，西班牙流感感染了1500万美国人，至少有14万人住院治疗，仅就疫情本身来说，西班牙流感的影响规模和严重程度并不低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大规模舆论反响。如今，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人口的流动为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媒体技术带来的变革，使风险的感知、建构、影响得以扩大，甚至超过了作为危机本身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媒介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使人类对于世界的感知更加独立于自然，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又使人类更加仰赖于自然。
媒介建构了真实，而隐喻的修辞则构成了这种建构中最常见的认知模式，乃至于“我们的整个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喻式的”。隐喻用一种概念域来类比另一种概念域，“隐喻就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做系统描述”。风险或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常态，带来前所未有的经验，对这样未成形的经验之描述便经常是隐喻式的。而且，“无论是在国家政治中，还是在日常互动中，有权势者都会把自己的隐喻强加于人”。隐喻作为话语策略的重要部分不可忽视，背后时常隐含着权力、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我国主流媒体大量使用了军事隐喻的手法。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1月23日，新华网发表了《以非常之役迎战非常之疫》，其中首次提出了“战疫”的概念，随后我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使用类似的隐喻修辞。将抽象的“抗疫”比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事实上，军事化的隐喻并非疫情中的话语创新，按照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说法，19世纪后期军事隐喻在医学中开始广泛使用，尤其在二十世纪早期，“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军事隐喻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就我国而言，主流媒体在报道各种突发危机事件，尤其是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和抗争时，这种隐喻的使用是十分常见的，背后与我国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共危机治理思路甚至近代历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危机状态下，这种隐喻手法不仅在主流媒体中十分常见，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中也屡见不鲜。清研智库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2月底，包含军事隐喻内容的微博文章数量（含转发）占所有与疫情相关的微博文章的48%。由此可见，军事隐喻作为一种风险建构，也深刻影响了公众的风险认知模式。
在军事隐喻的建构下，全社会积极调动配合，公众舍弃个人利益服从大局，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共度时艰，应对疫情的效率得以提高，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但也如桑塔格所批判的，媒体同样应该警惕隐喻建构的强大力量。军事隐喻提供了这样一种认知方式，即把疾病看作外来的“他者”，如同两军对垒中的敌对一方，公众可能将耻辱印记和敌视态度从疾病本身，扩展到患者个体、地区（如武汉）甚至民族国家身上，从而再一次陷入传统“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的桎梏之中，并且还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国际风险政治。
从媒介框架到隐喻修辞，都可以视其为一种话语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在传播学上揭示了媒体建构与公共危机的关系，这背后是我国社会治理观念、国际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体现出风险与媒体建构的紧密关系。
媒体传播的风险建构与国际风险政治
媒体通过改变修辞，可以对风险进行根本性的重新界定，从而实现风险与话语之间的认知勾连。因此风险的重要问题就是风险建构中语言的歧义。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被提出的时候，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就曾经提出，人们无法运用现有的话语体系去精准地描述层出不穷的社会风险，这也正是媒体进行风险建构的重大挑战。如今人类不但找不到与自然环境危机相适应的词汇，而且也难以找到和所认识的外在风险相匹配的语言。结果是当人类感觉到危险和灾难正在逼近时，往往很难通过科学、法律和政治等正常手段找到证据、分析原因进而做出应对。
在这种模糊的情况下，媒体或多或少成为替罪羊。比如在食品安全危机中，公众经常听到的是“长期、大量食用或有致癌风险”；在空气污染环境危机中，媒介的语言是“雾霾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和老年人呼吸疾病”；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听到的信息就更具有迷惑性—“双黄连对新型冠状病毒或有‘抑制’作用”；等等。然而在这里，媒体所使用的“长期”“大量”“有可能”“或”，本身就是意义含糊的词语。危机事件中，专家给出的解释本身就具有极大含糊性。可在类似于“双黄连事件”中，专家和媒体给予公众的，是意义不明、反复变动的意见，这不仅不能消除公众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反而使人们在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手足无措。于是突然之间不是危机或者病毒本身，而是那些指出危机的人造成了普遍的社会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很容易被冠上“炒作”的帽子，或被斥为“无良”。
更进一步来说，媒体建构的风险定义之模糊性与争议性，在涉及民族国家间的博弈时愈发显著。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定义存在不平等性，没有一个国家和组织可以从根本上主导定义。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风险的建构博弈本身就是全球风险社会下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也是一种风险知识的建构，但却明显别有用心，充满了政治意图。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上的病毒命名问题，而是国家间的风险博弈。这种风险的国际博弈所反映的仍旧是现代性工业社会下传统“民族国家共同体”思维习惯，以单一民族国家利益的视角看待和理解风险。也正因如此，个别国家才在中国积极“抗疫”时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却完全没有料想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已不再仅是一种政治构想，而早已是客观事实。个别国家不仅对于即将到来的风险无知无觉，还企图利用眼前的风险去达成政治目的，即使是在本国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还沉醉于传统的国际斗争，希望通过“中国病毒”这样一种惯用的话语建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这种建构的危害性也不仅仅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目前新冠病毒仍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病毒，源头不明，全世界的科学家也都在致力于相关研究，这种别有用心的媒体建构会误导相关研究，不利于全球抗疫。
危机博弈与定义之争客观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风险的全球化蔓延，甚至还会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方面。如今，全球范围内风险的存在已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国家间风险与权力的博弈很大程度上是风险政治的博弈。在工业社会中，主要的社会风险冲突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劳动力与资本的经济冲突，以及民族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间、不同政治制度间的交锋。而在全球风险下，冲突又具有文化政治的性质，表现为话语的争斗。新出现的社会风险的定义权从未真正掌握在公众手中，风险构建的真正主体是政府、专家和媒体组织。因而，在国家层面上，风险冲突的主体应该还是国家政府，冲突的根源是国家利益的分歧，博弈的负面结果则是“有组织的不责任”（贝克提出的术语，指的是现代社会由公司、政府和专家形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生活中的种种危险，然后它们又建立起一套话语来推卸制造危险的责任）在国家层面上的体现。典型的例子就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闹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推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依据是我国虽然在碳排放总数上居高，但人均碳排量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且从历史的角度看，目前的环境问题主要也应由发达国家买单。风险的建构之争的背后是风险的责任承担之争，是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的博弈。
如今，不论是在社交媒体发展迅速、舆论日趋多元的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剧烈的国际风险话语争夺中，语言都像一件捉襟见肘的衣服一样几近解体。它所对应的现实，同样面临崩溃的危险。如果说语言和媒介所抵达之处就是人类认识世界之“界”，那么找不到或者回避用合理的语言来描述风险，自然也谈不上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更无法化解危机。“我们的世界的现实某种程度上是以我们所使用的词语、符号或其他形式的介质为基础而被设定、被领会或被建构出来的东西”，那么媒介的危机也是现实的危机，如同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媒体传播
现代工业社会的分工趋势，一方面使得原子化的个体难以采取社会行动，给社会治理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知识专门化，越分越细，文艺复兴式的博学者愈发不可能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专业知识。当风险来临，人们既无力行动，又缺乏知识，这只能导致灾难。应对全球风险，已有的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越来越乏力，必须要有多方乃至全人类合作的全球治理。
现代性社会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而后现代却日益呈现非民族国家的倾向。新的全球性的国内政治的有效性已经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界，发展为一种结果开放的元权力的博弈(meta-power game)，或者说是元权力的新政治。这其中的博弈是对风险中的各种概念边界的界定以及对确定其基本方向的争夺，是对“定义权力”的权力的争夺。在全球性国内政治中，风险的建构权力是分散的，这种博弈中内在的对抗者们就是通过达成同盟而加强博弈筹码的。同时，国际风险的元权力博弈也受到国内权力同盟以及社会共识的影响，欧洲社会学家曾经拿核危机进行举例，在如荷兰和丹麦的一些国家内，反核派认为核能既是危险的也是不必要的，且该观点已经在民众和大多数政党中达成了共识，成为媒体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观点；而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争夺核问题领导权的斗争还在继续着；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反核力量已经明显在争斗中失败了，其在媒体中的声音也逐渐边缘化。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关于风险定性和传播的元权力博弈从未中止过。这种博弈的主体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还在NGO等超国家组织与国家政府间、跨国企业间、跨国企业与国家政府间、各国公民间、国内媒体与国际媒体间进行重新协商。而在博弈之中，任何参与者或反对者都再不可能通过一己之力赢得胜利，一切都要依靠同盟。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仍旧需要用程序性规范(procedural norms)来解决跨国风险冲突。
至此再进一步说，“正因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不能超出国家这个思考单位，因此不能正确思考以世界为单位的政治问题，不能给出从世界出发的政治理想”。现代社会工业分工导致的原子化的个体行动者和其他单位（包括民族国家）都难以单独行动去应对风险，与其他现代性要素一同产生的民族国家，在后现代特征显露的当今已不能继续作为支撑起全球治理模式的基础，其只会走向衰落。这是因为，将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治理方式扩展到其边际之外，势必产生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在旧观念的惯性下，如果有国家依然企图利用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秩序来控制关于风险的话语和意义，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全球治理带来了可能，当大众传媒、互联网、社会化媒体不仅构成了信息交换的平台，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了这种交换“正在发生的危机”的意识时，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就此形成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当一个人与其他人同时追踪同一事件的发展，与他们受到相同影响的意识得到承认时，民族主义(即“想象的共同体”)的雏形就产生了。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一个社会行动者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ocial actors），这些人重视民主文化并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在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正是数字媒介网络使得人们将这些认同的共同体聚集在一起。在全世界范围内，由风险的焦虑驱动而产生的风险的共同体，其凝聚力以及具体的行动机制如何，都还需要时间检验，但这种雏形和倾向却已经给我们思考风险与危机策略提供了新视角。
而且，与风险社会同现代性的关系相似，媒介和传播实践的发展同样在对现代性（尤其是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某种逆反。这既表现为智能媒介已经开始打破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行动的二元对立的主体，也表现为将分散的个体行动者（以及非人的技术物、数码物）纳入到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之中，从而消解了原子式的主体。这无疑有助于人类形成全球治理所需的合作场域和合作体系，“整个场域、整个体系既可以以分散的无数单元行动体独立行动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一个整体而开展合作行动”。如今，我们不宜再把传播仅仅视为符号或文本，视为对某种实在的镜子式的反映、再现，而应探讨其作为社会行动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的潜力。如果借用文化研究和语言学中的“述行”（performative）概念，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符号再现、表征或表意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实施过程……所有符号使用都是在做事、行事、表演或‘述行’，符号活动本身就嵌入和参与了社会文化过程，它塑造现实和被现实所塑造，是整个生活构成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生活、对生活反映或不反映、正确反映或歪曲反映的另一独立系统。”传播不是纯然的文本内容，媒介也不是僵死的工具，传播本就有塑造现实的能力，某些传播就是社会行动。媒体作为社会行动者可以也足以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成为生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一股力量。
结语
按照吉登斯与卢曼（Niklas Luhmann）的说法，风险只是一个16世纪才出现的概念。在那之前，人们将种种危险归于命运、运气或上帝的意志等神秘莫测的力量。随着现代性的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人类有能力去把握和控制世界，人类认为能够以理性对世界事务进行控制，让一切有条不紊、符合预期，才有了作为理性和确定性之负面的风险观念，“风险观念的出现是与计算的可能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今世界一系列的全球性风险与灾难，确证全球已然进入三十年前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和吉登斯所言的“失控的世界”。
就我国来说，2003年的“非典”疫情“突出暴露了中国长期忽视社会建设和管理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现在看来，“非典”疫情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步与突破，是我国危机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的关键性事件。不确定性也是创造性的来源，新冠肺炎疫情作为规模更大、影响遍及全球的又一次重大风险，也应是推动我国社会治理进步的一个契机；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到，社会治理模式不能仅仅适用于民族国家内部，还应该有全球眼光。全球性风险开启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可能性空间，且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中国媒体作为风险建构和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今世界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讨论“现代性”的关键。“命运，即任何事物总有其法则的观念，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核心。”面对不可预知的“命运”，人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可以在全球风险社会中置身事外，只有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出路—人类“除了冒险，别无选择”。
▍ 作者 秦瑜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周晓萌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站博士后
▍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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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秦瑜明,周晓萌.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J].现代出版,2020(5):52-57.
CY/T 121-2015 秦瑜明、周晓萌:《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第52页至57页。
MLA 秦瑜明,周晓萌."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现代出版.(5)2020:52-57.
APA 秦瑜明,周晓萌.(2020).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现代出版,(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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