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元 | 智能媒体时代的阅读革命与编辑出版创新——兼论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
主持人语
承蒙《现代出版》编辑部信任，李频教授邀请我来主持一个有关“阅读文化”的专题，希望不仅仅谈阅读，还尽量把阅读文化与出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阅读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阅读之所以成为文化问题，是因为阅读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阅读之所以成为现实问题，则是因为阅读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与制约。阅读当然离不开出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没有出版就没有阅读；阅读的普及率和阅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版发展的水平。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两种研究遥相呼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阅读研究与出版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诸多学科学者的重要学术取向。我们熟悉的科学史、文化史大家江晓原教授，就发表过许多研究成果。感谢江教授，他在接到我的约请后，只考虑了两天就回复我愿意撰稿。三个月后，我收到了江晓原教授的大作，并随即转交给专题编辑者。我们都从江教授的文章里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一致认为：“有江晓原先生助威，该专题的标杆及高度就亮出来了。而江文的标杆意义就在于名家评名社出版的世界名作。”江晓原教授的大作，并不是我预想中的对当代阅读文化现象的总体批评，而是用一种独特的出版观对一个世界出版史上的知名案例纤毫毕现的解剖；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竟与我们设想中的这个专题名称完全吻合，这是意外惊喜。阅读可以是私事，但多数情况下则是一种职业行为、一项社会事务、一个文化仪式。江晓原教授的文章，给我们展示了职业阅读与私人阅读的相得益彰，社会责任意识与文人文化情怀的相映成趣，对我等编辑出版人的教益无疑是深刻的。
我同时又向知名传播文化学者张涛甫教授发出了邀请—同样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张教授也答应撰稿了。遗憾的是，因为身兼数职、行政事务缠身，张涛甫教授的大作未能赶上本期专题。我们且翘首期盼，希望能尽快看到张教授的文章。
因档期问题，在专题编辑的再三鼓励下，我只得赶写一篇小文救场。虽是急就章，但也融入了我多年来研究出版与阅读问题的点滴心得，尤其是有关阅读对于人类文明进化和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阅读生态的历史变化与媒介技术更新迭代的对应关系的思考、阅读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与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建构范式之间的学术张力的思考，以及对人工智能应用前景的乐观猜想等。由于时间仓促，一些想法未及展开，许多表述有待斟酌，但愿还有机会补救。作为引玉之砖，如果能引来各位才俊的佳作，也算是个安慰。
“出版与阅读文化研究”这个专题的名称，是经过反复斟酌后定下来的。我们的初衷是想围绕出版（产业、行业、政策、法律、文化等）来研究阅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问题。显而易见，这一类问题过于庞杂，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很多，甚至有些方面还是空白，靠一个杂志办一两期专题远远不够。希望这个专题的亮相，能够引起更多同道的关注与讨论。感谢专题编辑者的鼓励和鞭策，感谢杂志社领导提供的宽松环境，更感谢接受约稿的各位大家。希望有机会再次合作，我将努力做得更好。
——夏德元
阅读是人独有的生存方式，对周遭事物的解码能力以及根据对自然社会奥秘的独特洞察而编码的能力，让人类得以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因此，阅读对人类文明开化和进步的意义非同凡响。阅读不仅仅是从外在世界获取信息的活动，也是人际交流、文化身份确认、国家民族认同乃至人神对话和文明象征的仪式。继文字的发明、大规模印刷术的普及、电子媒介的诞生及其普遍应用之后，移动互联网开启了人类阅读的全新视界—这个可以命名为人类阅读史上第四次革命的巨大变迁，不仅再次从宏观尺度上改变了人类阅读的整体景观，也一如既往地改变了人类个体的阅读处境。基于新阅读生态的编辑出版创新势在必行，也为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承乃至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种族的延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
阅读对人类文明开化和进步的
特殊意义
所谓阅读，本质上是指人运用感觉器官——主要是视觉器官对一套编码系统的认读和破译，亦即解码过程。人类最早的阅读，应该是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目力所及范围内各种自然现象深层意味的试译。“穴居人和现代智人都能读懂骨头凹痕的含义：那也许表示的是猎物、日期或月亮周期的记数。岩洞艺术被当作富含信息的图文故事来‘阅读’。原始部落阅读树皮或兽皮上那些冗长且详细的图画信息。早期的许多社会通常借助符木学习识数。发信号可以使人远距离阅读符号信息，如旗语、烽烟、点燃的火药、磨光的金属或其他装置的反光。”正是这样的独特能力，让人类得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更自觉地适应了环境，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趋势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大迁徙；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正是这样的迁徙，奠定了今天人类分布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阅读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
不仅如此，对自然现象的成功解码，还鼓励早期人类比其他动物更自觉地模仿自然符号系统，从而创造了第一套属于人类自己的编码系统—文字。
中国古代传说中关于汉字发明的故事，颇具象征意义。汉语文字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脱胎于远古的结绳记事。相传首创结绳记事的是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后来，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出了揭示自然和社会奥秘的八卦图，“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纬》明确地说：“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八卦就是分门别类把事物用结绳记事悬挂在八个不同的方位上。周人称为“八卦”，商朝称为“八索”。因为创造了八卦象征系统，伏羲被尊为中国的人文始祖。
文字的正式诞生（对应邵培仁等主张的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可以说是人类阅读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陈力丹认为，“文字及其书写材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文字发明之后，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大大突破了时空局限，狩猎、耕作技术的进步、人类后代的教育、家庭和氏族成员的组织协调、社会典章制度的完善、文明之间的交往等，都得到飞速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走上了快车道。由此可见，阅读对人类开化和进步的意义非同凡响。
《淮南子·本经》这样形容汉字发明的巨大影响：“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之所以产生如此惊天动地的效应，是因为文字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和记录，更是一种编码系统，一种命名体系—通过文字，人们可以更系统地对万事万物进行命名。而“命名即创造”，命名就是人类代替“造化”重新创造万事万物。老子《道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事万物虽然早就存在，但只有得到命名，才算真的存在。因为，只有当事物被命名，我们才能支配它，才能和它互动。
文字符号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是人类创造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人化自然”。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类首先面对的对象是所谓的纯客观的“自在自然”,但正如王南湜教授所指出的：“从人类活动的立场看,自在自然这一观念不是一个直接来自人类活动自身的具体观念,而是一个抽象的极限观念。当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上追溯人类活动的范围而达其尽头之时, 便有了自在自然这一观念。由于这时已追溯到现实的人类活动的尽头,我们在想象中所面对的便是处于人类活动范围之外而尚未被人类活动把握或规定的原始的自然存在。这种存在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混沌的、不可言说的存在……”
对此朱鲁子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符号一旦为自然“命名”,就将“自在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也就是从“无”中生出“有”来。所以,“命名”本身具有“无中生有”即“创造”(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功能。这里的工具，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传播媒介—笔者曾在文中指出，“人是传播的动物，也是最善于使用媒介的动物”。人类具有将一切事物工具化，亦即媒介化的本能，所以，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而是对事物的媒介化运用和为事物命名的符号（编码）系统的创造。
阅读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正基于阅读所要认读和破译的编码系统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人造的高度抽象的象征系统，它用数量极其有限的符号，对应象征整个大千世界的奥秘和人类社会的机巧；通过阅读作为“人化自然”的文字符号，人们可以更快捷、高效地与环境交换信息和能量，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享象征系统并进行文化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获得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独特优越感和作为这个宇宙唯一的观察者的非凡使命感。
就中国发现的早期文字史料—甲骨文而言，最早的文字多是关于占卜的记录；而巫师（兼史官）则既是书写者，也是阅读者。阅读的这样一种仪式化色彩，也多多少少被后来的平民宗教阅读乃至所有日常阅读所继承—中国文化中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而“古代学子每每读书之前,先要焚香净手,端衣正帽,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后,才凝神敛气地坐下来开始读书。这种讲究的态度,就来自于仪式感”。中国古时候在儿童入学读书前要举行庄重的开蒙仪式，即是一种阅读仪式感的启蒙。
“仪式感一面是一种人在生活中对于价值观的敬畏所造成的庄重,一面是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尊重所展现出的典雅。”而阅读仪式感是“传播仪式”的一个重要表征。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与传递观不同，仪式观才是传播的起源与传播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的、有意义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说，阅读虽然有获取信息的功能，但其本质特征却不是获取信息，而是通过阅读这一仪式化的行为，获得一种自我社会角色的确认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因为是一种仪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崇高感，而崇高感总是与神圣感相联系的。“阅读仪式感是在共同的场景中受众与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共享价值和信仰所呈现出的情态和方式,体现了传受双方的共同意识和集体记忆。”因此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仪式的阅读，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也是一种人际交流、人神对话乃至文明的象征。
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从总体上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造成了人类阅读机会和权利的阶层分化。人类对大自然的阅读机会本来是平等的，但人类的阅读能力也是有个体差异的。如前所述，早期人类中的智力超群者正是因为最早具备了这种能力并创造了一套编码解码体系，而被尊为人类文明的始祖。随着这套体系的日益复杂化精细化，阅读的不平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最高统治者和巫师（史官）阶层最早掌握了解释天文地理现象、书写和传承族群记忆、解码史前人类遗迹与书契的专门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阅读的特权；而广大普通民众则被排除在这套阅读体系之外，并在官僚阶层、僧侣集团和知识分子群体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盲群体，也造成了阅读供给与需求的巨大矛盾—虽然纸张的发明和在出版上的应用多少使这种矛盾得以缓解，但是，因为文字书写的高门槛和出版物制作的高成本，阅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奢侈的行为，对普通民众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活字印刷术的大规模应用，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在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启示、影响下,1450年前后，德国工匠古登堡完善活字印刷术后发明的印刷机，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现实，从而促进了西方文化、科学的发达,并首先在西方产生了思想和社会的强烈变革。“印刷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大众媒介的普及，全面改变了社会景观。报纸、书籍和杂志作为新的大众媒介，不仅消除了人们相互隔绝的障碍，影响到社区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且推进了社会的组织和功能的重大变化，甚至永久地改变了那些使用者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结构。”
与文字诞生后相当长的一个手抄和刻书时代相比，印刷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的低成本的复制使普通民众也能阅读印刷书籍和报刊。这一事件被一般传播学著作视为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按照本文的视角，也可以视作人类阅读的第二次革命。恩格斯曾就此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业已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按照陈力丹的说法：“大批宗教书籍、记事性小册子以及印刷新闻纸的出版,使得被垄断在中世纪僧侣阶层的文化得以迅速传播到世俗社会,新思想的涌现成为统治者无法遏制的潮流。”“显然,印刷术又一次造成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它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阅读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人民大众压根儿就没有阅读的内在冲动，如果人类社会没有文化传承的动力机制，如果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没有价值和意义共享的潜在需要……印刷技术也就不可能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了。
电子媒介的诞生及其普遍应用，可以说是人类阅读的第三次革命。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提供了隐去身份、同步参与交流的条件……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克服了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由此可见，随着有条件阅读印刷品的普通人群的日益扩大，尤其是各种专业工作者的“职业化阅读”队伍越来越庞大，阅读的仪式感似乎有所削弱；但从总体上看，即便是在电子阅读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千万年来形成的作为一种文化仪式的阅读也并未消失，且将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重现。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传播奇观与阅读革命
“传播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理由。受制于媒介形态的不易接近性和信息传播的非充分性，人类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生存是一种局限生存，即人以传播行为为外观的生存境遇是局促的，无法尽兴；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使人的传播生存桎梏逐渐打破，其生存状态日益接近于无所不在，亦即泛在——人的全息本体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分身或镜像，似乎可以全时存在于全网络。”
互联网的崛起，比以往任何一次媒体变革都更具颠覆性。作为网络时代传受合一的新主体的“电子媒介人”的全面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专业传播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以及人类社会成员之间传播权利、责任和义务分配严重不均的面貌，使人类在经历了传播权力漫长的不平等阶段之后，再次看到了远远超越原始社会水平的平等传播的新曙光。
电子媒介的普及，使“散布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居民之间的信息沟通之便利，不亚于同住于一个村庄里的居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又将人类的生存空间浓缩到手机这样一个魔盒里，人类的生存境遇再一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颠覆现有理论的传播景观”。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进步及其传播应用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大众的传播”一统天下的传播格局，逐步让位于“大众参与的传播”与传统大众传播平分秋色的新格局。以即时互动见长的互联网传播，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传播奇观，也对传统的传播理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从詹姆斯·凯瑞所推崇的“仪式观”视角，还是从他不以为然的“传递观”视角，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都毫无疑义地开启了人类阅读的全新视界—这个可以命名为人类阅读史上的第四次革命的巨大变迁，不仅再次从宏观尺度上改变了人类阅读的整体景观，也彻底改变了人类个体的阅读境况。传播变革，引发了新一轮阅读革命。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史及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发表于2009年的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书的景况：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对人类阅读境遇的变迁历史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阅读不可预见的未来发出了感叹：“从文字出现到手抄本，经历了4300年；从手抄本到活字印刷术，1150年；从活字印刷术到互联网，524年；从互联网到搜索引擎，17年；从搜索引擎到谷歌的相关性排名算法，7年；谁知道下一个即将出现或初露端倪的变革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出版前四年，脸书(Facebook)诞生；前三年，推特(Twitter)创立；一年后，苹果iPhone 4智能手机上市；两年后，腾讯公司推出微信（WeChat）。而在该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里，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今日头条等各种阅读推荐平台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共享平台纷纷上线，令整个世界发生“翻转”——“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不同的社会，我们的生活被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强大的移动设备，以及在网络上与我们如影随形的喜好所改变。”“社交网络上建立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数字大门前的内容过滤器……网友成了我们的新闻编辑，依照我们的兴趣量身打造，提供高度定制化的新闻与信息。”“传统的消费者不会回来了。印刷广告不会回来了。媒体、品牌及历史悠久的故事讲述方式都不会回来了。我们置身于新时代的消费者和贡献者当中，我们正在寻找新形式的内容与新的故事讲述方式。如果它不存在于某处，那我们将在其他地方找到它或自行创造它。”
事实上，伴随着移动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广大网民以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为操作平台的传播应用技巧的日益娴熟，微博和微信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成就了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模式，滋生了一种全新的饭圈文化和朋友圈文化。而进一步降低了书写门槛的短视频，则在全体网民中形成了“集体记忆集体书写”的宏大景观。有学者几年前断言，微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在世存有”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微信订阅号文章动辄带来超10万、超100万乃至上千万的阅读量。由北京大学薛兆丰教授开设的经济学在线课程，可以满足数十万学习者同时上课的需求；学习者之间还可以形成一个又一个学习小组；跟传统线下课堂一样，完成课后作业，学习者可以向老师发问，得到主讲者和线上助教的互动反馈，取得课程成绩，并收获同学之谊。种种迹象表明，阅读并未因为“碎片化”和“浅薄化”而变得更不具有仪式感，而是形成了一些新的习俗和程式：热门微博下的跟帖和评论、饭圈的应援性购阅、朋友圈的礼节性点赞、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打赏阅读和接力转发……都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化仪式，给全体网民的在线阅读心理和行为习惯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曾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欧阳修记述了朋友和他本人利用一切碎片时间读书或构思文章的癖好，说明读书、写作确乎成为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今天，得益于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机，普通人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类似古代“读书人”的转向。
根据2020年4月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已达30.8个小时。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在线生存，大部分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即时通信、网络音乐、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模均较2018年底增长10%以上。网络阅读已经成为大多数网络用户的阅读习惯。根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55亿，占网民整体的50.4%；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53亿，占手机网民的50.5%。因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学习，在线教育应用的增长更加迅猛，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达4.23亿，是2018年底的两倍多，在全体网民中的占比接近一半。
这绝对不是一组可以轻描淡写的数据，如此庞大数量的“电子媒介人”每天过着在线生活，他们的信息交换、身份确认、关系维系、文化认同、情感宣泄无不借助网络，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全民网络读写为基础的规模宏大的人类虚拟生存实验场。在这个实验场中，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阅读的革命性变化悄然发生，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颠覆性后果。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当各种移动平台对人类日常生活全面侵入，有一个变化可能已经发生：阅读和书籍正在分离。当然，她发出这番感慨，是因为对阅读和出版的前景表示忧虑：“对出版来说面临着全面的转型、挑战和重新再定位的过程。但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其他渠道可以有效生产、整理、分享知识。”笔者以为，戴锦华对阅读境况变迁的观察是敏锐的，但她对这种境况的担忧却是多余的。因为，一个与传统纸质印刷出版等量齐观的在线全媒体数字出版体系已经走向成熟。
仅以文学出版为例，经过二十年的“野蛮生长”后，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堪称现象级的世界奇观。2018年一年，仅阅文集团就出品了超过100万部网络小说。而中国1990年代长篇小说平均每年创作量大约在800部左右，1998年以后才超过每年1000部。“网络文学生态超越单一数字出版维度，已形成集社交共读、社群建设、粉丝共创的IP粉丝文化生态体系。”作为“互联网原住民”，“90后”读者习惯于网络社交与网络表达。打赏、投票、“段评/章评”已经成为网络文学阅读的标配，起点书友每天使用“段评/章评”的用户占比超过50%。年轻的网民不仅更具表达欲，养成了付费习惯，而且已经完全适应虚拟社区交往。在正版平台社区功能强力支持下，书友间的网络社交蔚然成风，各式各样的“新部族”形态的“圈子”化社群已然形成。这样的阅读生态，除在人类社会早期所有部落成员共同为夜晚灿烂的星空着迷并终于发展出一套文字符号来指代世间万物之外，无疑是前所未见的。
正如笔者十年前所描述的，一群可以命名为“电子媒介人”的“生活于媒介化社会，拥有各种电子媒介，具备随时发布和接受电子信息便利，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和信息传播主体”的“新人类”的崛起，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的宏观图景，而所有这些改变，都始自媒介使用习惯，亦即阅读习惯的改变。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泛在生存与在场的缺席》一文中，笔者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人类的生存，向来以其精神存在既依托于其肉体存在又可摆脱其肉身桎梏或者总有一种摆脱其肉身桎梏的倾向而与其他动物相区别，借助语言等抽象符号所构成的思维工具，柏拉图、孔子等思想家可以构想一种‘理想国’或‘大同世界’；耶稣、释迦牟尼等宗教家可以通过自我修行内省参透人生的真谛；李白、鲁迅等文学家可以‘梦游天姥吟留别’‘心事浩茫连广宇’，为人们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达·芬奇、贝多芬等艺术家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扼住命运的咽喉’，创造出令人称奇的艺术杰作；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可以凭借其‘思想实验’领悟宇宙的奥秘……基于无所不在的传播媒介的在线生存，则让每一个人都能经历这种超然物外的人生体验。”亦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生存论的视角看,‘在线’在赋予互联网生命意义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具有独特的生存意蕴。”这种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独特的生存意蕴，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生存的长期虚拟化和精神与肉体高度分离的现实可能性。这样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未来人类与智能机器和平共处生存方式的一种预演。
当然，科技的发展、社会的革新、政权的更迭、国际关系的风云突变，只是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却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人们的阅读需求；换言之，阅读对人类文明延续和社会进步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始终存在。只有一种情况，也就是下文所要讨论的智能机器完全取代人脑的功能之时，我们才有必要对阅读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新的认定。
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与
编辑出版创新
行文至此，笔者尚未对“智能媒体”及“智能媒体时代”做出界定。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界定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或者粗略地说，互联网媒体就是智能媒体，而互联网时代，就是智能媒体时代。因为作为一个全新的媒体，互联网与过去所有的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互动。从某种意义上亦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互联网作为目前最通用的人工智能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人类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所有社会活动，都无法离开互联网而开展。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正在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向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渗透。
所以，我们讨论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宏观背景，出版问题更不能例外。因为与出版问题紧密联系的阅读生态，必将更深入地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所改变。
曾经有一段时间，传统出版人对互联网阅读并不在乎，对数字出版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希望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被新的技术应用所颠覆。他们始终坚信内容为王，而自己就是占有优质内容的人。但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大多落空了。因为正如前文论及的，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也改变了内容生产的逻辑，乃至改变了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的思维特征、心理状态——还有我们在下文中将会提到的——甚或他们的身体构造。
如前文所述，人类正是通过语言文字象征系统，在“自在自然”之外模拟和再造一个“人化自然”而得以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所以，就其本质而言，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虚拟化生存的动物；又因为人类正是运用这套人造的象征系统进行文化基因的代际传承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所有的人类都是经过“人工智能”改造的。不错，笔者认为，近年来才越来越火爆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实只不过是人类媒介开发史与智能进化史的汇流或者殊途同归。换言之，今日如火如荼、未来会愈加重要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是在语言文字成功发明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早期人类“阅读”大自然并与其进行信息交换的长期实践和与动物界相脱离的强烈欲望，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造就了人们的虚拟化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又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互动中得到了强化，于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不甘受制于自然的约束，包括自己肉身的局限。
正是这种对肉身局限的不满，催生了对各种体能工具和智能机器的研发。与所有作为人类身体器官延伸和替代的体能工具不同的是，作为人类思维器官延伸和替代的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担忧和质疑。哲学家赵汀阳在分析了两种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技术的风险后指出：“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都提出了挑战人的概念的存在论问题，但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的危险性似乎大过基因技术。”因为人工智能“可能成长为另一种主体，另一种立法者，或者另一种眼睛”。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一旦突破奇点，就创造了不可测的新主体，而对于新主体，传统一元主体的知识、视域和价值观将会破产，而二元主体（甚至多元主体）的世界还很难推想”。可能的后果之一是，“给定人性不变，文明的人工智能化就非常可能导致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即再次出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世界的可怕局面。
应当说，这样的反思无疑是深刻的，但又是片面的。因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人工智能前景悲观论者一样，赵汀阳的思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单独进化，而是与人自身的进化同步进行的——借用赵先生自己的表述就是，文明的人工智能化，等值于人工智能的文明化，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协同过程。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总以更接近人的属性为最高目标；而当代人类的成长目标中，则有意无意地掺入了最新科技成就所揭示的诸多可能性，亦即人更倾向于让自己适应种种技术系统。以出版业为例，最初的出版网络管理系统，总是试图更逼真地模仿人的管理，电脑系统开发人员会在细致的访谈后，归纳出人的需求，并尽量用计算机系统来重现；而一旦系统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则要严格训练出版人以适应计算机系统的规则。如果运行中出现了障碍，总是需要人与系统同时做出向对方妥协的调适，以达到人类思维和行为习惯与机器智能的完全契合。这种人与机器智能互相适应的过程之可以预见的结果是，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也越来越像人。这个例子颇具典型性，几乎可以映射任何一个领域的人机关系发展大势。一言以蔽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不是造成一个有别于人类的“另外的新主体”，而是一个融合了人本身的所有优点并弥补了所有缺陷，同时融合了机器的所有优点并克服了机器的所有缺陷的“唯一新主体”。进而言之，这样的主体是在超越现有人类和现有机器的基础上诞生的新主体，现有的人形机器人和生物芯片技术、人工耳蜗技术、电子义眼技术、人体机能辅助技术等在人体上的应用，就昭示了这样的未来，即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显而易见，即使在智能机器的功能完全达到人脑的水平之时，也不是机器战胜或取代人类之时，而是人与机器实现完全融合之时。
回到本文的主题，即使在人机合一的未来，阅读的需要仍然不会消失，只不过，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中，人类的阅读生态必将发生更具颠覆性的变革——人们已经不必像从前那样必须一页一页地翻阅来吸收过去人类创造的智力成果，不必通过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来获取信息，甚至不必用眼就能看到，不必用耳就能听到……将来有一天，也许只要植入一个芯片，人脑就能与人工智能系统相连接，瞬间获取人类任何知识和信息，甚至能让人与人之间通过脑电波实现“无声的对话”。美国科技极客马斯克2020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再次预言了这样的应用前景。到那个时候，阅读的仪式感是会被削弱，还是得到进一步强化，抑或彻底消失呢？这个问题不妨留待后人来探讨。
无论如何，出版确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再次做出重大变革的前夜。近年来尽管已有不少文章开始讨论人工智能与出版变革的话题，有对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认定和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有人工智能环境下出版流程再造的研究，也有人工智能时代整个传媒业变革发展的综合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还大都停留在技术操作的层面，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对出版格局的颠覆性影响，将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生产与消费、文化认同和传承，从而改写人类自身文化基因和文化身份再生产的逻辑。编辑出版的改革创新势在必然，而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都有待重建。
让我们暂时闪回到2006年，这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荣誉颁给了电脑屏幕前的“你”：“是的，你是今年的年度人物。你控制着信息时代，欢迎来到你的世界。你已控制了全球媒体、建立并为‘新的数字民主社会’奠定了框架、无偿地提供内容并在职业人士的领域中击败职业人士……”这一年，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号称自媒体人的业余人士，就开始在编辑出版领域向专业人士叫板了，而传统媒体机构的大多数从业者都因缺乏“互联网思维”而败下阵来。“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适应互联网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发展潮流的思维方式。”而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是虚拟化、数字化生存，最典型的经济交往方式是馈赠经济或礼物经济；最典型的文化发展潮流则是后喻文化和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平等对话。
关于人的虚拟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本来无需赘言，但是有一点值得再次强调——我们确乎已经进入了一个“脱实向虚”的时代，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交往相比，人们似乎更相信另一个人的虚拟形象和网络足迹。这也意味着，一个没有留下网络足迹的人，似乎是不存在的；一个组织机构同样如此。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一个出版社在互联网上找不到踪影，其悲惨结局就是可以想见的。
所谓“礼物经济”，是一种与“交换经济”相对的经济模式。历史上对礼物和礼物经济最著名的研究，来自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书。该书的主旨是警示与反思，探讨古代社会礼物交换的形式和理由，目的在于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比。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姬娜维夫·沃恩(Genevieve Vaughan)创建了“礼物经济网”，提出“惠施人”( Homo Donans)理论，并回应莫斯等人的创见，进一步探讨了馈赠在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语言也是以馈赠为基础的。这一假想打破了其他人类活动不能以馈赠为活动模式的限制，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成是“口头层面上的一种馈赠”，如果我们认为正是语言促进了人类的进化，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促使人类向前发展的是“语言的馈赠属性”，而非语言的抽象力等其他属性。“这一结论还让我们进一步想到馈赠和接受可能是能让人性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危险和困境的出路。”由广大网民的传播实践所带来的馈赠型经济模式的复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正如姬娜维夫·沃恩所说:“通过把馈赠模式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价值和解释方法，我们可以纠正在性别建构中一直错误推崇的那些具有破坏性的价值观，如统治、竞争、等级等这些缺乏馈赠属性的观念……假如我们用馈赠模式来重新解释这个世界，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馈赠者的身份都将会被证明。……伴随统治产生的利益会被消除，馈赠行为将被肯定和推广。”
礼物经济模式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更是一种社会建构模式。受1960年代文化革命和1970年代计算机平民运动的影响，黑客形成了独具鲜明特色的后现代文化。其伦理之一“信息要免费”就是一种典型的礼物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因为与传统的著作权（Copyright）保护理论相背离，所以常受人诟病，但是却为著佐权（Copyleft）理论倡导者所称道。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版权开放共享的潮流。大多数微信公众号也不收费，而是以免费订阅、随心打赏的方式来获得资助。可想而知，仍然固守传统市场经济等价交换模式、实行定价销售的传统出版业，与这样的经济交往方式竞争，处境将是多么尴尬了。
美国人类学家米德提出:当代社会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孕育了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后喻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递方式，即由年轻一代将他们对不断变动中的社会生活的理解和不断涌现出的新知识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如今的父母们正丧失着他们过去在孩子面前拥有的天然权威；相应地，通过解构、戏仿、调侃、归谬和软文等形式，所谓精英文化也越来越受到来自网络草根文化的强力竞争，而精英文化在这种新的文化面前则往往难以做到应付裕如——这和电脑软件只能向下兼容是一样的道理：新的媒体形式可以包容旧的媒体内容，而旧的媒体形式却对新的媒体内容望尘莫及。
在人工智能冲击着几乎所有行业根基的时代，出版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和编辑的角色定位亦有待反思。
当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借由手机等便携式智能机器成为自己的出版人时，出版机构是否应该在出版理念、服务意识、营销策略、生产工艺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变呢？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传统市场经济形态的出版，可能会逐步消失；我们能不能借助现有的互联网平台或者建立自己的直播平台，像众多的“网红”一样，把我们的编辑打造成魅力人格体呢？在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采集、加工和传播各环节的应用日益深入之时，在每一个电子媒介人都具备了采写、编辑和发布全媒体信息之日，职业编辑是否应该对自己的专业素养进行重构呢？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弱人工智能技术对编辑工作的诸多环节已经构成了挑战，而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应用，则可能进一步压缩职业编辑的生存空间。
看到如此多的不可知，借用《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名，人们也许会问：出版业的“明天会好吗”？诚然，站在历史纵深的宏观角度，我们完全不必为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感到忧虑，因而也不必为出版业即将发生的变局感到不安；但是，站在当下这个历史时点，笔者仍然对出版寄予最深沉的关切。笔者相信，只要人类（也可以是人机合一的新主体）继续存在，出版总是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 作者 夏德元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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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714-2015 夏德元.智能媒体时代的阅读革命与编辑出版创新——兼论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J].现代出版,2020(4):72-79.
CY/T 121-2015 夏德元:《智能媒体时代的阅读革命与编辑出版创新——兼论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现代出版》2020年第4期,第72页至79页。
MLA 夏德元."智能媒体时代的阅读革命与编辑出版创新——兼论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现代出版.(4)2020:72-79.
APA 夏德元.(2020).智能媒体时代的阅读革命与编辑出版创新——兼论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现代出版,(4),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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