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雪 | 历史中的“出版”：主体性问题
抗战期间，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即当时的知识市场对唯物论辩证法抱有普遍的信仰。对这类知识和掌握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推崇，促成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同时，“干部”和“组织”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与实践，它们共同引发一类有很强集体性质的团体与个人的兴起。1938年到1941年之间，生活书店的组织实践，是选择更有效力的制度以保证文化机构主体性的尝试。
因为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以笔者对“出版”的兴趣，并不完全在“出版史”的专业范围内。笔者做的出版研究，主要是抗战期间关于延安的出版（体现在两篇已刊论文中：《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制度选择》，《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这个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文学领域。众所周知，文学研究在这些年发生了“史学转向”，重视通过充分把握史料，历史化地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讨论。这种方法带来了对学科界限的不断突破。由研究对象本身拓展和连缀出的问题空间，往往会产生另辟蹊径的效果。以此为研究思路，笔者的研究兴趣始于对历史中出版行业的“主体”的关注，具体来说就是生活书店、邹韬奋、新华书店和《全民抗战》等。笔者认为，强调“出版”和“出版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主体性”，是在足够的史料基础上突破既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一体化”“政治化”和“统战”
讨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体制化”是无法回避的。这在笔者的研究里表现为1930年代后半期生活书店出现了“左倾”，抗战中生活书店在各个维度上的“左倾”更加明显，并最终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的印象里，这样一个过程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和文化的趋势。许多著名论者的讨论奠定了我们对上述趋势的认知。首先是洪子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一体化”的判断。“一体化”对文学生产和出版机制的讨论，主要指1949年后由国家力量推行的全国文学文化的单位化、制度化。“一体化”虽然主要不针对抗战时段，却是我们了然于心的历史走向，以这个历史方向为参照，抗战期间文化机构在组织制度上的敏感、倾向和选择，实际上构成了“一体化”前史的隐约眉目。其次是“政治化”的说法。“政治化”的说法多见于海外学者对战时大后方“左倾”文化机构的讨论，他们用这个判断来解释抗战期间全国的文学文化出现明显倒向共产党的现象。比如，叶文心认为，抗战中生活书店出现了“政治化”倾向，共产党以此为契机在人事上逐渐掌握了书店。最后就是“统战”。这个概念从共产党的角度描述共产党如何在1935年确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党，并在大后方争取文化机构。像生活书店这样的“进步书店”，就属于共产党统战政策下的非官办出版单位。学术史上对1930—1940年代文学和文化趋势的这三种讨论，共同构造了清晰的“制度化”的发展史，而出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其他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重要研究，也加固了“制度化”叙事。例如，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暗示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朝向“一个”的趋势。另外，李泽厚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判断，也能说明“制度化”背后有一个使它的逻辑与其一致的历史大势。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对象视为历史的“主体”，强调对象的“主体性”，充分地去考察对象的意志、心愿、实践、满足与自我实现，就可以找到“体制化”以及它背后关于政治与文学、救亡与启蒙等深入人心的二元结构论述的缝隙，并对其发起挑战。
“体制化”论述有三个基本要素：政党、知识分子和出版机构。“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对这三个要素各有侧重，但较为一致的特征是，它们都将“体制化”描述为政党逐渐渗入、掌握文化机构的过程。这在具体的历史场景里是值得商榷的。出版是一种生产刊物和书籍的活动，是一种把各种各样的事件、知识、情感、道理印在纸上让人去看的活动。我们需要在充分估量“出版”的这些特性的基础上，去考虑它和别的领域的关系。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从这个角度出发，提供了十分有启发性的讨论。借助布氏的角度，我们在讨论生活书店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就需要在生活书店的事业属性，即“知识生产”的逻辑里，去考察生活书店与政党的关系，考察政党如何获得进入“知识圈”的入场券，而不是把政党理解为一种可以轻松进出或左右其他领域的力量。
“知识”：平台与媒介
在这个方向上推进对生活书店的研究，首先需要把研究对象放在更大的知识和社会氛围里谈。比如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出版了不少来自延安的书稿，怎么看这个现象呢？这是生活书店“宣传”共产党呢，还是另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从延安这边看，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在关于中共的印刷发展的研究中讨论过其“非市场化”的特征。这个特征在当时其实限制了延安在全国知识市场上的扩张。由于中共的党组织网络是其知识传播、扩散的主要渠道，所以在党的组织网络没有覆盖的地区，其在知识市场上的渠道和竞争力会非常有限，延安无法获得全国性的知识话语权。这进一步意味着，延安需要与外界合作，而合作的逻辑则应该从合作发生的最基本的平台，即“知识”的层面上去寻找。
书店出版和发行“知识”，这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因此，出版和发行什么样的“知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不少文学研究者对1920-1930年代知识风尚的讨论表明，当时言论界对唯物论辩证法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表现出了显著的偏好。对全国新书目录的考察证实了这个判断。笔者通过《读书与出版》杂志上的“全国新书月报”，统计并比较了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两个月份的全国出版物的类型分布。从1936年和1938年的两组数据中能看到，“社会科学”在抗战前已是知识市场的主流类型。全面抗战开始后，这类知识的相关出版的发展更加迅速，撑起了出版界的半壁江山还多。在哲学类的书籍中，出版市场对“唯物论”“辩证法”的热情同样相当高涨。
从统计书籍类型稍稍发散开来，笔者想简单说一点的是，掌握书目是一个老派但很有用的方法。在现代文学或现代史的某些具体研究中，从出版物的目录入手，能有意外收获。事实上，在一些更大范围的课题里，比如前述对“出版延安”的研究，都依赖于阅读《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这样的工具书。在笔者看来，通过阅读书目而获得的基于统计的样本，有四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一是全面，弥补几乎每一个学者都会存在的阅读或知识上的盲点；二是客观，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去意识形态的；三是避免了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四是大大扩充了“文学史”或“经典文学”给我们的有限的、固有的名单。尽管“回到历史现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一个从“历史现场”截出来的名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充我们能掌握到的信息，更新学术研究的视野。
回到生活书店和延安，1920—1940年代全国知识市场的风尚说明这是一个有“共同的知识”的时代。“共同的知识”提示，能熟练操作和创造这些知识的写作者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群体。通过整理1931年到1945年生活书店的书籍出版类型，能看到知识分子群体发挥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生活书店的出版格局大规模向马列和社会科学倾斜，同时，生活书店的理论知识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1937、1938年去了延安。延安与生活书店之间由此产生的牵连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毛泽东说共产党有两路人马：“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不过，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与上海左翼，在我们讨论的“知识”层面上的能力和能量却不可同日而语。中央苏区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且不重视知识分子，军队里有理论能力的人不多，这在“统战”政策确立后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后，许多在文化界已有大名的左翼理论家奔赴延安，给在知识领域影响力甚微的陕北中共带去了知识上的资源和资本，延安也逐渐成为战时中国重要的知识源地。可以说，战争和它所导致的迁徙，与在迁徙前就已经存在的“共同的知识”，一并左右了战时中国知识生产的格局，预示了“知识”在生活书店与延安的交往史中出演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干部”与“组织”：主体性问题
要近观“生活书店”这个“历史主体”，我们还需要更多具体的史料来支撑。《全民抗战》和《店务通讯》就是这样两份史料—通过邹嘉骊整理编辑的《韬奋著译系年目录》，笔者发现邹韬奋在1939和1940年的写作主要发表于这两个刊物。它们也恰好形成一种互补性的对照阅读关系：《全民抗战》帮助我们把握书店读者群的特征，《店务通讯》记录了书店组织的内部演变。
1938年4月的《店务通讯》上有这样一则材料：在这个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邀请在延安读书的同学来店座谈，介绍陕北的学习经验，帮助书店同人成立读书会。参加谈话的有十位书店店员和两名“陕公”学生，学生中有一位原来就是书店店员，除他之外，书店还有数位店员往陕北求学，大部分在安吴堡青训营。座谈会由“陕公”学生主导，他以自己的成长为例，说明延安学到的科学的马列理论如何使人找到自我。座谈会上，全体成员都认可要首先学习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唯物论辩证法能明示规律指清方向，政治经济学则可以解答日常生活中的困惑。这是生活书店学习延安经验的众多场景之一，我们能从中读出不少信息：一是“知识”是书店对延安产生好感，进而发生交流互动的最关键的媒介；二是有书店店员去延安求学；三是“知识”发挥作用的领域，从出版上的合作向“人的教育”上转移。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全民抗战》，面向全社会推介延安实施的“人的教育”。那些得到了延安式教育的人，他们的命名来自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干部”。
在“干部”一词和它所指涉的群体正在崛起的当时，成为“干部”其实是具体的人生选择的问题，既关乎生计，也关乎理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其中有数量庞大的学生。这些学生，特别是流亡学生是《全民抗战》的主要读者群。作为舆论喉舌，《全民抗战》鼓动青年进入战时状态、投身抗战生活，这一点也与《全民抗战》作为媒体的自我设想一致，比如认为报人在国难时期要努力“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时局瞬息万变之时更要迅速提供与抗战密切关系的消息和评论。但是，这时候政府的学生政策是力求稳定，即“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延安则提出搞“战时教育”，对青年人进行以政治、军事和实践能力为主的短期集训，然后派向实际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是唯一以这类教育为核心的区域。
就当时关于“青年”的社会舆论而言，这种教育理念有更大的市场。这与当时各界言论以及弥漫在人们心头的时代感觉有关。在这样的感觉里，1930年代国难时期还在城市中困顿于生计、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将一扫颓废，重新出发。正是在这个视野里，《全民抗战》认同延安的青年教育，也认同这种教育训练出来的人—他们将直接有效地贡献于抗战建国这个大时代主题。
这其实是一番对“什么样的时代，该做什么样的人”的设想。这个设想包含“个人”与“团体”的新关系。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发展来进一步理解这种新关系。“干部”是一个外来词，来自日语，同盟会时期就已使用，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逐渐成为政治言论的核心词汇。不过，在1937年以前，“干部”一词的使用主要是在政治言论，特别是政党言论的范围内，一般的报刊媒体并不普遍使用这个概念。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大众传媒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个词了。这段“干部”的语用发展史，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党式组织方式逐渐发达有关。王汎森认为，1920年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组织和纪律成为“进步青年”的理想寄托，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自我完善和新社会理想。这在抗战中变得更加普遍和强势。比“进步青年”更进了一步，“干部”这个命名本身就涵盖了个人与集体的不可分割的制度性关系。
就《店务通讯》展现的生活书店的“内部世界”而言，书店的灵魂人物邹韬奋的想法和他在这一时期的参政活动，构成了理解生活书店组织发展的枢纽。邹韬奋对文化工作深怀事业感。他为书店区分了商业与文化、建立乌托邦性质的生活合作社（并未真正实施铺展）、举行全店选举，并实践苏联的“民主集中”。值得一提的是，邹韬奋在当时正在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很可能将参政经历中发展出的对民主政治的程序和技术的兴趣和心得运用到了店务管理上。《店务通讯》里有许多涉及“干部”“苏联”“延安”“政党”“唯物论”“联共党史”和“斯大林”的内容，邹韬奋也多次撰文教导店员如何发表意见、如何行使权利、如何开会、如何听会等。这些都体现了书店管理层对“组织”的方式的主动探索。
《全民抗战》和《店务通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生活书店的内外世界。我们并不应简单认为，外在的风气或是政治力量在左右生活书店。阿兰·巴丢在谈到20世纪的政党政治时曾表示，纪律使缺乏权力、金钱、媒体的人民得以强大。以往被归结于“政治化”或“体制化”的生活书店的种种现象，包括积极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请中共党员来给店员开座谈会、茶话会，管理店员从读书到工作、从个人卫生到恋爱的所有生活，派店员去延安学习，以及制定一个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活合作社”的蓝图等，这些点点滴滴、这些严格的“纪律”，正是书店作为一个真实的有“主体性”的团体，它的意志、它的努力、它的选择和它的理想。在理论方法上，福柯的权力和治理术理论似乎很适用于上述现象。这套理论可以带来丰富的阐释空间，比如，组织话语如何规训了个体与团体。若以此视角来看抗战中的生活书店，也许会认为这是书店主体性失落、逐渐服从于政治的时期。但笔者更愿将之视为书店作为历史主体主动选择共产党式的组织，以使自身变得进步和有力量的历史过程。书店在这方面的种种努力，帮助它在战争中支撑起庞大的实体机构。
在讨论历史中的“出版”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角度选择的问题。历史是复杂的综合体。它不会是一个平面，也不会是沙盘，而更像球体。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在纸上把整个球面都画出来，而是需要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可以是后来研究者的某种“反思性”考察。但笔者倾向于向历史中的个体或团体，比如邹韬奋和生活书店，投入更强的代入感。在笔者看来，研究者有时候未必比研究对象更明智。因此，笔者更愿意从他们的处境和选择出发，来理解一段历史中有生命感的动向。
▍ 作者 范雪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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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714-2015 范雪.历史中的“出版”：主体性问题[J].现代出版,2020(3):63-66.
CY/T 121-2015 范雪:《历史中的“出版”：主体性问题》,《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第63页至66页。
MLA 范雪."历史中的“出版”：主体性问题."现代出版.(3)2020:63-66.
APA 范雪.(2020).历史中的“出版”：主体性问题.现代出版,(3),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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