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危机及其应对
内容摘要：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出版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国际出版人协会报告、欧洲出版人协会的年度报告、美国大学出版社年度报告等公开的数据报告提供的信息，聚焦疫情期间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状况和策略。总体而言，疫情期间国外大学出版社通过加强与母体大学相关机构的联系，进一步扩大学术出版和专业性图书出版优势，但是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大学出版社由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同，采取的策略也大相径庭。
一、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作者、大学（图书馆）和出版社之间的学术生态危机
2. 大学收入减少，大学出版社面临收入收缩
3. 各地区教育不平等加剧
4. 师生对于数字化资源接受程度不同
5. 出版生产供应链人手短缺
二、应对危机的普遍策略
1. 增加开放获取资源数量，建立特色数字平台
2. 简化出版流程，集中优势资源
3. 调整出版社与大学、图书馆的关系
4. 加强业界合作，加大为公众服务的力度
三、应对危机的策略差异
1. 老牌大学出版社和小规模的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差异
2. 阅读习惯和教育传统的地区差异
结语
在2021年10月举办的第70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门组织了一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版业影响的在线圆桌讨论。作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经济学家，卡斯滕·芬克谈道：“尽管出版业没有像其他一些行业那样经历需求崩溃，但危机对该行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各国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此外，整体趋势也向线上销售转变，这表明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分销和数字化消费的走势。最重要的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新出版的著作总数是在持续下降的。”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版产业的影响是近年来全球出版人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众多不同性质的出版社中，大学出版社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大学出版社不仅需要面对出版行业的生存危机，还要面临疫情给大学带来的冲击。2021年欧洲出版商联盟的欧洲图书出版数据报告显示，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在欧洲总出版码洋中所占比例逐年下跌，仅占18.0%，排在第三位。其中教育类图书（包括课本）占比22.4%；大众图书占比49.9%；儿童图书占比最低，为13.3%。在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销售份额在各类出版社中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从2021年的美国出版人协会发布的报告中同样可以看到，来自大学出版社的销售额在八类图书出版商中占比最低，仅为41 000 000美元。这八类出版商包括：成人图书出版、儿童和青年图书出版、宗教出版、专业图书出版、K12阶段读物出版、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大学出版及其他。再加上国外大学出版社和其母体大学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发展目标也受到母体大学发展的制约。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得外国留学生数量减少，学生对线下的教学资源需求降低。大学需要不断投入精力和财力到线上教育资源的建设中，从而直接影响了大学出版社在此过程中承担的任务。
本文首先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外大学出版社带来的挑战；其次，基于各地区和国家的主要出版数据报告（国际出版人协会报告、欧洲出版人协会报告、美国大学出版协会以及欧洲各国的出版行业报告中的部分数据），总结世界主要地区大学出版社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最后，分析地域和文化等因素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时对于各国出台不同政策的影响。
一、面临的共同挑战
大学的发展牵动着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疫情给大学的发展提出挑战，大学出版社也受到了影响。
1. 作者、大学（图书馆）和出版社之间的学术生态危机
有学者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加速了由技术革命和经济数字化引发的学术生态系统危机。国外大学出版社的主要出版业务是学术出版和专业性出版。学术出版所覆盖的领域和话题一般与其母体大学突出的学科领域相匹配。大多数公立大学把大学出版社视为传播科研成果的重要一环，与学术界的利益和需求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危机主要被描述为两种危机：一方面是学者、出版社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危机，即当大量的学术资源需要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在互联网上时，出版社如何解决稿件资源挤兑问题，尤其是同行评议的期刊。一些大学出版社的期刊编辑坦言他们面临极大的压力：如何在短时间内审核、编辑优质的数字资源并将其上传到开放获取的平台上？另一方面，由于需要支持并配合线上授课，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与出版社协商开放更多的免费资源以方便获取。但是，由谁来支付订阅开放获取期刊和图书的费用呢？如果大学出版社回应了其母体大学增加开放获取资源的数量的请求，那么作者的利益又由谁来保护呢？这两种危机的出现为大学出版社在短时期内优化线上平台的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如何为学者、学生以及大学提供支持，同时也要厘清利益分配的原则。
2. 大学收入减少，大学出版社面临收入收缩
一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科研机构的影响的报告指出，大学最重要的五个收入来源包括：学费和杂费、医院和医疗保健、外部资助研究的补助金、国家拨款、捐赠支出。疫情暴发后，这些收入来源大多面临风险。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疫情暴发后的第一个高峰期，共有190个国家先后出台了停课的政策。一项基于美国图书出版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疫情开始前，美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就已经面临来自资金和管理方面的压力。自2019年底疫情暴发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新挑战包括：大规模的预算缩减，外国留学生全额支付学费的人数减少，学生大规模推迟入学，学生对经济援助的需求增加，以及何时开放校园等问题。高等教育机构在整体上可能要经历长期的收缩，印刷教科书的需求也明显下降，加剧了行业危机。除美国外，欧洲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新生招募以及国际学生的抵达是欧洲大学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英国一位专家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大学的影响。如果国际学生推迟入学，大学要么停止购买教学材料，要么试图与出版商协商无法承受的折扣。”由于英国的大学十分依赖由外国留学生带来的收入，疫情的暴发使得各国出台了限制跨国出行的政策，外国留学生的人数锐减，大学收入减少。大学内部对于科研资助的经费也会明显缩减。这样一来，科研经费的减少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产出速度变慢，间接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出版物的速度。再加上许多大学出版社一向受到大学的资助和补贴，所以大学出版社也受到了间接影响。
3. 各地区教育不平等加剧
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之间的教育技术鸿沟进一步加大，与部分国家所提倡的公平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一挑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教育公平和教育平等。教育公平指的是确保来自社会经济背景不利的个人以及其他被剥夺权利的少数群体的需求得到教育资源和相关支持。同时，这些教育工具、资源和支持都是根据学生的教育需求量身定制的。教育平等指的是假设所有学生的教育需求是相同的，教育资源系统可以保证实现个性化的教育。教育公平通过均衡教育系统来分配教育资源，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种族背景、家庭背景或地理区域妨碍其学业发展的学生提供教育。疫情的大面积扩散对教育公平和教育平等都提出了挑战。以美国为例，促进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就是加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的人际交流和沟通以及教师的定制化教育，但是疫情的暴发使得线下交流减少，不得不转移到线上，这便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现象。虽然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主要出现在K12阶段，但是高等教育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大学出版社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如何为这些处于不平等教育环境中的学生提供资源。
4. 师生对于数字化资源接受程度不同
虽然学生和教师对于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和平台的使用需求在疫情期间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化的教学手段接受程度高。对数字化技术使用不熟练的学生及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熟悉学习资源和教育平台的使用上。这一现象便造成学生或者教师群体内部的不公平发展。在一些教育技术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数字化的资源建设并不一定在短期内能够受到使用者的广泛认可。例如，一项关于科威特16所大学数字化资源支持的研究指出：“新冠肺炎期间，电子资源的利用非常有限。教师主要使用电子资源撰写研究论文，数据库和电子期刊是最喜欢的资源。大多数不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表示不需要这些资源，其余的人则表示不知道这些资源如何使用。”
5. 出版生产供应链人手短缺
新冠肺炎疫情对图书出版供应链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纸张短缺和供应链中的人员短缺。该挑战是对全球整个出版业的挑战，当然其中也包括大学出版业。上面提到，出版学术专著是全球很多大学出版社的支柱业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随着网上订单的增加，纸质材料被优先用于包装，书籍制作次之。在分销领域，亚马逊比其他所有供应商享有优先权，再加上零售和分销服务行业的人手严重短缺，难以租赁仓库和聘用运输工人。图书出版在制作、印刷和分销等环节中受到拖延，纸张价格上涨，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更加艰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一本书从送到印刷商那里到全球发售有8—12个星期的延迟。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学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业带来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有学者认为这些挑战会在未来几年内更加明显。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一年，综观2020年全球大学出版社的销售业绩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这可能是因为在2019年四个季度的销售业绩一直呈上升趋势，所以弥补了2020年的业绩下滑。同时，一些图书出版业务在2019年就已策划完毕，2020年图书出版受到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是，据预测，这场疫情可能导致美国的100所高等教育机构永久关闭，接踵而来的则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出版社破产。因此，为了应对疫情给出版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较大规模的大学出版社开始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和使命，在逐步扩大母体大学的学科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线上资源的多样化建设。
二、应对危机的普遍策略
全球出版业在2020年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是线上图书销售量增加、电子资源访问量增加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实体书店销售份额减少。国际出版人协会对13个国家的出版数据进行调查发现，英国是全球靠线上图书销售盈利最多的国家，其收入占比超过总收入的三分之二（68.6%）。其中，土耳其（44.1%）排在第二位，第三位则是巴西（38.7%），美国位居第六（37.3%）。在11个提供电子书销售数据的国家中，除了土耳其的电子书销售下跌2.2%，所有国家的这一比例都有所上升，而且都是大幅上升。基于这项全球性的转变，大学出版社开始极力拓展线上资源和平台的搭建，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大学出版社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出版商内部角色转变以及和母体大学的关系上。
1. 增加开放获取资源数量，建立特色数字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大学出版社最突出的转变即增加开放获取资源的数量，强化大学出版社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作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具有400多年历史的老牌大学出版社，在这次危机中反应十分迅速。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年度报告披露（2021），2020年其数字资源下载和网站访问量大幅增加，访问量增长229.7%。以牛津大学的强势学科医学、数学和历史为依托，出版社在其主办的学术期刊网站中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即公开超过2 500篇新型冠状病毒和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章及在线图书章节。
相似的举措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得到了重视。在这场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剑桥大学出版社向大学图书馆及其学生和教师免费提供了2 000多本电子书，来帮助学生远程完成春季学期的课程。剑桥大学出版社官网显示，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全球425名讲师和教师组成的高等教育讨论小组，目的为分享远程学习的想法和技巧，并推出了一系列的线上研讨栏目。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相似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在其官网上开辟一个新的栏目，收集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学术作品，并将1 000多本的图书和期刊文章调整为开放获取资源，同时也免除了部分开放获取期刊文章的稿费。他们希望这些文章能够让公众看到这一危机在广义上带来的挑战。与牛津大学略有不同的是，他们推出的线上服务重点放在学生和潜在考生对于远程学习的需求上，因为剑桥大学的教育学和英语教育（第二语言教育）专业享誉全球，而牛津大学出版社则着力将重点放在为科研工作者和大学学者提供更专业的在线服务。
在美国，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为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其出版社提供的电子资源的访问量是疫情前的20倍，超过3 000本的图书向学生开放了免费试读。杜克大学建立了定制的专业化平台来管理电子资源。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洛克菲勒大学出版社、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等众多美国大学出版社都开放了大量的（部分）图书和期刊文章以供学生和广泛的公众获取。
2. 简化出版流程，集中优势资源
在欧洲大陆地区，赫尔辛基大学出版社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图书出版表现较为突出。据统计，在确保所有出版物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的前提下，2021年期间，赫尔辛基大学出版社在下半年共出版了11本图书，平均每本书花费在同行评议上的时间为10周。对于较为完整的稿件，总审阅时间平均为12周。截至2021年底，该大学出版社的书稿提案接受率为44%，同行评审后的稿件接受率为75%。与往年相比，这些数据均有显著提升。同时，为了加快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期刊评审过程，三本（Estetika、Nordic Journal of Migration Research和Redescriptions）由赫尔辛基大学主办的开源期刊的编委会吸纳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专家参与期刊文章的评议。一位欧洲某大学出版社的董事声称，他们通过重新规划供应链和工作流程，在12天内将2 000本已经数字化的图书按需出版。布里斯托大学出版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调整了其主要出版服务方向。其负责人认为，“我们希望保持高质量标准和同行评审，我们意识到学术出版物与其他类型的内容非常不同。我们也不是一个万能的出版商”。由于印刷资源和供应链的紧张，一些大学出版社优先选择出版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医疗、生物、化学等专题内容，同时削减在人文领域的出版份额。这些出版社负责人认为，在疫情期间大学出版资源紧张，应当试图减少在与大学发展目标不太一致的领域的出版，但这一观点也曾遭到学术界反对人士的诟病。
3. 调整出版社与大学、图书馆的关系
国外大学图书馆和大学出版社历来有紧密的联系。国内学者认为，国外大学的图书馆和出版社的关系有三种：办公环境相对独立，但是有合作的工作项目；出版社对图书馆进行工作汇报，但有一定的自主权；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发展目标高度融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大量电子图书的出版，图书馆和出版社的往来增加。一些学者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在当下的危急时刻增加向大学提供服务产品的数量，帮助学院和图书馆完成出版任务。美国某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理事说:“刚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与大学的合作。现在情况开始改变了。我们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与几个大学部门和项目合作，致力于新想法，从创建图书系列，到探索新方法来推广教授的工作，包括短篇书籍、视频和播客。”例如，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出版社和坎特伯雷大学出版社都没有建立单独的访问网页，而是挂靠大学，大部分的学术专著出版都来自母体大学以及新西兰其他主要大学的学者，出版方向也是大学重点发展的学科项目优先。在疫情期间增加为母体大学和图书馆提供资源与服务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可以为其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4. 加强业界合作，加大为公众服务的力度
国外的大学出版社除了与其母体大学的图书馆有较多的合作项目，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出版社还在疫情期间加强了与社区公共图书馆的合作，为广泛的公众提供阅读服务。因为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价值和大学的发展挂钩，公立大学具有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义务，所以大学出版社也义不容辞地需要将部分精力投身于公共服务。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在众多出版社中做出表率，即积极和当地的博物馆以及美国图书馆合作，策划“开启未来OA项目”，预计将在2023年底之前，旨在将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术专著转化为开源获取的图书。再如近几年在加拿大的文化创新产业中，一个名为eBOUND的机构脱颖而出。eBOUND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与加拿大独立出版商合作，帮助他们在数字领域导航和竞争，致力于无障碍的内容创建。eBOUND加拿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黛博拉·纳尔逊认为，所有数字化的内容都应该是可访问的，这样所有人都可以访问所有内容。为了推广这项服务，加拿大的劳里埃大学出版社积极参与数字资源的转化并提供其母体大学所具有的优势资源。在由其出版社主导的从编辑到营销的整个出版过程中，大力支持工作人员无障碍办公；同时配合行业转型，开发和分享无障碍出版方面的专业知识。疫情期间，很多公共图书馆必须关闭，所以这项举措对于残障人士以及无法外出的人员是十分重要的。该出版社负责人丽莎·奎因说：“学术具有推动社会公益变革的力量，它不仅必须代表多样性的经验和观点，而且必须与多样化的受众联系。”此外，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还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HS）员工提供免费的Oxford Medical在线服务，以支持更多的医生和医疗工作人员的工作。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表示，这将有助于为研究者搜索冠状病毒研究和相关文章提供帮助。“我们还签署了惠康信托基金会的声明，承诺在疫情期间提供相关研究，使研究和数据可以通过公共医疗中心和其他公共存储库设备立即访问。”
综上所述，尽管各国的大学出版社应对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策略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说，加强与电子资源相关的内容输出和设备保障是众多大学出版社迥异政策的相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大学出版社还要完成其提供公共服务的使命，这一使命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突出。伴随着大学的发展，教育和知识的传播成为欧美地区大学出版社最核心的任务。虽然这一使命在众多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由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些破除新冠肺炎疫情消极影响的策略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大学出版社。
三、应对危机的策略差异
1. 老牌大学出版社和小规模的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差异
虽然在2020年由欧洲大学联盟组织的一项关于欧洲114所大学的调查显示，80%的欧洲大学认为数字化教学平台和远程教育缓解了疫情带来的教学危机，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对该项举措的采用效果大相径庭。在上述提到的欧洲老牌出版社中，线上资源已成为疫情期间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但是在历史相对较短、规模较小的大学出版社中的应用是参差不齐的。例如，在罗马尼亚，一项研究发现，官方政府并没有在政府报告中强化大学出版社在数字资源建设中的作用，只有一些商业出版社自发地强化了其在出版数字出版物中的角色，但是大学出版社在此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该研究还发现在众多罗马尼亚大学出版社中数字资源发展不平等的状况。一家名为克卢日-纳波卡的巴贝斯-鲍耶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出版了590本开放图书，涵盖了23个学科领域，但是大部分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在其官网上明确指出如何提供开放获取资源。同样，在意大利，政府也没有专门出台关于在疫情期间加强开放获取资源的政策和鼓励。2013年意大利政府出台的一项关于保护、加强和促进文化资产的紧急法令规定，在所有由公共基金资助的研究中至少50%的研究必须作为开放获取的出版物。2018年，研究部和高校组建专家小组，制定了《国家开放科学发展路线图》规划。但是，目前只有三家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是完全开放的，即佛罗伦萨大学出版社、里雅斯特大学出版社和那不勒斯大学出版社。因此，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策略差异不仅体现在国家和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出版社很难得到地区政府、大学以及商业机构的资助，最后只能面临大规模的裁员或破产。
2. 阅读习惯和教育传统的地区差异
2021年欧洲出版协会发布的图书出版报告显示，在欧洲，有声书的发展极其不平衡。2020年北欧地区有声书的销量大幅增长。瑞典的有声书销量增加41.5%，挪威增加33.0%。2020年瑞典出版人协会报告显示，2020年图书总销售额强劲增长8.7%，即3.84亿克朗，其中大部分的销售额由电子出版物贡献，尤其是有声读物，同期的数字订阅服务增加了25.5%。这一数字在欧洲其他国家并不显著。这一现象对大学出版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例如，在上述提到的一些西欧国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是一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的强势学科。这类大学的主流学科领域，如艺术史、宗教学和古籍研究强烈依赖具有实体的出版物，再加上政府资金支持不足，电子出版物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对于这些地区国家的大学出版社来说，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并不能在疫情中为其出版社提供经济来源。
结语
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出版行业需要重新审视其传统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并与生产、消费者建立有效的合作，并且重申其在数字时代作为知识服务和文化建设部门的重要地位。大学出版社具有出版优秀学术作品、传播知识与文明的使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外大学出版社的这项使命得到巩固与加强。
（注释略）
作者徐乃瑞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联合培养在读博士后；吕建生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编审。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徐乃瑞,吕建生.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危机及其应对[J].现代出版,2022(4):105-112.
CY/T 121-2015 徐乃瑞、吕建生:《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危机及其应对》,《现代出版》2022年第4期,第105页至112页。
MLA 徐乃瑞,吕建生."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危机及其应对."现代出版.(4)2022:105-112.
APA 徐乃瑞,吕建生.(2022).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危机及其应对.现代出版,(4),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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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王英丽
复审：唐 颖
终审：张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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