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 | 出版活动与人类的存在

出版行业的理论建设至关重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出版的本质与价值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而在这方面，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诸如有人认为出版是个人行为，体现着言论自由；学术就应该远离现实和政治，这样才能保持其客观性；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研究不应该受政治的干扰；在数字化和所谓的自出版形势下，编辑的作用在下降，编辑是一门正在消失的艺术；等等。所有这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都是对出版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都偏离了出版规律，对出版业的正常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出版像世间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有如一个多棱镜，不知有多少个面，面与面之间还会时有交叉，每个人看到的可能都不一样。这就让我想到了盲人摸象的古老故事，关于出版的价值，每个人“摸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局部，但越来越多的人来“摸”，把结果拼在一起，就会越来越接近“原象”。所以，我也愿意凭自己所学，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给出自己此时的一个摸索。根据我的理解，探究一个事物，第一个层面就是从事物当中看出本质；第二个层面，透过本质把握规律；第三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按规律办事，遵循规律指导我们的实践。所以，具体到我们出版业来说，就是把握方向，履行好职责，保证自己的企业和产业健康发展，保证中国的出版事业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探讨出版价值和出版本质的根本目的。若要真正探究出版的价值，以及出版产业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就不能仅就出版而言出版，不能仅就现在而言出版，仅就眼下而言出版，而必须从社会的维度、历史的深度以及文明的进程中对出版加以审视。出版产业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发展轨迹所产生的独特影响，是其他任何产业不曾具备的。出版产业最初的形态是印刷业，印刷业的诞生及其产生的影响居然引发了人们热烈地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关于出版的本质和价值，可以从多个层面去探究。比如从社会层面上看，出版活动影响着人类和社会秩序的毁与立；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出版构筑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本文试从人类层面上来探讨出版活动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

出版活动关乎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关乎人生命的存在，关乎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和演进。我特别欣赏康德的这一句话：“凡吾人所有之知识，非先确定其由来，决不使用，所有之原理，非先知其起源，决不信赖，此固极自然者也。”凡事都须从源头上开始探寻，今天的文明的一切现象、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和发展的结果，只有追根溯源，探寻它的发展变化轨迹，才能够真正知道它是什么。关于出版是什么，我也愿意从它的起源处开始探究。

一、出版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标志

出版的源头要从文字的发明开始追溯，因为人类的出版活动是与文字的出现相伴而生的，出版从诞生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始终是与文字打交道的活动，数字化时代的图像和音视频也是一种形式的文字而已。人类一切的文明成就都与文字的发明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的，而文字的作用又是通过出版的表达和传播形式得以实现的。说文字就必然要说到语言，两者虽然有区别，但一般密不可分，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字指的就是语言文字，即能够读出音的文字，能够写出形的文字。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不仅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还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交流手段和工具，哲学家对此还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阐释。

德国著名诗人和哲学家荷尔德林有一著名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人类因为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诗意地栖居在一起，不仅如此，语言还是人之存在的标志。荷尔德林说：“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荷尔德林的这句名言，通过另一位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甚至传到了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之外，而为一般学人所熟知。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句话甚至揭示了语言文字的本质和人类存在的本质。他说：“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原文下有着重号）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语言是人类此在的最高事件。”语言是人存在的明证。换句话说，人因语言而存在，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不成其为人类了。对此，18世纪中至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J.G.赫尔德说得更明确，他说：“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有语言。”语言文字还规定了人之成为人的最重要的要素，情感、思想与精神，赫尔德指出：“语言的全部构造方式正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式，正是人类发现的历史！”“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最早见到的世界，是我们最早知觉到的对象，也是我们最早感受到的活力和欢乐。时间和空间、爱和恨、欢乐和活动等附属概念，以及儿童火热的心灵中所产生的一切思想，也都随着母语一同得到持久的保存。”“语言是一座人类思想的宝库，藏有每一个人以自身的方式做出的贡献；它也是一切人类心灵持续活动的总和。” 20世纪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个人世界的界限。”也就是说，一个人语言世界的边界，就是他个人世界的边界。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后现代批评的主要代表罗兰·巴尔特在谈论写作的名篇中指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语言的囚徒。除了一个人的阶级以外，是主要的字词在标志着、充分确定着和表现着人及其全部历史。人是由其语言呈现和托出的，是由一种形式的真实显示的，这种真实避免了他的私利性的或一般性的虚伪。”作为以处理和发表文字为主要内容的出版活动，自然也成为人类独特的标志性活动之一，“人类因语言文字而存在”这句话也可以延伸为“人类因出版活动而存在”，因为一方面人类的语言文字多半依赖出版活动而存在，另一方面人类的出版活动是伴随语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且是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对象和内容的。离开了语言文字，人类的出版活动也便不复存在。离开了出版活动，语言文字和文字语言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舞台，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文字，它们都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左右，是苏美尔人用苏美尔语刻写在泥板上的数字、物品名称和人名等。文字出现以后，学校和教育也应运而生了。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就已经出现了学校，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属于这一时期的上千块泥板文书，其中包括一些学生学习做作业用的单词表。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学校已经遍及全苏美尔，属于这一时期的学校“教科书”也大量地被发现。这是迄今所知人类最早的出版活动，它是与学校教育和“教材出版”相伴而生的，这种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今的出版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出版，教育出版都起着出版业顶梁柱或擎天柱的作用。虽然苏美尔人没有明确的出版概念，也没有关于出版功能的表述，但苏美尔人对学校宗旨的阐释和理解，可以为我们理解出版的功能和作用，提供确切的佐证。苏美尔人学校的最高宗旨是培养人性，对此我们拥有确凿的楔形文字原始文献证据。正如一位亚述学家中肯地指出的那样，“美索不达米亚的教育还是在寻求反复灌输一种，因为没有更好的词，我们必须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实际上，‘人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在苏美尔文献中，而且出现在那些专门涉及教育目的的文献中”。人性是人存在的标志，没有了人性，人就与动物无异。出版活动既服务于教育，其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它与教育一道培养人性的过程，也就是以文化人的过程。出版通过记录和传播的功能，成为人类生存、进步和延续的保障，也成为人类存在的标志。

二、出版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手段

出版具体地说书写、发表和阅读，是人类的生存之道，是人类重要的生存手段，这也要从人类这个物种的源头追溯起。

人类从直立在地面上行走开始，便面临着多重的生存压力，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压力，在大自然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生物，即便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仍然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命运，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不那么严重、只是城市中的一场大雨仍然可以夺取人弱小的生命；同时早期的人还面临着其他动物诸如豺狼虎豹等的威胁，与其他动物相比，人这种动物没有什么特长，无论是速度、力量、耐力、耳聪目明手快，哪一项都无法与其他动物匹敌。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赫尔德说：“就本能的强大和可靠而言，人远远比不上其他任何动物”，“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种缺乏本能的动物。就此来看，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更认为，人是“被扔到这个世间来的生物”，“孤独无依，没有救助，没有躲避”，始终充满着恐惧感。然后人还面临着寻找食物的威胁，人类经过多年的文明演进，发现和培育的粮食、蔬菜和其他食物仍然很有限。此外，人还面临着疾病的威胁，即便是医学科学专家也会普遍认为，作为医学家和医生，我们对人体知道的那部分，如果跟我们不知道的相比，我们知道的几乎为零。

人类靠着长期的记忆能力，以及信息在头脑中的积累形成归纳、分析、总结和判断等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发展了能够趋利避害的知识和知识体系，依靠这些知识发明了生产工具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的科学技术。这是人类独特的生存本领。

人类就是凭借着思维或思想的独特力量，一方面利用记忆力、综合、分析和判断力熟悉动物的习性，掌握自然规律，以规避自身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发明语言和生产工具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语言和工具又反过来促进思想或理性的不断提高。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光靠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都远远不够，处处是凶险，认识无止境，人类必须把难得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得愈益强大，人类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强大，这是人性的天职。对此，人类的先贤们早有领悟，例如赫尔德就曾指出：“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发明，无谓的重复劳动就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进行发明的知性便被剥夺了最宝贵的特质，即生长。”以语言记录为核心的出版活动就是人类最重要的传播知识和传承技能的手段，因为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得到可靠、持久的传播和传承。20世纪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走得更远，他不仅认为人是一种知识的存在物，还认为古代的人不能称其为人，只有掌握了现代知识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人，“人，作为初始的和有深度的实在，作为所有可能的认识之难弄的客体和独立自主的主体，在古典知识型中没有一席之地”，“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生命强力、劳动多产或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人完全是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其双手把他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

所以，人有这种独特的记忆能力，能把那么多的信息积攒起来，然后学会了分析归纳、判断推理，这些过程就是知识形成的过程。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没用的不叫知识。我们不会去积累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没有用的那些信息，因为再聪明的脑袋，记忆都总归是有限的。所有的科学发明，科学的成就都是源于人对人的存在和发展需求的满足，而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兴趣。

尽管人类通过大脑的记忆能力发展了高度的思维和思想能力，但面对大量有关人类生存的信息和知识，无论怎样的大脑其记忆力终归是有限的。人类发明了文字系统，保存了这些知识，并使之流传久远，并通过交流为全人类所共享。通过文字记忆、保存和传播人类共有的知识和信息的过程，就是出版活动开展的过程。换句话说，在这个意义上，出版的过程就是人类传递生存技能的过程。

三、出版活动保证了人的精神性存在

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是一种精神存在。中国有句古语叫“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里的气就是人的精神。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人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他必须摆脱那些自然的东西。因此，精神是他自身的结果。”他把这种精神的东西称为理性。人的这种精神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习得和培养的。正如黑格尔精辟地指出的：“人所首先直接是的东西，仅仅是他变得有理性和有自由的可能性，仅仅是规定，仅仅是应当；只有通过管教、教育与陶冶，他才会成为他应当是的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只不过是他出生以后成为人的可能性。”出版活动和通过出版活动开展的教育活动在人通过后天习得和培养精神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其理性依靠的是思维和思想活动，人的思想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来自于后天的经验即习得，获取后天经验的过程就是习得或自身接受教育的过程。所以，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人的，他是随着教育过程而逐渐成为人的，这也是人与动物在本能方面的区别。因此，海德格尔说：“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出版活动为人类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提供了最重要的方式，为学习的效率和结果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为什么人先天就不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有理性或纯粹靠理性支配的人，是因为人先天就是个有缺陷的物种，即人天生就是有欲有求的，欲与求伴随人的一生。这就是人天生的缺陷，是人性的弱点。更为糟糕的是，人的欲与求是无边界的、无止境的，人是那种只能往高处走，走到高处就下不来的动物。拥有了汽车之后，我们便再也回不到没有汽车的社会；享受到了手机的好处之后，我们便再也回不到没有手机的时代了；有了洗衣机代替人的手工劳动，就再也过不了没有洗衣机的生活了。哲学家把人的需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必需，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满足了生存的需求之外，产生了第二个层次的需求，即获得性或者占有性需求。被称为20世纪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把第二层次的获得性本性称为第二性本性，并指出第二性本性甚至比原有性本性即生存性需求更为强烈些。最重要的是，我们几乎无法界定正当需求，即满足生存需要的合理需求，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人类需求是随着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生活方式的不断转变逐渐在提高的，这是人性需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人类无止境的需求，甚至是贪得无厌的需求，这就是人性中最自私的一面，是需要反省和克制的一面。

人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的时候，最容易丧失理性；在过着过分安逸和享乐生活的时候，也最容易丧失理性。人一旦丧失了理性，便失去了作为精神的存在，便没有了道德、理想和信念，动物的本性便会暴露无遗。17世纪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把其自身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动物。”“没有哪种动物比人更残忍、更残酷、更倾向于犯破坏社会和平的滔天大罪。因为除了食欲和性欲这些兽类也受其控制的欲望之外，人还受很多兽类所没有的邪恶欲望的驱使……人类社会所遭受的绝大多数苦难都是人类自身造成的。”所以，普芬道夫说人一生要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人与造物者上帝的关系；二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三是人与他人的关系。要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就是一定要处理好欲望的自我和理性的自我之间的关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要修养身心。

失去理性和精神追求的人，最有可能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而道德不仅是人类区别动物界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还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虽然发明了法律，但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将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指望依靠高压的法律来维系正常的秩序，只有在社会普遍道德的根基上，违法只是个别现象时，法律才能发挥其作用。“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将灭亡”，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早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道德力量乃是一切人类社会兴亡的最后决定因素。”费希特和黑格尔等西方古典哲学家都曾把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当作人的重要责任，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将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视为人促进自我完善和社会完善的重要手段。学习和相互学习绝不是仅凭没有文本的口耳相传来实现的，而主要是通过写作、发表和阅读来实现的，或者说，主要是通过出版活动以及以出版活动为基础的教育活动实现的。罗素说：“人类有各种思想、情感和冲动，这些思想、情感和冲动可能明智也可能愚蠢，可能高尚也可能卑鄙，可能充满爱意也可能受仇恨激发。如果他的生活要想变得还可以忍受的话，这些思想、情感和冲动中较好的一面就必须有发挥的空间。”宣传、倡导和鼓励好的思想、情感和冲动，让它们对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出版活动的重要宗旨之一。唯有维持住良好的社会道德基础，才能留住人作为精神的存在。创立于1897年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商务印书馆，在其策划、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中就包括道德课本《修身教科书》（10册），包括《简明修身教科书》和《女子修身教科书》等，而且列为重点科目。

总之，人类在面临诸多压力的情况之下，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至少积累了很多关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其一，有关自然规律和动植物习性的知识；其二，利用和顺应自然规律和动植物习性，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其三，通过思维活动创造、发明工具的能力，乃至到近代被我们称之为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的科技研究能力；其四，人类社会得以有序运转和发展的各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其五，完善自身、完善人性，促进道德进步的各种思想观念、信念、信仰和文学、艺术创作等。人类就是靠着这些知识和智慧，才使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

人类所积累的保证自身生存的知识和智慧，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得以实现的，用语言文字处理知识、传递智慧的过程，现代人称之为出版活动。没有语言文字，知识的记录和智慧的传播就无法实现，出版活动不仅保证和促进了知识记录和智慧传播体系的完善，还保证了语言文字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如前所述，在哲学家看来，没有了语言文字，人类便不复存在。所以说，出版活动证明和保证了人类的存在。

本文作者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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