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30年 | 周蔚华、杨石华：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业的地位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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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概况

1.创建新办阶段（1979—1986年）

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恢复后，大学出版社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宗旨下，基于第一批“报春花”基础开始不断创办。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新增很多大学出版社，尤其到了1985年，大学出版社迎来了创办高峰，这一年新建了40家大学出版社。这与国家提出要依靠高等学校师资队伍较强、教学科研基础较好、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国内外学术交流比较广泛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思路有密切关系。文化部、教育部联合转发《关于高等学校申请建立出版社审批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和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出书质量，把高等学校出版社进一步办好。”截止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大学出版社73家，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各个地区、包含各类高等学校、布局较为合理的大学出版社群体。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并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高等学校出版社所属印刷厂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此次会议和所形成的文件，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和作用、方针和任务、队伍建设以及经营管理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为初创阶段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大学出版社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2.曲折探索前进阶段（1987—1996）

大学出版社在经历初创期后，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初创阶段的大学出版社管理经验不足、经营压力较大，规模和实力较小，加之受到社会上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不良倾向的影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走了一段弯路，出现了违规买卖书号等不规范行为，更有个别大学出版社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些政治导向不正确、思想倾向有问题的图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95年教育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重申大学出版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坚持办社宗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出版指导思想。大学出版社经过曲折探索和认真反思后，对自身的定位、价值、出书重点以及管理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如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大学出版社的机遇以及制约因素等问题也有了理性的思考，这为大学出版社的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以及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深化改革和高速发展阶段（1997—2010）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前十年，是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大学出版社无论是出书规模、销售规模、利润等经济效益，还是品牌影响力、获奖情况、承担国家重点出版任务等社会效益，都一跃进入出版界的前列。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都成了中国出版界响亮的品牌出版社。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出版社也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问题。2007年4月，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并确定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9家进行试点改革工作。2008年11月，“第二次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62家纳入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中，之后其余大学出版社也整体转制，到2010年大学出版社基本完成了转企改制任务，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此次改革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出版社与学校的关系，明确了出资人的地位和权益，确立了高校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其经营自主权大大增强。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学出版社同样开始积极地进行出版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在出版业对外交流中成效突出。

4.转企改制后的稳定发展阶段（2011—）

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大学出版社的经营压力增大、在公司化的经营体制下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功能有所弱化，公司治理结构不够规范，面临多头管理以及无人负责并行等问题。同时，大学出版社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存在着企业组织结构如何进一步优化、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以及资本运营观念不足等问题。在“全民阅读”和“书香中国”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出版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也是大学出版社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发展状况及其在中国出版业中的地位

1.大学出版社的规模数量与出版数量变化

大学出版社的数量规模经历了快速发展到逐步稳定的发展历程。1979年大学出版社只有4家，到1986年快速增长到73家，1996年达到100家，到2 011年增长到110家左右，此后大学出版社的数量规模保持稳定（见表1、图1）。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发展息息相关，大学的兼并与重组对大学出版社的数量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合并为武汉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合并为复旦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大学出版社合并为浙江大学出版社。新世纪以来先后成立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燕山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种数量和出版能力随着大学出版社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增长，从某种程度上其出版能力的增长速度高于其数量的增长速度。因此，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种在整个出版业中的比例要略大于大学出版社数量占整体出版社数量的比例。1993年大学出版社的总出书规模达到17 793种，在出版总品种中占比达到18.39%，当年大学出版社的数量比例为17.34%，大学出版社出书数量比例首次超过出版社数量占比，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见图2）。此后，大学出版社的出书规模比例除个别年份外一直高于出版社数量比例，进入新世纪后，大学出版社更是以占总数18%-19%的出版社数量比重，出版了超过25%以上的图书，表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能力要高于出版界的平均出版能力，显示出更高的劳动效率。 

2.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码洋（印制定价总金额）增长情况

反映大学出版经济效益或经济状况的指标主要应该包括销售收入、利润等，在本文中，我们仅从可以收集到的部分年份数据，尤其是出版码洋的数据对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规模及其在整个出版业的份额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整个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发展状况。

大学出版社在其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版能力获得了快速发展，其码洋数量和定价总金额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例如2001年大学出版社的生产码洋为861 975.13万元，到了2010年上升到1 767 116.74万元，十年翻了一番多；而税前纯利润则由86 003.76万元上升到135 455.28万元，增长了57.5%。1996年大学出版社定价总金额为27.5078亿元，占全国图书出版定价总金额346.13亿元的7.95%；而2008年大学出版社定价总金额为158.6627亿元，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791.43亿元的20.04%，所占比例大幅增加12.09%，大学出版社定价总金额占出版业的比例超过了大学出版社数量所占的比例，显示出大学出版社较快增长率和较快的发展态势，其定价总金额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整个出版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大学出版社在整个出版业中所占的定价总金额的比例不断提高、份额不断上升。

3.重印书比例

重印书比例是反映出版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重印书比例一直是出版业极其重视的。以2001—2010年为例，2001年大学出版社图书的重版重印数为25 646种，占全国重版重印书总数63 110的40.64%；2010年重版重印数为47950，占全国总数139 092的34.47%，重印书占比有所下降，即便如此，以大学出版社数量不足20%、出书数量大体在25%-27%左右的占比，重印书占比基本上保持在35%以上，很多年份超过40%，可见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重印率要远远高于整个出版业的平均值。

三、大学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在中国出版业中的比例

1.大学出版社参与国家相关出版项目的概况

大学出版社出版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五年计划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的比例不断增加。 

大学出版社在国家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增长，近些年来承担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比例同样超过了大学出版社所占出版社数量的比例。例如，1991—1995年的“八五”规划项目中有106项入选，占全国总数1029项的10.30%；1996—2000年的“九五”出版规划中入选204项，占全国1200项的17.00%；2006—2010年的“十一五”出版规划中入选333项，占全国1379项的24.15%；在2011—2015年的“十二五”出版规划中入选417项，占全国1730项的24.10%；在2016—2010年的“十三五”出版规划中入选365项目，占全国1871项的19.51%。

2.大学出版社参与版权贸易情况及其在国家版权贸易中的地位

自从中国加入WTO，出版产业与其他经济产业一样开始积极进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业的版权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图书版权输出百分比高于版权引进百分比，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大学出版社的优质内容出版物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出版社在整个中国出版业版权贸易中的影响而言，大学出版社的表现较为突出。

大学出版社转制改企后，在文化出口方面，尤其是在出版业领域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考虑到很多单位是以集团整体加入，大学出版社基本都是单体出版单位，大学出版社更显得突出。

3.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业表彰评奖中的情况

（1）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中国图书奖”评选时间为1986—2004年，共举行了十四届，后更名为“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在整体数量方面，大学出版社在十四届评奖中共有182个项目获奖，全行业整体获奖项目为1 293项，占获奖项目总数的14.08%。而在“中国图书奖”前期评奖中，大学出版社获奖数量较少，反映了当时大学出版社影响力还不够大、精品不够多。2006—2016年间，大学出版社共获奖173项，占总数950项的18.21%，和大学出版社总数量大体持平。 

（2）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国家图书奖”评选时间为1993—2003年,2007年更名为“中国出版政府奖”。大学出版社在“国家图书奖”中共有36家获奖，总获奖数目为77项，占总获奖数806的9.55%。更名为“中国出版政府奖”后，大学出版社在其“图书奖”与“图书提名奖”中共获奖111项，占总获奖数703项的15.79%，虽然获奖比例与大学出版社所占比例相比偏低，但相对于国家图书奖获奖比例而言有大幅度提升。“中国出版政府奖”共涉及大学出版社49家，其中获奖项目数大于3项的分别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2项），浙江大学出版社（6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5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各4项）。 

（3）优秀出版单位与优秀出版人才

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入选“先进单位奖”共有15次，占出版社获奖总数106家（四次评奖共200家，包括发行、期刊等其他获奖单位）的14.15%。在“韬奋出版奖”获奖者中，大学出版社的获奖人数总体偏少。

 （4）其他奖项

中宣部1991年要求全面抓好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同时，重点抓好图书、理论文章、戏剧、电影、电视剧的拳头产品，因此产生了“五个一工程”奖。由于“五个一工程”奖中的图书部分主要偏重于文艺图书类别，因此大学出版社入选的数量相对较少。共获奖13次，占总获奖数289次的4.50%。其中，1991年、1994年、1995年各1项，1997年3项，1999年1项，2001年4项，2003年2项。尤其是从2006年以来，大学出版社就没有图书入选该奖项。 

“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6年启动，该奖项主要包括文艺少儿类、科学技术类、人文社科类三个类别。大学出版社在四届中共入选209项，占总数1106项的18.90%。第一届入选48项，占总数254项的18.90%；第二届入选53项，占总数293项的18.09%；第三届入选52项，占总数298项的17.45%；第四届入选56项，占总数261项的21.46%。 

四、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出版业的贡献及其面临的问题

1.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业中的地位及其贡献

大学出版社近40年来对中国的出版事业有着重大贡献，无论是从出版社数量、出版品种数量、生产规模、经济绩效，还是从承担大型出版项目、获得各种出版荣誉、对外版权贸易等方面看，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份额或者比例在不断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以及学术出版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与中央部委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并驾齐驱的三大重要出版力量之一。

2.大学出版社自身面临的发展问题

（1）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结构有待优化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大学社以学术精品为核心的出版理念需要强化。由于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经济规模主要是中小学教材、教辅，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出版社教材、教辅品种的比例超过70%，经济规模甚至超过90%，形成了对教材教辅的过度依赖，一旦教材教辅市场出现波动，大学出版社的规模也随之波动。目前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比例偏低，而像教辅、儿童读物、大众读物等非大学社优势出版物反而占了很大比例。例如在2010年大学出版社新版图书构成比例中，高等教育为38%，一般性图书为21%，学术著作为17%，基础教育为13%,职业成人教育为6%，社会教育为5%。在这一出版结构比例中，学术出版仅有17%，而一般性图书反而超过20%，由此可见，学术出版在大学出版社中的比例还有待提高。大众图书成为很多大学出版社的所谓新“增长点”，这一趋势与大学出版社转变为市场企业主体后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紧密相关。这已经成为制约大学出版社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2）大学出版社职业出版人机制有待建立

出版是知识密集型事业，知识服务必然对人力资源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而专业化的出版人才短缺、职业化的高级管理队伍建设滞后是制约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最大短板。高校没有按照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来配备高校出版社领导班子，大学出版社负责人更换频繁，行政式的管理模式与负责人的任命在大学出版社中仍有着明显痕迹。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经常从其他领域“空降”，他们对出版业务并不熟悉，加之其任期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考虑大学出版社的长期规划与长远发展。大学出版社领导层中职业出版人队伍机制的不健全，可以从大学出版社获得韬奋奖人数比例偏低这一事实中得到集中体现，大学出版社领导频繁更换，难以在业界产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出版家队伍，而其他类别的出版社尤其是出版国家队以及各地出版集团下属的出版社负责人都是职业出版人，这就使得大学出版社在与其他出版社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的评选标准之一是要求候选人具备10年以上从业经验，而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到了10年就要轮岗到与出版无关的岗位，从而导致大学出版社在各种个人奖项以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评选中入选的人次很少，与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极不相称。

（3）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

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各种数据分析中都可以发现，目前大学出版社中的“马太效应”正在逐步凸显，并呈现加强趋势。像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若干家有影响的大学出版社几乎在各个指标中都名列前茅，成为全国出版界的佼佼者，完全可以与一些出版国家队一较高低。而其他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则普遍规模偏小，与各种奖项无缘，承担的重点出版项目也很少。大学出版社的整体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内部的“木桶效应”，仅靠其中的几家明星大学出版社的高歌猛进并不能完全担负起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使命。地方大学出版社因其资源与中央级大学出版社有着巨大差异，也有着各自的限制。这就需要地方大学出版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自身既有资源，进行增量改革。

3.回归本位，促进大学出版社健康发展

从能够代表出版精品特别是学术精品的政府出版奖以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来看，大学出版社的获奖或入围比例相对偏低，说明大学出版社在引领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远没有将高校出版的学术优势和智库优势发挥到位。大学出版社应该回归本位，牢记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回归到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这一本位，尤其要加大学术精品的出版力度。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学术图书的出版，大学出版社在整个发展历史进程中承担着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传播使命，在我国的科学创新与人文启蒙发展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学术著作以及专业化图书的出版不仅有效地实现了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还有助于形塑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创新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并且会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热爱学术、热爱出版事业的职业化出版队伍，大学出版社特别需要稳定的职业化高层管理者，持之以恒地把精品战略进行到底。因此，大学出版社应该摆脱盲目追求品种数量、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路径，从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更加坚定地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更加注重学术出版，更加重视出版具有文化传承性的精品力作，做创新型国家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

本文作者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8年第1期，此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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