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市妇儿中心儿童重症医学科 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住院部3楼。通向儿童重症医学科的走廊两边坐满了人，通道两边的凳子上堆放着被子、大衣，有人将行军床靠墙展开躺在上面。时值中午，有人席地而坐，手上端着盒饭，吃得挑挑拣拣，一副难以吞咽的样子。

你还是要吃啊，光焦也没有用，不然你再病了怎么办！

旁人安慰一名年轻的母亲。她的孩子9个月，头天才从乐山转来，重症肺炎伴胸腔积液。一句安慰的话，让这位母亲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我咋就那么粗心啊，早都该送这里来的！”说着嘤嘤地哭了起来。

走廊人多，却比较安静。“我们怕打搅医生，他们在救娃娃的命呢！”一个父亲说，他们晚上就在这里打地铺，有的睡椅子上。

万一医生叫家属做个啥，方便些，还节约点住店的钱。

与走廊上家属们在安静中焦虑不同，重症室内，却是安静地忙碌的医生和护士。主任张国英带着医生和护士逐一查看患儿情况，她一边看一边交代下一步的治疗，不时用手为孩子掖掖被子。

张国英

只要有一个孩子没脱险，我们的心都是悬吊着的，跟外面的父母们一样。

要做最好的重症室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儿童重症医学科是四川第一个儿童重症医学科，在2000年就被四川省卫生厅（省卫计委）确定为成都市的儿童急救中心，如今是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全国急救学组委员单位，也是中国救援协会儿童救援分会事故灾难协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这些名头意味着，这里是成都乃至四川最好的儿童重症救治地。“在全国都属先进的。”

张国英

张国英，是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也是重症医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穿行在病区，在一张张小小的病床前，她的脸如同一张晴雨表：面对仍身处危险的患儿，她的表情是凝重的，因而会观察得更加仔细、在治疗上会吩咐得更加详细；面对脱险的患儿，她脸上会荡漾出微笑，眼神里充满母性的温柔和甜蜜。

因而门外的家属才会说：“有张主任在，我们的心就会踏实些。”

从1988年到现在，张国英从事儿童重症工作已近30年。从医的头几年，她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血液科。

   她曾说   

“

我管白血病患儿，那时还治不了，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早早离世，受不了，很痛苦，我就想去专攻重症急救。我也是母亲，能看着重症孩子被救过来，那该是多幸福并能体现人生价值啊！

”

于是，她申请调去了儿童重症监护室。在当年，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是整个西部唯一有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医院。

1995年，张国英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当时的成都市儿童医院，那时，医院正准备筹建儿童重症监护室。筹建的过程中，她在儿科普通病房，一天，有个11岁的孩子被送到医院抢救，她被确诊为重型脑炎，由于病情危重加之当时医疗技术与抢救设施等限制，不到24小时，抢救无效离世，这对她的打击非常大，站在孩子的病床前不停地抹眼泪。医院也非常重视这件事，领导说：“请你来，我们就是要建最好的儿童重症监护室。”

于是在医院的支持下，1997年，四川省内第一个儿童急诊和重症监护室成立了，随着医院发展学科建设，2011年重症监护室与急诊科分离独立成科，在全省最早建立了完善的儿童重症医学科，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不能让悲剧重演

医学是一门在不断发现不断总结中提高的科学，当科学的发现尚没有抵达一个阶段的时候，遗憾和痛苦不仅纠缠着患者和家属，也纠缠着医护人员。张国英和她带领的团队就是这样一路被纠缠着走过来的。

最开始，儿童重症监护室只有5张病床，医生护士也很少。

张国英

那些不能解决的病症，常常撕扯着我们的心。

她说，在10多年前，很怕遇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很难救回来，是全国乃至全球儿童重症的一个难题，从事儿童重症的专家都在困惑：究竟该如何处理与解决这种病啊？”

为了寻找到解决方法，张国英说：“我们不仅查了国际国内很多文献，还在全国各地四处去参加学术探讨。”

共同的困惑，让国内的儿童重症专家聚集起来。

2007年，在全国儿童重症大会上，专家们组成了“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全国流行病学调查多中心研究组”，张国英代表的成都市儿童医院（市妇儿中心医院前身）也是成员单位之一，所有专家一起交流经验、统计数据，齐心协力来攻克这一难关。

张国英

从那以后，该病死亡率已明显降低，在儿童重症医学科已不是什么难题。

张国英说，尽管患此病的患儿不多，但广大家长们，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艰辛。“作为医生，我们太了解一个孩子的生命对家庭的影响了。”她有一个深藏心中的悲剧故事：

那是2005年冬，一个1岁多的男孩由其他医院转来，表现为顽固性呼吸困难、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上了呼吸机都无法改善，始终处于呼吸衰竭状态，“我们除了采用持续机械通气这种手段外，还在气道内注射了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在当时，这已经是最好的抢救方法了，但孩子还是没能救回来。”

孩子去世后，深受打击的家庭分崩离析，“孩子的父母离婚了，父亲再婚后生了个女儿，有时生病到门诊找我看病，他告诉我，他一直没有走出丧子的阴影，一想起儿子的死就扎心的痛。”

所以张国英说，历史上的每一次疼痛，都会成为一种驱动力，驱赶他们快速地进步、快速地发展，“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我们就是孩子们的妈妈

不能让悲剧重演。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一步步地做到了。

张国英

从全国的儿童重症医学科来比较，我们都是属于先进行列的，在整个四川，我们的规模是最大的。

现在的儿童重症医学科，总共有28张病床，分成A、B、C三个区：

A区的患儿是最重需要进行特殊治疗与操作例如上呼吸机的、作各种替代治疗的生命体征不平稳的；

B区患儿是已经相对平稳的，他们已经撤掉了呼吸机，正在作转回普通病房的过渡治疗；

C区的患儿是做术后监护的。除了这三个区，另外还有一个隔离间，专门收治重症传染性患儿及耐药菌感染的患儿。

在整个治疗区域，医生和护士是不能坐的，他们随时在巡视患儿的情况，“我们要求哪怕一丁点的变化都要及时捕捉到。”张国英说，作为科室主任她也如此，重大的抢救她必须全程参与。

张国英

我们是以小儿急救、生命支持和全程监护为特色的监护病房，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救治的成败。

粗略数一下，在这个重症病房，张国英带领的这个团队所救治的患儿，病种个个惊心：

急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的心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重症感染、严重的内环境紊乱、药物超敏综合征、急性中毒……

如此严重的疾病，能够让患儿微笑着重新回到父母怀抱，每一个医护人员都会为之幸福和骄傲。

作为一名儿童重症专家，科主任张国英和护士长曾苹想得很周到：脱离父母，孩子会感到紧张和焦虑，怎么缓解他们的紧张和焦虑？

所以他们引进了“小丑医疗”：做治疗的时候，医生或护士会戴上小丑道具，对他们讲些童话，尽量让孩子乐起来；他们还在床头放置一种叫“火火兔”的播放器，给孩子们放儿歌，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曾苹还经常买来一大堆棒棒糖，让孩子能够快乐地配合治疗。

曾苹说：“他们的妈妈没在身边，我们就是孩子们的妈妈。”

患儿永远的妈妈

罗杨金又“回来”了！他已经12岁了，长高了一大截，再也不是4年前那个生命堪忧令人揪心的孩子了。已是六年级学生的他一放寒假，就跟在爷爷奶奶身后，回来看望“妈妈们”。每年必须回来看望一次，这已经是第三年。

张国英和曾苹都记得很清楚，4年前的一个晚上，8岁的罗杨金从乐至县转到市妇儿中心医院，直接送进了儿童重症医学科。他患的是格林巴利综合征，表现为肌肉无力，以至于不能自主呼吸。他一来，就上了呼吸机进行抢救。

治这种病，一定会花很多钱，这把爷爷奶奶难住了：

孩子的妈妈在他出生后就去世了，爸爸长期在外打工，爷爷奶奶是农民，没有那么多钱。

因而在入院没几天的一个早上，爷爷按响了监护室的门铃。曾苹打开门，看到的是爷爷一张气咻咻的脸。

我们不治了，给不起钱。

曾苹很意外，孩子是能够救回来的，因为怕花钱就放弃孩子？

张国英得到消息也急匆匆来了，她说：“孩子是能救过来的，千万别放弃，没有钱，我们可以帮助呼吁捐赠，你也可以到当地民政部门开具需要救助的证明，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一阵安慰，老人被医护人员的举动感动得落下泪来。

从那天起，儿童重症医学科的每个医护人员就默默地为孩子捐治疗费，他们还轮流为守候在外面的爷爷奶奶买盒饭。爷爷是个本分的庄稼人，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尽最大努力，于是让奶奶一个人守候在监护室外，他则去医院周围打零工，一拿到钱，就悉数当做治疗费。

就这样，孩子在儿童重症室治疗足足两个月后出来了，此后顺利地康复了。第二年的5月，医护人员们还专门驱车前往乐至县去看望他。从第二年寒假开始，爷爷奶奶每年都带着孩子来看望救他的医生护士们，“是他们给了娃娃第二次生命，要不是他们，我们当年就放弃了。”爷爷在电话中说。

把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们当做父母的，还有一对双胞胎：

两个孩子相继出现严重脓毒症、重症肺炎、化脓性脑膜炎、呼吸衰竭等症状，父母也差点放弃，但医护人员不言弃的精神感动了他们。于是，双胞胎的父亲远赴新疆打工为孩子挣医疗费，而医护人员也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筹集部分资金，最终，两个孩子都成功救回来了。

张国英

两个孩子有时会生小病回来看病，一看到我，就大声喊“张妈”，听他们这么喊，心里特幸福。

幸福，就是在张国英及其团队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中换来的。

张国英说，她手机永远不关机、有抢救哪怕是半夜也要赶到、几乎没有节假日，“我们有常人难以体会的辛苦，但是，当看着孩子们重新笑着扑进母亲的怀抱，再累再苦，仿佛立即烟消云散了。”

儿童重症医学科对危重病的治疗为原发病的治疗创造了时机和可能性，使原来一些治疗效果差或无法治疗的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满意的治疗，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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