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绩效支付（Pay-for-Success）的运作模式与成果（上）
尽管，目前在中国实现绩效支付情景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相信绩效支付模型对社会仍会带来积极影响，本文为你详解绩效支付的运作模式与现有成果，希望有所启发。
作者介绍：
V·卡斯特利·兰根，
哈佛商学院的营销学教授，前市场部主席，现于学校担任由其1995年创办社会企业计划的副主席。
丽莎·A·蔡思，
哈佛设计学院作家兼编辑，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
随着政府部门对社会福利事业提供的资金变少，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上，即社会影响债券和绩效支付合同，这种方式承诺能够吸引私人投资资本以满足关键的社会需求。它将不再是政府给非营利组织注资，使其提供诸如工作培训之类的服务，而是私人投资者提供资金，如果服务达到了各方事先同意的绩效标准，政府随后会对投资者给予回报（包含潜在利润）。
为了了解绩效支付（PFS）和社会影响债券（SIBs）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参考防止青少年再犯罪这个案例。2014年在马萨诸塞州，非营利组织乐家、 金融中介组织第三部门资本伙伴，以及一组投资者共同缔结了一个合约。根据合约，乐家会在投资者的资助下运作项目，目的是防止青少年再次入狱。 如果乐家达到或者超过了合同目标，那么州政府不仅会按原始金额给投资者回报，甚至还可能给他们一笔利润。（但如果项目失败了政府就无需给投资者回报，他们会因此损失部分甚至全部的投资。）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就打算这样连本带利回报投资者，因为让年轻人呆在监狱外边比呆在里边更省钱。而投资者之所以愿意冒险，是因为他们相信乐家的项目是有用的，同时也因为慈善捐款缓和了风险。而乐家之所以急切地想要参与这个复杂项目，则是因为它能扩大乐家帮助失足青少年工作的规模。
利用私人“逐利”资本来拯救失足少年、为流浪人士提供居所、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教育，所有这些想法都有着广泛的吸引力，PFS的支持者也断言这可能是一种完美的创新方式，用私人资本造福社会，填补政府对非盈利部门的资金缺口。有人表示，即使只将美国管理的43万亿美元资产中很小的一部分导流过来，也能为公益事业带来巨大的逐利资本流。
虽然PFS和SIBs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美国），但在研究了一些首轮合同之后，我们认为这一模型目前只适用于一小部分非营利组织，他们均需满足以下两个相关条件：他们必须能有效施加并测量自身的社会影响；同时必须能够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财政收益或节留成本，并且这些收益或节留成本可以追溯到各单位或政府部门的预算之中。（马萨诸塞州的防止青少年再犯罪项目就是符合这个模型的一个典例。）而将PFS模型用于不在这一要求范围内的项目将会带来许多挑战，并且需要在融资和测量方面进行重大调整。
这不是说要将PFS项目的潜在社会效益减小至最低：毫无疑问，这些项目将会做出重要的贡献。为了能为由影响力驱动的模型吸引投资，政府机构会学习如何量化社会问题的成本，同时非营利组织也会学习如何量化他们地干预措施所带来的收益，这样双方就能更有效地共同服务于社会需求。不仅如此，最近的一些PFS项目（美国国内国外）业已将目标锁定在了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之中，并尝试构建创新型的融资和测量模型。
不过我们认为不管说得如何天花乱坠，PFS为社会项目吸引纯逐利资本的能力都将会减弱。甚至可以说，鉴于慈善事业在最近一些PFS交易中突出的作用，PFS未来的贡献实际上将会是利用慈善捐款和基础资产来缓解逐利资本所面临的风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由慈善资金来支持PFS项目。最终影响力资本将会取代逐利资本来促进PFS的发展。
尽管PFS看上去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但也不能忽视其无意间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迄今为止，大部分PFS资金都跑到了个别表现出众的非营利组织里去，而这不仅没能激励其他的组织去运作自己的项目并展现其效力，反而因为无法筹集到PFS资金而影响了那些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而且我们担心在第一份合同期期间，在有效完成首轮目标之后，政府可能会根据新的绩效标准施加压力，以减少他们在后续PFS合同中需要提供的回报数额。因为几乎没有上升的利润空间，我们怀疑这些私人资本将会忍不住逃出现存的PFS市场。最重要的是，在量化成本和收益这股匆忙的浪潮之中，我们担心在某些社会问题上会出现倒退的现象，这些社会问题的成效和有效的干预措施都难以确定，但它们恰恰是需要引起社会注意和需要投入社会资源的问题。
美国首份PFS合同是2012年在纽约为减少青少年再犯罪而推出的，并且自那之后已经签署了6份合同。我们认为首批致力于解决再犯罪问题合同中的项目有成功潜力，因为他们具备可测量性并且能数目明确地节省大量成本。之后的一些解决诸如基础教育和流浪人士等其他问题的合同则将服务和目标人群的范围缩小，以适应PFS的作用范围。
这20个甚至更多的PFS合同之中，有许多现在都在美国进行，它们都已经越过了最初的PFS合同所制定的狭小范围。这些新的合同试图在广大的人群中解决流浪人士、心理健康和儿童福利类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可能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PFS模型，将社会影响转化为节留成本是很困难的。为了得到私人投资资本，他们就不得不设计新的创新型融资及测量方法。为了更好地理解PFS的工作原理，我们将会严密观察其中几份合同，探查它们是如何保证造成社会影响和集聚节留成本的。
造成社会影响 | 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凯霍加县的PFS合同都说明了将社会影响转化为节留成本的必要性。2013年12月，纽约宣布了一项旨在提高就业和公共安全的PFS合同。历史数据显示2013年大约有24000人出狱，而这之中有将近41%的人很有可能会在5年之内再次入狱，平均服刑460天。由就业机会中心（CEO）参与的一项PFS合同，成功地运作了前服刑人员再就业的项目。CEO通过持续严格的项目评估和报告证明了其项目的有效性。
根据由非营利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组织MDRC和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共同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估算，CEO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的项目使屡犯率降低了9%至12%，每年为每位纳税人节约了20440美元，除此之外还为那些得以避免成为受害人的人每人带来了约10585美元的收益。据估算，一个人呆在监狱外边每天会给州政府节省开支并增加社会收益达85美元。根据PFS合同的要求，CEO需要为2000人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介绍，使屡犯率最少降低8%，而这也是政府开始提供回报的标准线。
2014年1月，马萨诸塞州和非盈利服务组织乐家签订了合同以减少青少年再犯罪。据历史数组显示，该州每年有接近800名青少年出狱，而其中约有65%的人会在5年之内再次入狱，平均服刑2.4年。而在每年3000名服缓刑的青少年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会违反自己的约束条款因而入狱。为每位囚犯提供食宿等的预估增量成本为每年12500美元（食物，囚服和监狱规划费用），而监狱全部满员后所需的成本（包括住房，狱政管理和其他杂项开支）则为每年47500美元。所以减少屡犯率能为政府节省大量开支。而这项任务委托给了乐家, 一个社会非营利组织，其总部位于切尔西市。乐家专注致力于帮助那些处于高风险环境的青少年，防止他们再次入狱，帮他们找工作并让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他们采取的干预模型属于高度数据驱动型，其基础是对自身工作将近7年的评估以及根据循证实践和项目所做的调整。乐家证明了其干预手段能减少25%-60%的屡犯率。
同样地，2014年10月底，凯霍加县政府和前线组织签订了合同，旨在减少用于看护流浪母亲的孩子的时间。26年来，前线致力于为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人士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其目的是给这些人提供永久的居所。前线也证明了为无家可归的母亲提供稳定的住所能够提高她们恢复的几率，也能提高她们从寄养家庭那里重获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的几率。据国家数据显示，流浪母亲的孩子呆在寄养家庭的时间要比其他儿童多得多（724天和440天），而人均每日开支为75美元。因此保证母亲和孩子的有稳定住所也能为国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CEO, 乐家,和前线都是与众不同的。不同于许多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他们在持续评估自己采取的干预措施，严格地收集数据并且追踪对每一个对象产生的效果。正是这些品质，再加上他们对自己的服务提供模型进行的连续不断的调整，让这三家机构能够理想地应用PFS模型。
在芝加哥和盐湖城，PFS项目的目标对象是儿童早教。尽管这些合同的结构以及它们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纽约、马萨诸塞州还有俄亥俄州的不同，但所有这些案例都运用了目标干预，并且他们为此修订了结构紧密且可落实的计划。
据亲子中心（芝加哥合同的服务方）所做的独立调查报道，该项目受助人的高中毕业率提高了29%，同时特教入学率降低了41%，而青少年监禁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样，联合之路作为盐湖城合同的服务方，负责犹他州优质学前教育项目，他们在报道中指出，相较于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而言，该项目受助人需要特教服务的可能性只有他们的50%。
集聚节留成本 | 为了符合PFS模型同时吸引私人资本，这些干预措施不仅要显示出其社会影响，还要能带来聚合节留成本，并且这些节留成本是可以计量并追溯到确定政府部门的预算中的。在纽约州，CEO达到收支平衡的目标点就是将屡犯率减少10%，达到了这个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当地政府的总节留成本会达到1317.2千万美元，他们会将这些钱支付给投资者。国家会根据监狱的节留成本、就业带来的新增税收和降低犯罪率带来的公共收益来计算付给投资者的钱。而CEO将会受到随机对照实验（RCT）的评估以判断其项目是否成功，实验将会评估目标人群在监狱服刑的日期减少的时间以及他们新增就业的天数。绩效支付的上限为2154.4千万美元，当屡犯率下降了30%时，除去开支，公共节留成本和收益会达到800万美元，而达到40%时会得到1600万美元。
马萨诸塞州在实行青少年PFS专案之后，诉讼费用和警务费用减少，州县惩教局也有节留成本，而这些都是州政府得到的节留成本。马萨诸塞州PFS项目的收支平衡点是使屡犯率减少40%，在这个点上项目支出和收益均是2200万美元。如果乐家将屡犯率减少了70%，而绩效支付上限2700万美元，那么州政府在合同期内还能多节约1800万美元。并且在影响力达到这个水平时，乐家会得到最高100万美元的额外奖励，高盛最高也能拿到100万，而克莱斯格基金会和生活城市各将得到最高30万美元。
凯霍加县的母幼项目（让孩子与家长共同生活而非呆在寄养系统）能让许多政府机构受益，但PFS指定受益目标是儿童与家庭服务部。如果前线将流浪母亲的孩子呆在寄养家庭的时间减少25%，县政府将以400万美元的绩效支付形式将全部的节留成本回报给投资者，同时附以票面上的利息。下降率达到50%时，支付上限为550万，县政府额外收益350万美元。尽管凯霍加县所解决的社会问题和马萨诸塞州以及纽约州的完全不同，但是RCT评估模型和将政府回报与成果测量值（以及政府的总节留成本）相挂钩的框架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对于一些难于确定、集聚社会效益且效益难以转化为节留成本的社会问题而言，PFS模型更难证明其有效性，而且还要调整自身的结构。芝加哥和盐湖城的学龄前儿童教育项目将每位儿童减少的特教服务费用作为干预成果（芝加哥每年9100美元，盐湖城每年2470美元）。芝加哥合同同样会对这些效益进行奖励，每有一位参加过该项目的学生“做好了上幼儿园的准备”就奖励2900美元。两个项目都没有严格的RCT来评估成果并将社会福利措施与教育部门节留成本挂钩，相反他们依赖于标准测试来测量教育成果和特教的配置情况。芝加哥选择用一组没有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儿童作为准实验对照组，而盐湖城则完全依靠循证二次研究来记录学前项目的积极影响。不难想象，在政府节留成本和教育干预措施之间联系松散，在政府回报投资者的平衡点的问题上，芝加哥和盐湖城合同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未完待续）
本文由《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独家中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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