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绩效支付（Pay-for-Success）的运作模式与成果（下）
作者介绍：
V·卡斯特利·兰根，
哈佛商学院的营销学教授，前市场部的主席，现于学校担任游他1995年创办社会企业计划的副主席。
丽莎·A·蔡思，
哈佛设计学院作家兼编辑，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
本文接《详解绩效支付（Pay-for-Success）的运作模式与成果（上）》
虽然将PFS模型的重心放在影响力测量上对于提高项目效力而言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对许多非营利机构而言也是一个挑战，很少有机构能像乐家、前线和CEO那样严格地测量自身的影响力，毕竟测量任何一家非营利机构的影响力的成本都很高，而且肯定是工程繁复的，从直接成果（有多少高危青少年避免入狱？），到广泛成果（那些青少年有稳定工作吗？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了吗？），到长期的社会影响（是否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公平？），这些都要测量。而将这个社会影响的测量结果与经济收益联系起来就更难了，而且许多社会干预手段就是难以做到PFS要求的那种影响力测量和经济收益挂钩。这种测量要求对于许多连服务资金缺乏的组织来说是很困难的，更别说为了这些复杂的测量和追踪系统投资人力和技术资源了。
马萨诸塞州解决流浪问题的合同阐释了为什么将重点放在影响力测量与节留成本的联系上会对解决这些难以进行上述联系的社会问题带来困难。该州有将近16000名流浪人士，而仅波士顿每晚就有约7000人住在收容所、医院和急诊室以及大街上。马萨诸塞州住房收容联盟为该合同建立了一个永久提供住所和医疗模型，其第一步是提供住所，随后选择帮助解决医疗、心理健康和药瘾问题。为了能清晰展示节省的成本，这项PFS专案选择了800位长期流浪人士这样一个小部分作为重点，至于社会要如何满足剩下的成千上万流浪人士的需求则留给众人去解决了。
这是美国第一批获得成功的七份合同。截至2015年1月15日，明尼苏达（无家可归）、康州（儿童福利、母亲健康）的各个发展阶段共约20份合同。
1.避免从幼儿园到小学6年的花销第一年估计为2470美元。支付本金和利息后，支付将减少为每年1040美元。2.前线依居间合同提供“个案管理服务”。
鉴于PFS模型强调将可量化的社会影响转化为财务节留成本，且需要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财务收益，那些“最优”和最完善的非营利组织可能会得到大部分的PFS投资。马萨诸塞州原本打算让两家机构，乐家和青年选择无限来竞标得到这份合同。然而等到最种签订这份合同的时候，乐家已经拿到了全部的协议并因此得到了资金。尽管PFS模型的初衷是鼓励所有的非营利机构参与其中，但也有可能让像青年选择无限这样的“陪跑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而使那些需求最迫切的人们得到甚至不如以往的社会服务。
在纽约市，政府和奥斯本协会签订了合同来帮助新下狱的年轻人，但这实际上切断了许多包括社会替代中心在内的类似机构的政府资助，使得这些机构筹集资金的压力大增，不得不将重心放在融资上，无法专注于创造精细的测量系统和更好的项目。芝加哥和盐湖城的PFS项目则是给了已经持有政府合同的教育机构，并没有公开竞标。对于其他的服务机构来说，他们鲜有得到合同的希望，因此也没有动力去创新和提升效力。
而且矛盾的是，正是首轮PFS项目的成功让后续项目的实施变得艰难起来。在合同机构达到了第一轮政府节留成本目标之后，政府必然会施加压力减少后续合同的绩效支付金额，要求其要与新达到的效益标准相符合。而考虑到目标值越高，达不到的可能性就越大，私人资本可能会撤离现有的PFS市场，而可能提供服务的机构也会发现如果以更高的效率提供关键服务，就势必会影响受助者的生活质量。相反地，模型最初的成功可能会削弱PFS的存在基础，使得政府撇除PFS中介（和联合成本）而直接和服务供应者联系。例如英国和彼得堡监狱项目计划在两轮之后将屡犯率减少7.5%，但是在第一轮时没有达到平均10%的下降率目标因此没有得到首期付款。结果英国政府宣布提前退出该项目，并且根据该项目的经验教训直接利用自己的资金开始制定干预措施，完全不需要中介机构和投资者插手。
另外一个挑战则是首轮PFS合同看似高昂的交易费用，这其中很多都是慈善捐款。在某些情况下交易成本可高达7%-10%（芝加哥和纽约州的项目），但这其中许多费用，例如审计和律师费，是无论何种形式的合同都要上交的费用。而明显是额外费用的评估费则是用于PFS结构之中的核心环节，并且任何情况下这一费用都不会超过2%。而交易费用中最受争议的就是“中介和财务代理服务”费，有人认为这些附加的管理监督完全是多余的。
虽然PFS合同的核心在于使用私募资本市场捐款来解决社会问题，然而，若是仔细研究美国所有的PFS项目，我们将发现使命驱动型的慈善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赋能作用。（参考上文“美国绩效支付合同”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资本在PFS捐助架构下的作用，我们把资方分成三类：高级贷方、初级贷方和创投慈善家。
先来看看美国的第一份PFS合同——纽约雷克岛合同。在该协议中，作为高级贷方的高盛提供了960万美元的贷款，以支持一个为期四年的项目来减少重新犯罪；彭博慈善基金会给MDRC提供了一笔720万美元、有效期至2016年的贷款担保。在高盛的投资额中，属于慈善捐款的部分略多于总额的三分之二。
马萨诸塞州PFS合同的高级贷方显示出风险偏好，不过在贷方初始承诺的一千八百万美元中，其中六百万仍属于慈善捐款。高盛代表了一类追逐利润的高级贷方，而克雷奇基金会和生活城则代表了承担更高风险的初级贷方。高盛通过其社会影响基金提供了900万美元的款项，若乐家能实现其目标，高盛将成为第一个拿回本钱的投资人，还能获得潜在的红利。克雷奇基金会和Living Cities提供的是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PRI）贷款，它们将成为第二批获得回报的投资者，并具备潜在的上升价值。这些初级贷方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类投资的原始动机在于项目与组织使命相符合，且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慈善投资者们则是最后拿回本金的相关方。劳拉和阿诺德基金会将利用得到的任何收益来支持未来的PFS项目，而新利润（New Profit）与波士顿基金会则会把得到的回报再次投资给乐家，以推广项目、扩大影响。
这份纽约州的合同有其独特之处，因为其投资的本质是私人配售，44个单位（包括个人及基金会）在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入股了一类资产。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第一损失担保，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大部分资金来自影响力投资者，而慈善资方则跟马萨诸塞州合同中一样吸收初始风险。
凯霍加县合同的资金完全来自慈善资本，其中大部分资金（157.5万美元）来自再投资基金，一家社区发展金融机构；32.5万美元的初级贷款来自非营利性金融基金，这也是一个CDFI贷款机构；剩下的210万美元来自乔治·冈德基金会、克里夫兰基金会和慈善修女基金会克里夫兰分会。这是第一个没有私人资本资助的PFS项目，绝大多数资方关注的是社会影响而非财务收益。同样地，马萨诸塞州的“住房健康良善改造”PFS合同也主要由使命驱动型的投资者资助。芝加哥和盐城的PFS合同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它们完全由追逐收益的一级贷方进行资助。
英国有个社会影响债券，它于2010年初次发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第一个资助社会创新的大规模实践，然而该债券大部分为慈善资本。英国司法部在公营与私营部门之间达成了非营利合作，与壹服务签订合同，以降低彼得伯勒监狱犯人出狱后的再次犯罪率，并与“社会金融”合作，筹集了500万美元，以支付项目的前期交付成本。17个“投资者”中的大多数为慈善信托或慈善基金会，资本收益则来自英国大乐透基金和司法部。英国社会影响债券被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突破性金融创新，开创了慈善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同资助社会创新以应对严峻社会挑战的先河，在大多数情况下，慈善家们能为私人投资者缓冲风险。
回首美国最初的七份PFS合同，显然在三个投资层面中，只有第一层能够吸引市场上潜在的逐利型投资者。大部分项目风险被第二层和第三层吸收，这两方的兴趣和动力不同于逐利型投资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资方都能收回本金，加上低于市场回报率的收益，而对于利益丧失带来本金跌价的慈善投资者来说，他们会把资金重新注入到另一项社会投资。那不适用于逐利型的PFS投资者，因为他们能优先得到承诺的回报。要是没有影响力投资者和慈善家们降低风险，我们相信市场资本不会涌向PFS合同。
从康乃狄克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PFS新合同，都要求服务提供者证明其具有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与影响反馈能力。这些项目的关注议题广泛，包括青少年与成人监禁、无家可归、医疗保险覆盖、教育等社会议题，不仅给非营利组织提高了门槛，要求它们给出评估项目成果的有力指标，而且，我们相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采购和交付社会服务的方式。
PFS合同与发挥重要作用的慈善资本共同构建出一个新模型，它以实现社会影响、满足社会需求为动力，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由此学会如何能够更高效地运作。PFS是使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实现问责、提高效率、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一步，而当PFS引入私人资本以达到目的时，钱就能够花对地方，得到良好的利用。社会影响投资者投资PFS项目的动机，以及他们更看重社会影响而非财务回报的倾向，能够在该部门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资本有其发挥的作用，但逐利型投资者在资本结构能最小化风险时也会参与进来，最近的合同正是如此。
在全球范围来看，活跃的PFS合同总共达到了约2亿美元的资本规模。英国是PFS和SIB活动的中心，共有将近5500万美元投入到15个项目中，关注的议题包括重新犯罪、年轻人就业、规避抚养等。欧盟委员会把其社会化商业提案推广到社会企业家培养和欧洲社会创新投资等领域。在欧洲范围内，关注成人与青年失业问题的PFS项目已经在荷兰、德国和比利时推行。
此外，澳洲（在澳洲，该模型一般称为社会公益债券，或SBB）和南韩也引入了该模型，来帮助解决领养、家庭支持和儿童福利等问题，其中一些项目的特点在于其创新的融资结构。比如说，在澳洲南威尔士，“服务提供者”联合两家主要银行，为一项价值1000万澳元的SBB提供三层资本结构。在第一个层面，投资者的资本受到充分保护，无论项目进展如何，债券到期前都会支付低息，跟传统债券非常类似。这样创新的财务结构为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提供机会，使其投资组合多样化。
类似地，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儿童投资基金会将一次性付清23.8万，作为一项发展影响债券的启动资本，瑞银慈善基金会也将提供财政支持，共同资助非营利组织Educate Girls向10000名底层的印度女孩提供教育项目。慈善能够填补政府角色的空缺，因为资金紧绌的政府没有预算盈余可回填私人投资者（即这个案例中的影响投资者）。
在这些项目中，慈善起到的关键角色反映了我们观察到的美国PFS的发展。加州圣克拉拉县正在开展的PFS项目是这种方法的最新实践，政府希望通过推行PFS项目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这最直接地反映了政府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承诺。虽然尚未最终决定如何对这个合约进行财政支持，但是社会福利高于财政节余的评估标准体现了慈善与影响驱动型投资正在占领PFS合同的中心地位，这是PFS走向成熟的体现。
纽约城雷克岛的PFS项目在2015年7月提前中止，因为该项目未能达到其减少再犯罪现象的目标，高盛因此损失了120万美元，这也说明了为何在没有慈善资本吸收风险的情况下，逐利型投资者不太可能投资PFS项目。最终，彭博慈善基金会遭受了最大损失，给高盛支付了600万美元，纽约城却没有得到任何成功的回报。这也给政府提供了珍贵的教训，要慎重审查PFS合同中服务提供者的资质。与彼得伯勒项目类似的事，纽约政府也希望利用这次PFS实验的教训，自己规划再犯罪改造项目。
考虑到慈善家和使命驱动型投资者在全球PFS项目与SIB项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PFS的未来便在于与影响驱动型投资者的联合，而非逐利型投资者。尽管在PFS和SIB的早期规划中，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得到私人资本的支持，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潜力，即刺激更多的基金会在该部门进行投资，从而有可能赶走逐利型投资者。美国所有基金会的资产规模接近7000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里每年平均拨款400亿美元，长期因其相对低水平的项目相关投资（每年只有约5亿美元）而受到诟病。在美国一些规模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中，影响力投资只占捐赠支出的约2%和拨款支出的约0.5%。在近期签订的一些合同中，基金会起到的带头作用十分振奋人心，我们认为这才是PFS模型潜在的主要资方，而非私人资本市场。这样的发展趋势，加上政府与提供社会福利的非营利组织都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与有效性，将真正地成为PFS模型中的可度量收益，造福社会的最弱势群体。
本文由《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独家中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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