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呼吸”

示威和游行并不单单是“暴徒”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到压迫的人们在一声声“我无法呼吸”的哀求下所作出的必然反应。

视频中，一名男子遭警方控制，生命受到威胁。他喘着粗气尽力喊出，“我无法呼吸。”然而警员却无动于衷。男子送医后宣告不治。整个国家愤怒了。官员承诺做出改变。

这是发生于2014年7月17日的事件。当天，在纽约斯塔滕岛，非裔男子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因贩卖散装香烟而被捕。此事件是“黑命贵”运动兴起的导火索之一。然而在那之后，情况并未发生太多改变。

2014年，约有1050人命丧美国警方之手。之后几年，因同样原因死亡的人数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2019年，该数字为1098人。致人死亡的涉事警员中，受到指控的不足1%。而这1%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定罪；而被定罪的人中，坐牢的又寥寥无几。

被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画像 （美联社）

本周，另一名非裔男子被警方杀害。死前，他同样喘着粗气大喊着“我无法呼吸。”围观者发现了问题，央求警方停手。而另外几名警员只是漠然地站在一旁。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商店用20美元面额的假币购买香烟而遭遇警方暴力执法，随后死亡。他的死在全美各地引发了示威和骚乱。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特截图

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称骚乱参与者为“暴徒”并威胁将开枪射击。弗洛伊德事件之前，佐治亚州黑人男子艾哈迈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在布伦瑞克慢跑时遭枪杀的视频流出。

表达遗憾、成立调查委员会、推进改革、加强培训，这些承诺被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纽约时报》官网截图

从2014年开始，纽约市警察局陆续接到有关执法不公的投诉共2495条。到去年夏天为止，没有一条得到认定。

造成加纳死亡的警官丹尼尔·潘塔莱奥（Daniel Pantaleo）未被起诉。

美国社会千疮百孔，问题深入骨髓。现任总统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诉求。人们期待着一个“局外人”能够让一切回归正轨。然而他们的愿望落了空。美国劳动阶层目前的处境已经成为他们记忆中最可怖的梦魇。

40%的美国民众手边没有足够现金去支付400美元的紧急花销。

过去几十年中，住房、医疗、交通和教育费用飙升，几乎占去普通男性劳动者的全部工资收入，储蓄更是无从谈起。而普通女性劳动者工作一年的薪酬尚不足以支付这些开销。

如果加进种族因素，情况就显得更加糟糕。约有四分之一的非裔、拉美裔和原住民生活在贫困中。

美国的隔离学校制度现在仍然存在 （盖蒂图片社）

与白人学生就读的学校相比，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就读的学校资金不足。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部分根源在于，美国内战后曾发生天花疫情，此后出现的种族政治一直延续至今。共和党取消了奥巴马医改计划，但并未拿出替代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对非裔美国人社区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因为这些社区的医疗和就业条件较差，甚至连供应新鲜食品的超市服务也跟不上。

警方射杀黑人的事件不会停止，除非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得到解决。这意味着缩小教育差距，营造具有安全性、扶助性和稳定性的学习环境；意味着为更多人提供医疗服务和就业机会；意味着改善通勤交通设施；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高昂房价的困扰；意味着父母有能力支付托儿费用。

其他富裕国家都已经摸索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不知为何，美国似乎就是做不到。

资料来源：Talitha L. LeFlouria著作《无声的铁链》

或许只是不想做到。19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曾探讨非裔美国人“灭绝”的必然性。1896年，保德信保险公司的弗雷德里克·霍夫曼（Fredrick Hoffman）写道：“如果大部分有色人种不道德的堕落生活方式持续，他们便会体弱多病。这种体质代代相传，会造成死亡率上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会逐步下降。一旦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然灭绝。”

在现行政策下，穷人求医无门；企业支付的薪资不足以维持生计；受达尔文主义逻辑支配，没有技术的工人永无出头之日。

新冠肺炎疫情中，需要面对公众的低收入工人被迫做出艰难选择：到底是在家挨饿还是出门工作，为了生计而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中？

美国梦已经不属于美国。如今，穷人过上好生活的梦想在其他富裕国家比在美国更有可能实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是否应当禁止黑人学生就读公立学校，美国白人看法不一。但有一点他们却达成了一致，那就是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就读多种族学校。

直到今天，不论是在美国南方还是北方，公立学校仍然有着明显的种族界限。居民区也是如此。

2020年5月30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黑人示威者与警察对峙 （美联社）

非裔群体不光在面对警察时会遭受不公待遇。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这种不公平贯穿于执法过程的各个阶段。不论是保释、审讯、判决还是假释，黑人总是受到更为严苛的对待。

埃里克·加纳和乔治·弗洛伊德等人的惨死不应当仅仅被视为几个坏警察犯下的个案。他们的死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先是社会做出决定，然后相关法律和政策出台，最后由警方执行。

同样，目前的示威和骚乱也并不单单是“暴徒”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到压迫的人们在一声声“我无法呼吸”的哀求下所作出的必然反应。

作者介绍

克里斯·霍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曾作为美联社、合众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北京、纽约、联合国、东京、曼谷、伊斯兰堡和喀布尔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工作2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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