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我们善于批评，却找不到解决的方案？
「NOWNESS 圆一桌」第 20 期
我们聊聊批评与批判
如今可以说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互联网上，一个话题里，人人都能说点什么，说的主要就是“批判”。批判社会、批判异性、批判系统、批判资本家。批判很容易，大家都掌握了一套批判的话语，但是批判后，似乎又没有重建出一个解决办法。于是在批判里笼罩着一种“绝望的处境”。
只解构不重建，我们批判过度了吗？过得不开心，我们应该怪这种批判性的语言习惯吗？批判会让我们“把责任都甩给别人”吗？本期圆一桌，我们聊一聊“只摧毁不重建的批判时代”。
©️ Johann Husser
这是一个只批评不建构的时代吗？
©️ Johann Husser
本期嘉宾
唐凌：牛津博士，以社会学为艺术
赵大饼：自由撰稿人
林子人：界面文化记者
为什么忽然间
好像人人都在批评了？
N：人们在社交网络里非常擅长批评，乐于充当法官，怼天怼地，主持公道，非常有正义感。发表的观点几乎等同于批评的观点。拥护一个人一个观点，经常得要踩一脚别人的观点、别家的博主。对进取的人，也羡慕又批判。怎么看如今人们这种“批评盛行”的状况？
©️ Johann Husser
唐凌：我觉得分清批评和批判是很重要的。批评或许更多在于自己情绪上的一种宣泄，而批判是对事物本身的一种判断力。
人是情感的动物，情绪表达一向比对事物有理有据的分析要更容易激起回响。而社交媒体这种“短平快”的载体又非常适合表达情绪。人们日常生活中囚禁在种种礼节和面子中的大爱大恨都在互联网上被释放出来。因此，我们时常看见批评，但是不一定会看见批判。
©️ Johann Husser
批判力是一种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能力，人文社科教育追求的核心就是这种批判力。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对品味的讨论洞察到阶级压迫，又或是因为流行文化而反思某种中心主义，我们就开始拥有了批判思维，去反思每个个体和每种行动背后的制度和权力结构。
只有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我们才能走出一种懵懂的生存状态，对自己和他人的能动性有更好的判断，并且决定自己要用怎样的方式生活。
有批判思维的人大多不会是一个满口恶言的批评者，但是培养批判力确实可以从批评开始。我不会一刀切地否定所有批评，而会把着力点放在我们如何用批判思维看待网上盛行的批评，并且试图把批评作为一个方法，去培养批判思维。
©️ Ryan Molnar
赵大饼：这里讨论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在社交网络上的批评。社交网络的特点是平民化，所有人都是一个ID，谁都能说，光脚不怕穿鞋的。但是回想一下学校里的语文课，就会发现思路清晰、能够顺畅表达、没有错别字没病句的人，其实是很少的。社交网络里发言的人已经是非常精英化的那一部分了，而更大体量的其他人在表达什么——表达情绪、表达偏好。
情绪和偏好表现出来就是，敌对和站队。而敌对和站队的信息恰恰比其他信息更容易传播，因为人们对坏消息、异常消息天然地感兴趣，生物进化论的解释是：坏消息就意味着危险，了解危险能增加生存率。而站队能迅速把自己融入群体里，增加安全感。
所以那些最火的大V大号，基本上都在批评点什么，不是喷渣男致贱人，就是男权社会、系统吃人。也就是说，并不是人人都在批评，而是批评的消息，更有可能传播得更广，被人们看到。
©️ Johann Husser
另一个原因是，社交网络流行的是一种“受害者”文化。个人主义催生了一种“我这么糟，都是社会的错、男的的错、系统的错、消费主义的错”，批评外界可以给自己提供一种逃避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它们没有问题，而是对在社交网络里发言的绝大多数人，批评那些问题可以提供一种“我也是受害者”的自怜式自洽，自洽了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刷热搜八卦看小猫咪萌萌了。
©️ lizhiyuananan
林子人：首先，社交网络，或者说当代社会，真的“人人都在批评”吗？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看：恰恰因为这是一个过于强调“统一思想”“不要随意批评”的社会，所以我们会对任何批评都异常敏感，以至于认为当下“批评盛行”。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想指出的应该是部分人不懂装懂，而且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任意批判自己不同意的观点。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下沉非常厉害，网民数量的急剧上升意味着网民群体逐渐多元化。今年CNNIC发布的报告发现，中国网民初中学历者占比最高（40.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仅占18.8%。所以我们在社交网络上觉得总是遇到“杠精”，很有可能对方只是一个中学生。
网络时代亦是一个“观点民主化”的时代。社交媒体的匿名性质会扭曲我们习以为常的、面对面社交模式。比如说当一个初中生在生活中当面遇到一位大学教授，极有可能是尊重的，但在网络上，就有可能骂对方是“公知”。所以不少知识分子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反智”的时代。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就预见了民主社会蕴含着“大众反叛精英”的危险。他认为，“当世界以及生活对普通人完全敞开后，人们的灵魂却闭锁于自我之中。正是以这种普通灵魂的闭塞为基础形成了大众的反叛。而大众的反叛又成为了摆在当下人性面前的最大问题。”
©️ Lucile Boiron
肯定一切否定
会让我们离真实更远吗？
©️ Cheryle St. Onge
N：社交网络流行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仿佛形成了一种否定文化，否定一切东西。工作是给资本家打工当社畜；爱情里充满了渣男渣女、套路、PUA和出轨；原生家庭净是打压式教育。一切都是系统的错男权的错资本的错。明明现实里过得很不错的年轻人，也认为一切都很糟。这种否定文化，会让我们离真实更远吗？
©️ Johann Husser
唐凌：其实我倒是没有对所谓“否定一切”的文化太悲观啦。人只有在愤怒的时候，才会彻底否定。齐杰教授（Jack Barbalet）指出愤怒其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如果没有集体的愤怒，那改变也无从而谈。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起和流行之前，大家没有一套价值观来理解自己被剥削的处境。女权主义也是同理。但是在马克思把异化和剥削这些词汇总成一个体系之前，难道工人不能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苦吗？女性不能体察到“三从四德”的压迫吗？并不是。只不过当时的愤怒是沉默的，是个体化的，而这些言语让困苦的人和愤怒的人联合起来了。
或许大家在用这些词汇的时候没能去系统理解它们背后的含义，但是我们不应该站在某个知识高地去指责这种愤怒和片面的解读，而是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出现这种集体情绪，然后更好地、更系统地把知识传播出去。
©️ Johann Husser
赵大饼：会。批评调用的各种“批判性思维”，会让人陷入一种用“知识符号”来解释世界的大狂欢。“渣男、小三、内卷、打工人、996”，这种流行语、贴标签是非常典型的“把具体人事物过度简化”的行为。
在批评的时候，人们会达到一种满足感，通过“驳斥”来获取胜利、赢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会让人沉浸在“概括性的知识比亲身体验更高效”的框架里，不是因为它是事实，而是它能够为我所用，用来当做武器，跟通过发自拍赚别人的点赞相似，逐渐对符号景观臣服。
©️ Pat O'Rourke
林子人：我对“否定文化”的理解是对世间万物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理解，这当然会使我们离真实更远。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积极沟通、寻求共识或许会解除很多矛盾，甚至让你重新认识一个你原本讨厌的人，发现你们之间的相似要远远多于差异。
在这一点上，今年去世的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她生前与著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挚友，尽管两人的政治立场和法学观点极为不同。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认可金斯伯格支持的女权议题，直到他的女儿也遇到了同样的职业玻璃天花板，他才意识到性别不公问题是多么严峻。
或许不以观点和立场轻易批评、否定他人，在交流中给予自己和对方相互理解和成长的空间，能够化解很多我们之前以为无法逾越的矛盾。
©️ Pat O'Rourke
自嘲变成逃避现实的自洽
我们会失去改变的动力吗？
©️ Pat O'Rourke
N：“我，985废物，我，996社畜，我，007韭菜”，当代互联网年轻人非常擅长自怨自艾，“一切都是老板PUA、都是资本家福报、都是系统规训，未来只有绝望”。如何看待这种普遍的自怨自艾？它会让我们沉溺在自我里，失去改变现实的动力吗？
©️ Pat O'Rourke
唐凌：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生活在一个大环境造梦，但是个体前途未卜而飘摇的状态下。韩炳哲说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监管和否定，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那种“我能、我可以”的自我剥削。韩炳哲称之为功绩社会。我们以为自己自由了，但是在自我剥削下，我们更加身陷囹圄。
社会和我们自己都在强化同一个信息：我们会成为下一个“小而美”的因为自己的兴趣而赚到钱的后浪。但是实际上，互联网上有多少泡沫，才能出一个李子柒呢？更何况李子柒自己也说，有时候为了剪视频可能一天不吃饭不睡觉。
996社畜，985废物难道不是另一种内卷？韭菜不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吗？我觉得这种情绪的宣泄正是对功绩社会的反抗。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来自“积极”，老庄一早就告诉我们，有时候所谓的“消极”也是道。
©️ Pat O'Rourke
赵大饼：“打工人、985废物、小镇做题家”这种自怨自艾可以说是年轻人无力的自救了。
里面有两层逻辑，一个是年轻人接触了大量信息，他们“弄懂”了系统是怎么操控他们的，阶级固化、贫富差距加大，打工人“向上无门、工资赶不上房价、中年被淘汰失业、退休延迟、养老困难”的处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通过解构、自嘲来消解无力感，自嘲是一种自我防御。
另一个是，社会有一套高度一致的竞争标准：慕强和快乐。当代英雄是企业式的英雄，要么是大公司老板，要么把自己做成一家公司有大额流量。以前还有风口、红利，现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漏洞被堵上，大厂急剧垄断个体机会。社区卖菜的，是卖不过打价格战的大厂的。
尤其是技术导向的未来，还没进入赛道的年轻人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小市民和农民工是没有选择权的，他们非但改变不了环境，还牢牢地被环境决定着。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之后国内的年轻人很快会像日本那样进入“低欲望”状态，丧失改变外部世界的动力，把精力放在改变自己的小日子上面。
©️Paul Cupido
林子人：能够让人们失去改变现实动力的不是“丧”和“自怨自艾”，而是社会机制不再给予人们改变现实的机会，比如收入增长停滞、阶级固化、系统性不公。生活已经如此不易，连年轻人自嘲一下都要被上纲上线吗？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担心年轻人“沉溺自我、失去改变现实动力”的地步。年轻人其实只会自嘲一下，然后该干嘛干嘛。抱怨那么多，大家不还是在乖乖地996？有些人担心中国也正在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我觉得没有，至少现在没有。
这一点我同意财经作家孙骁骥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低欲望社会是“我的欲望其实挺高的，但现实很骨感我做不到”。只要还有欲望，人就还会努力拼搏。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的用自怨自艾来逃避现实的时候，该指责的也不是这些个体，而是这个社会可能真的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
©️ Johann Husser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趋同
又越来越难达成共识？
N：一方面，人们的观点、用词非常相似，看类似的公众号，关心类似的议题，复读机式地转述。另一方面，人们又似乎非常难达成共识，对方说的任何话，都有方向能反驳一下。如何看待这种既趋同，又难达成共识的状况？
©️ Erik Gustafsson
唐凌：对于共识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好的情况是大家对“求同存异”达成一个共识。我们都能理解自己跟对方可能在一些层面上永远都不能达成共识，但是我们都尊重彼此之间的不同。在充分表达观点之后，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说服对方，而是尊重对方。这也是所谓的“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个现象和对这个现象的讨论自古有之，但是放在今天，我觉得更值得被讨论的是“看类似的公众号”是平台算法的结果。对此大家可以看一下《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
作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指出，这种算法远没有停留在把你圈死在同温层的地步。大数据最可怕的结果是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未来：听歌，谈恋爱，消费，工作……这些让我们找到生而为人的价值的东西，都越来越被平台算好、决定好，而我们不过沦为一个接受推送的机器。
居里夫人看到原子弹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纠结，而互联网的发明者内心是否也翻滚着相似的挣扎？作为个体，我想我们能做的除了把自己的处境看的更清楚之余，只能努力从个体层面去跟这种大数据抗争一下，适当地拒绝一些舒适，保护一下自己作为人而不是数据那一部分东西。
©️Elizabeth Hibbard
赵大饼：趋同的原因在于，当代人已经被培养出“被服务”的惯性，观点、流行语，想说的话都由大V们、段子手们来帮忙撰写，只要跟着转发、复制黏贴就行。再加上社交网络里喜欢把复杂事情简单表述成一个“流行语、缩写”，结论是男的不行，系统不行、社会不行。
人类对一件事的看法就那么几个，发言权其实是被很少的一部分人掌握着的，但是有数量极其庞大的人要盯着几个“热点”发表看法，就会有“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现象。
©️ Michael Swann
林子人：在互联网时代，出现这种状况是必然的。“网络回音室”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在互联网中，我们倾向于只和观点一致的人讨论，看符合自己立场的内容。这是因为“证实性偏见”在起作用。当我们主观上认为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接受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能够推翻这一观点的内容。
这会导致我们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难以形成共识。要避免这个情况，需要我们更有决心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接触不同的人和观点，哪怕你的直觉并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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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聊
你是怎么看待这代人的自我表达方式的？
编辑 / 华夫
排版 / na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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