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艺术家失德，我们该如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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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SS圆一桌」第29期

作品与人品，真的可以分开吗？

只要你的偶像不是纸片人，塌房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哪怕他们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哪怕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最近，2016年逝世的伊朗名导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被生前合作过的艺术家玛尼亚·艾巴（Mania Akbari）指控性侵和剽窃。玛尼亚称《十段生命的共振》（10 on Ten）中的所有片段由她独立拍摄，而阿巴斯只是对素材进行了剪辑，也没有在片尾名单中标注二人的职位；这段合作关系中，她还两次遭到阿巴斯强奸。

玛尼亚·艾巴与阿巴斯在《十段生命的律动》拍摄现场。

这大约是文艺界日常。从迷奸13岁幼女、逃出美国躲避法律制裁的罗曼·波兰斯基，到为他联名请愿伸冤的百位好莱坞名人（其中包括被指控性侵养女的伍迪·艾伦，以及如今被定罪的哈维·韦恩斯坦），再到可以填充一个长名单的“失德”艺人，比如对亚裔大打出手的马克·沃尔伯格，三番五次攻击夏威夷居民的埃兹拉·米勒，与人口贩卖组织有染的多明戈——在信息日趋透明化的今天，艺术家们的不端甚至违法行为更容易遭到曝光和审判。问题是，当知道这些曾经备受欢迎甚至德高望重的公共人物，其实私德堪忧时，我们要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

伍迪·艾伦的《纽约的一个雨天》经历两年风波后又再度上映。

是采取完全理性的“艺德分离”、批判个体但不抵制作品？还是将他们的作品视为权力滥用和系统保护的结果，连同人一起抵制？或者你认为，“品德”其实并不重要，眼下动辄就要别人消失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只是网络暴民的发泄口？话说回来，“取消”真的有用吗？

本期嘉宾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小饼干｜自由撰稿人

丝绸尾巴｜工业人，写手

才华是脱罪的理由吗？

NN：2009年，当波兰斯基在瑞士被捕要引渡回美国时，诸多业内名人呼吁将他立刻释放，否则“这是整个艺术界的损失”。当他的《我控诉》获得凯撒奖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不管波兰斯基本人如何，“别让舆论的洪水冲垮艺术的高墙”。犯事的艺术家多少都具备曾受瞩目的才华，断送职业生涯可能让人遗憾，我们是否该因此对他们网开一面？

2020年2月28日，凯撒奖颁奖现场的抗议者们正高举着自制的《我控诉》海报，波兰斯基本人被PS到了海报的右侧。

Image courtesy of Charles Baudry

方可成：我特意把《我控诉》获得“法国奥斯卡”时的新闻报道翻出来读了一遍，越读越觉得：争议是真的大，但在这样的混乱中也有一种奇妙的动态平衡。

让我简单还原一下。2020年2月底，抗议者聚集在举办颁奖仪式的场馆外，举着“为这个保护强奸犯的行业感到耻辱”之类的标语。人们群情激愤，甚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场内，《我控诉》是当晚获得最多提名的电影，它获得了3个奖项，包括波兰斯基本人的最佳导演奖。

上：抗议者聚集在颁奖仪式场馆外，高举着反对标语。

 Lucas Barioulet/Agence France-Presse

下：凯撒奖颁奖典礼间隙，抗议者正在张贴谴责波兰斯基的海报。

奖项宣布后，鼓掌的人数寥寥，女星阿黛拉·哈内尔带头高呼“shame”离场，几位演员和导演也跟随离开。主持人Florence Foresti也没再回到台上，她后来在Instagram上说觉得恶心。波兰斯基本人和整个剧组都没有到场，因为他们早已料到会遭遇嘘声和抗议。有女权团体在提名公布后就已宣布将会开展抗议活动，并且发表公开信：“如果强奸是一门艺术，那么就给波兰斯基颁发所有的凯撒奖吧！”这件事也惊动了法国政府，文化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波兰斯基获得最佳导演，会给人很糟糕的印象，因为我们必须去对抗性暴力和性别歧视；但《我控诉》这部电影应该得奖，因为没有必要为了导演一个人的错误而惩罚整个剧组。

上：阿黛拉·哈内尔离场瞬间。

下：2019年11月12日，女权活动家们在巴黎电影院门口抗议罗曼·波兰斯基新片的点映。

我之所以要为大家介绍场内外的这么多声音，为的就是展现这个事件参与者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它其实根本不是“断送职业生涯”或“网开一面”这样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波兰斯基其实是处在一个灰色地带：他的确遭遇了很多批评和阻力，骂他的人成千上万，一些行业协会也在将他除名，但他并没有被剥夺创作的权力，他的电影依然可以上映并且既叫好又叫座。文化部长可以出来怼波兰斯基，但法国政府绝没有对他下封杀令。

2019年底，《我控诉》在法国院线上映中。

Martin Bureau/Agence France-Presse

在一个多方参与的协商、博弈、碰撞过程中，实现一种动态平衡，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决定艺术生涯的生与死，这其实已经是相对理想的状态。而且，这种动态平衡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几年的MeToo运动，就已经将平衡点往一个方向推动了不少。作为个体，我们可以在这个议题上选择黑或者选择白，但作为社会整体，我们需要在这种多元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充分的意见表达，尽量达成求同存异的时代共识。而这样的共识，一定是灰色的、复杂的、随时代变化的。

丝绸尾巴：波兰斯基是我喜欢的导演，但如果你问我他是否应该被“网开一面”？我甚至觉得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我优先相信公正法律与自由市场的选择。法律上说，如果他被判无罪，或者服刑后释放，那他依然保留着作为一位艺术家的资格——不多不少，正好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他可以继续写剧本，继续拍电影。至于他的道德问题能否让他成功拿到投资，成功找到发行方，成功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送钱，这就看市场选择了。道德容错率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嘛，我觉得把争议交还给法律和市场就行，别添那么多表面因素进来。

2019年11月12日，女权活动家们的抗议活动在巴黎电影院门口留下的标语。

小饼干：怎样的才华才是足够“备受瞩目”呢？对人类艺术的贡献到了什么地步，才足够被“网开一面”？这个标准该由谁来定？这个“让人遗憾”到底是让谁遗憾？如果波兰斯基（终于）落入法网是对他的人生造成了遗憾，那被他侵犯的Samantha Geimer有没有遗憾呢？Geimer在之后的数十年里饱受创伤，如果波兰斯基被早日捉拿归案，可能她的人生会少一些遗憾。

上：波兰斯基传记电影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 (2008) 中的一幕。

下：1977年，14岁的 Samantha Geimer, Photo by Sean Kinney

还是说感到“遗憾”的是全人类，因为一位名导演从此被剥夺了创造的资源？这感觉就好像米兰·昆德拉的《不朽》里面，洛拉发现情夫开始疏远自己后说的：“我已经这个年纪了，贝尔纳是最后一个男人，不会再有他这样的男人了。” 因为一个导演被捕就慨叹全人类的损失，是对已经存在的人类创造的博物馆视而不见。

网上有一种主张，说要是对艺术工作者都这么严格，长此以往就没有能看的导演了。这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一篇纽约时报文章曾呼吁美国博物馆撤下Chuck Close的作品，后者曾被多位女性指控性骚扰。表演艺术家、反强奸活动家Emma Sulkowicz后来提到这件事：“一位博物馆导览说，照这条路下去，我们博物馆的墙要秃了。我就想，你挂的全是坏男人的作品吗？”

“艺德分离”

 是理性还是纵容？

NN：当艺术家们靠自己的特权身份躲避了法律制裁和道德审判的实际后果时，我们应该抵制他们的作品，还是“人品与作品分离”，做纯粹的艺术鉴赏家，甚至只要后续作品优秀，就继续支持他？

艾伦对决法罗 Allen v. Farrow (2021)

图中人物分别为摩西·法罗、宋宜、迪伦·法罗和伍迪·艾伦

方可成：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鉴赏家是可以只看作品的，因为艺术创作从来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当中发生的。只要我们鉴赏的不是外星人从天而降的作品，我们就不可能只看作品，却不考虑作品创作的背景和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考虑作品创作的背景，并不意味着对作者进行道德审判——恰恰相反，对创作背景的考察会增进我们的理解。比如，古代社会的性别规范和今天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因为唐代诗人纳妾就要抵制他们的作品。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 (2008)

另一方面，对创作背景的考察也就意味着：对于仍然在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我们当然要将他们置于今天社会的道德规范当中进行评判，而不是拿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情况来给他们开脱。所以，只要污点在身的波兰斯基没有为推动行业内的性别平等做出足够的努力，我个人是不会看他的作品的——但就像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所说的，这只是个人选择，至于整个社会会达成怎样的共识，则要看各方互动的结果。

丝绸尾巴：这里说的特权主要是经济特权吧，并不是艺术成就。艺术作品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特权，所以一个大艺术家如果逃过法律制裁，那其实是司法程序在处理主体经济不平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艺术作品没有直接关系。单就这个问题，艺术家和商人、运动员的身份是一样的。

上：日本导演园子温。2022年初，园子温被控性侵多名合作女星。

下：园子温导演作品 爱的曝光 愛のむきだし (2008)

其次，从文本角度来说，创作者、作品、观众，三者原本就是相互分离的。一个创作者就算不失德、不犯罪，他也没办法把握自己的作品问世后被如何解读、如何消费。尤其对那些大艺术家，我们原本就习惯了一厢情愿地整合他们的人生与时代经验来消费与理解他们的作品。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当一个艺术家失德，我们可以从头回去再看他的作品，再进行一番文本分析，从而对人与人的生活之复杂性，有更进一步的认知。这可能是比较自然的互动。

小饼干：“人品与作品分离”只是一个概念说法，说得出口的人是不想负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道德主体的责任，拒绝看到自己的行为有后果。

上：伍迪艾伦于 1993 年 1 月 12 日在曼哈顿最高法院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为性侵养女的指控发表讲话

下：2017年末，伍迪艾伦在《纽约一个雨天》的拍摄中。

但这里面也有暧昧模糊的地界，不该一棒子抵制。实际上我们作为局外人，很难判定艺术家是否的确靠自己的特权身份躲避了法律制裁和道德审判的实际后果，甚至很难判定艺术家是否真的是有罪。伍迪·艾伦的案子就是典型案例。虽然他于90年代被判定并没有猥亵自己养女Dylan Farrow的嫌疑，但多年后养女又一次起诉，这些年来心理学家、法官各方说法扑朔迷离。法官尚难定论，何况离案件那么远的我们。真实的事件远比道德审判更复杂，观众应该时刻问自己：是否能问心无愧地站在道德高地上？

取消文化正确吗？

NN：最近几年，公共人物因为某件丑闻或发布了让人不适的社交媒体言论，就可能在群众的审判呼声中被迫闭嘴，甚至丢失工作、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这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被批限制言论自由、制造冤假错案，也不符合法制理念。但也有观点认为，它是在靠草根力量惩治系统所保护的特权人士，是填补系统漏洞的必要手段。如何看待这种争论？

方可成：带头离场的哈内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抵制《我控诉》并不是在做审查，这只是选择自己想看的作品而已。富有的老白男们，放心吧，你们拥有所有的传播渠道。法国电影中真正的审查是：还有很多人是看不见的，比如有色人种的演员和导演。大多数作品都是从白人、男性、异性恋的角度出发的。”

上：阿黛拉·哈内尔。via Instagram (@adelehaenel)

下：燃烧女子的肖像 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 (2019)

我很赞同这段话。如果我们真的要谈“取消”，谈“审查”，那么就让我们正视：西方世界发生的这些“取消”都没有政府参与其中，没有以行政力量封杀某个人。如果遭遇了抵制浪潮的特权者们觉得委屈，那么就请想想那些长期不被看见、不被承认的少数、弱势群体吧。

丝绸尾巴：取消文化的杀伤范围主要还是局限于社交媒体，我认为它是社交媒体普及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的潮流，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一种通用方法论，称其为“文化”有点显大。至于“取消文化”是否会限制言论自由、是否真的在制造冤假错案，我真的不清楚，这样的判断不能靠直觉去做。至少目前，我没有感觉到它有这么大危害。其实完全可以把“取消文化”视为一个只局限于社交网络、且没有制度保障的赛博陶片放逐法，后者包含了最朴素的民主方法，但也隐藏了最常见的民主风险。

上：2022 年 5 月 20 日，一名法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团体活动人士在戛纳电影节现场谴责乌克兰妇女在战争中遭受的性酷刑。

下：《深喉》在2022 年 9 月 15 日晚的重映时迎来了抗议。电影中的电影明星琳达·洛夫莱斯 (Linda Lovelace) 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被迫违背她的意愿在电影中表演。

小饼干：说“取消文化”限制言论自由属实言重了。纵观人类历史，有实力限制言论自由的只有权力，或者至少要以与权力联手。“取消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反权力的：当公共领域缺乏约束公共人物言论的机制，至少能通过草根的联手抵制，让他们意识到要承担畅所欲言的后果。

话说回来，令人不适的言论是否需要被“惩治”？这恰恰要看言论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后果。的确，公众人物的发言比一个普通人发出的有更大声量。假设一个著名主持人发了一条厌女言论，“不想被骚扰就别穿那么骚”。一个女孩读到这种言论，脑子里自我限制的想法可能会被加固，让她觉得我之后如果被骚扰了，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前提是她的世界里有且只有这一倾向的言论。我们设想，假如这个发言下的留言，既有与他理性的辩论，也有对他的冷嘲热讽。此时哪怕“楼主”是个大名人，我也不认为他就会有压倒性的误导人的力量。

她说 She Said (2022)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纽约时报》的两位女性记者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最终发布了关于哈维·韦恩斯坦涉嫌性侵与性骚扰的文章的故事。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下，一位公众人物的“令人不适的言论”，其社会影响会被对冲掉。没必要为了制裁他们歇斯底里。不如把精力投入到维护少数群体的实际权益上，而不是保护他们的感情不受伤害、保护他们象征层面上的尊严。

赎罪归来

NN：其实很少有被取消的名人会完全消失，很多人都以某种方式回来了。比如重归脱口秀舞台的路易CK，以及被英国法庭鉴定“wife-beater”却因在美国赢得陪审团支持而再就业的约翰尼·德普。他们好像都走了一条“救赎“路线。怎么会这样？当“取消”都没用时，还有什么能扭转根深蒂固的不公？

方可成：是的，所以如我上面所说，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并不存在绝对的封杀和断送职业生涯。但只要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多元博弈、动态平衡的过程，我们也就不会轻易认为某些人回来就表明“取消没用”了，因为本来这就不是一劳永逸、立竿见影的事情。只要社会中的不少群体对这些回归的人继续施加压力，监督他们的行为，就是会持续影响这种动态平衡的。

路易CK风波后的的单口喜剧专场：Louis C.K.: Sorry（2021）

小饼干：JK罗琳因为恐跨言论处在风口浪尖，哈利波特系列倒迎来了又一波大卖。取消运动时不时适得其反，令我禁不住怀疑，是否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始作俑者。

我已经提到，审判一个发表了不适言论的公众人物没啥必要，现在我们只谈那些利用了特权、侵犯他人权益的名人。他们被卷入取消运动却没有被真正取消，原因很简单：取消的声浪很大，让我们对运动在整个社会的真正规模产生了认知偏差。然而实际上，发出声音的主要是主张取消者，而真正决定维持现状的人大多是沉默的。

约翰尼·德普-安珀·赫德诽谤案的庭审现场。PHOTO BY STEVE HELBER

还有一点更让人泄气的事实：取消造福的不仅有遭受“取消”的主人公，还有社交媒体平台。一场取消风波过去，平台日活激升，就能吸引更多的广告投放。当代人往往错把社交媒体当成给草根赋能的民主广场，但实际上它们并非中立，它们自己就是资本，遵循着资本的逻辑。

那还能怎么办呢？很遗憾，我真的没想出还有啥办法。马克思可能已经帮我们揭示出了残酷的底层逻辑：权力是追着分配走的，所有脱离分配谈的“扭转不公”，都是耍流氓。

不要抬头 Don't Look Up (2021)

丝绸尾巴：所以我前面说取消这件事很难超出社交媒体范畴。它依靠的是一段时间自发的公众注意力，本身就不具备实质上的约束效果。所以名人被取消后再通过其他方法回到公众视线这也正常。如果我们认为取消文化并不像批评者说的那样，是伤害法治与言论自由的洪水猛兽。那我们也必须接受，取消就是一种应激正义，一种基于群体热情的方法论，不要对它有太高预期。真正宝贵的、我们能托之以扭转不公重任的东西，是群体的道义热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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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tianli

排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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