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一首写给母亲和草原的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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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母亲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独自徘徊在街头，衣着单薄，精神涣散，年龄与乔思雪的母亲相仿，让她一下子想起了她。晚上跟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但却没在最困顿的时候向她开口，而是在一切平息之后才轻描淡写地提起。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伊德尔饰）召回故乡母亲的身边。母亲娜仁佐格（巴德玛饰）患有阿兹海默症已有五年，她好像变成了一个任性的小孩，多次出走，不断提出要回家。

可是“家”是哪里？照料着她的哥哥一家已不堪重负，母亲被一把锁关在房间，她在墙上画着敖包、森林……目睹这一切的阿鲁斯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

剧本内外两个故事相互呼应，成就了乔思雪导演的首部长片《脐带》。这是她走向草原更深处的尝试，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从乔思雪居住的地方到她巴黎近郊的学校要乘一小时的火车。在火车上，她常常戴着耳机，它将她与其他乘客隔绝开来。那时候她听得最多的是电子音乐，音符撞击胸腔，在脑海里不断生成画面，她创作上的很多灵感都来源于此。

临近毕业前，乔思雪和其他同学一样开始考虑去留。她离开家乡已有5年，回去的机会并不多。她醉心于巴黎丰富而多元的文化，那些看不完的艺术展和电影，让她忙得很少想起家人。不过她仍然会想念草原，“夏天的草绵延无尽，特别像披了一层绿色的毛毯”。

她也经常聆听乌仁娜的音乐，声音里似乎有她熟悉的泥土和草叶的味道，歌声一响起，就把她带回了草原，回到一种“特别安全和被包裹着”的状态。和母亲重新联系后，正是乌仁娜的音乐让过往的记忆再次变得鲜活生动，一些故事相关的碎片逐渐浮现。乔思雪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剧本初稿。

音乐就像老房子前的河流一样贯穿了整部电影。在乔思雪的记忆中，草原上人们的歌声和自然的歌声都好像无处不在，不断有年轻人借助音乐走出内蒙古，将这里的文化带到更远之处，正如电影中的阿鲁斯，以及他的扮演者伊德尔——伊德尔小时候学的是传统乐器，后来去做电子乐。两人的合作达成了一种态度上的共识：“我们不想再做一些老的东西了，想用年轻人的方法拍年轻人的东西。”

电影中有两条情节线，一个是阿鲁斯带着母亲不断重返草原深处，一个是阿鲁斯寻找并重建自己的音乐风格，从被母亲嘲笑听不见草原的声音，到最后主动以草原上丰富的声音为素材，并用合成器寻求更加现代化的表达。

当草原的声音成为主角，他找到了与家乡更深刻的联系。他和母亲加入了篝火晚会，他的音乐与民间乐手的旋律融为一体。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个人的自洽也是这一代出走再回归的草原儿女要面对的命题。“草原上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我们也不是活在过去”。

与母亲通过电话的那天晚上，乔思雪感到很困惑。母亲为什么没有向她求助？是什么改变了她们之间的关系？

创作的过程是一个重新思考自己与母亲、与亲人关系的过程。“我们给父母戴上一个面具，好像总是在仰望他们，把自己放得特别小，直到有一天和他们一样高，比他们看得更远，你会看到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缺点和毛病”。她察觉到了他们之间难以调和的不一致，也渐渐感受到分离的过程。

现在这种关系又发生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她虽然在排斥那些不一致，可同时也学习着重新接纳，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人物，而不去试着改变，“像小时候他们爱我一样去陪伴他们”。

电影里母亲“可爱”的那一面，是她在观察母亲时发现的那些她生命体验里更早期的部分——在相处过程中，随着她的成长，她越来越看不见那些可爱之处。她将这些曾经存在、但已经失去的美好部分放入作品，承认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创作方式，既亲近，也刻意保留着一种距离感。因此这是一种期望，也是一种发问：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能做到像男主一样吗？

人们的答案可能是未必会，而乔思雪则希望自己能成为阿鲁斯一样的人，“我写了一个这样的角色，也希望写完他之后，我也能向他靠近”。或许到最后，她也不得不像阿鲁斯一样亲手剪断“脐带”，但正如电影中所喻示的，能剪断的只有物理上的存在，更坚韧、长久的联系在于精神。

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问乔思雪，从女性视角出发，电影为什么聚焦在母子关系？她认为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一个无意识的状态，没有刻意从性别出发去考量，回头再来总结，更像是一种后知后觉——女性身份确实会带来不太一样的东西，人们在其中感受到相对温柔和有力量的元素，以及没有那么沉重的悲痛，可能都来自女性看待事物的视角。

很长一段时间，乔思雪觉得自己是克制而内敛的人，有时候，她也会回想起小时候热情开朗的自己，但随着转入城市里要求更严苛的学校，她不得不将内心情感充沛的一面小心地收纳起来。现在借由拍这部电影，这部分又回到了她身上，她渴望回到草原，拍这一代人的新草原电影。

从法国回来之后，乔思雪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又搬回了内蒙。她说北京太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似密切，但浮在表面，更多时候好像只是交换信息。生于兹长于兹的小镇却不同，街上四处是熟面孔，相互见证彼此的变化。

她生活的小镇这些年变化也很大。平房和院子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跟北京一样20多层的高楼。但不同的是，站在北京望出去，远处还是楼，但在这里，车程15分钟的地方就是草原，她可以随时出发，什么也不做，只是带一把椅子坐在草原里，看看天，看看河。

她觉得他们这一代跟真正从牧区走出来的老一辈人不同。他们出走过，又选择回来；他们身在草原，又不在这，草原于他们变成一种抽离的、乃至诗意的氛围和象征，它象征着一种处于变化中的民族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在电影中展现这种情感便是她赋予新草原电影的愿景。

《脐带》在2021年4月16日开机，一个草原上春转夏的时段。故事从生到死，草原从万物凋零到复苏。乔思雪认为这也像极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不是终点，而是带来了新的开始。

不可控的天气，艰难的路况……草原的随机性诞生了预期之外的镜头。

在拍摄最后一场戏之前，呼伦贝尔草原刮了两天八级大风。电影的主场景在一片森林中央，那也是一处山崖边上，刮风时人几乎没办法离开敖包，随时会有被吹下山去的危险。那时已是拍摄的尾声，剧组内部实际上也经历着一场“风暴”，摄影指导曹郁因家人过世暂时离组。所有人心中都没有底，就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风影响，感到一切都不确定。

等到大风平息，曹郁回到剧组，前几天在大风下怒号的湖面也平息下来，没有一丝波澜。他们当夜将这个场景拍完。那天也巧，碰上月全食和超级月亮，开机那一刻天上还是一道弯弯的月牙，等到母亲走向亲人、与阿鲁斯道别时，就已经变成满月。镜头温柔地从母亲身上移开，慢慢向上摇，在抵达夜空的时候又捕捉到一颗明亮的星。乔思雪心想，这是草原送给我、它的孩子的礼物。

拍完最后一镜，天已经完全亮了，柴火烧了整夜也已经燃尽。那个时刻很安静，人们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是电影梦，也是草原的梦。现在天亮了，该告别了。

在剧本的初稿里，电影的结尾是母亲跟着狼群走了，但这个场景实际上没有很明确的情感指涉，而且也很难呈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直到开机前，她都没有想到很好的解决办法，直到有一天在朋友拍摄的视频里看到了两株榆树交缠在一起、一边干枯一边枝叶繁茂的“生命树”。他们当即驱车前往。

这棵树所在的位置实际上离城市不远，电影里如果镜头再往右边摇一点，甚至能看到城市。附近的脚印和羊粪在曹郁看来还有点破坏美感，需要特效擦除。它孤零零站在一处，不知从何而来，有种古怪的感觉。

但是当真的站在这棵树下，枯枝败叶与繁茂的绿色叶子同时在她头顶随着风向摇动的时候，她感受到了一种启示性，生命从来不是生与死、肉体与灵魂的两元对立，肉体湮灭了，精神与在他人记忆中留下的情感印迹永存，正像在电影中，母亲的生命走向尽头，四月的草原正万物复苏。在那一刻，她感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心中的郁结再次被草原排解。

正如生与死之间的转化，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也不是对立的，“时间会一直向前走”，“蒙古族人也并不是活在过去”，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亦要在时间的长河中行进，接受变化、面对变化或许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选择。而至于她，将选择用在这里找到的“语言”讲述草原的故事，将美好的部分保留在电影中，这是她对故乡、草原与亲人的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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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李

编辑／大麦茶

排版／胖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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