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可实践的生命教育

这十几年来笔者从事生命教育研究，每一次讲课的时候，总会想到黄克剑先生说的那句话，要“以生命治学，为生命立教”。这是一种教育情怀，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教育理解力。

在多年的生命教育实践中，笔者自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所谓的“受益”，就是对生命自身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开阔，对他人的生命处境有了真挚的，发自心底的同理心、共情力。

01

回到教育应有的生命立场

我们现在思考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思考上，而要看到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要回到原点。

所谓回到原点，其实就是回到生命本身，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回到教育应该有的生命立场。教育应该去成全人的幸福的可能性，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回到原点去思考，我们才可能有一种超越当下的流行语境、超越现实去理解教育的能力。

一个理想状态的国家，定然会为每一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提供良好的教育保障，但在中国，不同的家庭有各自不同的艰难。

当今，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国际学校的热度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人们可能不再聚焦于高考的升学率，而是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国际化竞争；但在一些乡村，孩子们却依然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

在中国，谈论教育依旧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样一个文化与生存的背景下，我们就必须思考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不会为了获得成绩而进行长期又单一的操练，生命教育无法解决教育行政部门的效益问题，我们思考、谈论生命教育，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促进教育的变革。

02

让拥有强健的身体成为实践生命教育的起点

我们所期许的基于生命教育的教育变革是怎样的呢？希望我们把对教育思考的起点首先转向身体。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丰富的心灵，要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种对自身生命的自信。

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第一，要遵从生命内在的需求。

内在的需求可以看成是蒙台梭利所说的内在生命力，也可以看成是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人的特殊性的，可以自动产生影响力的本质属性。

有个说法很形象——一个鸡蛋，从里面打开是生命，从外面打开则是食物，或说是终结。也就是说，生命的成长，不是简单的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生命本质性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

蒙台梭利把3～6岁称为生命的关键期，所谓的关键期，说的是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最为重要，这个时期是他的语言能力、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身体协调能力的学习最敏感、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

敏感期一旦错过，将不会再来；

在这个阶段犯下的养育孩子的错误，也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善。

3～6岁的需求可能决定了人一生的能力的发展，0～3岁的需求可能决定了人一生的情感能力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孩子天然有着对爱的需求、对安全的需求、对温暖的需求、对鼓励的需求。

在遵从生命内在的需求这一方面，中国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灾难状态，六七千万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生命内在需求完全被忽视掉了。

笔者对此有一个归纳：教育孩子一旦失败，所有的成功都变得没有价值；孩子的成长一旦失败，你个人所有的成功都变得没有价值。

我们做一个教师，更有一种职业上的天然优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觉悟，天然的优势很可能转化成我们的劣势。

所谓遵从生命内在的需求，就是要按照生命成长的规律，尽可能去满足他、去尊重他、去成全他，这就是教育的正道。

第二，要遵从生命自身的节律。

怀特海把人类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称为浪漫期，这一时期是从幼儿阶段到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去感知世界，去接触、去直觉、去尝试、去说、去听、去看、去动手，用整个生命去拥抱外部世界，这种生命体验会构成人一生的某些兴趣，会开启人自我发现、自我觉察的源头。

夸大来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浪漫期，那么后面知识的学习——也就是生命的第二个阶段：精确期——很难有专注力和持久力。

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以知识为背景，大大地限制了孩子的游戏，限制了孩子跟自然、跟他人、跟物之间的互动。

从生命体验的角度而言，今天的孩子几乎没有例外的变得苍白、单一、麻木，很多人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一生处于对爱的无知跟麻木状态。

所以，学校教育不能简单地变成一个仅仅以知识传承为中心的场所。

我们需要整个课程观的变革，要以生命、身体的发展建构课程体系，这样的新的课程体系才可能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更有专注力的，更有想象力的人。

中国当下的教育现状，麻烦就在于，每一个阶段都对下一个阶段很无知，对未来的教育是盲目的，前一阶段的学习常常成为下一阶段学习的障碍，这就是笔者经常说的“学业枯竭现象”。

学业枯竭现象的核心原因，首先是学校课程体系出了问题，我们的课程体系是按照知识来构建的，而不是按照生命需求、生命发展的脉络来构建的。

03

探索一种基于生命教育的变革方式

笔者一直在思考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变革，听了将近20年的课，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惑。

最近突然想到：也许教学方式的变革没有那么重要，学习方式的变革也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当我们说到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我们思考的中心仍然是教师，而不是对一个人学习方式、学习心理、学习独特性的思考。

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教学方式，最后通过这个人生命的时候，他都有一种生命自身的回应方式。

这种回应方式可能是同化，可能是顺应，可能是筛选，然后，教师所教的东西与孩子已有的经验开始发生化学反应。

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化学反应的意义，它可能使得同一种教学方式会教出千差万别的学生来。

比如：我们通常会反对的“满堂灌”的方式，也可能会教出很不错的学生来，因为这个学生与老师的教学方式发生了化学反应……

所以说，当我们谈论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变革的时候，可能存在着某种麻烦，因为我们一刀切的做法，否定了某些教师个体性的、个性化的教学方式。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才是需要变革的。

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发展教师的个人独特性。把教师看成是一个手艺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手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知识的处理方式。

手艺是有对象的，教师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教学技艺。

做一个手艺人，他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是别人不可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要打破体制固化的评价方式，要打破体制设定的粗暴的课堂文化。

对于教育的变革，我们可能要采取三种态度：

第一，有些理念，不能做到的，但它本身很美好，我们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心里面有个美好的愿景，这非常重要。

第二，“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是要思考一下大的背景，但又需要从具体的小问题着手。

第三，“改变从可以改变的地方开始”，不是与现有体制为敌，不是与教育文化为敌，而是把这样的教育文化作为我生存的基本的背景，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

从具体的地方开始，起点落在每一个人理解力相关的某一种具体的教育实践上。

笔者认为，生命教育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展开。

对教师而言，只要你充分地尊重了每一个学生的生命尊严，你所做的工作就是生命教育。

这种生命教育把人当成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都愿意以建设者的态度面对学生的问题。

对待学生的错误，对待学生的叛逆，对待学生的挑衅；不为了所谓的成效，不为了所谓的高效，就轻易地牺牲学生的人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去审视当下不同形式的教育模式，我们不要因为它现在是“有效的”，是“高效的”，就动摇了我们对教育的基本判断。

成功总是更有吸引力的，但是有时候成功对人伤害是更深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来理解什么叫保守，什么叫迟钝，什么叫低效，什么叫成就，这些词现在很可能变成所谓的好词了。

所谓好词，因为这些词跟教育有更大的关联。教育的本性就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教育其实一直都找不到所谓的高效之路，如果能够找到，教育就简单多了。

所以，那些所谓的“高效教育”很可能是一种折磨人的方式，是一种牺牲生命尊严，牺牲生命的内在需求的方式，是反教育的。

反过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表现在珍惜现在已有的这些传统，珍重每一个人身上的独特性，更多地从历史，从伟大人物，从正道那里去找方向。

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就走原来的路，这个原来的路是千百年来人类走出来的，在教育中，这些路都曾让很多人形成过共识。

一个校长，一个老师，如果能够执守这种人性的、温暖的真善美，这一切就能成为学校最好的风景，也会让学校中发生的某些行为成为孩子一生难忘的记忆。

所有的孩子，不论走出多远，当他回过去看，他所得到的那种感染、鼓励，那些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互动，都能成为他一生的养分。

所以，我们需要坚守这样做的信念，去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命成长、学业发展，教育中最难的恰恰在于每一个，在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这是教育最大的挑战。

今天课堂教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教师教学水平的低下，而是教师需要更专业地帮助学生，成全学生发展的意识与素养。

一个学校是不是堪称伟大，其实就看它对待那些最弱势的学生，最困难的学生，最边缘的学生，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怀。这是学校是否伟大的最主要的依据所在，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是否伟大的依据所在。

04

结语

台湾做生命教育做了十多年，卓有成效。大陆做生命教育，也做了十来年，却还在建构生命教育的体系。

一位台湾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后面原来有一个农贸市场，那里的水会流到学校来，流到学校以后发现，很多野草野花都生长起来，然后学生们观察发现蝴蝶们最喜欢一种花，后来学校就遍植这种花，到了春天满校园都是蝴蝶，他就开了一门课程——蝴蝶课程，全校共修这门课程。

学校的围墙拆掉了，学校边上原来有一棵树在围墙外面，围墙拆掉后，这棵树就变成了学校的树，学校就开了一门大树的课程，让所有的孩子学习。

学校后边的菜市场有很多菜叶子被遗弃了，孩子们把它捡回来洗干净，学校又开了一门扎染课程。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这才是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回到生活的可实践的生命教育。

不要纸上谈兵，不要仅仅坐而论道，不要一心想着构建体系，建构体系让学者做吧，我们老师就一起从可改变的地方开始改变吧。

本文选自《上海教育科研》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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