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网的前路和未来：四点疑问与解读【斑斓·观点】
【编者按】12月22日，“法影斑斓”发表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对裁判文书公开的评论后，后台收到不少投稿，赞成、反对、中立者皆有之。考虑到不少读者对“答记者问”还有疑惑之处，特从投稿中选出前法治新闻工作者萧言先生一篇解读，以飨各位读者。
作 者 | 萧 言（前法治新闻工作者）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答记者问”中，明确裁判文书上网从未“叫停”、也不会“叫停”，并欢迎社会公众参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由于书面问答篇幅较长、信息量大，一些网友表示“线索太多”“没看明白”，希望专业人士出面解读。也有网友“联想”认为，“答记者问”只是缓兵之计，裁判文书网仍有“烂尾”可能。
笔者过去长期从事“司法口”新闻报道，也曾被抽调到政法机关做过政策研究、文件起草工作，所以，非常理解广大读者的困惑与疑虑。毕竟，让一个“体制外”的普通人理解“优化”和“深化”的区别、领会“继续发挥应有作用”的言外之意，确实有一定难度。
为了最大程度澄清疑问、减少误读，我主动向“总公司”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一步打听了“内情”。结合我对“答记者问”的阅读理解，针对网络上一些疑惑、质疑，从个人角度作一解读。
纵观“答记者问”发布后有关各方的反应，主要存在四点迷惑，又或说四点疑问：第一，中国裁判文书网到底关不关？第二，保留文书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第三，文书网下一步如何优化，会不会“优化”变“消化”，几年后就“停更”了？第四，案例库、文书库、文书网这“两库一网”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书网到底关不关？部分网民认为，在此问题上，最高法仍然语焉不详，“话到嘴边留半句”，这种事就别像哈姆雷特那样纠结了，应该直接给句明白话：“关掉，还是保留”？
【解读】对这一问题，“答记者问”的原话是“现在对外公开的裁判文书网会继续发挥应有作用”。这话其实说得很明白：文书网将继续运行，并通过不间断上传裁判文书，继续发挥树立阳光司法形象、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促进提升司法公信的作用，这也正是十年前启动建设文书网的本意。
有了这个表态，就更好理解“答记者问”开篇那句——“人民法院持续推进阳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会变，通过深化、优化司法公开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司法服务的态度不会变！”试想，如果下一步要把文书网关掉，还好意思说“方向不会变”么？
另外，从王利明、陈卫东、周光权、车浩、程啸等专家学者的评论可以看出，尽管他们认为文书上网需要规范，但文中都有一个“主基调”和“大前提”，那就是：裁判文书网应当保留，也必须保留！这些文章都被最高人民法院官微转载，应该能充分说明最高审判机关的态度。
一言以蔽之：裁判文书网不会关，文书也会继续上传！
第二个问题：保留文书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解读】既然保留文书网，答案当然是利大于弊！否则就会将来就会关掉，而不是优化！
关于文书上网的正面、积极效应，大家说得非常多了。公允起见，我也可以再次列举一下：一是提升裁判质量。裁判文书是法院的“门面”、是法官的“名片”，法官知道自己的文书会长期挂在网上，责任心、认真度都会增强，质量自然有了保障。二是促进司法公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了文书公开，暗箱操作和私下勾兑自然不能横行于世。三是利于学习研究。文书网运行十年来，基本重构了当代法学院师生教学、研究、学习法律的模式，以前是对着教科书和法条“寻路”，现在则是沿着实务判例和文书“入门”。过去有50份文书就算“研究”了，如今没有5000份以上的文书作为样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实证”。此外，许多新入行的律师、检察官、法官，也都是通过文书网来学习如何辩论、举证、质证、论证和说理的。四是推动接受监督。许多“奇葩说理”“低级错误”，都是上网后才被媒体、公众发现。就拿我所在的新闻行业来说，过去都要靠在司法机关的“熟人”获取报道素材，现在上文书网拿关键词一搜，什么“线索”都有了。
最高人民法院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肯定，文书网“在推动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同时点出了文书网在使用效果、权利保护、安全风险方面的问题。分析利弊，是为了更好地发现问题、检视问题、解决问题，但是，也有部分网友对文书网存在侵权风险的说法不太认同，认为“对败诉方、失信者来说，升学就业、融资借贷、生产经营因文书公开受影响，是他们在现代信用社会必然付出的代价，为什么要把账算到文书网头上”？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也经常听到关于上网文书影响公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反映。不过，多数受影响者绝非某些公号提到的“老赖”“违法者”或“失信人”。譬如，有的公民为维护个人权益，曾起诉过用人单位。后来在找工作过程中，屡次被拒，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用人单位人事部门通过裁判文书网做背景调查，把诉讼经历作为判断应聘者是否“听话”“服管”的标准。试问，劳动者作为原告维权，算不算“违法”？就业遭拒是不是人家应当承受的“代价”？
还比如，一些涉“彩礼”裁判，动辄涉及当事人的情感或同居信息，尽管纠纷发生时并非隐私，但长年放在互联网上，必然会对当事人未来的婚姻、家庭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有公号据此提出，这类案件当事人姓名可以隐名处理。问题是，按照2016年10月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上网时隐名处理的案件类型极为有限，仅限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刑事被害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姓名。就算未来修订司法解释，已经上网的文书哪些需要“隐名”、哪些可以“不隐名”，涉及复杂多元的情形，更需要人民法院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
再看企业的问题。收拾“老赖”，靠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就够了，文书网并不承担、也不应当承担企业征信功能。实践中，企业涉诉情形非常复杂，有抵押担保，有资金缺口，有资不抵债，也有不可抗力，“成被告”“输官司”未必与“不诚信”“不可靠”画等号，短暂涉诉有时更需要贷款、融资“救急”。问题是，有的银行在文书网上一检索到企业涉诉信息就“停贷”，有的投资者也据此拒绝融资，让企业“吃一次官司，永不能翻身”。
有人说，这是银行和投资者的权利，或者说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文书下架的理由。但是，在目前大量商业公司将“爬取”的文书转化为企业征信产品，甚至靠让企业“付钱下架”牟利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被动应对、坐视不管。如果裁判文书网只顾着自己的“司法阳光”，却让困难企业“雪上加霜”，显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齐心协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政策精神。因此，如何科学确定涉企裁判信息上网规则，如果有效兼顾引导市场有序运行和推动经济向好上行的关系，也是人民法院在优化、深化司法公开工作中必须回答的一道“应用题”。
文书网运行十年来，上网文书已有一亿四千多万份。上亿裁判文书，背后是千万个企业、家庭和个人。从我个人角度，也希望最高审判机关在研究和确定司法公开政策时，既要重视为保留裁判文书网“鼓”与“呼”的有识之士，也要注意倾听“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他们的生活、经营可能因文书公开受到重大影响，但未必被记者报道，也没有公号代言，但他们的生活也是生活，他们的产权也是产权，他们也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不能简单扣上一个“败诉方”或“失信人”的帽子，就把家庭失和破裂、个人失学失业、企业破产倒闭的“代价”视为理所当然。
第三个问题：文书网下一步如何优化？对曾经辉煌的文书网来说，“停更”与“关停”无异，各级法院今后是否还会上传文书、上传什么样的文书，也是有关各方关注的焦点。
【解读】根据我的观察，还像过去那样不区分案件情况，“全类别”“大体量”上传裁判文书的做法，恐怕难以持续。事实上，如果裁判文书网上的文书仍然鱼龙混杂、争议不断，充满各种风险隐患，将来还是会饱受诟病、遭遇危机。因此，对什么是“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情形”，下一步有必要厘清。企业、个人利益乃至公共安全若因上网文书受到影响，如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相关机制亟需建立。这些内容，都是“优化标准”“规范机制”的应有之义，并非像有些人士猜测的那样，一提“优化”就是“异化”，一说“规范”就是“规制”。在我看来，“优化、深化”工作，都是为了让文书网行稳致远，而不是变相搁浅或关停。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也许会考虑修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并据此调整文书上网的程序标准、正反清单、隐名机制和救济渠道。我认为，这样做更稳妥些，也能确保相关工作有据可依。“答记者问”并没有提到这一司法解释，但我们希望修订工作早些启动。
如果对司法解释只是“修订”，而非“废止”，那么，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一定还会持续、深入推进。理想的状态是：首先，数量要成规模。不可能零零星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传时限、比例要求仍应明确，配套评价机制还得建立，否则下级法院将缺乏动力，也无所适从。其次，类型要更均衡。除了民事案件，大家所抱怨的数量畸少的行政、刑事案件文书，也要跟进增补。截至12月23日，今年上网的行政案件文书已从98份增加到1882份，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最后，裁判要更多元。既然“答记者问”已提到文书网存在裁判尺度不一、参考价值不高等问题，后续上网文书就更不能靠“千文一面”的程序性、执行类文书来充数，而是要充分体现司法裁判的多元性、规则性，多发一些实体性判决。
第四个问题：“两库一网”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解读】从大家对“两库一网”的建设前景看，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之前，某些网友由于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要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再看到裁判文书网文书数量减少，就联想到文书网前途不妙，甚至怀疑要“以库代网”，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回应后，仍然说法院意在“贬网抬库”，甚至将来要“默默关网”，就属于过度联想了。
其实，“答记者问”对文书网与案例库的关系，已经做了正本清源式的解释，那就是：“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换言之，压根不存在用案例库代替文书网之说，更没有“建设一个，搁浅一个”的所谓“缓兵之计”。至于二者与“全国法院裁判文书网”的关系，车浩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做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这里姑且直接引用：
在我看来，“两库一网”的改革方案是一套组合拳，是对原先的裁判文书网的功能分化。三水分流，各司其职。其一，面向司法者的裁判规范的参考功能，以及面向普通公民的行为规范的指引功能，以后将主要由“人民法院案例库”来实现。其二，大数据呈现全国法院情况，为制定司法政策、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议等提供依据和参考，以后将成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任务。其三，运行十年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仍将保持公开运行，且要不断上传新文书，继续承载着树立阳光司法形象、提振司法公信力和厚植执政根基的重要使命。
简而言之，“两库一网”的关系，就是：文书网负责司法公开，案例库负责司法统一，文书库负责决策分析。按照“答记者问”，“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主要用途是司法大数据分析，而非查询检索，而且主要在内网运行。对此，我个人倒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建议，希望在解决了权益维护和数据安全问题后，“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未来也应当有序向有关国家机关和科研院所开放，让其他机关、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进来，共同推动司法大数据更好服务于管理决策、法学研究和高质量发展。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合理期待。我相信，多一些这样的期待和憧憬，少一些过度臆想和无端推测，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总之，期待 “两库一网”生机勃勃、兴旺发展、协同发力，共同成为中国式阳光司法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