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编的书近乎零差错，一生仅出版三部著作，却留下了几代人用之不尽的古语文宝库！
主页君说：2017年，人教社建社67周年。67年来，人教社的路，是无数个“人教先生”一锄一铲开掘出来的。12月1日是人教社67岁的生日，为此，我们在微信上开辟 “人教先生”纪念专栏，我们希望通过一篇篇文章回望过去，跟您念叨念叨那些曾经在人教社挥洒过青春与汗水、在各行各业烙下姓名的老先生们。
今天，要带大家走近的，是王泗原先生。
王泗原，1953年—1971年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辑。 圣陶先生之后，能够为人教版语文教材做文字把关的，最佳人选无疑就是王泗原，这是八十年代人教社的编辑们都知道的。对于王泗原在古代汉语和现代语文上的深厚造诣，圣陶先生在生前就极力褒扬，信赖有加，在人教社众多学者、专家中，这还是头一份殊荣。
泗原先生一生以清贫自守。在夏如蒸笼、冬似冰窖的逼仄居所，他依然安之若素地读书、做人、做学问。有人说，他是现代都市中最后一个颜回式的贤者。比洁身自好的颜回，泗原先生又多了几分铮铮的侠骨，他身上也流淌着古代君子急公好义、敢于担当的热血。
最后一个颜回——王泗原
学者、编辑 终生职业
在我的案头，王泗原先生的《楚辞校释》一直插在书行里。数次翻开，想附庸风雅攻读一番，总是十几页过后就云里雾里、昏头转向，不得已悻悻作罢。其内容和文字博大极、艰深极，非我等未窥古典文献门径的人所能通读。但懵懂间我依然能感受到，此乃硕儒者所为，后来能出其右者已绝少。我唯一能够自以为豪的是，这位老先生是我人教社的老前辈，可以怯怯地高攀一句“老同事”。
泗原先生于2000年以90高龄逝于北京。一生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仅三部而已，分别为《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精深博雅，涉猎汉字训诂、音韵和文字研究，合计一百万字左右。就字数而言，相比当今“岁出一书”的高产写手们，实在是芥末之微。王泗原之名，踏出古代汉语的门庭，至今已然鲜有人知。先生一生布衣，淡泊名利至终，多致力于两件事情：做学问、编书育人；最主要的两个社会身份，即学者和编辑。
学者，尤其是冷僻学科的学者，其个人传记多是平静而难有波澜的。但作为景仰其项背的后学，细细品味王泗原的一生，虽不能目之为精彩跌宕，感人至深却实不为过。
年轻时的王泗原
上世纪50年代初，王泗原从江西调来北京，初在教育部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任职，后来因叶圣陶先生赏识进而被特意“挖”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编写中学语文教科书，直至“文革”中被迫退休。来京之前的近40年，他一直生活、工作在自己的家乡——江西吉安。后人慨叹王泗原不凡的学问和气节修养，多要追溯到他的书香家世和先辈贤人。他的祖父王邦玺是一代饱学鸿儒，与清末大学问家王先谦同为一科进士，曾任国子监司业及光绪皇帝的南书房行走，甲午战争因主张抵抗而被李鸿章贬斥还乡。到王泗原这一代，虽家境中落已久，但根基深厚的旧学修为和耿直不阿的气节秉性，却牢牢地刻在他在基因链条之上。因为父亲过早去世，家境窘迫，他30年代初年就被迫从大学里辍学，先后执教小学、中学，间或供职于新闻报纸行业，以微薄收入赡养老母、抚育年幼的三个弟妹，日子过得清贫至极。
但就在那样国势如晦、个人潦倒的环境下，王泗原坚持做好了两件事。一是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执着探寻自己的学问之道；二是做一名合格的教书先生，恪守教书育人的本分。
王泗原一生好学，勤于学问。自小严格的家学庭训，再加之后天的不懈努力，使得他旧学根底十分扎实。据他的学生回忆，青年时代他就能够熟背一千多首历代古诗，六百多篇古文。他曾经教导学生“要扎扎实实地读几部书，边读边思考。趁年轻多背一些文章，愈多愈好，这将是终身受用不尽的”，既然有此教诲，想来他自身更会身体力行。如此“破万卷”的根基，使他可以在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游刃有余。有人说，以王泗原的挑剔眼光看，一些经典唐宋散文的行文也未必都符合古代汉语的规范，这种学问自信绝非常人所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泗原将古代汉语作为研究主方向，重点在先秦，一生着力最深则在《楚辞》。他做学问十分勤勉，但是极其审慎，散篇文章出手不多，六七十年间专著也仅有三四部。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
王先生写零碎文章不多，勤学少作，正是严谨的一种表现。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到古人。如这本《古语文例释》就是这样，四十万言，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像是很慢，其实不然，因为分量太重。重，可以由两个方面看，一是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另一是有所论述，几乎都可以解前人之惑，成为定案。
”——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
王泗原的第一部著作《离骚语文疏解》问世也是艰难而曲折的。在抗战期间的风雨飘摇中，他在教书之余常据一盏油灯，夜夜鏖战到鸡鸣，完成书稿并送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待付梓。不料，后来日军轰炸上海使得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付之一炬，那部书稿也当然玉石俱焚。直到解放之后他调到北京，才在叶圣陶的亲自关注下将此书正式出版。第二部书，即《古语文例释》的出版，则又是在3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其少，其慢，其艰难，与之对等的却是用力的深沉，学术分量的厚重，几世学人难以超越的学问高程。
善为人师，乐为人师
就40岁之前的王泗原来说，学问还只是其“业余爱好”，真正的主营业务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从青年时代开始专职从教，一直到50年代进北京，他逐渐成为吉安地区的语文名师。从可以搜寻到的他早年学生们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有水平会教书的好老师，也是一个极富爱心的好老师。
曾任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丁淦林教授，40年代中期曾是王泗原的学生。他说，“当时中学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王老师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教导说，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王老师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 据说，王泗原的教学艺术是很值得称道的。他习惯把语法、修辞对文章的表达作用，文章内容的表层意思与深刻内涵间的紧密联系结合起来，采取了剥笋式的层层递进方式引导学生自己理解，寻找答案，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启发几句。每当学生在他的引导下得出正确的答案时，他总是开心地微笑道：“瞧，你们有多聪明，我真是太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学生了。”因此，他的课堂气氛总是轻松、温暖、和谐的，“全班六十多个学生每天无不以急切的心态企盼语文课的到来，而深憾那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太短。”
王泗原是位传统儒家后裔，他一生的为人之道，也饱含了儒家“兼济天下”“悲人悯世”的道德情怀。据学生回忆，他一日下课回家，看到班上一极刻苦用功的学生在路边徘徊，就问：“吃饭时候，怎么不去食堂？”学生急急地说：“啊，老师，我，我吃过了。”他疑惑地走了，可是心里总放不下。因为他也是苦学生出身，知道苦学生读书的艰难。过后打听到了，这位学生出身农家，由于家贫，只有在课余挑卖家中的扫帚来交膳费。近期大雨滂沱加上临近期中考试，没法出去卖扫帚，结果食堂以他未交膳费而停膳了。王泗原赶紧替他交了膳费，课间在他耳边轻声说：“去吃饭吧，饭饱文章健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句温暖的话还能透过时空融化我们心底所有的寒意。
终其一生，王泗原是乐于为师的，倾其所有施教于任何一个愿意上进的求学者。有典故说，有一次年事已高的王泗原在北京的某一饭店吃饭，饭店服务员看这位老先生依旧手不释卷，勤学不已，便提出要向他请教。先生也欣然答道：“现在是您上班的时间，不便多说话，如果您愿意可以上我家来。”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学生。这位服务员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考上了函授大学。他高兴地说：“我就喜欢爱读书的年轻人。”如果说王泗原一生中的学生名气最大的，应该算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了。据说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提出要中央领导们多读点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就经人联系到人教社的王泗原，希望能定时上门授课，每个周六派司机专车接送。按说，这种荣耀事情要是换在别人身上，可能多少会宣扬一番了。可王泗原特地嘱咐司机，每次接送都远远地停在胡同口上，自己步行出入。可能在他心中，教书应该是一件纯粹的事情，要是借机从位高权重的“学生”那里赚取名利，就辱没了这个高尚的职业。
学问勤而精，乐于教且善。这就是50年代初来北京的王泗原给人留下的印象。而他即将从事的职业恰恰又是最能发挥其优势的：为全国中小学生编写语文教科书。
倾情教材，尽心竭力
从1951年到“文革”开始，王泗原一直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他参与编写了这一时期大部分重要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及其各种配套用书。在叶圣陶老社长的言传身教下，这个时期的人教社编辑能都以近乎“苛刻”的眼光来编写和审验教科书，用王泗原的话说“从内容到文字，包括标点，一点也不放过。先生说过，我们编的是课本，不能误人子弟。”当时在王泗原身边，共事的是吴伯萧、张毕来、冯锺芸、张志公、隋树森、张中行、王薇、蔡超尘、刘国正等这样一时之俊杰，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王泗原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学问深、敬业、严谨。在著名出版人王伯祥之子王湜华所著《音古谈往录》中，提到王泗原曾经自信地对他说，他的第一本专著《离骚语文疏解》是一本绝无错字的书，因为从头到尾一二三校都由他自己经手经眼。“由此不难看出，他工作态度一向是多么认真仔细。教育出版社是出版教科书的，那个时代教科书是能做到无错字的，其中多少像泗原先生这样的编辑，付出了多少艰辛劳动啊”。
《离骚语文疏解》书影
“文革”结束之后，尽管王泗原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依然对人教社所编写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倾注了巨大心血。以80年代后期人教版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为例，从一册至六册，我们已经找不到王泗原的署名，但亲历此事的编辑们都知道，他是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大贡献的。“先生应请逐篇修改了课文和‘预习提示’。这项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是叶老做的。叶老之后，非王老莫属了。据说，叶老生前非常信赖泗原先生的文字功夫，泗原先生改过的，叶老就放心。”此时的王泗原已经年近八旬，但只要是教科书的事情几乎有请必应，自己多忙的研究工作也先搁置一旁，对全套教科书逐篇逐句逐句仔细斟酌修改。改完一稿，也不待编辑室派人去取，自己挤着公共汽车，风雨无阻地送到社里。
人教社出版的《楚辞校释》
王泗原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编教材过程中，他是习惯并敢于对前人或者权威表示质疑的。在人教社老编辑姚富根的回忆中，他有一次送书稿给王泗原审阅。因为所选文言文都是沿袭多年的老课文，其中许多注释都是经过许多专家审核才定下来的，猜想这次王先生不会有太多意见。不料五天后他取回书稿，上面密密麻麻粘了几十片红字条，写满了修改意见，条分理析，有理有据。他后来对姚富根说，“对于专家的注释当然要认真对待，但也不能迷信，他们的意见也不是绝对真理。有时几位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关键是看谁讲的有道理。而对于沿袭多年的旧注释，新修订的时候依然要认真读一遍，发现大问题，当然必须改。小问题，如不明确、不确切、标点符号有错等，也要改，不能怕麻烦，一定要精益求精。”
在王泗原眼中，编写教科书事实上是一种严谨的求真、求实、求严的学问之道，非平庸匠人所能为，非无学者所能为，非无心者所能为。
圣翁伯乐 师友一生
初调王泗原进北京，本来就是为了充实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但中途曾被教育部“劫”去编了一阵工农中学的课本。根据叶至善先生在《父亲这长长的一生》中回忆，叶圣陶先生很快发现王泗原是个可以倚重的好手，“他每编成一册，总要送到人教社来请我父亲审阅。父亲看他不但敬业，而且有自己的见地，富有旧籍知识，行文却很平易；提什么意见，他都能接上茬，因而深悔当时没有坚持。后来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调进人教社。”之后的岁月里，王泗原就一直跟随在叶老身边，成为其得力的左膀右臂之一。
叶圣陶一生善于发现人才，乐于提携后进，并且可以做到持久关注、不惮其烦。这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是广为人知的。据王泗原自己回忆，到人教社不久的一个傍晚，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的叶老专来探访他这个普通编辑，询问他迟迟没有落实出版的《离骚语文疏解》一书，仔细审读后极为赞赏，并很快向上海一家出版社大力推荐了这部书稿。这是王泗原第一次感受叶圣陶的为人风范。这种长者之风，宽博仁厚直至古道热肠，是与王泗原的性情、修养非常投缘的。因此二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互相一生敬重，亦师亦友。
王泗原的第二部个人著述《古语文例释》（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缘起到最终完稿，历时十年，也真实记录了当代学者之间相濡以沫的一段佳话。王泗原1971年夏从“教育部五七干校”结业被迫办理退休手续，回京赋闲在家。在到东四八条叶圣陶府上日益频繁的拜访中，王泗原闲聊起自己在阅读古书中的很多独特看法，本来旨在消遣无意形成文字，但年近八旬的叶圣陶却不依不饶非要他用笔记录下来，并一段一段亲自阅读、评点。王泗原拗不过老先生，便以随笔札记的形式抄录给叶先生，每次呈上十来二十段。最初钢笔小字抄录，几年后老人说目力不济了，便改用毛笔抄成大字，后来连大字也无法阅读了，王泗原就一句句念给老人听，某处前人怎么说，他是怎么想，老人说“好，这条我满意”，这条就算基本过关了。数年过去了，积累的条目开始繁杂起来，老人就提醒他要注意分类、整理，还说“你要是忙不过来，我替你来分类，帮你装订好么？”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近10年，王泗原写了古文疑问339条，共39万字，字字过叶圣陶之耳目。这是怎样的十年呢，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及其之后艰难的恢复时期，民生凋敝，万马齐喑。但在北京古城一处僻静的四合院里，两位闲不住的皓首老翁却能相互扶持和鼓励，偷偷摸摸做出了那么一片学问，这难说不是民族大不幸中的幸事。《古语文例释》于1988年正式出版，被一些学者评价为“将是今后几代人用之不尽的古语文宝库”。
《古语文例释》书影
叶圣陶对于王泗原的器重和信赖，在当时人教社是人所共知的。在《我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叶至善记述了这样一件事。70年代后期，叶老对自己的一次公开讲课记录稿表示不满，准备修改之后再正式发表，可一场大病初愈又无法集中神思，就委托王泗原代为修改。
泗原先生愉快的接受了委托，才过了一天，就把改得的稿子誊得清清楚楚送来了。我父亲看了，满意自不待言：通篇依旧是老人家讲话的口气。”随后叶老自己写了一个小按语，说这篇讲话记录，请他极亲密极钦佩的一位朋友修改了一遍，改得比他自己修改还要满意。泗原先生请求叶老删掉这句话，因为人教社中语室的同事一看就知道这说的是谁。老人家颇有些孩子气的回答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
——叶至善《我父亲长长的一生》
叶老生病住院了，王泗原去医院探望，听说医院规定只能一星期三个下午探视，就决定不再去医院了。改每天晚上去东四八条叶家，等叶至善从医院陪护回来，就问：昨晚睡得可稳，体温如何，胃口是否开了些，没有咳嗽吧……每天如此。听说都不错，道一声“这就好”，也不喝口茶，满意地走了。圣陶先生下了一个评语“真是个古人”。
这是君子和仁者之交。
1987年秋，叶圣陶在寓所与王泗原亲切交谈，探讨语文建材建设问题。
箪食瓢饮，贤者侠风
几乎所有关于王泗原先生晚年生活的回忆，都会提到他自奉甚薄、生活清贫。有一篇文章这样写到他：“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位九旬老人，老伴早逝，女儿远在京郊不能照料，白天他看书写书，夜晚伴书而眠。老先生叫王泗原”。泗原先生最后的几十年，一直居住在西城区丁章胡同三间西向的平房里，冬寒夏炎。先生书房兼卧室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如冰窖，没有炉火。就这样，他依然坚持穿着厚厚的棉袄，坐在一只没有靠背的方凳上，痴痴地看书、写东西。
纵览王泗原一生，清贫一直相伴。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学生回忆见到他的卧室兼书房也是清寒到了极点，床上只有一床薄被，没有被褥床单，仅用旧报纸垫在床板上，与其晚年生活何其相似。供职出版社多年，其生活境况未必不能稍微改善，只是他似乎乐处清贫。数十年冬天，他一直穿着一件母亲留下来的绒毛脱尽不辨颜色的旧皮袄，说这不仅是为了保暖也是为了怀念母亲。一次上海《新民晚报》记者上门采访，长谈之后送客出门。让客先行，客不敢居长者先，推让再三，泗原先生到底是走到了头里。事后他笑着对学生说：“那天我的衬衣背上有个洞，让他走在前面就看不见了，谁知还是叫他看见了”。
孔子感叹自己的学生颜回是真正的贤人，因为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贤者，回也”。在很多朋友、学生眼中，王泗原就是这样一位身处现代都市中的“贤人”，大家私下里也都称誉他为“最后一个颜回”。非但如此，他的身上同时还存留着古代君子急公好义、敢于担当的侠骨热血。
王泗原在离开江西之前，任教于一所新式私立中学——至善中学。它的创办者陈启昌是民国时期吉安地方名流，他变卖家产创办了这所学校，并且礼聘了王泗原担任国文教师。泗原先生一生敬重这位前辈乡贤。解放后陈启昌夫妇先后去世，五六个未成年的孩子一直在王泗原先生每月定期接济之下，长大成人，分别成为了大学教师、工程师和医生。如果不是后来，陈家几位后代感激涕零地对人主动讲述这些事情，别人是无从知晓王泗原还一直扛着这样一副重担。
晚年王泗原情系乡梓。回家乡的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讲授《楚辞》，拒收分文出场费；担任家乡《安福县志》的编撰顾问，尽心尽力，亲历亲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安福历史人物刘铎父女诗文合集的出版。刘铎和刘淑父女都是明朝末年江西抗清英雄，历来为家乡的仁人志士所景仰怀念。这父女俩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和诗人，分别有《来复斋稿》《个山集》遗世。对这两部诗文集进行校勘、刊刻的工作，从王泗原的父亲王仁照先生就开始了，但最终没能完成。七十年后，年过八旬的王泗原决心在有生之年整理出版这份家乡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北京图书馆藏有《来复斋稿》《个山集》的善本，为了不使藏书因为复印而遭受损害，先生决定亲手抄录。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八旬老人每天步履蹒跚地前往北图的善本图书室，用类风湿导致弯曲的手指一字一句抄写着十万字的诗文，之后亲自校对，自费出版。
贤者纯诚，此情此景，令人无不动怀。
更多“人教先生”纪念专栏：
纺车散文家吴伯箫：与老舍、闻一多、臧克家等作家相从甚密，作品被选入众多版本教材，“纺车散文家”吴伯箫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艺小清新！
一代通人张志公：学的是理工科，从事的是汉语言研究，精通多门外语，开创外语编辑室，这样的编辑现在找不到了！
点击“阅读原文”，关注更多人教社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