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玩垮了南宋最后半壁江山
| 核心词：求真 |
作者：晏建怀
摘自：《大宋美袍上的虱子》
南宋宰相贾似道对玩蟋蟀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有两个例子：一是蒙古入侵，襄阳危急时，作为宰相的贾似道，却在和他那些三妻四妾们大斗其蟋蟀，还戏称斗蟋蟀为“军国重事”，何其可笑；二是国难当头之际，贾似道还悠闲地写出了一部《促织经》，对养蟋蟀、玩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是世界上研究蟋蟀最深入而系统的专著，何其荒唐！对蟋蟀感情如此“深厚”的贾似道，在精神层面又何尝不是一只贪玩的蟋蟀呢？国家交给这类人管理，其责任担当简直比一条看家犬还不如。如果说宋徽宗因爱好奇石、珍宝、书画、女人而玩垮了北宋王朝，那么贾似道同样是因纵情声色犬马而葬送了南宋最后半壁江山。
一、
无操之人却“鸡犬飞升”
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外戚干政或主政的例子十分鲜见，这是因为宋朝立朝之初就有了规避外戚干政风险的“规矩”。然而，到了南宋末期，朝纲废弛，“规矩”被打破，先后出现了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外戚高官，他们依靠裙带关系，一路飞升，不但混上了“文资”，而且还成了宰相，权力如日中天，尤其是贾似道，三朝任相，一手遮天二十余年。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天台）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贾涉官至京湖制置使。贾涉才入中年就过早地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这一年，贾似道才十一岁。一个少年失怙的孩子，父爱缺失，乏人管教，整日在社会上厮混，性格在成长中难免沾染一些江湖习气，吃喝玩乐，不事操行。幸亏是一个“官二代”，成年后，他因父荫被朝廷任为嘉兴司仓，一个主管仓库的小吏，有了收入，解决了温饱。
不过即便如此，假如天上真的不掉馅饼，按照这种趋势发展，贾似道再努力工作，三年一调动，五年一升迁，也最多发展成为一个州县小官，然后守着祖上的光环荣耀，领着朝廷按期下发的微薄俸禄，养儿育女，艰难度日，最后悄然终老。巧就巧在，天下常常会意外地发生掉馅饼的怪事儿。不久，姐姐贾氏因为姿色绝佳而被当朝皇帝宋理宗选入宫中，皇帝成了自己的姐夫，对于贾似道来说，这当然比天上掉馅饼还让人兴奋。而且，他姐姐很快就被封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贵妃，宋理宗甚至一度要立她为皇后，因为杨太后反对才未成功，足见贾氏在宋理宗心目中的地位。
姐姐既然备受皇帝宠幸，贾似道作为皇帝的小舅子，也就是国舅爷，其地位自然随之升高，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宋理宗按惯例召见了他，一番对谈，爱屋及乌地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随即让他官升太常丞、军器监。宋理宗也是个爱玩的主，对同样颇爱飞鹰走狗吃喝玩乐的贾似道有些知音相惜的喜爱。《宋史·贾似道传》载，贾似道在京任职后，因经常出入于烟花柳巷而知名于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宋理宗有时夜登宫中高楼，赏西湖夜景，看到湖中某处灯火异常通明，往往会对左右说：“此必（贾）似道也。”这可不是责怪的口气，而是关注的眼神。随后，宋理宗连连将贾似道提拔重用为澧州知州、湖广总领、户部侍郎、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这时，贾似道还不到四十岁。宝祐二年（1254），又被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宝祐四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宝祐五年，加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宝祐六年，改两淮宣抚大使。出道以来短短十余年间，贾似道已由一个看守仓库的小官，华丽转身为封疆大吏和国家重臣。
二、
一生引以为豪的鄂州保卫战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史璟卿语），而再往东，就是京畿江浙地区了，鄂州安，则江浙稳；鄂州急，则江浙危。可见鄂州军事地理意义之重要。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宋理宗派赵葵进驻信州（今江西上饶），抵御兀良合台军，命令贾似道进驻汉阳，支援鄂州。为了确保鄂州的安全，宋理宗甚至还在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军中拜相，既见宋理宗对贾似道的信任，又见他对鄂州的重视。军令如山倒，四十七岁的贾似道没有犹豫，赶快由汉阳赶往鄂州，从十月到达鄂州开始，他全力以赴地指挥了这场鄂州保卫战。
忽必烈包围鄂州后，每日督军攻城，蒙古兵一方面挖地道，想出其不意，结果被打退。又挑选勇士组成敢死队，直面攻城，还一度将城东南隅攻破，宋军全力阻击，打退了蒙古兵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敌人一退，又赶快修城。在贾似道的督导下，鄂州广大将士坚守一月余而城未破。随后，各地军队相继赶来支援鄂州，尤其是名将吕文德于十一月初抵达鄂州，给鄂州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忽必烈见攻城不下，南宋援军又相继赶来，攻城更急，宋军受到的压力前所未有，死伤一度达到一万三千余人，守将张胜也在城头作战时死于蒙古人的刀箭之下，战斗异常惨烈。
战争的残酷，让贾似道到底有些害怕，他瞒着宋理宗，擅自派宋京与忽必烈议和，希望通过割地、赔款、称臣，来买蒙古退兵。忽必烈战斗受挫，心头有气，起初没有答应贾似道的请求，继续疯狂攻城，宋军依然顽强抵抗。就在僵持不下之时，传来了蒙哥在四川钓鱼城去世的消息。贾似道知道蒙哥去世，蒙古汗位之争马上就会拉开战幕，忽必烈可能会退兵，因此，他又派宋京去谈议和之事。忽必烈开始还想把鄂州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但他随后接到了妻子察必的来信，让他赶快回去争夺汗位。于是，忽必烈顺势接受了贾似道的和议建议，留下一小部分军队等待湖南方向来的蒙军，自己则率军北归争夺汗位去了。
第二年正月，由湖南来的蒙军到达，与先前留下的蒙军合军北去，贾似道乘机攻断浮桥，杀死蒙军殿后兵士一百七十人，然后上表报功，说蒙古兵已经被肃清。宋理宗接报大喜，认为贾似道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便以少傅、右丞相的身份召他入朝，派文武百官到郊外迎接，十分隆重。贾似道回京后以功臣自居，绝口不提擅自议和之事，得到了宋理宗的充分信任，成为了南宋一手遮天的权臣。
三、
作威作福到让朝野侧目
贾似道入朝前，分别由吴潜、丁大全担任左、右丞相，随着贾似道的入朝，本来对吴、丁不满的宋理宗先后将他们驱逐出朝，形成了贾似道一人独相的局面。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国库已经非常空虚，面对越来越紧的战事，如何加大税收、提供军需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贾似道急宋理宗之所急，一方面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等六郡推行“公田法”改革，确定一个官户私田标准，将官户私田超过标准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购为官田，再租赁出去，收取租米，以此增加收入；同时，他又在武将中实行了“打算法”，核实军费开销，打击武将虚报开支和吃空饷的行为。这两项措施施行了一段时间，对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和军费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公田法”实际是“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黄仁宇语），让私人为国家战争埋单，乃病急乱投医的做法，确非治本之策，同时，“打算法”又断了武官的一条财路，故两法遭到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改革无果而终。
平心而论，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功劳虽不如宋理宗褒扬的那么“高大上”，但作为贾似道本人，也的确是作过一番努力，冒了一定风险的。包括他一生，也非一无是处，在主观上，他也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振兴并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只不过，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自大，作威作福，生活上又过于奢靡，腐化堕落，与作为一个宰相的应有担当有云泥之别，他之所以被《宋史》列入奸臣序列，这些或是主因。
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赵昀去世，因他唯一的儿子早夭，由侄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此时，贾似道权威日盛，而宋度宗又是他一手扶上帝位的，他在朝中便俨然以“帝王师”自居。他每次朝见，宋度宗都对他回拜，称他“师臣”而不称其名字，同僚则恭敬地称他“周公”。他经常有事无事打辞职报告，直到太后和宋度宗再三挽留后才罢。他被重用为太师、平章军国事要职，皇帝允许他三天一上朝，入朝不行拜礼，后来又让他十日一上朝，每每退朝，宋度宗还要站起，目送他离开后才坐下。
宋理宗在世时，曾“以魏国公贾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庙”，准备给贾似道建豪宅、家庙，贾似道推辞了，宋理宗便将宋高宗当年营建的皇家园林集芳园赏赐给他。后来，贾似道又花巨款，继续扩建，使集芳园比一般的皇家园林更加庞大更加奢华。贾似道醉心于集芳园中，不去官衙办公，遇到朝中大事，大小官吏只得经常抱着文书到集芳园请他签署，他则命门客、堂吏们代劳。因此，国家大小事，均由他的门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等人裁决，而朝中其他宰执大臣则如同摆设一般。
贾似道在集芳园里深居简出，不过，朝中官员弹劾、人事调整、京畿漕运等事，不向他请示并得到许可便不敢施行，朝官一旦违背他的意愿，轻则遭斥责，重则被贬去，终身不录用，李芾、文天祥、陈文龙等名臣都受到排挤，郁郁不得志。正人君子遭到排斥，小人便乘虚而入，贾似道任相的那些年，朝廷上下，贿赂公行，贪风大肆，买官卖官者不绝于途。
四、
国家危亡而兀自逍遥
忽必烈夺得汗位后，不久即称帝，改国号“大元”，并决定从荆襄地区南侵南宋。南宋咸淳三年（1267），忽必烈挥师南下，进攻襄阳，襄阳告急。
而作为宰相，贾似道在襄阳的告急文书雪片一般飞来的时候在做什么呢？《宋史·贾似道传》载：“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襄阳军民在与蒙古兵苦战，他却在集芳园中环抱妻妾，狎玩美女，充耳不闻窗外事，兀自逍遥。不仅如此，他还痴迷于斗蟋蟀赌博，认认真真撰写《促织经》。一次，他与妻妾和赌友们蹲在地上斗蟋蟀，其中一位赌友甚至还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这就是平章大人的军国重事吧。”于是，贾似道成了有名的“蟋蟀宰相”。
咸淳九年（1273）初，元兵通过“围点打援”的战术，阻击各路前来救援的宋军，使襄阳成为了一座孤城。襄阳军民在顽强坚守六年之后，弹尽粮绝，只好投降。咸淳十年（1274），鄂州又为元兵所攻破。同年，宋度宗因过度纵欲，一命呜呼，时年三十五岁。随后，由他那年仅四岁的儿子赵显继位，是为宋恭帝，由谢太皇太后和全太后垂帘听政。
元军攻占鄂州后，伐宋军最高统帅、左丞相伯颜率军十多万，以宋降将吕文焕为先锋，沿长江东进，直逼临安。随着元军的推进，朝中要求贾似道率军出征的呼声高涨。在太后们的提议下，贾似道率军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出征，抵抗元军。德祐元年（1275），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对峙，伯颜因自己兵少，计取宋军，宋军人心不齐，临阵脱逃者甚众，于是大败，十三万水陆兵马几乎全军覆没，贾似道乘舟仓皇逃往扬州，举国震惊。
丁家洲一战，南宋丧失了最后一点军事实力，国家灭亡，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对此，贾似道罪责难逃。在舆论的压力下，太后们只好将贾似道革职，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德祐元年八月，当被押解至漳州木棉庵时，贾似道被监押官、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终年六十三岁。贾似道死后仅仅四年，南宋灭亡。
贾似道在朝中不但作威作福，而且毫无担当，个人生活又奢侈到了极点，国家由这样的宰相决事，不灭亡才真是咄咄怪事。然而，将南宋灭亡的罪责全加于贾似道一人，又恐怕有失公允。如果说贾似道因为贪玩而成了“蟋蟀宰相”，而只顾享乐的宋理宗、宋度宗又何尝不是“蟋蟀皇帝”？贾似道所历三代皇帝，除了宋恭帝赵显年幼无知外，宋理宗、宋度宗在享乐上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更比一个强。
比如宋理宗，他贪图享乐，耽于女色，晚年尤甚，后宫三千都不能填满他的欲壑，还把一双色眼投向了歌妓舞女。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一书载，某年元宵节，宋理宗将一群杭州名妓召入禁内，其中唐安安以才色俱佳而被宋理宗夜夜专房，旦旦而伐。皇帝召妓，堪称天下奇闻，朝野议论纷纷，许多人上书劝诫，起居郎牟子才不好直接指责皇帝荒淫，因具体操办此事的是宦官董宋臣，便上奏说：“这是董宋臣这个小人的引诱，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又作《高力士脱靴图》，将宋理宗、唐安安、董宋臣分别喻为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欲讽其改邪归正。董宋臣知道后大怒，后来，他拿着这张图在宋理宗面前打小报告说：“牟某人这是在骂陛下啊。”宋理宗看了看图，竟然嬉皮笑脸地回答说：“这是骂你，而非骂我呀。”可见这位皇帝不但无德，而且无耻。
又比如宋度宗，他当上皇帝以后，其操行更恶于其伯父宋理宗，床上功夫也更甚于伯父。宋朝皇宫有个旧例，倘若皇帝召幸了宫妃，宫妃次日清晨必须到宫殿侧门谢皇帝的宠幸之恩，主管宦官还会登记宫妃的姓名和召幸日期。《续资治通鉴》载，宋度宗继位之后，有一天早上到门前谢恩的宫妃有三十余人，也就是说，他头晚召幸的宫妃多达三十余人，简直荒淫到了极致。
上行下效，有了荒淫无耻的皇帝，自然就有荒淫无耻的宰相，正是他们的醉生梦死，加速了这个国家的衰败。最后，南宋的半壁江山就被这群贪玩享乐荒淫无耻的“蟋蟀”们玩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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