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人物」向京 17年后，再遇上海
艺术家 向京
那一日，向京坐在咖啡店临窗的桌前。
午后四点的阳光自右，斜在她四分之三侧的身上，阴影里，是咖啡店吧台灯染亮的软黄色。印花呢子衬衫映得她略有些深沉，紧扣着的袖口里一双瘦削的手，不停地来回折叠着一方纸巾，叠好翻开再叠好再翻开…眼睛则好像看着空荡荡桌面上道不清的某处。她说，40岁的那一年，父亲的过世让她重新开始认知生和死；她说人生里很多事情，你曾经以为自己了解了，其实不过矫情，只有真正去面对了，才知道真实是什么样的…
我看夕阳慢慢刻进她眼角的皱纹，只觉得，这个女人美极了。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01
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不知道1999年上海的冬天，是不是也如今年这个样子，10度以下晃晃悠悠的湿寒，冷得扭扭捏捏，不像北京那般干脆。向京带着团队，已经在龙美术馆的展厅里工作了10天。十天布一个展，对谁来说都是个挑战，何况是在3600余平方的空间里，做一个21年的回顾展。
回顾展这个概念，对于向京来说并不那么新鲜。她曾说过，每年做一个展览就像是年终总结，回顾一下自己一个阶段下来都做了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那么此前在北京民生美术馆的展览“唯不安者得安宁”，则也许是她对自己创作生涯的一次较为清晰的整理，但同时更强调的，其实还是新作《S》的呈现。而这一次，将回顾展的界限划在了“1999-2016”，则是否将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什么，或者总结一点什么内容？
向京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说自己并没有根据时间线索去构建这个展览的结构，而是更多从身体感知的角度，通过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所可以引发的情绪牵动来构建一个情感生发的场域，从而强调也探讨来自于“我”这个主体性的视角和心理。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然而从1999年到2016年这17年，不仅是向京整体创作面貌的集中成熟与展现的阶段，也是她从北京到上海再回到北京的17年。17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绝对不算短；但是17年，对于向京来说，或者只是她无数个漫长反复的自我认知过程的，一个相对具象的表述。17年里，她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工作室；17年里，她从“老师”变成“学生”，从“他者”回到“自己”，也将从“自视”真正面向“他视”。许多人认为她一直在提问，以创作和展览去推进自己的质疑和关注，所以她做“镜像”、做“全裸系列”，她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她或者也觉得不会好，最起码不会有普世意义的“好”，因此她说“唯不安者得安宁”。
然而，“唯不安者得安宁”始终还是一个主观唯心的态度，太宽泛也太抽象了，主体的客观存在不够明确，于是她这次的立场，温和又坚定：“没有人替我看到”。
“‘我’是自己，也是他视。观众在展览的空间场域里，通过内在的自己的身体媒介，来对空间和作品进行丈量，这个过程中的情绪经历和直接的感受，都是来源于‘我’这个主体自身的。它预示着一种不可不在的现场必然性，也强调了自我身体作为一个媒介的不可或缺。所以‘没有人替我看到’，它一方面是我的艺术观，另一方面也是我将创作还归到空间体验和视觉感受的原点，强调‘观看’的自我与独立。”
02
从“自视”到“他视”
这个视角的转换，也许从2008年做“全裸”系列开始，就已经在慢慢地抽离出来了吧。也在这一年，向京的父亲，离世了。
好像人总是没有办法去遗漏一些人生里的悲伤，甚至试图从那些悲痛的原初里找到关于人性脆弱或者柔软或者转变的动机。这到底是人内心所急迫需要寻求的说服自我的合理性，还是其实不肯相信有些人的成长，经历和所面对的变动只是诱发感悟的动因之一？不安的人自有成长。
1999年，随着先生瞿广慈的工作变动，向京也跟着他从北京搬到了上海。“那一天，我们俩带着两只狗，一路开车从北京过来。天儿挺热。”到了上海，向京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对这个城市的反应会那样明显，气候、语言、生活方式统统都不适应。也许因为她本就是个内心不安的人，更从小在北京出生成长了那么多年，对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的依赖，连她自己也不清晰意识到。
1999年北京到上海的路上
在上海师范大学做了七年老师
“到上海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适应，去说服自己接受这个城市和它的环境特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其实都很抵触。虽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可我总是莫名的就能别扭好半天。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是由于我以前的生活太固化了，性格上又是一个太慢热的人。但是这种别别扭扭的状态，却迫使我开始更加直接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创作。”
内心的不安稳所触发的自我保护，让向京自觉地屏蔽掉许多与生活和创作不相关的人和事。创作在这个时候，成为她规避不安、孤独与焦虑的重要方式。虽然焦虑，于她而言是常态。而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稳定，也为她投入工作提供了绝对的保障。于是她用课室、工作室与家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那是一个比较自我封闭的关门闭户的状态，但也这样一个状态，间接让我达成内观，然后通过创作把它们宣泄出来。也是在这十年，是我艺术创作的爆发期。”
在上海师范大学做老师的七年，她说一开始以为自己在教学生，后来却其实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教会了她很多事情。
2006年在上海MOCA参加展览之前，向京与瞿广慈在布展
于是从1998年起对于自我在创作方向上的惶惑焦躁，加上生活环境的地域差异所造成的不安，终于在2000年，她重新创作了“镜像”。这个以都市女性与都市生活为形象借代来探讨自我存在的精神状态与日常。这个差异化的产生，不像是以上海为对象的描摹和思考的延伸，倒像是北京与上海两地文化与精神面貌的共像，所触发的对于自体和生活环境的观照。
之后2002年开始，她创作“保持沉默”，2008年，她完成了“全裸”系列。这个时候，她已经辞职一年，专注地只做自己的创作。
2007年台北诚品画廊的个展现场
2008年，40岁的向京做了“全裸”个展亚洲巡展，然后她决定暂停这个系列的创作
策展人朱朱在2008年3月的一篇文章《在魔咒的内部》的开篇有这样的一句：“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流产与分娩之后，向京决定结束她关于‘女性身体’的阶段性工作。”，不论是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论调背景，也不管向京是否强调打破性格界线的僵域，仅从这句话里，却不难洞悉向京作为一个创作者，在敏感的内心与身体都经历了过多不安的现实之后，以身体为创作媒介（或者应该说触媒），在对自我的精神、身份、存在和命运进行发问和质疑的合理性。
她一再重申，自己是个宿命论者。但是，没有人一开始就宿命的，总要经过了一些什么，看过了一些什么。信了，或者妥协了。
向京“宿命”，也许就是从“全裸”系列开始的。
之后2009年，向京跟瞿广慈搬回了北京。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在紧跟着的系列“这个世界会好吗？”里，已经很难找到关于忧伤、焦虑、不安或者孤独的显露了。一组“凡人”系列和“异境”的动物形象，将向京所探讨的命题格局变得很大。从自我到世界到自然界，她的关注点不再仅仅只是个体的精神和生存状态，而是真正的生命体，真正关于生死、平衡、存在和消逝的命题。
去年在北京民生美术馆展出的“S”，则似乎从“生死”的论述里，重新回到了关于“人”的核心，只是不同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与精神关系的探讨。
而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会好吗？”，还是在“S”，艺术家自我形象在作品中的凸显，已经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自我，似乎真的成为了一个客体，成为她在这一个阶段观看的角度。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Hi艺术=Hi，向京=向
03
不可不在的现场
Hi：这次的展览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比如跟去年的“唯不安者得安宁”。
向：这回我第一次找了一个建筑设计师合作，请他从专业的空间规划和功能设计角度，给一些建议。所以你会看到入口增加的曲折悠长的路径，展墙与建筑之间特地留出的一个30公分的错位等，他帮我修改了原本最困扰我的入口空间。我根本的想法，是希望建构一个诱导肉身逐渐深入的感知觉的路径，通过这个路径，让观众在循序渐进地进入到这个剧场内。然后在这个现场，自主地去生发情感、思考或者其它。我这次的主题是“没有人替我看到”，这中间的“我”，是主语，也是观看和发生的主体。不可不在的现场，是我这一次展览很强调的一个状态。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Hi：这次的回顾展，将时间明显划分在了1999-2016期间，所以展览结构也是会跟着时间线索去建构吗？
向：不会。1999-2016只是个时间范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再早的作品实在找不到了。而1999年可以说是我整个创作的方向和结构开始明确的前后时间，所以就把时间划在了这里。作品的时间线索是完全打散的，系列也是打散的，我在这中间尝试去建构的是一个路径，通过以身体为感知媒介，是个感性还原的工作，在这个展览的现场让观者形成自主的感知和体会。我预设了一个可能的情绪关系，然后设计好让观者以怎样的顺序遇到一个作品再遇到一个作品，然后将每一个遇见的情绪串联。但是观众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些情绪，又是否有跟随1、2、3、4的路径将情绪串联，甚至于他们是否会在串联的过程里，都忘记了这个作品原先被创作出来的立意，那样可能更好。这是我希望的，将现场交给现场去完成。
Hi：也就是回到了展览的根本问题，文化输出与文化生产的延伸命题上了——如何让观众通过观看和体验，完成对于文化的再生产和再输出。
向：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替我看到”的这个“我”，是这一场展览的主体，也是每一个来到现场的观者。我希望将对展览的阐述和解说的主动权交给观众，让每个人在这个现场自己去寻找和建构他们内心的所载，而不再是关注艺术家在表达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这一块是我想要通过这个展览来验证的，很重要。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04
而性格也曾缔取的幸运
Hi：1999年有另一个意义是，你当时跟着瞿广慈先生一起移居到了上海。
向：是的，1999年开始，我在上海待了十年。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是等到31岁才到的上海，所以对上海各种不适应。最强烈的有两点，一个是体感上的，气候非常不适应；另一个是语言完全听不懂。也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这些对于一个神经质的人可能比较致命，再加上那时候也年轻，没有现在的心态这样稳定，所以等于说整个生活的环境都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慢慢说服自己说好吧，接受这个城市。
Hi：你当时似乎有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做不出来雕塑。就是因为对上海的不适应造成的吗？
向：那其实是来上海之前的一年。1998年，基本上是我极其焦虑的一年。创作处在一个瓶颈上，那种阻塞的感觉，非常痛苦。一个是对自己以前的创作不满意，又向往着开始些什么，可又没有条件，也没有想充分，各方面的原因导致整个思考、状态都堵在那，做不出来东西；一方面又在犹豫是否还是应该按以前熟悉的方式去做东西，因此一直在那耗，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做什么。但是做不出来东西，不代表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当时对自己的创作方向、创作系统等等都有很多的思考，也看了很多的书。那个状态后来到了上海，却变得顺风顺水了。当时一来到，学校就给了个空间让我们做创作，工作生活和收入也相对稳定，所以也就比较安心地做创作了。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Hi：刚到上海的那种文化习惯、地域气候的差异反应，在你的创作里被直接地反应出来了，还是其实催发了你的创作灵感？
向：应该说，它映照了我在性格上的一些反应。我肯定不是一个开朗的人，没有办法一下投入到沸腾的新生活。对很多事物也没有很好奇，甚至还有些主观意识上的自我封闭。这种状态可能对于适应新生活不是太好，但是却反而客观上导致了我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作这个事情上去。加上对于上海的抵触心理，总是很别扭的情绪需要发泄出来，创作又能让我不去注意那些叫我很不适应的事情。好在，创作对我的治愈效果还是很好的，同时还产生了很多“附属产品”。现在回头看，我创作的爆发期也几乎是在上海的期间。所以我总是有一种命运感，而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我不是神经质，又封闭着自己，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看来很重要的那一批作品了。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05
我至今犹在遇见地宿命
Hi：这也是你宿命的其中一个原因吗？
向：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方面的体现。以我这个人的特质来说，外部环境的差异对我造成的影响不会太大，也不太会影响到我的创作。能影响我的，可能是内心的某种很深刻的体会，或者是我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改变。只是有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意识到冥冥之中，命运早已做好了安排。之前我与一个哲学家聊天，说到没有孩子这个事情，我其实不是刻意不想要，只是错过了。但是耽误了便也就耽误了吧，没有必要遗憾什么。那天他后面说，也许有孩子的话，我就会分心，在创作这条路上也就不可能这样子一直深挖下去了。这一点我现在是认同的。虽然我的生活非常的单调无趣，但至少在创作这件事情上，我做到了某种强度，也获得了相应的充盈感。我也常常反过来想，觉得是老天要给我安排一个使命必达的事情，所以才让我的人生没有那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情，才让我的创作进行得这么顺，然后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2017 “向京：没有人可以替我看”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
Hi：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命运存在这件事的？
向：40岁以后。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受的打击非常大。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思考过生和死的问题，也一直认为自己是想过的，也想的挺明白的。但是直到自己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面对亲人的死亡时，才意识到以前自己以为的认知，其实都太矫情了，人只有真真正正站这件事情面前，你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力量有多强大。
Hi：你之前说过接下来轻易不会再碰雕塑了，那么你将怎样来填补这些空下来的时间呢？
向：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一些文本的梳理工作，还有展览。我对展览空间的把控非常有瘾，怎么样通过对空间的重新布置或者建构，改变它与作品之间更多的关系和可能性，这是我也别乐意干的一个事儿。然后也想要去尝试一些其它的媒介。创作还是会去做的，只是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烈的原因，我应该不会再想去做雕塑了而已。
Hi：听说你一直用着这个旧版的诺基亚，对于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介，是不是真的不打算尝试了？
向：（笑）你等我明年就有了。
部分现场及生活图片提供：向京Studio、龙美术馆西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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