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大新闻女生：2个月走访超生家庭，完成了可能是史上最厚重的毕设 | 媒专栏
自2012年开始，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行了毕业论文改革，学生可以在毕业论文和毕业作品之间任选其一，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惊艳的作品。在今年的毕业季，有学生花两个月时间实地调研，为我们呈现了一组潮汕地区“超生家庭”群像故事。
作者 | 钟嘉欣
来源 |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
作者说：当我将毕业作品的题目确定为超生家庭的故事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故事。从2016年1月中旬至3月中旬，我在广东珠三角及潮汕地区，走访多户人家。虽然基层政府在不同程度上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多个地区，超生情况仍然较为普遍，受传宗接代及多子多福的观念影响，不少家庭仍选择多生育孩子，尤其是男孩。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诞生，每一个孩子的上户、抚养、教育、心理、成长等问题，给不同的家庭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故事。
选择这个主题做毕设，困难超过我的想象。
在采访期间听到的种种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刷新我的世界观。我曾经有预想过，采访的家庭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但现实生活永远出乎意料，很多故事是我很难想象的，这是不同于我生活的另外一个世界。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不好加以评论，只能将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讲述给大家。（为尊重受访者，故事中的人物均为化名，同时，为尊重他们对我的信任，部分照片目前尚无法公开，但相信这些照片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因为它们记录了历史。）
我还要再生
1992年出生于汕头市潮阳区峡山镇的肖家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最大的两岁，最小的刚满月，都是女儿。最初认识她，是在微信上，她的微信头像是她最小的女儿，朋友圈上面都是她三个孩子的照片以及一些吃吃喝喝的日常。
初次见面，是农历正月二十四，这一天是她娘家迎老爷的日子，并无工作的她，带着最大和最小两个女儿回娘家凑热闹。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一排排青砖平房安静整齐地坐落在一片片还没开始插秧的稻田尽头，迎老爷的活动已经结束，地上留下许多烟花礼炮的碎片还没来得及清理，人们热闹过后留下的垃圾被风吹起四处散落。在村口等待了十分钟之后，便看见肖家玲牵着大女儿出现在我眼前：大概一米六的个子，一身红色连衣裙配上黑色高跟鞋，及腰的柔顺长发，白皙透红的脸颊带着点婴儿肥，身材凹凸有致，声音轻柔，跟身后稍显脏乱的村落相对比起来似乎有些不搭调。光看她的样子，很难想象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你真好看。”我夸她的时候，她还有着些许羞涩。
按照潮汕人的说法，算虚岁的话，肖家玲今年已经是25岁了，年纪也不算小了。2013年大专毕业后，经人介绍，肖家玲便与大自己两岁的丈夫结婚，不久便怀上了大女儿。大女儿今年2岁，二女儿1岁，小女儿刚满月。
中午时分，肖家玲便给小女儿洗澡，脱衣、擦头、洗身、换尿布、穿衣，一个个环节干脆利落，动作熟练，对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她来说，照顾孩子是一件熟悉而轻松的事情。
“我毕业就嫁人生小孩了，我还要再生。”她说。
“你是特别喜欢小孩子吗？”我一脸疑惑。
“我要生男孩，在我们这边一般都要生到两个男孩的，我生的三个都是女儿。”她一脸的云淡风轻。
在肖家玲的家乡，人们总是想多生孩子，孩子多了，以后总会有出息，就可以改变家族命运，帮助其他的兄弟姐妹。如果肖家玲还要生，那么她这一生至少要养育五个孩子。
亏本货
她美丽，身边总不乏追求者；她优雅，走在路上总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她聪明，每年奖学金的名单上总会有她的名字；她能干，参与众多活动的策划将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一个看起来完美的女孩，但我一直不知道，原来她缺爱。
出生在江门市的城区，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江霏从小没有受到过父母过多的宠爱。父母忙于工作，江霏从上小学开始，就学会买菜、做饭、洗衣，分担家中的各种家务。姐姐在老家念书，大多数时候，江霏都与哥哥在一起。在家里，父母尤为疼爱哥哥，对江霏不重视，这让她十分难过，因此，她从小就知道，她必须努力，必须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别人才能看到她，喜欢她。
江霏祖籍梅州，每年过年，一家人都会回老家。老家在梅州市兴宁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每次进村，都需要经过一段泥泞小路，穿过田野、几经颠簸、多番辗转方能到达。小村清幽宁静，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不带任何商业气息，最近的菜市场，也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村民耕种、圈养牲畜，日常生活自给自足，村民悠然自得，远离喧嚣，像是被尘世遗忘。年轻又有能力的一代纷纷搬离小村奔向城市，他们怀揣着梦想，带着憧憬，同时也保留着小村庄世世代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在城市生根发芽。
江霏说，从小到大，爸妈都说她跟她姐姐是“亏本货”。
“爸妈说我跟姐姐比较有出息，让我们工作之后多帮帮哥哥，生活上给哥哥多一些物质支持。”她无奈地说道：“以后工作买房结婚我都得靠自己，帮了哥哥，那谁可以帮我呢。”年初五到江霏老家做客，一家人的热情，让我觉着江霏父母并没有她描述的那么不近人情。直到第二天午饭时间，我们在餐桌上闲聊。
“你毕业不能那么早就嫁人，你听到没有。”江霏的母亲在饭桌上告诫江霏。江霏默默不语，饭桌上一家人似乎陷入了默然而生的尴尬里。
“我妈害怕我嫁不出去，巴不得我毕业就嫁掉。”我开玩笑道，希望打破这寂静。
“把女儿养那么大就给别人了，岂不是很亏。”江霏的母亲说道，笑容在我脸上僵住了，我变得无所适从。
饭后江霏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解释道，她的大姐前年刚研究生毕业，在去年年末，跟同门的师兄结了婚。儿女结婚成家本应是件高兴的事情，而江霏的父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江霏的父母责怪江霏的姐姐毕业没多久，还没来得及给家里赚一些钱就急着结婚，同时，他们对这个家里没钱没权的女婿也没有什么好感。
“最近家里买了房，140平的，在江门。”江霏轻轻叹了一口气。
“买个大房子不好吗？住得舒服一点。”
“房子是买给我哥结婚的，首付的钱是借的，以后房贷由我和我姐姐来还。”
江霏老家的村庄
别人家的状元
17岁从高中辍学之后，刘斌开始在家周边打零工，直到二十岁，他考了驾照，在亲戚的帮助之下，他开始做起了货车司机，走南闯北，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
刘斌的家在揭阳市揭西县的一个小村里，小村庄错落着一排又一排青砖瓦房，村里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只留老人小孩在村里，许多老房子也已经空置衰败，但还是不难看出，这里也曾有过人丁兴旺的景象。刘斌有六个孩子，三个孩子还在周边上学，便还留在身边，三个较大点的孩子，都在珠三角工作。作为职业的货车司机，刘斌的收入并不高，拉扯六个孩子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盼他们有出息，村里的人都想着生孩子就像买彩票一样，生得多了，总会有一个有出息的，那就可以改变家族命运了，我没想太多，只要他们各自安好就可以了。”刘斌说道。村子里土生土长的村民们都有着多子多福的想法，无论要生多少个，家里至少得有两三个儿子。
“他们重男轻女是他们的事，反正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心头肉。”
三十多年来，刘斌开着大货车走南闯北，维持生计，一家人生活虽苦，但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无论男女，他都宠爱有加。刘斌的四女儿刘莹一直是一家人的骄傲。2011年，四女儿参加中考，放榜当天，刘斌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一个人跑去女儿的学校看成绩，当看到女儿是镇上第一名的时候，他的喜悦无以言表。
年轻时候的刘斌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由于家里穷困，高中没上几天他就辍学回家打工，这么多年来，这也是他的一大遗憾。文化水平低，年轻时候的他四处碰壁，大半生奔波劳碌，他不希望他的孩子重蹈覆辙，走上他的老路。生活再苦，只要孩子要念书，想尽办法也要支持下去。
得知女儿是第一名之后，刘斌迫不及待地跑回村里，告诉家人和邻里街坊这个好消息。村民们前来道喜的时候，无意间说的一句话让刘斌火冒三丈。
“你这是别人家的状元，长大后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了。”
“是我的女儿，一辈子都是我的，都是我家的！”
如今，刘斌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在东莞打工，二女儿已为人妻，工作后考上了研究生，定居深圳，三女儿和丈夫在广州创业，四女儿如今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医学院，五女儿在念高三，小儿子念高一，三个孩子仍在念书，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
“不管他们以后出来做什么，他们现在喜欢的，我就支持，我再辛苦几年也没关系。”刘斌坚定地说道。
放羊式教育
杜志文和太太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两人从小就是很好的玩伴，长大后，很自然地就走到了一起。两人结婚之后，杜志文太太没多久就怀上了大女儿。作为父母唯一的男孩儿，杜志文一直也希望自己也能有个男孩，来“延续香火”。同村的村民开始发现，在杜志文结婚后的近七年时间里，他的太太几乎都在怀孕和坐月子。在生育了四个女孩儿之后，杜志文夫妇终于在2000年如愿得到了一个男孩。
东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城镇化程度高，所谓的“村”仅仅是过往留下来的一个称谓，同时，在这片生育观念并不十分保守的土地上，这样拥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多。
在东莞，凡是农村户口的居民每年都会享有不同程度上的村民福利，杜志文一家也不例外。但由于超生，杜志文一家只有夫妻俩、大女儿和二女儿可以享受村民红利。即使不工作，这个家庭每个月所分得的红利也足够支撑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为了给儿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十余年前，杜志文做起了废料回收生意，一家人生活颇为舒适。他在物质上尽可能地满足儿女们的需求，在教育上，杜志文都一视同仁地采取放羊式教育，任由其自己选择发展的方向，自己做决定。
就在这种开明式的教育下，儿女们跟杜志文的关系特别亲密。“遇到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也会问爸爸，爸爸总能给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四女儿杜澄说。“爸爸说他跟妈妈就像是两个牧羊的小孩一样，两个人安静地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迎着微风，看着前面一堆小羊在自由奔跑。”小儿子杜晓斌把他的父母描述得特别浪漫。
杜志文的五个孩子头凑在一起看手机
寨子
郑直是家里的老大，是父母唯一的儿子，是六个妹妹的哥哥，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今年30的他，早些年在深圳打拼，但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于是便回到位于汕头市潮南区平湖新村的老家，随父亲一起做海鲜贩卖的生意。
“在家千日好，在外半日难。”家乡的村庄靠近海边，跟随父亲贩卖海鲜，母亲在家帮助妻子共同照顾小孩，郑直在家的日子过得尚算舒适，只是日复一日地在海边劳作，使得郑直看上去有点显老。
作为传统的潮汕人，郑直的父母一直想家里有两个男孩，奈何大儿子出生后，后来一直生的都是女儿。即便如此，在女儿们没有出嫁前，父母更疼爱女儿们。但女儿出嫁后，就截然相反。
郑直的大妹妹和二妹妹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她们都是通过相亲认识自己丈夫的，嫁得离家不远，但并没有过得很幸福。大妹妹丈夫在外工作出轨，二妹妹怀孕时因为从丈夫口袋偷拿25元看病遭丈夫兄弟家暴，姐妹俩回娘家哭诉，不愿回夫家，却被父母训斥：“这是你们的家事，你们自己解决，快回你们家去。”在父母的眼里，嫁出去的女儿便成了“别人家”的了。
三妹妹在中山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四妹妹从小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在七岁的时候主动要求父母将其送给别人收养。在送养之后，四妹妹始终与家里保持联系，与家人关系尚算融洽。五妹妹、六妹妹分别都上了不同的大学，至今都还没毕业。
家里排在后面的四个妹妹，是父母的骄傲，她们都考上了省内不同的大学，是村里少有的大学生。村民总会夸奖说，你家的孩子真棒啊，可以念大学。但是，夸奖过后，他们总会补上一句一直以来令父母很尴尬的话：“可惜都是女儿，女儿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郑直一家所在的平湖新村本来由两个寨子组成。古时为了团结村民，抵御外敌，寨子外筑有一堵高大的围墙，将整个寨子包围，只留东南西北四个小门进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寨子也渐渐衰败，村民们逐渐搬出寨子，在寨子外建起一栋又一栋的楼房。郑直一家也在十余年前走出寨子。寨子外的围墙上，是村委会张贴的计划生育宣传栏，上面展示着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各种避孕、预防疾病的方法。
“我们看了这些，对我们也不起作用。村委会也有发避孕套，但是我们都不用那种东西。”郑直说到。
“为什么不用？那你们怎么避孕？”
“我们这里的人对那些东西不放心，要是不想生孩子夫妻就分开睡，有时候忍忍就好。”
在许多年前，寨子的围墙把村民围了起来，保护了起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村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在今天，村民们大多都走出了寨子，甚至走向了远方，但是许多人的生育观念、性观念等似乎还困在寨子的高墙内，不敢向外面的新世界迈开一大步。
已经衰败的寨子
这是我侄子
在梅州的一个小村子里，我拜访了钟惠城一家。双向两车道的平滑水泥路直通村里，钟惠城的家就在这条路的边上，屋前是一片广阔的稻田，还没到播种的季节，地里光秃秃的，还散落着一部分上一年没收拾干净的干枯水稻杆，屋后是一片并不茂密的山林，稀稀拉拉地长着一棵棵挂着金黄果子的柚子树和低矮的灌木。
农村地多，门前一大片的稻田和午后的柚子林都属于钟惠城一家。坐着公交车，可以在钟惠城家门口下车。推开半米高的竹篱笆，可以进到他家的院子里。院子很大，大概有五十平米，地面铺了平滑的水泥，平日里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在秋收的季节，便成了绝佳的晒谷场。院子里建着两栋连着的平房，一栋两层，建了有些日子了，从窗户墙体里看出来岁月的痕迹，另一栋是这两年新建的，只有一层，还没来得及装修，墙面的红砖裸露着。
钟惠城出生在1991年，初中毕业时，年仅16岁的他便外出打工。钟惠城家世代农民，一生淳朴安分，一家人也平平静静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在村子里，钟惠城家一直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生活，小日子也过得温馨舒适，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件事让他的心里不太舒服。
他是家里的大儿子，父母在生下他后，并没有立即给他上户口。1995年妹妹出生，1997年弟弟出生，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父母决定不再生育，便开始打算给孩子们上户口。但是按照计划生育规定，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儿方可生第二胎，为了逃避超生的惩罚，父母先帮弟弟妹妹上了户口，随后才将他的户口落在邻村的亲戚家。
村子小，家里长短街坊邻里都会知道，为了避免流言蜚语给家里带来经济处罚，钟惠城的父母在外一直不敢承认钟惠城是他们的孩子，对于超生一事一直讳莫如深。在我上门拜访准备离开时，钟惠城的父亲让我留步。
“等一下，我让我大儿子送你出去。”
“什么儿子，老糊涂了你，侄儿来，送客人到镇上坐车。”钟惠城的母亲扭头瞪了她丈夫一眼。在外人的眼里，钟惠城的父母只有一儿一女，并无大儿子，在外，对别人介绍时，只称钟惠城为“侄子”。20多年过去了，钟惠城已经习惯了“侄子”的身份，始终没有跟自己的爸妈“相认”过，跟弟弟妹妹不一样，他只能管他的父母叫“叔叔”、“婶婶”。
吓小的胆子
黎鸿出生于1994年汕尾市区的一个小康家庭，祖籍普宁市梅塘镇。在线上交流时，黎鸿十分健谈、幽默，想象中的他是跟普通城里孩子一样，阳光外向，但在汕尾看到他本人时，跟此前他在网络上的状态截然不同，内敛、少言、沉稳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在高铁站上接到我之后，黎鸿驾着车熟悉地把车开进了一个小区，领着我上楼。开门，房子宽敞明亮，但却显得有点冷清。黎鸿父亲是汕尾市区的一名普通公务员，母亲和大姐在深圳经营着一家餐饮店，二姐已经出嫁，黎鸿平日在家附近的一个大学上学，只有周末回家，平日里，只有黎鸿父亲一人在这偌大的房子里生活。
黎鸿的父亲在八十年代末就是汕尾市的公务员。由于还是农村户口，在生育第一个女孩之后四年，可再生育一个孩子。黎鸿的母亲在生下了黎鸿的大姐后两年生下了黎鸿的二姐，为了生育一个男孩，生下第二个女儿后，黎鸿的母亲并没有立即帮孩子上户，而是把孩子送到了乡下娘家抚养，并将二女儿的户口挂在了乡下的大伯家里。两年过后，黎鸿母亲第三次怀孕，很幸运的是，这次如她所愿，怀上了男孩，也就是如今的黎鸿。
为了保住工作，躲避超生的处罚，黎鸿父母一直不敢与二女儿相认，直到二女儿六岁时，才将其接回家。起初，由于生命最初那六年缺少亲人陪伴，二女儿跟家人的关系较为疏远，称爸妈为叔叔、婶婶。一直到初中，计划生育抓得没那么严了，二女儿才开始改口叫爸妈，也就在同一时期，黎鸿父母才敢公开说自己有三个孩子，并谎称当年已经受过超生处罚。在二女儿六岁到上初中前这段时间里，对超生查得比较严格，经常有计生委小分队上门检查。
“小时候被计生委的人突击检查，当时房子也小，一听说有人敲门检查，我们姐弟仨就要吓到躲进衣柜里面，缩成一团，直到听到屋外没有动静了，人全部都走光了，我们才敢推开门出来。”黎鸿回忆道。
在那段漫长的时光里，每当有人敲响家里的大门，姐弟仨就会异常惊恐，继而迅速躲进黑暗狭窄的衣橱里。在清明假期，女儿们带着父母到深圳游玩。看到孩子们都已成人，有着各自的生活，黎鸿的母亲倍感欣慰。但是回想起孩子们童年的那段时光，她仍觉得有着一丝丝的遗憾。童年那段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们的性格。
“都是因为小时候被吓到，所以现在几个孩子胆子都不大，都怕生人。”黎鸿的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为尊重受访者隐私及意愿，本文未使用采访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