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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的隐私消费:这场结婚风波,可能是一次“舆论杀戮”的前兆 | 全媒观

2016-10-14 腾讯传媒 全媒派



十一年前,张靓颖在全民注视下一路脱颖而出;十一年后,她却陷入全民争议的境地。

 

同样是一波高过一波的声浪,这次张靓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可吊诡之处在于,为何大众对这场“结婚风波”口诛笔伐,围观的快感又从何而来?更为关键的是,社交舆情掀起的愤怒与困扰,如何才能找到休战解药?

 




舆情数据揭示风暴如何形成

 

结婚事件的来龙去脉,想必各路围观群众早已有所了解,经过几回声明、爆料、再声明的撕扯,最新进展是10月11日,张靓颖32岁生日会直播,与张母、冯轲和睦同台。

 

百度指数显示,自10月9日张母反对信发出后,网络上对#张靓颖#的关注度几乎是呈爆炸式的上升趋势。

 


全媒派(qq_qmp)基于“微舆情”系统生成舆情报告,其中,热点词词云图显示,“洗脑”、“小三”、“反对”等成为事件核心关键词;卓伟、张靓颖母亲等则是关键人物词:




从网民转发及评论情绪来看,“摊手”、“微笑”、“doge”等典型吃瓜群众的围观表情所占比例最高:

 


 

由此,一个关于被爱情洗脑、被母亲撕扯的“受害者”狗血故事成功擭取大众注意力,“是否有小三存在”、“是否被侵吞财产”等情节则让围观者操碎了心。

 

转折出现在10月12日,张靓颖、张母和冯柯三人“和睦”出现的画面,成为舆论走向的滑坡点:炒作之说开始蔓延,即使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张靓颖在微博上接连发声,也挡不住网友们对她的质疑与失望,批评之势愈演愈烈。

 


 

短短5天时间,张靓颖从“被同情”到“被质疑”,个人私域被完全“扒光”,社交网络上猜测、争论与愤懑交织成一张舆论大网。看客消费名人隐私乐此不疲,却抱怨自己的情绪被牵着走?

 

这一悖论背后,是更为深刻的“围观快感”的存在,而这种大众心理往往是“网络暴力”的危险肇始。

 

从网友手撕王宝强离婚事件中的马蓉、宋柯,到狂喷乔任梁去世后没有发微博哀悼的陈乔恩,再到今日怒骂张靓颖一家,看客围剿从来不曾停歇。这场社交时代的“围观杀戮”,何时才能找到休战解药?

 


围观热情演变为舆论暴力?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获得信息和交流观点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小范围时间能在分秒之间蔓延到各个平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让人以无数的话题和角度咀嚼。

 


 

“网络欺凌”也因为平台属性升级而产生新变化。各类社交App、直播平台让恶意言论与情绪有了更直观的呈现。电影《商务囧途》中提到学校欺凌,一个年轻人说:

 

“在我父亲的年代,学校欺凌至少有个结束的时间,放学就结束了。可现在不一样,即使放学了,也可以通过各种社交APP继续欺凌,被欺凌者几乎无处可逃。”

 

社交时代下,遭受网络暴力的人无处可逃。

 

网络羞辱文化的生长

 

莱温斯基在她的TED演讲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在今天,践踏他人尊严、侵犯他人隐私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赚钱的产业。因为羞辱得越多越狠,人们点击得就越多,随之而来的广告费也就越多。于是,“商人们”开始以对他人私人领域的侵入作为原料,来无情的挖掘、包装和销售他人的痛苦。

 

 


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循环。人们对八卦、丑闻点击得越多,就会对故事背后的人越麻木,久而久之,便点击得更为坦然。而文化中充斥的公开羞辱越多,就更容易被接受。麻木不仁的网络环境让网络煽动、隐私侵犯、网络欺凌愈发猖獗。这种转变创造出了尼古拉斯·米尔斯所说的“羞辱文化”

 

舆论主导事态发展

 

社交时代的网络暴力,已由人肉搜索的威胁转向舆论风暴的冲击。当我们再次梳理“张靓颖冯轲结婚风波”,就会发现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和推进几乎都是由着舆论的走向。

 

根据“微舆情”舆情报告,“事件核心传播人”由大V主导,无论是事件发酵期、爆料期还是转折期,核心传播人掌控着一个个舆论节点,并带动网友情绪“峰回路转”。

 


 

这个复杂如电视剧般的故事,社交网络缺一环都无法讲完。整件事情看上去是由全民星探、张母及张靓颖、冯轲两方主导,但两方的所作所为都是紧紧围绕着舆论风向而走。甚至于最后张靓颖新专辑销量的惨淡也超出了两方的本来预期。这一次,事件的后果得跟着吃瓜群众的嘴走了。

 


舆论裹挟的网络土壤

 

就张靓颖一事而论,阐述事件本身的、站队的、价值观输出的、以此为噱头来进行商业推广的……这些消费性言论都到底在消费什么?

 

消费隐私的惯性心理

 

名人隐私空间因职业特性存在一定的让渡。一般认为,“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在社会地位和责任、社会资源、成名、宣传等方面享受到了较多的权利,他们必须牺牲另外一些权利以保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黄瑚《新闻传播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蔡康永也认为,“明星应该接受娱乐圈这样的规则,那就是他们在工作内容之外的其他部分也要拿来被消费”,然而,大众对名人隐私的消费,早已逾越界限。

 

张靓颖一事中包含一种围观快感,这种快感产生于可以平视,乃至俯视名人的心理。“喜闻乐见”的财产争夺、母女撕扯等社会新闻戏码,如今被名人演绎,暗合网民窥探、八卦和发泄的情绪。

 

在每天都要面对海量信息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精力去追究事件的真实性或正义性,一旦形成热点,便成为盲目跟风、四处散播和起底名人的巢穴。这样的围观与声讨成本极低,因为即便是放纵自身言行,也鲜有人来追究你是谁、你的所言所行都导致了什么。

 


 

网民画像+网民心理

 

根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然而,在这接近7亿的网民中,低龄(19岁以下)、学生群体的占比分别为46.1%、46.4%。与2014年底相比,10岁以下低龄群体、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均有所提升,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



虽然年龄小、学历低不能与网络暴力中的“肇事者”划上等号,但网民的年轻化易使他们遇事冲动,学历层次较低也极有可能制约思考的深入全面程度,因此其言论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往往带有更多的随意性与情绪化色彩。

 

在很多情况下,大众的窥私心理、仇富心理以及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优越感也是网络暴力中的重要催化剂。当网络讨论中某种极化观点形成时,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为了避免孤立地位,网民们或是妥协、或是从众,“讨伐”当事人的声浪势不可挡。

 

深陷困扰的当事人

 

纵观近年来受关注度较高的网络暴力事件,当事人正面还击的情况很少。这样的退避往往会造成事件的恶化。在百度新闻上输入“不堪网络暴力而自杀”,搜索出的结果竟近1000条。

 

 

当然,在网络围剿面前,也有人选择积极应对。2013年7月中旬,一条名为“袁姗姗滚出娱乐圈”的微博热门话题出现,并长期占据排行榜前列。袁姗姗被列出不受欢迎的五大理由:长得丑,演技差,于正捧的,苦情玛丽苏,没有理由。

 

面对网友的叫骂,主角袁姗姗没有颓丧。人家让她“滚”,她便在微博上发出自己 “滚”的照片。积极健身晒出马甲线,组织 “爱的骂骂”活动并将网友的骂声变为善款用于残疾孤儿康复机构的手术费,参加TEDx演讲呼吁人们“在网络暴力中捍卫自己”,她成功地从这场网络暴力中逆袭。

 

 


借用袁姗姗TEDx演讲中的一句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像我一样,主动地从逆境中走出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事去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去爱。保持自己的真实,倔强地活下去。”

 


海外经验:舆论的“缓冲带”

 

据2014年皮尤报告显示,美国网络骚扰行为已变得相当普遍。在接受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40%称其曾亲身经历过网络骚扰,73%称其曾见证过其他人遭到骚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4年的9月发布了一则消息报道,在法国,6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中有12.5%的人都有过在网上被攻击的经历。网络舆论大环境下,海外是否存在有效的舆论“缓冲带”呢?

 

自发监督

 

社会心理学家谢尔盖·莫斯科维奇在他的小众影响理论中提出,哪怕是小众人群,只要能坚持下去,变化也能发生。深陷性丑闻事件的莱温斯基在她的演讲中就曾引用这个理论来呼吁公众以同情心遏制负面评论,及时发现并挽救处于自杀危机中的人群,为社会氛围和网络净化做出贡献。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可以通过站起来来培育小众影响力,站起来是说不再冷漠旁观而是发表积极评论支持受害者或是举报欺凌现象。相信我,富有同情心的评论能够减少消极效果。”

 


 

另外,不少国家也鼓励网友通过相互监督来净化网络风气。人肉搜索者会揭开匿名攻击者的真实身份,帮助互联网“清理门户”。然而,这样的行为也容易带来了新一轮网络暴力

 

技术支持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开发反网络暴力的技术。日本警视厅专门委托软件公司开发了能自动收集“网络犯罪预告”言论的软件。法国重视减少网络不良信息力对青少年的伤害,在政府干预下,网络服务商有义务向用户推荐“家长监督器”等青少年上网保护软件。美国很多商业网站都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并使用针对不良信息的过滤器。其中,SurfControl公司推出的“网络巡逻”(CyberPatrol)软件是过滤工具的典型代表。

 

 

 

法律约束

 

网络暴力甚嚣尘上,最有效的当属完善法律进行遏制。

 

2008年底,由于美国网络暴力第一案梅根事件的发生,美国国会通过了《网络欺凌预防法案》,规定任何人如果带有胁迫、恐吓、骚扰或引起大量精神折磨的意图与人交流,并用电子手段做出恶意行为,就将面临罚款和长达两年的监禁。在日本,人们将鼓吹暴力的网络言论称为“网络犯罪预告言论”。韩国《刑法》也规定,在网上用暴力恶意恐吓或毁损个人名誉,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

 


 

另外,许多发达国家的警察局都设立了类似“网络警察”的职能部门,监控网络“危言”,随时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即便是有极为完善的法律,也难以规避一切问题的发生。因为法律只是社会底线,在法律之上还有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的规范。

 

最后,我们希望以一位13岁的小姑娘Trisha Prabhu的美好设想作为结尾。她开发了一款叫做ReThink(三思)的APP。它会扫描人们准备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内容,当检测到有攻击意味太强的内容时便会发出这种类型的警告:

 

“这条消息真的值得发送出去吗?”

“在发出一些攻击性强的消息之前,你想要冷静下来先思考一下吗?”

“请不要发出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信息!”

 

 

APP推广之后,Prabhu做了1500多份调查,发现在收到ReThink推送消息的青少年中,有93%最终改变了主意,将这些恶意中伤的信息收回。希望每一位抱有围观热情的人,也能在心中辟出一条情绪缓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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