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赎与信任重建：2017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
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王沛楠执笔，王馨逸、张耀钟、沈晓波、薛瑾、邱伟怡、谢张天、刘亮参与相关编译工作，史安斌教授担任学术指导
© 文本已获得清华全球传播（tsinghuagc）授权转载
2016年，全球传媒业面对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新媒体”这个概念几乎以年为单位在更新，不断涌现的新传播技术也在各个方面成为“人的延伸”。与此同时，脸书、谷歌等曾是新媒体界翘楚的互联网巨头们开始显露“利维坦”的本性，利用自身巨大的用户资源和平台资源，在重塑世界的同时吞噬着世界。
2016年动荡的世界政治局势也开始撼动了传统媒体的根基。报纸和电视网的收益不断下滑，横行社交媒体的虚假新闻却吸引公众的目光；受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岌岌可危，而传统媒体却逐渐远离底层的民众。
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主流媒体越来越难以准确反映复杂的民意，媒体与社会的“脱节”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如何重建与受众的信任以凝聚社群、重塑共同体的价值，是现在全球媒体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纷繁复杂的机遇和挑战，引发了传播学者和业界精英的关注与反思。基于近些年传媒行业的发展趋势的实践经验，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邀请了知名学者和业界专家，对2017年全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作了前瞻性的预测。
本文将从传播技术、新闻产制、媒体与受众、传媒行业以及媒体与社会五个角度出发，对2017年全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以期对学界和业界提供镜鉴。
传播技术：浸媒体的崛起
纵观媒介发展史，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会搅动整个传播行业的巨变。在互联网方兴未艾之际，新兴的传播技术也在不断涌现，其中的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已经开始被应用于媒体的内容生产中，对传统媒体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一次的传播技术革新，概括而言，就是以“浸媒体”为代表的体验式媒介的崛起。《硅谷百年史》的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认为，未来的媒体将不是用来“获取信息”，而是来“增进体验”的，受众将以“沉浸+参与”的方式全方位地感知并以此获得信息。
在2017年，虚拟/增强现实（VR/AR）技术的转型，播客（Podcast）的复兴以及机器人新闻的普及成为潜在的趋势。
虚拟/增强现实技术
2016年被称为VR元年。在这一年内，VR技术得以快速普及，各大厂商纷纷推出VR产品，《纽约时报》引领了VR新闻的浪潮，CNN甚至在总统大选中首次使用VR直播技术。在这场眼花缭乱的浪潮之后，与前几年实验性的、体验相对被动消极的VR新闻作品相比，2017年的VR新闻将会更加人性化，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感。
NYT推出的VR眼镜
环绕声、立体渲染等元素的加入，会使VR新闻的沉浸感更强，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自己探索新闻的巨大主动性，一举一动仿佛真如临场。由此，VR新闻便与受众间建立起了情感上的联结，人们对新闻故事的体知也将更为全面深入。
相较之下，AR新闻却仍然处于早期的实验阶段。其当下处境特别类似2015年的VR新闻，因其在技术方面的要求较高，媒体机构并不能完全支持其开发与运用，只能发挥AR新闻的有限潜能，故AR新闻的大规模普及还需要时间（Soto，2016）。
但VR新闻同样面临着挑战。VR新闻当下的最主要问题在于：过度依靠VR技术所带来的、最初的视觉冲击力，而无视了新闻作品所应具备的叙事品质。当受众对VR最初的好奇感消失，VR新闻仍旧面对着对内容质量的要求。
业界应回归传统新闻商业模式的中心要义：即讲述该讲述的故事，并用最全面、最有效、最广泛地媒介将现场实况推送到尽可能多的受众。
当前，很多媒体在并未较好掌握这一技术的状况下粗制滥造了一批低质量的VR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会消解VR技术原本所具有的媒介潜能，也大大降低了所用媒体的公信力。我们应学习BBC VR“叙事为上”的优秀经验，核心目的是“叙事”，而非“VR”，全面描述实地情况，以帮助受众把握新闻。因此，2017年应是“回归叙事”的高质量VR之年（Grut，2016）。
播客（Podcast）
播客这一数字广播技术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萌发以来，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
播客的出现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于“广播”这一媒介的亲切记忆，而又不必局限于广播单向的、固定枯燥的节目形式与安排。
播客可以让网友可将网上的广播节目下载到自己的iPod、MP3播放器或其它便携式数码声讯播放器中随身收听，不必端坐电脑前，也不必实时收听，享受随时随地的自由。更有意义的是，用户还可以自己制作声音节目，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与互动。
而2017年，播客这一“老”新媒体，也在其产业结构、媒介属性、发展方向上有了新的变化。
新闻类播客的异军突起是2016年播客业出现的最大变化之一，这一趋势在2017年有愈加深入之势。播客的特性使得其在突发新闻的报道中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播客通过富含感情的个人叙事，用声音将受众代入现场，大大加强了新闻的贴近性与情感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像其前身的广播——由少数人控制了传播的权力，而是将内容制作的垄断权力转交给一般受众。
播主可就突发事件即时开播，不仅速度较快，也便于受众听取各类解释的论据和观点，对单一话题进行多方面深度解析，让人们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中寻求真理（Silenzi，2016）。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既对脸书上泛滥的各种流于浅表的“后真相”深恶痛绝，也对推特繁杂喧嚣的推送心生反感。于是，体现新老媒体融合趋势的播客便是传播突发新闻的新型平台。
也有学者表示，2017年，播客的产业结构分层将更为明确，专业化程度也会更高，产业愈来愈两极化。原创播主（Podcaster）和NBC这些大型播客内容制作者已经占据了播客内容的主流。
大型的播客内容制作者愈加不像“播客”，转而向媒介公司挺进，它们不再依赖于单一的第三方平台，转而开始研发自己的分销渠道。而原创播主的现状却仍然堪忧，但他们认为，只要原创播主能坚持内容为王，原创至上，其成功是必然的。如果其不以精品理念要求自身，盲目追求数量和覆盖，量大而质不精，就将难以产生忠实的受众（Nuzum，2016）。
机器人新闻
2017年，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将依然会是全球新闻业新技术运用的一大焦点。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的科研人员就开发出可以生成文字的电脑程序。2014年3月，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机器人仅用三分钟便撰写了有关加州地震的报道，震惊了媒体圈。
后来，机器人在全球媒体圈内应用越来越广。近年来，腾讯公司的Dreamwriter和新华社推出的机器人“快笔小新”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未来，机器人将不仅仅局限于新闻的撰写层面，而是更加广泛介入到新闻制作的各环节，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搜集、分析能力，为记者们提供宏观全面的背景资料，既可以为新闻媒体节省日趋昂贵的人工成本，还能有效地追踪受众的阅读偏好与路径，更加精准地帮助媒体机构推送新闻，以此显著增加受众对特定媒体的忠诚度。简言之，机器人不仅能帮你“写”新闻，也能助你更好地了解你原本也许并不深知的受众（Karolian，2016）。
与此同时，航拍新闻已经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运用。可以预见的是，无人机新闻在2017年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常规性的报道工具之一。无人机新闻自出现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宏阔叙事视野得到了受众的青睐。但是，依赖于无人机视角形成的新闻叙事模式还有待开发，如何像VR一样建构起一套稳定的新闻叙事结构，是未来无人机新闻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Lipman，2016）。
新闻产制：应对多重挑战
应对“后真相”
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当选使得我们进入了更加危险的“后真相”（post-truth）政治时代。
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后真相(post-truth)
在“后真相”的语境下，事实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受众只关心什么“感觉像是真的”。“后真相”这种将情绪置于真相本身之前的做法无疑让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同时也为虚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虚假新闻的隐患在于，当虚假信息难以区分时，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移动阴谋论。虚假新闻的阴谋论就像一种强大的病毒，不断地繁衍生息，侵蚀着我们的社会（Reißmann，2016）。
美国大选中，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竞选的各种真假莫辨的信息，其中最有名的莫过“教皇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这条由特朗普支持者炮制的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令很多信仰虔诚的选民感到困惑。
根据路透新闻研究院的数据，美国大选期间脸书平台上的虚假新闻数量与日俱增。其中，最著名的20条假新闻的影响力甚至在大选前夕超过了主流媒体的新闻。因此，在美国民众对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调查性新闻和事实核查类新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Ferris-Rotman，2016）。
面对虚假新闻对媒介环境的威胁，学者们开始关注如何去有效应对和遏制虚假新闻的横行。
首先，信息源的把关显得日益重要起来（Glendinning，2016）。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需要对新闻内容进行更为严格的把控和信息源的核查。以往，这被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很多人开始忽略其重要性，但它确实重要。在面临新闻事实的撕裂和伪造的挑战下，媒体叙事需要我们作为记者在生产新闻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细节、时刻保持警惕，对信息源严加分析和使用。
其次，增加编辑部的透明度能够使得受众更清晰的了解信息生产的过程，帮助受众有效辨别虚假新闻，进而增进传统媒体信息的可靠程度（Schwencke，2016）。通过增加透明度，受众可以了解到编辑部如何收集事实，哪些应该被视作事实；再以此为依据分析阴谋论和虚假新闻产生的根源，了解其内部的传播逻辑；最后，再用这些知识来扰乱谣言和假新闻的自我循环，以实现舆论环境的净化。
最后，近几年来兴起的事实核查类新闻和工具，为遏制虚假新闻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世界各地媒体都开发出了新的工具来帮助新闻事实的核查。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大学的一个团队一直在改进ClaimBuster，从电视节目和议会辩论中辨认相关信息和证据的真伪。在英国，事实核查机构Full Fact正在开发追踪各类政治声明的工具。而杜克大学也开发出了Share the Fact的小部件，帮助搜索引擎查找事实检查文章。同时，它还建立了一个Chrome浏览器扩展程序，在诸如总统辩论这样的新闻现场，提供即时的弹幕事实检查（Adair，2016）。
作为虚假新闻的重灾区，脸书也宣布将开发一款事实核查类APP，已遏制虚假新闻蔓延的势头。在事实核查工具日渐成熟的当下，2017年将是事实检查工具开发的关键年份。虚假的新闻会继续存在，但是有了这些工具人们接触到真实的新闻也将更多，对虚假新闻的抵制也将更加有力。
UGC的再发展
用户生成内容（UGC）在新闻界早已不是新鲜事，伴随着移动互联和数字终端的普及，UGC成为新闻消息来源甚至成为新闻内容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将更多依赖热门话题，追踪公众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故事。在这个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媒体设立热点编辑团队，是新闻采集的必要手段之一。
美国大选后，希拉里成为舆论的风暴眼。一位普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她郊野散步时偶遇希拉里的照片，不仅得到网友疯传，也登上了全球各大主流媒体的版面，因为这是希拉里在败选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不是在主流媒体上，而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脸书上。
社交媒体的的热门标签功能开启了“UGC变身新闻”的时代，让普通用户也能成为新闻故事的当事人和讲述者，媒体需要制定战略让UGC充分参与其新闻制作过程（Mandy，2016）。
借助UGC的渠道，媒体人应该增加与读者沟通的频率。网民自创内容一直是保持读者与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公开对话的最直白的方法，但那些唾手可得Q&A问答式的内容已不能视为为UCG的最佳形式，新闻工作者需要从受众那里挖掘新闻的信息源，并将它们的故事变成报道，这有利于建立长期的信任和忠诚度。如果媒体只是把用户的倾诉当做一种工作而不是将此作为新闻的重要环节时，媒体就已经失去了能够与受众联系的共通语言（Dooling，2016）。
此外，UGC的发展还带来了“自拍式”报道的兴起。无论是灾害或是大选，在没有话筒和摄像机等专业器材的情况下，通过“自拍”的方式能在突发新闻报道中做出快速反应，这种即时的内容报道和现场直播的方式带来了更加具有“现场感”的体验，令受众更加难以抗拒（Lorenz，2016）。通过手机端进行的新闻现场场景视频输送之势已经开始蔓延，里约奥运会中各国记者举着自拍杆工作的场景还历历在目。2017年这种更接地气的报道方式应当成为新的一年的趋势。
媒体与受众：“重建”新闻业
美国“盖洛普民调”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度已经达到历史低点，只有32%的受访者表示很信任媒体，信任度比房地产中介还要低。
信任缺失状况似乎成了业内共同面对的难题，导致公共越发质疑新闻业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2016年，西方新闻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受众的日益疏远使得本来就经营不善的传统新闻业雪上加霜。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西方媒体处于一种“脱域”的状态，无法深入社群中体察和反映地方的社情民意和舆论动向，也无法起到上下联动、官民互通的作用（史安斌等，2017）。因此，重建社群，回归媒体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凝聚整合作用，已经成为西方媒体的当务之急。
重建信任
2016年的美国大选冲击了新闻业与公众以及当权者的关系，这对2017年的新闻业态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大选结果的揭晓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因为媒介塑造的环境预示着希拉里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相反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倒觉得其胜利毋庸置疑，因为希拉里的一系列丑闻已经让她名誉扫地。
受众这种分化的认知背后，是媒介塑造的分裂的社会生态；加之虚假新闻泛滥、公众媒介素养堪忧，造成了“现实的分裂”。这种情况下，一些新闻机构为了规避风险，不敢发表可能招致批评和冒犯权势的报道；另一些则陷入激进的自说自话的窘境，只顾讲事实，不顾受众能否接受。
这两种做法都有瑕疵，前者未能履行作为新闻媒体的社会职责，后者则很难取得真正的传播效果。因此，媒体需要避免上述两种极端，立足传播“基于共识的事实”，以建立公共信任（Alexis，2016）。
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其“推特外交”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媒体的议程也跟随特朗普所发的推特不断变化。有学者认为，新闻媒体并没能像其职业道德里声称的那样，为无声者发声，相反成了权势的扩音器。在2017年里，媒体报道的重点不应放在特朗普最新的推特动态上，而是关注更实质性的社会议题，并且代表普通民众发出声音。只有这样，受众才能更多地看到共同点而非分歧，新闻媒体才能够联系和凝聚不同群体，而非进一步分裂他们。只有更充分地代表用户的报道才能弥合受众的信任缺口（Tracie，2016）。
面对受众与日俱增的不信任感，媒体也应当有所行动，以消弭这种信任鸿沟。具体而言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三条路径（Ernst-Jan，2016）：
首先，具体阐释新闻业的意义。专业人士口中的“好新闻”，即“高品质新闻”，很难为普通人所理解，这就需要新闻从业者具体阐释其工作的意义：如“我们努力保障你家后院不会非法冒出一个化学废料堆”，或者“我们试图让普通人明白什么是气候变化，为何必须立即采取政治行动”，等等。
其次，与受众协作，让受众参与到报道中来。读者群中可能蕴藏着各个领域的专家，构成了新闻史上最大的有待开发的知识源。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其开采成为可能。记者需要与之分享报道理念并倾听他们的想法。
最后，不要紧盯问题而是要多找解决方法。太多负面新闻会让读者麻木甚至厌烦，今后新闻业除了揭露社会问题，还要寻求解决之道，契合了学界新出现的“解困新闻学”（solution-based journalism）或“建设性新闻学”（constructrive jounralism）可以激励受众参与，从而培育更多忠实受众，同时开启一种新型媒体受众关系（史安斌等，2015）。
重建社群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新闻媒体本该成为民众最可信的指南。但过去十多年间，新闻媒体过分追逐点击率或收视率，致使公共性受到侵害。媒体不断削弱与本地民众的联系，在内容上走上煽情主义的老路，都使得媒体与社群的联系被破坏，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分裂。因此，倾听整个社区的关切和声音将成为未来媒体提升品质的必要途径。
为此，记者需要融入社区生活中，反映所报道的社区状况；报道少数族群的日常生活以促进民众间的融合（Errin，2016）。只有媒体才有能力让民众了解“与我们不同的一群人如何生活，在想什么”。
媒体还需要增加互动性和用户黏性，征求社区反馈，为改进自身及时注入新思想；此外，媒体还应当吸引用户参与有关公共事务的评论，记者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主持人”，培育社区价值，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平台。社区是新闻媒体的真正价值所在，本地新闻和社群新闻会成为今后新闻业投资的风口之一（Rebekah，2016）。
传媒行业：盈利模式的转型
从弹窗广告到付费墙，媒体在面对利润急剧下滑的“寒冬期”时施展了各种手段力图自救。
2016年由于总统大选的助推，新闻业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其收益并不足以支撑每天的海量报道和成千上万记者进行实地采访所付出的成本，更难以恢复新闻业往日的荣光。事实上，自2004年至2014年，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锐减了300亿美金，数字广告的出现仅仅填补了2亿美金的缺口（Synder，2016）。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传媒业——特别是日薄西山的新闻业——开始寻找新的盈利模式。
追求专业化的利基新闻（niche journalism）
利基新闻来源于市场营销领域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寻找被大企业所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这些细分市场具有一定的受众基础和盈利价值，但被把控市场的少数大企业所忽略，缺乏良好的服务体系。由于利基市场的存在，使得利基新闻成为一个潜在的新盈利突破口。
这个领域可能是能源、汽车或者大麻。这些新闻只有很小的一些群体才会关注，他们愿意付费以确保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因为这与他们的工作或生活的某一方面息息相关。因此，决定这些新闻好坏的衡量标准是质量和深度而非传播情况。
在此前提下，已有不少利基新闻媒体机构涌现出来，包括Cannabis Wire, The Information, Politico Pro以及Axios。这些机构认为那些专业领域的群体会越来越乐意支付数量可观的费用，来从中立的信息源获取内容专业、语境清晰、分析透彻的信息。这笔费用的范围从The Information的一年400美元，到Axios的一年10000美元不等。
这些新闻机构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定位潜在的受众，然后再通过分析挖掘订阅数据找出用户的需求，并以此制定整个机构的策略（Rashidian，2016）。
就在几年前，媒体界普遍认为设置付费墙可行性并不高，更不用说设置价格高昂的付费内容。但在广告收入支撑的新闻媒体前景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建立收费会员制度不失为一种好的替代方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提供为特定受众服务的高质量、高价值、见解深的产品（McMillen，2016）。只要内容得到了保障，那么有理由期待那些特定的受众会为了得到特有的专业领域新闻和观点而支付额外的费用（Thompson，2016）。因此，传统的“包罗万象”但却大多是“泛泛而谈”的媒体必须做出改变，提供专业化、有深度且高品质的新闻将成为它们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
追求影响力而非关注度
所有媒体都希望拥有更广的受众群、更大的影响力、更多的读者。影响力是新闻行业的根基，是其目标和作用的基础，而增长则是所有商业模型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
但在2017年，单纯对关注度增长的追求将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对影响力的增长的追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英国脱欧、纸媒广告收入两位数下滑、数字广告收入只集中在两大互联网平台（Google和Facebook）等。在2016年，新闻媒体的广告收入变少了，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变少了。伴随着对点击量和关注度愈发激烈的竞争以及愈发不可预测的新闻发布和搜索结果排名，媒体的控制力不断被瓦解。
当浏览量、点赞数量、影响范围甚至点击率既不能带来积极参与的读者也不能带来收入，单纯的影响范围提升就到达了极限。数字广告越来越重视质量和语境而非简单的规模，它看重媒体品牌的影响力、受信任程度以及制作内容的档次（Hunt，2016）。
因此，在2017年，新闻媒体需要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来源。他们通常知道如何让读者点击，但不理解读者为什么点击。但是对媒体来说，当前它们需要竞争的不是关注度，而是读者忠诚度（Kaplan，2016）。即使是在新媒体平台上，以制造“爆点”吸引关注的时代也已经逐渐远离，未来只有具有高用户粘性的媒体才有可能实现长远的发展。
媒体与社会
默多克曾说，谁控制了传播的入口，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对于社会而言，媒体不仅是嵌入其中的要素，也是影响其发展的推手。但对于2016年媒体行业——特别是传统媒体而言，它似乎不仅脱离了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未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性的影响。
因此，在2017年，传统媒体面临着一场内外交困下的自我救赎。
失控、割裂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传统媒体从来没有像2016年一样觉察到自己对整个信息世界的失控。坐拥“信息”这一社会资本，新闻媒体如果报道失当，则会引发严重的偏见和傲慢。
当前的美国新闻媒体“偏安一隅”，表现出严重的“精英化”、“大城市化”。主流媒体足不出户地和想象中的美国人对话，阅读着彼此的大作；所谓专家聚集在几个大城市里闭关自守，却能做出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决策；数个世纪以来普通美国人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却无法打破新闻采编部的这层隔阂。
2016年是民意不再信任主流媒体的一年。Pew的调查显示，每个公众对主流新闻媒体的信任度降至37%，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新低。
2017年，优秀的新闻作品不再问其“出身”——是来自主流媒体还是草根记者，新闻记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信息寡头不再主导舆论场，因此，新闻业必须正视人民的呼声，用专业主义的技术去考察不同的视角，匹配相应的事实，再将视角和事实同民众生活的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Harry，2016）。
此外，美国大选揭开了美国社会长久以来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裂上的遮羞布，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报道更是凸显美国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分水岭有加剧之势。如今极端主义在普通民众中大行其道，归根结底在于偏右派的主流媒体并没有真实地反映民情，而保守主义媒体的话语权日趋没落（Stray，2016）。因此，美国保守主义媒体在2017年直面问题，重整旗鼓。
一方面，美国新闻教育机构倾向于自由主义，培养了大批立场偏左的新闻工作者。投资者极力扶植嗡嗡喂（BuzzFeed）等左派创业媒体，相反，保守主义的创业媒体却难以找到资金来源。此外，保守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内部也有诸多分歧，长期以来仅仅将攻击“主流媒体”作为关键策略，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共识。这些都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当选也呈现出民粹主义情绪在美国媒体上存在着超出预期的广阔市场。美国大选期间，互联网上歪曲事实的报道、假新闻和谣言大行其道，受众的趣味不断趋向故事性和煽情性，与业界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背道而驰。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背后折射出的，不是事实的缺乏，而是公众对事实的漠不关心，是在社会问题面前公民意识的缺失。
2017年民粹主义新闻会继续兴起，但是从业者必须尤其注意将批评与理解国家体制相结合，应帮助社会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促进信息的平等互通，防止社会的撕裂（Maeyer，2016）。
媒体的自我救赎
面对着动荡的2016以及受到波及的传媒业，媒体也在不断反思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并试图力挽狂澜。
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本地新闻（local journalism）这个概念。本地新闻因其地理上的接近性、情感上的亲密性和内容上的精准性，而在发挥社会属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纸媒衰落、产业兼并伊始，本地新闻也一直在衰落。但在全国性媒体空降本地社区之前，恰恰是本地媒体维系着与社区和居民的关系，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被全球化深刻影响，在产业化和城市化中得不到益处，在与精英和大亨们的对比中备受煎熬，只有深入到他们生活中的本地媒体，才能及时而准确地为他们发声。
因此，2017年本地新闻必须进行变革，敦促国家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其对全国、城市和乡镇层面产生的影响而负责（Herman，2016）。同时，本地新闻机构页应当在内容生产上向《纽约时报》等全国性媒体看齐，专门为本地受众提供突发新闻、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和具有感染力的故事（Woods，2016）。
除本地新闻外，非营利性新闻组织也是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商业媒体通常会将精力更多投入到能产生更多回报的报道领域，而一些具有社会价值但缺乏商业价值的报道也需要受到关注。
以环境领域为例，不少读者会关注水资源安全、社区安全、绿色生活方式等问题，但是未必会实时跟进新闻中的突发环保事件，而非营利性新闻组织则有能力为这些受众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内容。
但是，非营利性新闻组织大多面临着新闻质量上乘但无人阅读的困境。因此，非营利组织需要采取合作的策略，与广播网络、报纸网络、社区小报、社交网络等组织共同合作，为多元化平台提供优质的内容（Dodd，2016）。
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2017年，美国新闻业的一大看点是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战争”。
“与媒体开战是一场永远也打不赢的战争。”这是尼克松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对自身经验的精辟总结。尼克松一向与媒体关系不睦，冲突不断，最终因“水门事件”丑闻而成为首位在任内黯然辞职的美国总统。《华盛顿邮报》以此为题展开的调查报道，是对其政治生涯的“致命一击”，参与撰写报道的两位记者也以此名垂青史，成为“无冕之王”的职业典范。
熟悉美国政治传播史的人都知道，自1913年威尔逊建立白宫新闻发布制度以来的百年间，历任总统大都重视媒体关系，借助于专业手段和团队力量，用尽浑身解数来影响媒体报道和舆论走向，力图维系政府与媒体之间在公共议程上的良性互动和“竞合”关系。
以饱受媒体批评和嘲讽的小布什为例，八年任期内召开新闻发布会89次，接受各类媒体采访近600次，尽管不受媒体待见，但也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怠慢，更谈不上与媒体“公开宣战”。
新年伊始，以“反建制、反主流”姿态赢得大选的特朗普甫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对华盛顿主流政治圈内的既有成规发起挑战，其中也重塑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他毫不掩饰地在多个场合继续宣示对主流媒体的敌意，在视察中央情报局的讲话中称，“我正在与媒体进行一场战争”。两天后，他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在接受专访时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将主流媒体称之为“反对党”，要求他们“闭嘴”，学会倾听后再发言，这与特朗普本人对媒体的立场如出一辙。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他不顾团队的劝阻和民意的反对，继续使用发推特等非常规手段来进行“咆哮执政”。须知，即便在他的支持者中，也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同意他继续使用推特来发表政见。另一方面，他通过改变白宫记者团的遴选机制和提问规则等方式，针对不同立场和倾向的媒体进行“党同伐异”式的区别对待。例如，他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故意冷落传统主流媒体，强势拒绝CNN记者提问，把提问机会给了《纽约邮报》等“小报”。上任后首次接受电视专访，他选择了福克斯台的比尔·奥雷利。我国读者对他并不陌生，去年大选期间正是在他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播出了嘲讽华人选民的内容而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
显而易见，特朗普敢于与传统主流媒体“开战”的底气正是看准了后者所处的双重困境。
首先是“生存困境”。过去15年间，报纸广告收入从约600亿美元跌至200亿美元，几乎将此前50年的收益全部抵消。更为严重的是，传统媒体也陷入了“公信力困境”。据皮尤中心的统计，在尼克松执政的1970年代，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达到了70%以上的峰值，而2016年则跌落到了32%的谷底。
但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在这场与媒体的较量中已经稳操胜券了呢？皮尤中心的调查表明，经历了去年大选的“洗礼”，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公众相信，传统主流媒体在揭露包括总统在内的公众人物所犯下的错误上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交媒体主导舆论的“后真相”时代，特朗普团队用“另类事实”与传统媒体的“事实核查”报道一争高下。即便如此，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公众认为，传统主流媒体应当继续履行“纠偏”“改错”的职能。
无独有偶，受到特朗普猛烈抨击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CNN等媒体的订户数、收视率和网站流量均呈现了不降反升的趋势。换言之，这场前所未见的“媒体战争”反而使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大选期间，因对“假新闻”泛滥态度暧昧的脸书和谷歌等新媒体机构近来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通过改进算法设计和加强人工监测等手段，强化了高品质新闻的推送，这也给了传统主流媒体注入了内容生产的动力。
特朗普颁布的“禁穆令”，对众多一向坚持“中间立场的技术公司”定位的新媒体机构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与传统主流媒体联手，共同表达反对和不满。特朗普利用推特进行“咆哮执政”的震荡效应渐露颓势，他对禁穆令的辩解和抨击联邦法官的推文在相关话题的浏览量首次跌出了前五名，而互联网上反对这项禁令的声音占据了上风。
在舆论压力面前，特朗普团队的强硬立场也有所松动。此前他们一直拒绝CNN的采访要求，但在上周先后派出了两位成员接受采访。
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如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不赞同班农有关“媒体是反对党”的说法，此外还发生了多起疑似白宫工作人员的知情人向媒体“泄密”、“爆料”的事件，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当年的“水门事件”。对此，特朗普除了下令彻查之外毫无办法。
总的来看，特朗普向传统主流媒体宣战，是其打破精英政治游戏规则的重要举措之一。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是他与媒体各取所需。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度上升，其所承担的监督和过滤功能得以进一步加强，而社交媒体在新闻品质和传播伦理上也在进一步提升。至于特朗普会不会改变，不要忘记他在本质上是个精明的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战”本身也许就是一种与主流谋求和解的策略。
总结
回顾2016年的全球传播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依然有几条线索清晰地呈现出来，对中国传媒行业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2017年，我们需要紧密贴近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前沿，并且将其转化为规范化的传播手段加以利用；在内容生产上更多贴近用户需求，同时遏制社交媒体日益泛滥的虚假新闻；实践层面，媒体需要更加贴近基层、贴近民众多元而广泛的需要；在产业层面，更加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和媒介融合依然是行业的主流。
只有在把握好全球传媒发展的主流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社会的需求，传媒业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的战略总体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