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道性别暴力案件时，记者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众人物的家暴、性骚扰纠纷或一些引发热议的相关社会事件，让“性别暴力”成为性别议题中的热搜型话题，越发频繁地见诸于报端。在权利意识觉醒、新媒体工具加持的传播“快时代”，媒体作为对此类事件的重要观察者，其报道的性别视角、新闻伦理及议程设置等，受到更大的挑战。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发布原《北京青年报》深度调查记者张倩所作的关于性别报道规范的方法论分享。作者认为，想做好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媒体介入，就必须谨记这三个关键词——绝缘体、倡导者、引路人。记住这三点，承担好自己的角色，记者的报道会更加有理有力有据。
（注：本文精选自公益组织“橙雨伞”（ID：chengyusan666）出品的《“如何友好地报道性别暴力案件”媒体实务指南》，有所删节。）
绝缘体
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做绝缘体，是做谁的绝缘体？为什么要绝缘？怎样才能绝缘？
做谁的绝缘体？
做绝缘体，是指做受害人和社会之间屏蔽“二次伤害”的绝缘体。
什么是“二次伤害”呢？
“二次伤害”是一个舶来语，最早源于国外的相关研究与论述。在美国国家司法系统中，提到间接伤害或者次生灾害的时候，对受害者的影响一般使用“secondary victimization”一词，它指紧接着的、继发的伤害，是相对于原生和直接伤害的对比关系，因此不能硬生生地理解为“第二次”伤害。
具体到对于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人应该先认定自己是保护者而非报道者，避免自己的报道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为什么要绝缘？
受害者家人、媒体、调查人员及其他人在言语上、态度上的不妥，都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继续伤害。
家人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为对受害人责任归因、恶语相向，以及各种厌恶、嫌弃、冷暴力对待。如果受害人是孩子，在没有社会化之前，是不知道所谓羞耻的。但因为家长的影响，TA忽然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不然不会挨打。这种伤害可能对TA的一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媒体“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或者让受众通过传达的种种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和判定出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以及披露描述一些具体的受害细节，或者对受害人作出一些评判。
图片来源于原报告
所以，凡是有可能曝光被害人的身份信息的，或是涉及信息性描写细节的，媒体人在所有的程序中都应该保密。应由有经验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处理，相关采访和调查也应该选择在受害人的住所、或其他让TA们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
怎样才能绝缘？
作为媒体人，该如何预防“二次伤害”？并在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报道中做好绝缘体呢？对此有三大铁律：
1）不报道原则
性侵案件，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一定要记住“普通性侵案件不报道”的原则。但不报道原则并不意味着性侵案件一律不能报道，否则有些需要引发关注的焦点问题，谁来帮助发声？因此，当案件涉及以下情形时，可以考虑报道：
加害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比如，2016年的满洲里人大代表性侵案，2008年的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这些性侵案的加害人身份特殊，有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现象，所以需要社会舆论监督。
案件牵涉到的受害人是此前未得到关注的群体。比如，钦州性侵案就涉及到农村留守儿童，我们可以通过报道典型个例来引起关注。
能够典型凸显某类社会现象，亟待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比如说近几年，儿童成为了网络性侵害的捕捉目标，这样的新现象要报道。
因此，虽然实施细则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报道原则”不是绝对的。不过，报道的应该要是具有典型现实意义的案件，不要仅为流量而写，也不要因此而伤害到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
2）保护为第一要素
把自己先当作保护者，要掂量报道之后，对当事人是好是坏。一个能引起相当轰动的选题，如果各家媒体报道后，解决不了当事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反而因此让其陷入伤害中的话，希望媒体人要懂得舍弃，能够舍弃。
3）避免性侵害细节描述
涉性暴力案件的稿件采写，一定要跳脱过程及细节描述，避免用性侵害的情节吸引人眼球。因此行文的构架最好以探求事件本质、追求个案暴露的现象类问题成因入手。
如果媒体人没有专业化的积累，不掌握相关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脉络，那么只有无知无畏的才敢去靠描写细节谋求流量。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它有四要素，第一就是保护遭受暴力者的隐私和尊严；第二是报道避免苛责受害人；第三是媒体需要提供救助渠道，介绍国内好的经验；第四，不要把性别暴力事件仅仅作为一个个体的悲剧，要提供相关社会问题的背景信息和统计数据加以支持。
目前业内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涉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编采中，除了要给当事人化名以外，对于案发地，最多写到区县一级，最好是只到市一级，避免读者推断出受害者是谁。
倡导者
在做好绝缘体的基础上，媒体人要做倡导者。
的确，对于客观事件，记者应该客观呈现，不过在反映真相之外，对某些事件的进程还可以有意识地进行主观推动。例如让更多人理解“二次伤害”的存在。
前面已经介绍了“二次伤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报道时如何避免“二次伤害”。性别暴力案件有其特殊属性，广泛涉及受害者的隐私。所以，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涉性别暴力案件除了可能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还具有普遍的高心理摧残率。“二次伤害”之所以让人无法接受，是因为“二次伤害”的加害者，大多本应该是为受害人“撑伞”，对受害人实施救济的。
“二次伤害”的后果非常严重，从微观伤害的角度看，受害者个体遭遇“二次伤害”后，致残致死的、失语的、疯癫的、丧失学习能力的、自暴自弃的、家庭解体的等等情况，都有现实例子。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所以，媒体人需要发挥传播者的本职作用，让“二次伤害”的概念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明白其危险性和注意事项。
采访性别暴力案件时，如果受害人经历了“二次伤害”，记者就可以在稿子里呈现，但是一定要拿到证据。做这些的目的是，能够在采访报道中予以实施检验、监督，关注关于限制“二次伤害”的方法在实践中有没有落实。
而目前，对于媒体和自媒体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处罚意见，参照的就是“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一些规定。
引路人
作为一个记者，要想做好性别暴力案件报道，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做好保护者是前提。此外，一个好记者还要是个思想者，要思考案子为何发生，思考如何协助促进相关法规的完善，进而保护受害者。因此，好记者还应该是个引路者。
怎么样让你的案件报道成为一份好报道？你的作品要有前瞻性的东西去引领。前面说到，既然涉性别暴力案件一般情况下是以不报道为准则，那么最后被报道的事件和案件，一定是要足够有意义的。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通过自己的报道“领跑”。比如在性侵领域的报道，要做到一个标准是，我拿给律师、法学专家浏览后，TA们都会听，因为研究得深。
所以媒体人要有专业积累，不能满足自己只是记录者，还要做一个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对于社会有用的引路人，这样的报道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