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明朝政府背锅的“白银通缩”

首先说明一下，这里的“白银通缩”是打引号的，在奥派经济学体系中，当我们提到通货膨胀或紧缩，通常指的是政府主导的信用扩张，作为贵金属商品货币的黄金和白银，是无所谓通胀与通缩的。至于通俗所说的明朝末年的“白银通缩”，指的是当时的白银价格上涨或者说白银购买力上涨。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白银会成为明朝的通货。张祥海老师在《人的行动》精读专栏里有一讲叫《交子悲歌：生于卑微，死于伟大》，讲的是北宋交子的历史和官方垄断“交子”发行之后造成的悲剧。纸钞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终止于“官交子”，从北宋末年延续到南宋的“会子”、元代的“中统钞”、明代的“大明宝钞”，都经历了类似的崩溃历史。

从纸钞回到金属货币的明代通货

而古代中国正式进入银本位正是从元代开始。我们这片土地并不盛产白银，在元代之前货币都是以铜钱和铁钱为主，与此同时西方一直有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传统。蒙古帝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王公贵族们劫掠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推动了中国境内白银的普及。元代发行的纸钞“中统钞”分为两种，一种叫“中统元宝钞”，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中统元宝钞兑换白银。另一种“中统交钞”是以纱作为储备。

当元代消亡后，乞讨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对经济一窍不通，建国时想仿照唐宋铸造铜钱作为货币，在民间搜刮铜器，遭到强烈抵制。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开始仿照元朝的中统元宝钞发行了纸钞：“大明宝钞”。按照他的设计，一百文以上使用纸钞，一百文以下使用铜钱。而且他锁死了黄金、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每一贯纸钞对应一千文铜钱，一两白银；每四贯纸钞对应一两黄金。

愚蠢的明太祖以为货币的购买力来自于皇帝的权威，他发行的纸钞只能单相兑换，也就是说，百姓只能用自己的黄金、白银、铜钱换取纸钞，却不能用纸钞换回金属货币。他发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金银交易，也不允许以物易物。更可笑的是，政府税收都不足额承认纸钞，例如商业税的缴纳要求最高只能70%使用纸钞，至少30%使用铜钱或者金银。

“大明宝钞”制度只用了20年时间就崩溃了，民间无视禁令，选择使用白银和铜钱作为通货。民间自发对抗中央政府荒谬货币政策的结果是银本位的确立，这种银本位与欧洲的银本位有些不同，当时欧洲和中东使用的都是白银制成的铸币，而明代民间使用的白银是称重计量的碎银块，在发行上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这种银本位一直延续了500年，贯穿了明朝和清朝。

所谓的“白银通胀”与“白银通缩”

明朝1368年建立，1644年灭亡，历经276年，通俗所讲的“白银通胀”是从公元1572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开始的。

我们前面提到，中国自古并不生产白银，主要的白银来自进口，这部分白银有两个来源：传统上来自日本，16世纪中期之后主要来自美洲，有的学者甚至认为1600年之后200年间，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都最终流入中国。

1545年，美洲安第斯山高地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山，1563年在秘鲁发现了可以更方便提炼白银的水银，从此美洲的白银产量开始剧增。万历皇帝登基后的第二年，西班牙船队从美洲运送白银，经菲律宾马尼拉第一次前往中国，换取瓷器、丝绸和黄金。

这段时间正是地理大发现引爆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明代的金银兑换比率一直高于欧洲，明初大约是1:5左右，后来降到1:8到1:7，而欧洲的兑换比率在1:15到1:10之间，这中间的差额提供了巨大的跨国贸易套利空间。激励着海上贸易商源源不断从美洲运送白银到中国换取瓷器、丝绸、黄金。话说著名小说《金瓶梅》的男主角西门庆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

随着17世纪上半叶经济全球化的倒退，白银从美洲和日本单向流入明朝的历史在1639年嘎然而止。西班牙的海上商道几乎被英国与荷兰切断自顾不暇，又从1634年开始限制西属拉丁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与此同时，1639年冬天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爆发暴力冲突，2万多中国人被杀，此后经菲律宾流入明朝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同时日本德川政府决定禁止本国白银流向明朝，曾经给明朝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商贸路线也宣告关闭。一连串因素之下，明朝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时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一直持续降低，也就是白银持续贬值，这个趋势是与海外流入白银息息相关的，随着海外白银流入锐减，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第一次开始升高。而短短四、五年之后，明朝就正式灭亡。

有一部分当代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把所谓的“白银通缩”当作压垮明朝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说压垮明朝这个衰弱腐朽老帝国的那些稻草中，有一根是与货币有关的，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来看明朝的税制。

藏在阴影中的罪魁祸首-明朝税制

一国的货币政策永远跟它的税制息息相关，就像我们形容中央政府发行纸钞是收“铸币税”

前面我们提到朱元璋的货币试验失败之后明朝慢慢进入自由银本位制，市场中流通的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主。明朝政府当然还是想收铸币税，于是每位新皇登基后都会铸造新的铜钱。但问题在于有自由银本位制做对比，百姓们对官方规定的铜钱购买力并不信任，历朝历代的铜钱都在市场上流通，百姓们根据各种铜钱的成色、重量给出不同的购买力评估。最终明朝政府收铸币税的努力还是失败了。

没有铸币税收入，明朝的核心税种是什么？答案是农业税。朱元璋那少的可怜的经济常识让他认为一切财富只来自于粮食，他制定了史上最严苛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想把所有百姓绑在农田里老老实实种地，并坚持政府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和土地的彻底清查。但问题在于，被称为史上最勤勉皇帝的朱元璋自己主持了第一次人口和土地清查，花费了12年时间。可以想像，在此之后的人口和土地清查基本都是走过场。

我们现在提到税收，通常会问税率是多少？例如交易税是指收取交易额的百分之多少。明朝的商税也是按照百分比收取的，当时的商税主要包含市税、关税和舶税，整个明朝时期内官方公开收取的商税在3%到10%。但是明朝政府对农业有着契而不舍的热爱，对私营商业一直严厉打击，所谓的商业其实是官僚资本和裙带资本。

对明朝普通百姓来说，最重要的税有两种，分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土地税指农业税，人头税指傜役。明朝早期是实物纳税，例如种玉米的缴纳玉米，种水稻的缴纳稻米。但是农业税跟商税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按土地定额缴纳。什么意思呢？政府是没办法监控每户农民每年具体产出多少粮食的，没办法按照比率收税，只能规定每亩地缴纳多少石粮食。

明朝万历皇帝登基后，首辅张居正开启了他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把田赋、徭役、杂役，合并成一条，把从前按人头征收的役银分摊到田亩上，按人口和田亩的多少来分担。把原有的实物纳税改成折算为白银缴纳。但有一点改变不了，就是仍然按照定额来缴纳，从原来的每亩地缴纳多少石粮食变成了每亩地缴纳多少白银。

税制简化后更方便征税了，万历年间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加税时也是按照定额来加。例如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户部对除贵州和北京周边八府之外的地区加征每亩土地三厘五毫白银，第二年每亩又加征三厘五毫白银，第三年每亩加征二厘白银。

上面讲完了按照土地定额征税，我们再来看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明朝从嘉靖年间官方正式规定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之后白银和铜钱一直有一个官方的兑换比率。这时问题来了，白银和铜钱的总量都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那这个官方的兑换比率怎么可能靠谱？这个政府兑换比率的变化必然滞后于市场的自然兑换比率，最后就变成该兑换比率只有在纳税时才有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明朝时农民们纳税的过程，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家中很少能存下白银，日常生活主要用的是铜钱。每年收获粮食后农民们会集中把粮食卖掉换成白银纳税，这种大规模集中买卖会造成粮食价格在纳税期下降。例如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白银，大麦价格由每石0.4两白银下降到0.25两白银，在三个月后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

我们上面整理了明朝的货币体系、海外白银流入的历史、基于定额征收的税制、普通百姓纳税的过程。白银的价格变化与明朝经济崩溃之间的关联就隐藏在其中。

简单来说，白银与铜钱的官方兑换比率永远滞后于自然兑换比率的变化，百姓们日常使用铜钱，而纳税时使用白银。当海外白银流入市场，白银不断贬值对应着铜钱升值，明朝政府通过税收囤积的是白银，而且白银贬值的速度比政府加税的速度更快。相当于发生了变相的减税，在明朝政府不情愿的情况下，实际造成了藏富于民的效果。

一旦情况逆转，白银开始升值而铜钱贬值。当百姓们用粮食和铜钱兑换白银缴纳税赋时，明朝政府仍然按照固定金额收取白银，百姓们承担了比名义上更重的税赋，过去储存起来用于再生产和应对突发灾害的财富被税收搜刮走，这时一旦出现天灾人祸，扎根于农业经济的明朝社会将全面崩塌。

梳理历史3000字，分析时只用300字就结束了。如果说压垮明朝的稻草中有一根与货币有关，那也是根源于明朝政府制定的税收和货币政策，与白银何干呢。

讲到最后，我们再来提一下明朝末年海外白银的流入为什么会停止。当时西班牙限制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明朝长期的单向商品输出让西班牙国内的重商主义者忍无可忍。从明朝建国到清朝爆发鸦片战争中间经历470余年，基本就是四百多年的贸易顺差历史，从重商主义的理论来看，明朝和清朝简直是理想国。它们像两只貔貅，吞噬着全世界的白银产量。这种用闭关锁国换来的贸易顺差如何可能持续，最终换来的如果不是被排挤出国际贸易市场，就是坚船利炮的攻击。

明朝的重商主义迎来的是西班牙和日本的反向贸易封锁，清朝迎来的是海上攻来的坚船利炮。如果古人们早些明白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货币背后可能交换到的商品对每个个体所产生的价值才是财富，结果是否会有不同呢？

事实不能解释事实

我在写这一讲的文案时读了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另一位货币学者专门解读古代中国白银货币史的书。郭建龙是这么解读明朝的自由银本位的：

「虽然有着种种不方便，当全国普遍使用银本位之后，民间经济却因此受到了保护。明代政府把纸币玩崩溃之后，不得不把货币职能交给了天然的贵金属银，银子的供应量只和储量、开掘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控制。

结果，明代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获：由于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摆布，变得更加健壮，反而使明代经济更加经得起政府的折腾。不管是外敌的入侵，还是内政的败坏，二者对于民间经济的破坏力都大大下降。银本位制保护了民间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

另一位货币学者的观点刚好相反，她说：

「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银本位，但是这种名义上的银本位存在很多问题。白银一直没有作为铸币使用，现实之中多数情况是银两、碎银、银元并行，又因重量纯度各有区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纯度的“实银两”，换算中还有作为实银价值衡量的“虚银两”并存，因地因用各有划分，共上百种之多。

由于白银各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直到今天，不少观点仍旧强调正是中国用银丧失货币主权，才导致中国在明清东西大分流时代的落伍。如果按照这派的观点，大明帝国的灭亡根源之一在于李自成起义，而这与海外白银流入减少有关，甚至晚清与民国几次白银流入变化，都触发了经济危机乃至战争。」

同为专业学者，从同样的史料中得出完全相反的解读。历史记录客观存在，但记录和解读历史的是人，就像很多实证主义研究者通常是先有了自己坚信的结论，再去选择性搜集强化这个结论可信性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奧派历史学的中心思想是事实不能解释事实，只有人使用逻辑思维建立的理论才能解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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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incent van Gogh， People Under Umbre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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