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医生更安全？

文丨张是之

据报道，1 月 20 日下午，北京朝阳医院发生一起伤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其中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受伤严重，抢救一直持续到深夜。

临近过年，很多医务工作者还奋战在抗击肺炎疫情的一线，距离上个月杨文医生遇害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次发生如此严重的伤医事件，实在是让人愤慨。

受伤最严重的陶勇医生今年 40 岁，28 岁在北大医学院读完博士后，32 岁就晋升为副主任医师，36 岁成为主任医师，37 岁到了朝阳医院任主任医师、博导，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中最年轻的委员。

按照他的实力和经历，一定会成为顶尖的眼科医生和研究专家。在同事们眼中，他是朝阳医院眼科的「杠把子」。而在患者那里，同样有很好的口碑。

而犯罪嫌疑人崔某，可能仅仅是因为治疗效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心生不满于是行凶。

微博有网友总结如何才能培养一个陶勇教授？

首先你要先考入北大医学部，碾压99%的高中同学。然后你要用优异的本科成绩，超过80%的本科同学，争取一个行业大宗师当你导师。在博士生大部队还在头疼如何少延毕的前提下，你在顶尖实验室的高压环境下比一般博士提前两年毕业，还要发出一般博士生两倍以上的核心期刊。然后你要抢国际一流医院的交流机会，碾压同期毕业的全世界博士生和已经混迹行业多年的博士后，大概率要学一门新语言，还要科研级的那种。

在交流一年里要抓紧机会发出两倍于博士期间的核心期刊，才可能有机会获得国内一流医院的医师资格和医学院的副教授，和你竞争的人里不仅有国际大拿，还有许多已经混迹行业多年拿十几年资历和你拼的其他医院的在职医生。然后你要在治病带学生的同时发出前半生两倍以上的核心论文，要在全院和你同等级的牛人副教授里抢在40岁之前在一流医学院拿到正教授的职位。此时你的科研含金量在二档院校里够四十几个博士或者十几个副教授，这还不算你拯救过的病人。怎么让以上统统付诸东流呢？差不多就是一个医闹。

一边是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才培养出的业内顶尖级人才，而另外一边却是仅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就行凶的患者，资源的错配是导致恶性伤医案件的原因之一。

上个月杨文医生遇害之后 ，就有医院开始实施安检措施，现在也有很多网友呼吁对所有医院实施安检措施，但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源之道。

缓和医患关系，解决矛盾冲突，恐怕靠的不是那道安检门，而是正确的资源匹配，而市场化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市场化会有一个双向的筛选机制，患者愿意为更优质的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医生的辛苦付出也会得到更高的回报。

像陶勇这样的顶尖医生，值得为他的高超医术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异议。

那么是不是说「开好车的就是好人」，有钱人就不会有这么过激的行为？

这个倒不是绝对的，但从成本和概率角度看，一方面愿意支付并能支付得起高昂价格的人，更能够体谅医生的辛苦和付出，更知道培养一个优秀医生的不易。

另一方面，能够支付高价的人如果违法犯罪，他将会失去的机会成本也会更大，所以他的行动也会更加谨慎，做出过激行为的概率也将大大减少。

有钱人倒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了，那穷人该怎么办？医疗市场化是不是就意味着穷人就活该看不起病？就活该等死？这是对医疗市场化最常见的诘问和误解。

显然真相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医疗市场化能够惠及更多的穷人，让穷人更容易看病而不是更困难。

很多人只看到医院治病救人这一项核心功能，但其实从病人进来治疗再到离开，加上陪同的家属和看望人员，这其中的服务细节有非常多可以细化和改进的地方。

有钱人的选择，可以是核心功能治病、更好的住宿条件，以及更好的私人服务。

而穷人的选择，可以是核心功能治病、相对差的住宿条件，以及标准化的服务流程。

富人群体对价格敏感程度相对较低，面对疾病和生死这样的问题时，他们更愿意出高价获得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相对富人而言，穷人群体对价格相对敏感，所以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去除不必要的服务和流程，既减轻患者负担，也有助于医院的高效运作。

当然穷人富人并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概念，医院通过提供不同的服务来进行区别收费。

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正因为如此，这个机制一定程度上让富人来「补贴」穷人。

万一遇到实在是穷的连最核心的医药费都负担不起的病患该怎么处理呢？医者仁心，见死不救恐怕都会于心不忍，陶勇医生曾多次自己出钱救助患者，因为他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失明。

陶医生这样做是出于他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一定的支付能力，但这样的做法无法推广到其他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疗技术、道德情操还是支付能力，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陶医生的高度。也不能做出这样的道德要求。

但正如有些个人无法做到的十万、百万级别的捐款，有些企业却可以做到。医院同样是需要口碑和信誉的，医生个人无法做到的捐助，医院有时候则可以做到。

医疗市场化在保障医院充分盈利的前提下，面对确实不具备支付能力的患者，医院也会专门划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这部分救死扶伤，以此来树立自己在业内的口碑和信誉。

抛开面向高干的医疗服务不谈，我们现有面向大众的医疗服务其实是相对单一的，主要以核心治病功能和标准化流程为主，而没有分层更加丰富、定价更加多样化的收费策略。

这样僵硬而又缺乏弹性的定价方法，看上去维护了公平，大家都看同样的医生、享受差别不大的医疗服务，支付差不太多的医疗费用。

但是这只是看上去很美，看上去的公平实际也让医院无法从富人那里赚取更高额的利润回报。

假如差不多的病同样的诊疗费用是一万元，看上去大家都公平地支付了一万元，但实际上一万元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而对于一个来自城市年入百万的富人而言，他想要的可能是住院的时候有带套间的病房，即便是为此支付十万元他也乐意。

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群体，所能承担的医疗费用是不同的，对于同样多的医药费，他们的感受则是完全不同。

这种感受的不同也会带来心态上的变化，治疗效果并不理想的时候，心理感受价格越高的人往往也就越发不愿接受这种现实。

当物价部门看似公平地实行了划一价，剥夺了医院在市场化之下完全自主定价的时候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可能，同时也就剥夺了让富人「补贴」穷人的机会，使得穷人享受更便宜的医疗服务也就因此成为了不可能。

大多数人都认同赚钱并不可耻，也相信面大多数人会希望和赞成陶勇这样的优秀医生能赚更多的钱，过的更好。但同样是这些人，一说医疗行业市场化，很多人就会明确表示反对。

我们对于医疗行业的改革正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一方面觉得医务人员付出的确很多，理应得到善待，而另外一方面又反对市场化这种能够让他们得到最好善待的方法。

这样的悖论来自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市场和公益的对立。

你都是公立的了，国家都给你拨那么多钱了，你理所当然就该多想着公益，多想着怎么为人民服务，怎么还想着怎么去赚钱呢？

这样的对立认识，也正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要想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去除这样的错误观念迫在眉睫，因为市场并非公益的对立面，而是最好的公益手段，也许没有之一。

2020年01月21日，本文首发胖兔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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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J.M.W. Turner，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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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市场如何让富人补贴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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