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助组织的兴衰看清英美福利国家的真实面目
以下文章来源于观念的后浪 ，作者漫天雪798
文丨漫天霾
在一个相互合作的自由市场上，人们会组成各类互助的组织，它们有的松散，有的紧密，但共同的特点是互相帮助，并增强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国家主导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不同，互助组织的最根本特征在于自愿。加入和退出自愿，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结成互助团体也自愿。因此它的形式多种多样，越是在价值多元包容的地方，互助组织的形式就越多，适应最为广泛的目的。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最为显著并流传至今的就是红白喜事。谁家都不可能没有红白喜事，但是一家人自己难以应付大量的劳动，因此家族成员、亲戚邻里都会赶来帮忙，桌椅板凳，自家院落，甚至锅灶，都会贡献出来使用。到别人家有事时，自己也得如法炮制。
这里面没有任何强制的成分，只存在杯葛。别人家有事你不去帮忙，当你有事时别人也不会给你帮忙。那些有条件却不给别人帮忙的人，会受到鄙夷和孤立，对他自己的将来是一种利益损失。农村将这种人称为“活独人”：他虽然活在人群中，然而却不参与社会合作，就像孤岛上茕茕孑立的鲁滨逊。
历史上，英美国家最常见的就是针对疾病、意外事故和死亡抚恤的互助组织。除了自愿加入和退出之外，其更显著的特点在于，加入是有条件的。例如有犯罪记录和信用较差的人，不能加入；如果有伤害他人和不端的行为，会被驱逐出会。
与倡导乐善好施的自愿慈善不同的是，它不是一群人出钱帮助另一群人，而是平等的个人组成社团，各出各力，在困难之际相互伸出援手。这是一种“会员制”，在特定情况下得到援助，不是单方面的受到恩惠，而是一种会员权益。因为他们同样有义务在其他会员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
因此，获得团体的帮助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人们会区分那些值得帮助的贫穷和不值得帮助的贫穷。当自己有能力时却对别人的苦难袖手旁观时，当他游手好闲自作自受时，不会得到救助。
许多人凭想象认为，这类互助组织必定规模有限，保障能力差，加之由一群乌合之众，而不是“政府精英”来管理，因此与现代福利国家相比，那时候的人们必然一无所有，毫无依托，缺乏保障。
事实情况如何呢？让我们看看福利主义兴起之前英美国家的情况。
不列颠岛是一个有个人自由和互助传统的地方。早在1555年，世界上最早正式成立的公民互助团体“卡特互助会”就在苏格兰成立。最初的互助组织都是一些体力劳动者组成的松散而小型的联合。到了19世纪以后，互助组织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规模也迅速扩大。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9672个互助组织，包括了174350个会员，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900万。
到1910年，单单正式注册的互助组织，就有26877个，662.3万成员，涵盖了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在30年间，会员人数年均增长14万。注意，这并不含那些在历史上众多规模较小、没有纳入统计、甚至没有留下记录的互助组织。因为在拥有“自由的基因”的英国，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逃离国家的视线，规避国家的监管。
1911年英国出台《国家保险法案》，对1200万公民推行强制社会保险时，据保守估计，至少有900万公民已经是自愿保险协会的会员。
按照大卫·格林的介绍，这些互助组织至少承担着以下责任：
1、在劳动因为疾病、事故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发放病假工资和退休工资；
2、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庭提供医疗保险；
3、提供体面葬礼的丧葬费；
4、为失去家人的寡妇和孤儿提供抚恤和生活上的照料；
5、医疗服务由会员投票选出的口碑佳、信用好、医术高明的医生提供，他们自己也投资医疗机构，为会员提供服务；
6、提供就业支援网络，帮助会员在异地找到工作。
从互助组织的数量和承担的责任来看，有力地击碎了民间互助组织规模有限、涵盖面小的谎言。福利国家兴起之前，人们并非一无所有、毫无保障、老无所依，这完全是福利国家的统治阶层自己精心营造的虚假的公众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放弃个人责任，将一切交给国家，由此，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扩张。
那么，民间互助组织是不是像宣传中那样保障能力有限呢？让我们移步美国，看看大萧条之前的兄弟会、共济会。
从北美殖民地到20世纪初的美国，总体上算是一片自由的大陆。那时候的美国人，信奉“财富即美德”的朴素价值观和正义观。他们把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而获取财富视为骄傲，并认为财富的多寡正是服务于他人的互助精神的证明。而一个人的贫困，在遍地是机会的北美大陆，除了残疾、事故、重病之外，必然是懒惰和堕落所致，不值得被同情。当然，这里面也被加入了宗教的成分：富裕是仁慈的上帝对他的诚实和辛劳的馈赠，贫穷则是公正的上帝对他懒惰和堕落的惩罚。
但是那时候的体力劳动者们受制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现在相比，获得的收入仍然十分有限，微薄的工资难以应付灾祸的降临，于是各种互助组织便应运而生。
到1920年，大约有800万美国人是兄弟会成员，占成年劳动者数量的30%。这种互助组织名目繁多，有基于移民输入国的，如意大利、希腊、爱尔兰移民兄弟会；有基于行业的，如矿工行业、服务行业、制衣行业兄弟会；有基于族裔的，如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著名的普林斯·霍尔共济会，吸收了大量美国南方的黑人，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都曾经是它的会员。
它们有的是公开的，主要是保险互助会；有的是秘密的，例如各类共济会。但其共同的特征与英国的各类互助会并无二致。
就以最神秘的共济会为例，说它神秘，实际上不过是仪式和暗语的神秘，以及没有任何书面的契约，这主要是为了寻求凝聚力，有时候纯粹就是为了找个乐子，其运作的方式就是在成员之间提供相互扶助，同时增加就业和商业机会，并没多少秘密可言。
信誉良好的共济会成员，不但可以由组织为他们支付丧葬费、举办体面的葬礼，而且还可以利用会员募捐筹措疾病治疗资金。而著名的奥德菲勒兄弟会，则直接为老年会员提供住宅，每位补贴超过1800美元！那可是在1914年，这些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两年的收入！
与共济会不同的是各类保险互助会，它们后来转型为各类保险公司。如美国的现代伍德曼保险公司、保诚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等等。与共济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为成员提供了正式的保险政策，这在广大工薪阶层中十分流行。向保险受益人发放死亡抚恤金是其基本的保障形式。著名的“国家兄弟会大会”，1919年拥有超过900万名会员，12万个分支机构，提供的死亡抚恤金平均为1100美元（月均91美元）！
与之相对，美国政府随后强制性建立的单身母亲援助计划，在1930年代仅有93620个家庭参与，月均补助仅有22美元。
不论从参与人数的规模，还是保障的力度上讲，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没有民间互助团体更为慷慨和优厚，更不用说救助的针对性了。
那么还剩下一个谎言，这些乌合之众，能像政府精英一样，管好庞大的机构和资金吗？
我们先看看它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
早期的小型互助组织用很多办法实现自治。第一是公投；第二是设立管理分支，权力在各个分支之间流转；第三是代表会议，充分反映成员的意见。
后来随着组织的扩大，互助组织转变为互助联盟，显现出三级结构：分支、选区、联合体。联盟中最重要的职位是高级秘书，他只有召集、记录的权力，任何成员都可以在下级服务岗位锻炼的基础上成为高级秘书，没有什么财产和资格限制。
高级秘书之类的职务，每次只能当选半年至一年，不准连任，保障所有人的参与资格，并且防止权力的滥用。英国的“守林者协会”规定：高级秘书失职，但尚未构成犯罪和予以免职的程度，最高罚款21先令！
互助组织一般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的结果。没有人有额外的投票权，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规则会明确分支机构有完全独立的自治权，若不同意联盟的相关条款，可以退出。谁应该获得救济，在分支和小型的联合体内部，完全实行穷人的事情穷人自己办，谁应该得到帮助由成员来决定。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影子呢？
雅典民主！
服务团体成员的具体事务，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限于篇幅，仅举一例：
为了为成员以最低的代价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他们首先由会员投票选出服务好、医术精湛的医生；然后精打细算，与医生签订以人均费用为基础的医疗合同，例如每个会员家庭每年交1美元，集合起来是一笔大数目，这对那些渴望获得服务群、拓展业务范围、想做兼职的医生极具吸引力，但有任何对会员服务不周的地方，都会受到违约惩罚。这是真正的“社区保健”模式。最关键的是，每个会员都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合约，例如一位身体健康的新移民，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去参加移民英语课程，最大程度了尊重了个人的自主选择。
所以，那些迷信于政府精英管理的人，看到以上决策模式和管理实践，还会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吗？实际上，恰恰是那些政府精英，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必然充斥官僚习气、繁文缛节和浪费低效。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互助组织的优势是明显的。它以个人的独立和努力为基础，以交换的方式实现，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会寻求帮助。它让人们远离了坐享其成、傲慢的施舍对自尊心的伤害。它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贫穷是个人要努力避免的，而不是应当欣然接受的。由此激发了人们向善的动力，激励了人们的努力生产，且形成了为他人服务实际上增进自身利益的朴素认知。
因此这类组织不但为人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供保障，而且有增强人们的责任感、凝聚人心、增进善良风俗、培育合作精神的良好作用。它被大卫·格林称赞为“有史以来文字记录最少的伟大的社会运动的代表”，原因在于，这是人类在没有任何强制力干预的情况下自愿结成的自治团体，充分体现了自发秩序能够增进人类福利，人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利益和谐，并不需要谁来指导、计划和干预。
互助组织的兴起，与人类自由的增进密切相关，是自由引致的繁荣的必然结果。注意前文叙述的一个时间节点：互助组织的兴盛是在18-19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初期。这段时期，正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引发的工业革命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人类摆脱了思想和财产上的束缚，政府权力受到限制，自由得以大踏步前进，于是告别了低效的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资本迅速积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人类福利实现了几何式提升。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均寿命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职业更加多元，人们寻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更加强烈，且有了实现它的制度、环境和资本条件，因此，各类互助组织才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造福于每一个社会成员。
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互助组织逐渐衰落，这同样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与它们被更加精确计算和节省成本的商业模式取而代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兴起的必然结果。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济贫法、美国大萧条之前胡佛政府的各类管制和干预、急剧扩张的联邦权力和管制措施，都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可以不劳而获地通过取得国家福利的形式过下去，何必付出代价去参与什么互助组织呢？当人们依靠权力就可以将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又何必去买保险，以及节俭和储蓄呢？
然而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当人们用自由去换取保障的时候，既不会得到保障，也不会得到自由”。这是由福利国家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它消解个人责任感，使国家成为大众的保姆。政党为争取选票，总是用越来越高的福利来收买人心，采用的方法就是举债和信用扩张。其最终结果就是“相互抢劫”，一个人在这里得到了福利，却必须在那里加倍偿还，最终减损每个人的福利。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那些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主张再分配的政策，最终的结果是劫贫济富。因为穷人从福利中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那些与权力更加接近的人吃剩下的面包屑。信用扩张中，他们的养老金会缩水，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财富会被洗劫一空。
当福利国家掌控了财富分配的大权后，每个人都不是去努力生产，服务于同胞，而是为了获取不劳而获的特权，竞相向权力靠拢，个个成为卑躬屈膝的乞讨者，变成了国家掌控者脚下的奴隶。
实际上，这才是那些福利国家的鼓吹者的真实目的：互助组织培养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立精神，正是那些追求福利政策的集体主义者的眼中钉和绊脚石。允许一个不依赖于他们、也就会不听令于他们的群体存在，是在消解国家的、也就是他们的权力，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或许，看看福利国家的原型和它的始作俑者俾斯麦的初衷，才会更加清楚地知道，福利国家不是为你提供福利，而是为你套上枷锁：“年老之后有一笔养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没有养老金的人要高兴得多，对付起来也容易得多。”
邪恶如俾斯麦，也比现代福利国家的政客要好太多，他至少邪恶得足够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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