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哈定：《风险身体：性别，监控与激素替代疗法》（1997）

惠氏（Wyeth）生产的倍安美（Prempro）（2002）

风险身体：性别，监控与激素替代疗法

Bodies at Risk: Sex, Surveillance and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作者：詹妮弗·哈定（Jennifer Harding）

译者：陈荣钢

引用：Harding, Jennifer. (1997) “Bodies at Risk: Sex, Surveillance and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Foucault, Health and Medicine, ed.. Alan Peterson and Robin Bunt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51-280.

背景

作为一种号称能抗自然衰老、延缓高龄女性性征消失的技术，激素替代疗法（HRT）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激素替代疗法需按医嘱执行，用医学术语说，这项技术旨在弥补更年期和绝经后，由雌性激素缺乏带来的病理性影响。据说，激素替代疗法能抑制身体和心理疾病，阻止力比多的丧失，留住性吸引力。

鉴于雌性激素通常被等同于女性性激素，或等同于女性魅力的生物学基础，因此广泛推广激素替代疗法在文化语境下就意味着维护和强化性别差异。

20世纪初，女性性激素是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结果大量用于临床领域。性激素——尤其是女性性激素不仅具有全球性的、大众化的意义，而且超越医学话语，成为掌控情绪、性欲、外貌和行为的力量。

近来，医学专家声称激素替代疗法应该常规化和长期化，因为它保护了绝经女性，降低罹患诸如心脏病等致命疾病和骨质疏松的风险。医学专家建议，女性应寻求更年期状况的长久疗法，直到死亡。这样，药物和医学影像服务的新消费市场将被开启。此外，女性的身体经验将逐渐依附于医学监控技术。

医学界认为，更年期是一种待治疗的疾病，而激素替代疗法可以延缓衰老，阻止性爱无力。然而，激素替代疗法并非一直广受欢迎。

60年代，激素替代疗法首次获得推广。这项技术饱受争议，它的功效和安全性不断被质疑。人们认为，激素替代疗法声称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证明。此外，有人认为激素替代疗法会增加罹患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几率。

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质疑激素替代疗法涉及性别歧视，绝经导致的女性性征丧失不至于需要合成激素来弥补。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当代西方文化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的双重结构下，被医学化的更年期和商业剥削制造了女性健康问题的恐怖气氛。女性主义者还认为，与其这样，女性不如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让身体“顺其自然地运转”，采取健康的方式生活。

激素替代疗法将更年期定义为女性人生中的一个节点，并根据普遍的生育流程，视所有女性为潜在受疗人群。它将绝经标记为统一衰老时间，勾勒出从更年期到死亡的过程，并用症状和疾病将绝经的女性与年轻女性区分开来。重点在于，激素替代疗法强调了性激素可测量、可调节的指示器功能，区分了男性和女性、健康和疾病、生育和不育、欲望和被欲望。

针对雌性激素缺乏症应用激素替代疗法，基于的是女性身体缺失一些东西这一观念。早在20世纪初的医学话语中，性激素就是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之间传递细节的信使，性激素缺乏和替代的语义学意义引出了女性气质的问题。女性气质是不稳定的、暂时的，它有待被强化。由于医学认为激素替代疗法有能力扭转因雌性激素减少而导致的原本无法扭转的衰退，因此这项技术正成为重要的“权力的技术”。

激素替代疗法话语的核心是一连串症状和疾病（与更年期和绝经相关），用以表达“第二性征”和女性身体的本原状态。因此，干预自然身体生育和性爱的激素替代疗法标记出当代性学话语中的交汇点，并指向绝经后的女性。激素替代疗法激起普遍而热烈的讨论。

雷娜特·克莱恩（Renate Klein）认为，对“大多数”中年女性来说，接不接受激素替代疗法成了“至为重要的问题”。争议集中在该疗法的风险，专家、评论家、医学家和女性主义者正努力评估这项技术的风险和益处。更年期女性的存在变得越来越矛盾，她们介于常态和病态、颂扬和清除的边界。批评家鼓励更年期女性对身体实行自我监控，并将其视为自愿行为。

福柯和激素替代疗法

无论从医学还是别的角度（比如女性主义的健康话语），以分析益处和（或）风险为目的研究激素替代疗法，都无法全面研究这项技术。

争论优缺点限制了对激素替代疗法的讨论。这样的争论基于预设的看法——使女性免受疾病风险，是没有问题的。更年期女性代表一种普遍的范畴，象征着单一的政治地位同医学实践者的关系；风险则象征一种有待回避的危险。

从福柯出发，从“技术权力”的角度探究激素替代疗法，侧重于话语的流动性，探究内容包括权力关系生产和主体性生产，以及权力与抵抗的多样性现场。在此，我研究激素替代疗法之上的医学和女性主义话语，这些话语建构了主体和主体的言说对象，即可能患病的更年期女性。

话语建构了社会现象，也是他们实践“关系”与“关系间”流动性的场域，它生产和传播权力／知识，权力和知识直接影响着彼此。认知主体、被认知的客体和知识的形式（modalities）都是权力／知识关系的历史性特殊变化的影响结果，它们在话语中被生产、转移和加强。在权力关系之内，话语的主体性建构总是未完成的过程。

我研究广义的“医学话语”和“女性健康话语”。我不暗示它们是一致的话语，或截然相反的话语，它们既不处在统治地位，也不处在被统治地位。

福柯认为既没有统治地位的话语，也没有被统治地位的话语，但有一种“话语元素的多样性”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所以，同一个话语形态内可能出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话语，并在内部流动。

医学话语和女性健康话语是阐释激素替代疗法的话语场域的关键节点。然而，它们不只是激素替代疗法的话语，它们既不彼此一致，也不相互排斥。每种话语都有各自典型的目的、形态和对立点。

医学话语和女性健康话语参与建构了更年期／育龄期女性，她们需要关于风险的详细知识，用以控制她们的命运。建构“风险”、为监控创造机会、为医学和女性主义话语提供常识和直接了当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性的主体，女性被建构、放置。接下来，我将关注激素替代疗法的某些关键方面，探讨身体如何被“性化”。

Henry Ford Hospital (Frida Kahlo)

更年期女性

把“女性”作为“一个意义明确的位置”来对待，一切激素替代疗法的话语定义了该主体普遍范畴的常见特征和条件。激素替代疗法的医学和女性健康话语凭借生育能力和患病几率限定更年期女性的身体，她们“选择”的应对措施被被问题化。

更年期女性的话语建构发生在身体地带，常态和病态的清晰界线由与之分离且局限的年龄和性范畴划出。

在医学话语中，更年期女性的身体是内分泌不足所导致的与性相关的短期症状和长期疾病、间歇性医疗干预（治疗和监控）争夺的现场——对所有女性都有效，直到死亡。通过医学建构的更年期女性用恐惧和无视面对雌激素不足带来的不利影响。

据称，冠状动脉心血管疾病“位列中老年疾病发病率首位”，是“女性最常见的死因”；骨质疏松“是女性心理疾病的主因”；更年期综合征是“让女性不舒服的首要原因”。然而，至少在英国，激素替代疗法尚未被广泛应用。

基于对副作用的错误观念，激素替代疗法使用率低是由于女性和全科医生的抵制，他们担心癌症和撤退性出血因而不配合治疗。医学文本的作者使用风险—收益评估来消除对激素替代疗法潜在副作用的担忧，却不考虑数据算法在不同女性身上是否存在差异性，如果存在那又是何种差异性。

一些作者认为，定制化、个人化的治疗手段将副作用降至最低，如降低撤退性出血的几率。医学作者还认为并非所有女性都能受益于长期的激素替代疗法，“90年代的挑战在于分辨哪些女性能充分受益于治疗”。

然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被卷入其中，因为“所有女性应当在绝经前接受评估，并征询她们的意见”。这样一来，医疗咨询对女性而言就成了平常的事。

同时，这种正常化的进程有赖于并加强着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排除，将（规定的）健康形式之外的女性、不能收益于激素替代疗法的女性（如穷人和黑人）排除在外。（医学研究表明，绝经后的黑人不像白人那样易得骨质疏松等疾病。甚至在一些国家，医保系统都是这样设定的。由于医学研究为这一结论背书，激素替代疗法在黑人女性中并不流行。）

在女性的健康话语中，更年期女性的身体被建构为“正常”生理过程的场域（象征着她生育生命的终结）。她们并非真正需要治疗，但受制于医学化的殖民策略和商业化。一些女性主义作家认为，更年期的医学化所带来的医药、医疗检测和诊断服务可能推动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

这些文本生产了这样一种更年期女性：把风险的开发作为她们真正的需求，但仍屈服于医疗事业和商业需求。这类女性担起激素替代疗法可能对健康不利的风险，因为她们缺乏信息，却被错误信息轰炸。这些错误信息将她们的身体视为风险身体，削弱她们的力量，煽动她们追求年轻和完美的健康身体。

根据桑德拉·康尼（Sandra Coney）的观点，更年期的医学化意味着人到中年的女性被捆绑住了，她们需要深入思考着接受或拒绝治疗的结果。女性感到健康和舒适，但似乎总能挑出毛病，总感觉有邪恶的疾病偷偷钻入身体的某个部分。

女性健康的书写者呼吁更好的研究，同时呼吁女性有机会了解真正的关于激素替代疗法的信息，寻求缓解不适症状、预防疾病的替代性非医药途径，认识她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状态”。这些信息能让女性关心自身健康时多个选择。

在医学分析的传统中，女性的健康对医学话语时间构成挑战。消费需求被创造出来，进而质询、定义关于健康的选项。

然而，更年期女性还被建构为占据了一个或两个主体位置的普通个体：患病的、被提供错误信息的、过度依赖医疗的、无力的；或健康的、信息获取顺畅的、自我实践健康的、有力的。女性在无力／有力的坐标轴上游移，并获取知识。这种概念化阻碍了女性在不同位置上同彼此相连，也阻碍了获取权力的能力。这样的话语策略也令更年期女性成为被动接受知识的主体。

上文说到，基于对知识的获取，女性身体被着重置于压抑与自由的对立场域中。缺乏自由和均质化被作为“身体的错误关系”生产出来。关于激素替代疗法风险的平等而准确的信息只在有关风险和收益的医学术语中才能被表达，对疾病和生理的医学理解也是同样道理（区分“正常”、“自然”和“健康”的规则和术语）。

因此，“身体”成为知识应用的场所。在医学话语中，对上述范畴的接受不容置疑，知识成为中立、透明的器械。知识是中立的，因为它建构了权力的外部。如果对思想和行动的解放形式是可能的，那么就有必要转换这些概念。

面对激素替代疗法，医学和女性健康话语针对普遍的更年期女性，她们亟需了解眼前风险的信息，并决定自己如何面对更年期。更年期作为所有女性生命中的节点，也是步入更老年女性状态的门槛。这时期的健康问题反映出性别地位被其它政治地位截获的现状，例如被不公平的种族和阶级关系。

风险与责任

即便作为个体的女性了解到危机的状态，但是把更年期建构为一种因“缺乏”而易导向症状和疾病的疾病（例如热潮红和心血管疾病），还是让女性人口普遍感觉健康受到了威胁。“危机”意味着疾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不期而至。

在隐晦的危机话语中，医学话语把个人假定为“理解真实的理性主义者”，以为危机事件发生前一定会有警告，“不幸事件能够预测和避免”。激素替代疗法的使用，和其它对疾病的干预一样，旨在建立一种消解不确定性的策略。

激素替代疗法的女性主义批评者也利用危机话语做批判。在医学和女性话语中，容易察觉的危机对行为方式至关重要，这种预感通过有关预防疾病的信息而获得。

鼓励长期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的医学文本强调心血管疾病与骨质疏松的致死率和致残率，这些文本构造出一种关于公共健康的根本原因。以骨质疏松为例，（医学专家）认为骨折可以避免。骨折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榨干家庭资源，占用医院床位，需要动用康复和社工服务。

鉴于绝经女性的诸多不利条件，以及向他人索取资源的不情愿感，一种处于不断恶化状态的更年期女性被建构出来。这种客体符合大众志趣，服从于不计其数的预防性医学长篇大论。向不稳定性宣战是为了获得一种适合老年女性的正常状态。

使用激素替代疗法进行个体治疗被用作关爱他人的性别政治问题解决方案（例如对丈夫和孙辈的责任）。

针对骨折进行必要的医院护养，在家、街上、公共建筑和交通设施上都有机制防止骨折的发生——医学人士把更年期女性建构出这样一种主体性，即渴望自己有用，而不会拖累他人，从而使欲望治疗与干预创造更好的个人价值。在（医学专家）看来，个人层面的健康、独立是有意义且能够达成的目标。

女性健康文本将欲望建构为健康的客体，强调更年期女性关爱自身健康。女性不仅能获得健康，还能通过“自助”获得，这种政治立场构建起“真正的预防”，“对消费者施以控制，让医疗系统和高利润企业获利”。关注女性健康的女性主义作家反对用激素替代疗法预防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

The Cabinet of Horribly Violent Glove Puppets (Marcia Farquhar)

她们呼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抵御疾病，比如用“自然的、安全的、健康的、节俭的”替代性治疗法取代“有害的日常习惯”（如戒烟少酒、少摄入咖啡因和脂肪），通过负重训练和调整饮食结构来“自救”。

然而，“健康的生活习惯”仍指向健康和所谓坏习惯（预防疾病，控制自己的生命），暗示了抽烟、不锻炼、吃得油腻的女性不能“自救”，处于潜在的失控状态。健康生活习惯的实践在文化关系中被定义，塑造了不同个体的行为和行为能力。

（这种话语）囊括了有钱、有闲、有能力实践健康生活习惯，渴望节食和运动的人。自我保健的好处在于表达了追求健康的义务，健康的规则在于健康是可以被追求的，也能把追求失败的人排除在群体之外。

琼安·芬克斯坦（Joanne Finkelstein）认为，为了以正常状态存在，被社会成员接纳，个体心照不宣地默许被一种“计算的医学之眼”调查和测量。逐渐地，个人价值由他／她执行明确的身心任务的能力决定，甚至由抵御特殊疾病的能力决定。

在建构激素替代疗法的话语中强调与性别有关的道德和病态造成“失去用处”的担忧。确实，在经济理性主义的年代，这些声音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无所不在的“生产性话语”的延伸，强调着个人的生产性。

激素替代疗法作为一种对抗死亡和衰老的积极策略被建构起来，会强化根据抵御衰退性疾病的能力、年轻健康、活动自如、不给别人添麻烦等来判断中老年女性价值的行为。同时，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耗尽了更年期女性所有可能的意义。可以推断，不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的女性个体将影响对自己和社会尽责。

由于没有采用激素替代疗法而患上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的女性将成为社会（和福利制度）的负担。性激素治疗还和“苗条的白人女性”有关，因为它能让她们有性吸引力，这就让治疗成为白人中产女性、工人阶级和黑人女性的责任。

生产性和可用性决定了个人的节点。健康被生产为一种文化性的防御机制，对抗对“他者”的侵占和与每个人相关的、首当其冲的文化价值。把健康概念化的意义在于群体和个人的生命被程式化为一连串通用的节点，完全阻止了其它可能性。在很多方面，医学和女性主义的话语鼓励危机话语的使用，强调监视和保健，尽管被不同的机制支援和占领。

由于某种首要而坚实的基础，更年期女性的医学和女性主义建构基于“性别”范畴的可靠性假设，以此来宣称真理。每个组织都以性别为中介做出假定，详细说明女性的风险，如罹患心血管疾病和乳腺癌，主张她们进行自我身体控制。

医学化

基于医学建构女性的主体化过程，书写女性健康的女性主义作家批判女性生命体的医学化，即“正常的”和“自然的”生理过程，如病理地对待月经、生育和绝经。这种论断指向一种医学化的身体，它的反面是非医学化的／自然的身体。这样，临床医学的话语和日常生活的话语、男人的话语和女人的话语处于对立位置。

女性病人或潜在病人被建构为均质的群体，有共同的爱好、和医生保持同样的关系、有相同的症状描述。男人则成为理想的、非医学化的生命体。基于“正常的生理过程”经验，单一的女性身体被建构出来。很难判断，若女性力求商讨或拒绝的临床诊断或治疗过程，权力关系会如何塑造不同的主体地位，也很难判读主体地位如何被临床治疗和针对医学控制的抵抗排除在外。

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在临床医学和媒介中，由于生命被逐步医学化，再考虑到医学宣扬的症状和对疾病的治疗，我们很难将医学化的例子从它的缺场中孤立出来，进而从非医学化的身体中区分出医学化的身体。事实上，考虑到塑造身体过程经验的医学话语的权力，非医学化身体绝对不可能存在。

即便是那些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个人，只不过看似逃离了医学的桎梏，却屈服于以保健或疾病预防为目的的审查系统。例如，孕期女性会特别注意抽烟的人。

医学化是身体规训的失衡举动，它产生的歧视不只在男性和女性间。主要问题在于，对医学化的女性主义批评落入了生物医学解释的窠臼，后者渗透并统治着当代身体话语，为使身体可被文化地理解提供了主要框架。

在许多女性的健康文本中，疾病和性被建构出来，它们相互拒斥，交会点则是生育。疾病作为负面性、报应和压抑的场域被生产出来，权力在其中单向流动，被医学专家利用，并施加在普通女性病人身上。

医学观察和解释被建构并施加于被动的、不情愿的身体上。疾病是性别歧视的一种结果，以一致性和修复性为前提，对根本的性别身体而言是次要的。

还有，女性健康话语带来的持续挑战使（正常）的身体生育过程“疾病化”，即使此处没有真正的病，彼处也有病。这些疾病是否和性别联系在一起，如何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疾病不是寄于身体的存在物，而是身体的性别和主体性中存在的元素。

Mapping Feminism (Helena Walsh)

激素替代疗法话语中的性别与身体

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女性话语内部，自然身体和“性别”范畴的本体论被刻写在不容置喙的医学话语中。通常来说，激素替代疗法的医学和女性主义话语有着共同的假定。

首先，二者都以潜在的生理学身体及其生育能力为前提。除了作为易受影响的客体（充满多种转换的学科实践，如外科手术、医学、化妆和营养学）的存在，她们接受或拒绝，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建构论之间妥协，最终被分配给一种正常属性。

总之，医学和女性主义关于激素替代疗法的论述似乎把女性的身体定位为支撑不同女性结构的固定基质。

女性的身体被认为在历史和文化之外, 这是前提和普遍的事实。普遍性的、被规训的性别身体已经产生，它通过医学话语延续。女性主义者保留了这一机制，他们证明性别是种文化构建，没有探究该机制如何影响社会，特别是如何建立了性别关系的深度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性别和性别之间的历史性区分的遗留物。在这方面，有人认为性别不是自然性别的结果，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性别可以在文明中重建。在自然性别／社会性别的划分逻辑内，性别指向“真实”，物质和肉体的基础基于“文化铭刻的社会性别”。

激素替代疗法的女性主义话语及其它女性健康议题被问题化。我认为，由于（这门技术）主张，女性之中的差异及统一可以由她们身体经验的术语来表达。因此女性身体被生产为稳定的统一体，意味着一个整全的“他者”，将女性钉在单一社会地位的位置。也如另一些人所言，这种生产是常态的，也具有政治局限性，具有“严重的排他性潜在影响”。

未完的话

我所关心的是，在激素替代疗法缺乏足够明显的优势，来挑战和改变医学话语的惯常影响的前提下，女性主义者如何采取健康策略面对这项技术。女性主义的女性健康话语受制于一种持续的假设，这种假设与女性身体的稳定性相关，与把一个整体的“他者”指定为“女性”的能力相关，与不断使用的医学术语相关，还与医学研究的承诺相关。

大多数文本无法清晰阐明他们所说的“健康”是什么意思，也无法意识到他们试图正常化、自然化的更年期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只是在医疗保健领域扩大和个性化消费者的选择。为了要进一步改变权力关系，女性健康话语需要脱离主导的话语，并审查医学的命名类别（如风险因素、疾病标签）。

通过建构“风险”，点燃对健康和疾病防御的欲望，医学和女性健康话语鼓励女性成为自我监视的客体。高龄女性的欲望受到抵御自身衰老的责任的约束，这种责任将健康与风险区分开来。

激素替代疗法可以被看作一种技术权力，它作用于身体，在身体层面不均等地分配权力关系，从而生成性别主体、定义性别条件。在此情况下，激素替代疗法产生其自身的先决条件，使性成为对身体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性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