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冈瑟：《像警察一样去看》（2019）

像警察一样去看：作为资产的“白人性”的批判现象学

Seeing Like a Cop: A Critical Phenomenology of Whiteness as Property

作者：丽莎·冈瑟（Lisa Guenther，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Guenther, L (2019). “Seeing Like a Cop: A Critical Phenomenology of Whiteness as Property.” In Emily S. Lee ed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y of Race.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189-206. 有删节

在我住了十年的东纳什维尔（East Nashville），邻居前院的草坪上立着一块牌子：“有可疑发现？不要犹豫，立即拨打XXX报警。”有一点我搞不懂，就是这块牌子上画了一双撩人的女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你会在80年代脱衣舞俱乐部看到这种东西，而不该是领居家的牌子上。

目前还不清楚居民们是否需要太多的鼓动来对彼此进行监控。东纳什维尔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可疑活动”的报道——“神色慌张的家伙按门铃”（“我没去门口看，但我家有监控”），“紧急戒备，附近有偷狗贼！”类似的标志和消息可以作为一系列知觉实践的线索，我称之为“像警察一样去看”。

这种做法包括在家里、汽车里等安全地点“监控异常的活动”、“监听奇怪的声音”、“跟踪陌生人的行动”。“像警察一样去看”通常会导致“打电话报警”，而这个电话可能会给那些被认为是陌生的、不合时宜的、潜在的危险的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东纳什维尔在我生活的十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离开时，公寓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幢公寓利用快速中产化的兴奋感打出了新殖民主义的广告语：“得到属于你那部分的东纳什维尔。”公寓网站上，年轻的白人拿着复古的相机，在圣诞彩灯下嬉戏打闹。买家被告知：“你不该在现代设施和历史街区之间做选择。你要的是一份体验，而不是另一所公寓。”

东纳什维尔的Stacks on Main公寓网站宣传画

然而，东纳什维尔的历史比咖啡店、自酿酒厂和瑜伽工作室所构成的地图复杂得多。街区尽头有一块路牌，上面画着“泪水之路汽车旅游路线”。这条路线横跨坎伯兰河（Cumberland River），靠近1830年成千上万的切诺基人（Cherokee）被迫穿越的地方，当时这些切诺基人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前往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领地。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东纳什维尔成为因“城市重建”项目从市中心流离失所的贫穷有色人种的家园。1998年，一场龙卷风席卷了东纳什维尔，摧毁三百多间房屋。这场灾难引发了一波中产化浪潮，人们用印有邮政编码的保险杠贴纸来庆祝他们的边疆冒险精神。现如今，随着豪华公寓的到来，地产公司声称东纳什维尔的一部分属于他们，第二波中产化正在进行。

豪华公寓的网站上没有提到安全问题，它的卖点不是封闭式围栏的舒适性，而是承诺你有权获得更多“体验”，网站的目的则是帮助你想象。然而，这些体验可被营销的基础是，你对“属于你的东纳什维尔”的投资是相当安全的，这样这里才会很快增值。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是，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贫穷、无家可归和种族差异，那么你可以求助于国家暴力将他们赶走。

紧张不安的美学逐渐成为社区投资和“改进”的象征，尽管它加剧了监视、骚扰、流离失所、逮捕甚至凶杀性暴力。2017年2月，一名名叫乔克·克莱门斯（Jocque Clemmons）的31岁黑人男性在住宅停车场被一名警察枪杀，被枪杀的住宅距离上文提到的高档公寓只有几个街区之遥。

乔克·克莱门斯（Jocque Clemmons）和涉案警察约什·利波特（Josh Lippert）

在新殖民主义的城市版图中，“像警察一样去看”和“得到属于你那部分的东纳什维尔”之间有什么关系？即使参与者不全是白人，但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被种族化为白人？资产、个人和种族如何与服务和保护一些人的安全机构相交，同时让另一些人暴露在致命的、非致命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国家暴力形式之下？现象学方法如何帮助理解这一复杂的交叉点？

接下来，我将提出一种批判现象学的观点，即“白人性”（whiteness）是一种资产，而且作为一种国家暴力的集体投资，“白人性”保护白人资产利益。我所说的批判现象学，指的是一种现象学方法，它不把个体意识的第一人称经验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而是将生活经验置于物质、历史和社会背景中，这种背景既在任何特定主体的个体化之前，也由知觉实践和历史沉积所塑造。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不是由单一意识的有意行为构成的。

作为资产的“白人性”概念是由批判法律理论家谢丽尔·哈里斯（Cheryl Harris）提出的，目的在于指出弗吉尼亚殖民地早期建立的法律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对移民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产生了双重影响。在移民和种植园主获得属于他们的美国之前，白人性还不是一个社会范畴。

哈里斯认为，在“第十三修正案”（部分地）废除奴隶制很久之后，“白人性”仍然作为一种“资产性利益”（property interest）发挥作用，保护白人不被置于社会等级制度底层，即使他们可能因阶级、性别、性取向或能力被边缘化。“白人性”也许不能保证财务的稳定，但能收到一种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称为的“公共与心理薪水”。

为了提出一种将“白人性”作为资产的批判现象学，我不描述白人的想法、感觉、感知或欲望，也不把白人理解为单独的个体。我不描述白人的意识，甚至也不描述白人的潜意识。本研究是把白人作为一种“社会源起的力量”（sociogenic force）的现象学批判。白人性出现于现代社会早期，在移民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交汇点上，白人性通过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自由派政治哲学家与种族资本主义殖民政权的碰撞而出现。

我对白人空间的现象学结构很感兴趣，它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秩序，“清除”了个人和资产融合的障碍。在这种融合中，“人力资本主体”在其中投资，呼吁国家暴力保护他们。并不是每个人力资本主体都是典型的白人，也不是每个白人都深深地把白人性视作资产。可疑监视的做法也不仅仅局限于白人。白人性不是一种非历史的本质，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形式。

效力和保护（作为资产的白人性）

谢丽尔·哈里斯认为，在美国，作为资产的“白人性”在不同的意义上发挥作用：

• 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资产的定义；

• 作为利益预期的基础，如边沁（Bentham）的定义；

• 以及作为一种独有的占有、使用和处置权，如在自由主义政治中对资产的定义中。

白人性是一种排他性资产，意味着有权监督自己的边界，以排除其他人或选择性地包含其他白人。这种排他权对理解委托代理监视至关重要。但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白人性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运行，并有能力（重新）生产主体，包括像警察一样去看，去报警呢？

我所说的“社会源起的力量”，指的是一种物质的、历史的力量，能够产生和强化特定形式的社会存在，包括个体化的主体和法农（Fanon）所称的“白人世界”的时空社会秩序。“社会发生学”（sociogeny）的概念由法农提出，并由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及其受影响者如大卫·马里奥特（David Marriott）、路易·戈登（Lewis Gordon）等人发扬光大。

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法农写道：“除了生物系统发生学（phylogeny）和个体发生学（ontogeny）之外，还有社会发生学（sociogeny）……社会是人的造物。未来的命运掌握在那些愿意摆脱这种结构中被虫噬了的根部的人手中。”社会发生学不是一种松散的机制，而是一种条件性进程，基于既定的社会实践和存在风格。

梅洛-庞蒂的“建制”（institution）概念对理解社会发生学的时间动态大有裨益。建制是一个主动-被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事件”或一种经验既产生于沉淀的实践，又建立了自己的“持久维度，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其他经验都是有意义的，并将形成一个可以想象的续篇或历史。”这里的“事件”可能是一名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也可能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社区建造了一座豪华公寓楼。事件标志着一个具有建制力量的时刻，它有能力发出“跟随的号召”，或者作为一个组织节点，为在过去的基础上出现的未来运作，而过去仍然可以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或挪用。

但建制不仅仅是一个阐释学框架。它是一种节奏的建立，既组织了存在的意义，也组织了存在的实质性。这种节奏可能已经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世界中感受到了，但它必须被挑选出来，并赋予其持久的维度，以确立其作为建制的地位。这种投资的强度和一致性有能力产生社会形式，比如白人世界中的白人主体，以及一系列感知实践，包括像警察一样去看。建制预设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文化物品的主体间性或象征性领域，这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铰链、我们的连接点。”这个领域包括草坪标志和广告标语，以及监控摄像机、警报系统、栅栏、大门、刷卡和安全停车设施。

梅洛-庞蒂认为：“其他人和我自己之间存在建制，我和我自己之间存在建制，它像一条铰链，是我们属于同一世界的后果和保证。”但是，社会空间分裂成邻居和陌生人。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由“白人性”作为资产构成的“同一世界”中，但我们并不全都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机会宣示拿到属于我们的那部分。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里指出，黑人在白人世界里没有本体论，因为黑人是相对白人存在的。黑人只有在他被迫戴上白色面具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与白色面具相关的缺失或缺席。戴上白色面具，能让黑人在白人的意义世界里变得容易理解，或在一个通过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建构和维持的世界中生存下来。

最后，我将论证，白皮肤也是由白色面具以不同方式造成的，即通过对资产个人的投资，使你作为人力资本主体的身份变得清晰。在这个世界里，你有权获得某种“体验”并“得到属于你的那一份”。换言之，“白面具”是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白人”的状态。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反思了白人的占有投资对白人主体性和世界既定结构的影响：

美国变成白人的了，就像那些“定居”这个国家的人变成了白人，因为有必要否认黑人的存在，并为征服黑人正名。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谎言之上。例如，来自挪威的白人男子——他们在挪威时是“挪威人”，通过屠杀牛、给水井下毒、烧毁房屋、杀害美洲原住民、强奸黑人妇女而变成白人。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把人类带到了遗忘的边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白人。

白人性是赋予你接受执法人员效力和保护的权利。对鲍德温而言，“投资”白人性是一种“道德选择”（moral choice），既让有色人种群体面临种族灭绝暴力，也削弱了白人的人性，后者放弃了“控制和定义自己的权力”，以换取“控制和定义黑人的权力”。

我们对选择成为白人的责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白人，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在面临多重紧张、破坏和矛盾的情况下选择继续投资于作为资产的“白人性”。那些认为自己是白人并将“白人性”作为资产的人，通过哪些知觉的实践来监督白人性的边界呢？

像警察一样去看

“警察/条子”（cop）是19世纪中叶英格兰人称呼警官的俚语，当时伦敦市刚成立职业警察队伍不久。“警察”（cop）是“逮捕者”（copper）的缩写，作为动词的意思是“抓住、拿住”，拉丁词根“capere”也是“抓住”的意思，也有“欺骗”（take in）之意。“Capere”还衍生出“逮捕”（capture）和“囚禁”（captivity）两个词，“概念”（concept）和“感知”（perception）这两个词也源于此（“concipere”和“percipere”）。

除了词源学，在实践中，“像警察一样去看”与理解或感知、夺取或抓获、抓捕或逮捕的三重意义上的“capere”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警察的认识论维度有什么？他们与作为资产的“白人性”相关的种族、经济和法律秩序有何关系？

詹姆斯·Q·威尔森（James Q. Wilson）在1968年出版的《警察行为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一书中，将巡逻警官的工作描述为一种知觉的实践，即探测异常迹象，以便将其从公共场所移除：

面对市民时，巡警特别注意两种信号：一种是危险的信号，另一种是行为不当的信号。一个衣着不整、说话粗鲁的人，在他自己的社区里很快就会被视为潜在的威胁。他可能出于自己的火爆脾气，或者因为需要在朋友面前“证明自己”，从而拔出一把刀或给出一拳。一个深夜在街角闲逛的青少年，特别是一个穿着古怪的人，一个头上缠布的黑人，穿着短裙的女孩和停在闪闪发光的汽车里的长发男孩，在路边大声与朋友交谈，或者跨种族的情侣……所有这些都被警察视为非常规和不正当的行为。

詹姆斯·Q·威尔森（James Q. Wilson）《警察行为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

大约十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威尔逊和乔治·L·凯林（George L. Kelling）合著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破窗》（Broken Windows）。这篇文章主张逮捕“声名狼藉、目中无人和难以捉摸之人”，比如“乞丐、酒鬼、瘾君子、暴力少年、妓女、流浪汉和精神错乱之人”，以便让“正派的人”在社区中感到更安全——即使实际犯罪率没有受此影响。

根据威尔逊和凯林的说法，“第一扇破窗”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而是“不加约束的乞丐”，它的存在本身就对正常的、有产的个人构成威胁。他们大胆赞同警察使用“非正式或法外手段”，甚至是“经不起法律挑战的策略”，以便为具有良好中产阶级（白人）价值观的居民创造一种安全和秩序的美感。

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在其对《破窗》治安手段的尖锐批评中指出，人们认为“街上的守规则取决于警察的不守规则”，这可能会给那些看起来不正常或与警察格格不入的人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相当于一种“一刀切的政策，以美化社区之名对没什么社会影响的无辜现象进行激进的不正当行为抓捕。”

《破窗》中的治安手段在美国各地建立并常态化，也影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尽在纽约，纽约警察局（NYPD）就在2004至2014年间进行了令人震惊的400万次拦截和大约230万次搜身，其中81%的目标是非裔和拉丁裔居民。在这些警察行动中，只有1.5%的人发现持有武器，6%的拦截造成逮捕。

此类做法对有色人种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被“莫里斯司法项目”（Morris Justice Project）、“停止大规模监禁网络”（the Stop Mass Incarceration Network）、“宪法权利中心”（the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纽约公民自由联盟”（the 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及其他机构记录和批评。

乔纳森·温德（Jonathan Wender）在他对治安手段的现象学研究中指出：“现代警察的工作中，受武装的官僚人员免不了与身处不同危机和困境中的人类同胞相遇。”警察接受的培训是将这些复杂的困境减少为有限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那么，像警察一样去看，就是搜寻异常状况，把人视为潜在的问题，并动员法律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时这种力量是致命的。

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在大陪审团对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枪杀一案的证词中，为自己使用致命武力辩护。据威尔逊说，2014年8月9日，他正在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坎菲尔德大道（Canfield Drive in Ferguson, Missouri）向西行驶。当时，他看到街道中央有两个人，沿着双实线走着。”

达伦·威尔逊枪杀迈克尔·布朗案现场

由于这种“走路方式”，威尔逊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走在人行道上？”迈克尔·布朗的同伴多里安·约翰逊（Dorian Johnson）说：“我们快到目的地了。”当威尔逊坚持审问这两个人时，据说布朗回应道：“去你妈的。”威尔逊评论说：“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布朗身上。”

威尔逊在证词中把自己比作一个抱着胡克·霍根（Hulk Hogan，WWE摔跤冠军）的五岁孩子。枪击发生时，威尔逊28岁，身高1.93米，体重95公斤；而布朗18岁，身高1.95米，体重131公斤。威尔逊形容布朗用最挑衅的嘴脸对着他：“我唯一能描述的就是，它看起来像个恶魔。”

当威尔逊朝布朗射了几轮子弹，击中他六次并最终杀死他时，威尔逊声称布朗“好像因为我朝他开枪让他很生气。他的脸直直地看着我，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在证词中，威尔逊夸大了自己的弱点和他对布朗的看法，这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可怕的和非人性的。

作为一种知觉实践，警察的暴力既普通又叹为观止，与美国种族资本主义的结构密不可分。不是每个白人都有警徽并携带手枪，但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被招募来从事像警察一样去看的知觉实践，像一架无人机一样，维护种族主义的白人性秩序。

尼基尔·辛格（Nikhil Singh）在文章《警察的白人性》（The Whiteness of Police）中，将警察定义为“在公共秩序中保护私人财产的预防性机制和机构，包括对暴力手段和法律条文的使用。”辛格借鉴了奴隶制下巡逻队和殖民地警察部队的历史，并认为，从建国伊始，警察就已经采取了一种种族主义的资产秩序，这种秩序以提升和保护白人性为基础，并从努力的劳动和原住民的土地中提取和挪用价值。

史蒂夫·马蒂诺（Steve Martinot）和贾里德·塞克斯顿（Jared Sexton）认为，警察不仅是白人性的保护者，而且是“白人至上的先锋”，因为警察在“免于惩处的道德”下仍对有色人种实施国家暴力。

基于此，弗兰克·威尔德森（Frank Wilderson）认为，白人不仅受到警察保护，他们——在他们的肉身层面——也是警察。该观点不是说所有白人都有意识地认同警察。他不是把白人性作为一种永恒本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主体立场，其利益在历史上一直与公民社会及其效力和保护的种族主义国家暴力保持一致，而有产白人深深地根植于公民社会结构。

（那么），白人，特别是那些在性别、阶级和种族方面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白人，如何被招募来维持一个承诺进步以换取与种族主义国家暴力共谋的社会秩序？被招募的人需要怎样的物质和情感投入？

白皮肤，白面具

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提出以下这种批判现象学。“黑人的生活经验”涉及三个基础结构：肉身图式（the corporeal schema）、历史种族图式（the historico-racial schema）、种族表皮图式（the racial epidermal schema）。

法农的分析源于他自己反对黑人种族主义的经历，但同时也揭示了白人的主体性以及支持和保护白人主体性的“白人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法农分析的基础结构能帮助我们理解作为资产的“白人性”是如何（再）生产那些自认为属于白人的生活经验的？

肉身图式

法农认为：“在白人的世界里，有色人种在发展他们的身体图式时遇到困难。”法农称其为“肉身的诅咒”（corporeal malediction）。现代世界的组织原则是“白人性”，它既被理解为欧洲人殖民全球、贩卖人口的历史偶然产物，也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源起的力量”，通过将白人与资产等同起来，使该历史自然化。

虽然白人世界搅扰了那些被种族化为黑人的人的肉身图式，但白人世界维持了白人肉身图式的连贯性，“我能”。对肉身图式的标准现象学分析预设了一个白人主体，其对世界的隐含意识允许“在时空中，我慢慢地把我自己组合成一个身体……它不会强加于我，而是对自我和世界的一种确定结构。”

（这是一个）从“我想要”到“我可以”再到“我做”的流畅通道，它甚至培养了一种在白人世界中感到舒适和理所当然的感觉。

例如，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白人男性想占有奴隶，但不承认他们与奴隶女人所生的孩子，因此他们建构了一种法律秩序来利于这种做法。他们想从黑人劳动力和原住民土地上攫取财富，因此他们发明了不同的种族化图式来利于这种攫取，比如黑人的“一滴血规则”（one-drop rule）规定只要有一个祖先有黑人血统，就可以认定这个人是黑人。

不是白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刻意构建的，但总体功用都是将作为资产的白人性自然化和正常化，并为那些认为自己是白人的人提供生活经验。如果我们的分析止步于此，我们可能误认为黑人只是被排除在白人本体论之外，而后者保留了其所有权主张，即通过其操作意图来披露存在自身。但正如我们所见，作为资产的白人性的肉身图式为那些自认为是白人的人带来了根本的矛盾（如“一滴血规则”，译注）。随着分析的展开，这种矛盾将变得格外清晰。

历史种族图式

法农假设自我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流动的交流。他勾勒出“历史种族图式”，它不由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而是由“另一个人，另一个白人，这个人用若干细节、轶闻、故事编织出了我”。这个历史种族图式是白人世界的产物，反映了那些自认为是白人的人的主要利益。这种图式包括，黑人男性天生是可疑而危险的形象，尤其当人们在邻居家附近或财物旁发现他们的时候。

是否存在一种白人性的历史种族图式？如果存在，它是如何（再）生产的？

与鲍德温和哈里斯一起阅读法农，我们可能会争辩说，白人性也是由“若干细节、轶闻、故事编织出来的”，以确保白人的清白、权利和免于惩处。

白人历史种族图式否认其历史性和种族主义，以便将其欲望、能力和利益——“我想要”、“我能”和“我应该能够”——框定为一个与白人世界流畅吻合的流动而自然的肉身图式。

如果原住民经种族化后不存在了，或被稀释进了白人中，并且黑人被永远地标记在白人性的对立面上，同时“外国人”被排除或选择性地纳入，那么在这些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种族主义模式中，唯一不变的是，白人被种族化为土地及其他财产的所有人，从他人身上榨取财富。

种族表皮图式

法农用种族表皮图式完善了他关于白人世界中黑人经验的批判现象学，并用它取代了种族化主体破碎的肉身图式，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实体”（entity），“占据着空间”，而不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的“世间存在者”（Being-in-the-world）。

1965年路易斯安那州反对黑人民权运动的白人示威者

黑人，作为具身主体的第一人称体验，与构成白人世界中黑人的历史种族图式的第三人称表征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一种既融合又抵制“黑人性”的白人表征的种族表皮图式。这种张力将种族化的主体分割为三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鲜活、具体的经验主体，一个降格的白人历史的副产品，以及一副在白面具下形成但也对抗着白面具的表皮。

对那些自认为是白人的人来说，皮肤的种族表皮图式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种族表皮图式理解为一种“装置”（device），通过它，“白人性”的社会力量被个体化到皮肤表层，那么白人性的表皮化过程是一个主动-被动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那些希望被认为是白人的人投资这种作为资产的“白人性”。

如果没有一个由“若干细节、轶闻、故事”以及白人为了保护白人性而发明和继承的法律、制度和哲学概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一个白人的世界里，没有白色面具的支持就没有白色皮肤，这个白色世界既（再）生产又否认自己对历史种族图式的依赖。

那些自认为是白人的人假设有一张白色面具，不管他们实际上是粉色、米色、象牙色、橄榄色、有雀斑、棕褐色，还是来自英国、德国、瑞典、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等不同国籍或民族。借助断断续续的、时常自相矛盾的历史和叙事，白人身份被授予或撤销。假若戴着白色面具，肉身就成了身体，皮肤的门槛作为与他人交往的交叉区变成了边界或栅栏，“白人性”也就成了一种自我拥有、自我完善、自我投资的资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