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妮·纳格尔：《男子气概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性别与性》（1998）

男子气概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性别与性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ism: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Making of Nations

作者：乔安妮·纳格尔（Joane Nagel，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ume 21, No. 2, March 1998, 242-260. 有删节

导言：政治人

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告诉我们公民身份、国家、民族、革命和帝国的结构与运转没有？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在作者的作品和思想中缺席，反映了性别的盲目和性别沙文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性别排挤，使得女性在民族国家和国家建立过程中看不见了。

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这种遗漏有两种回应。首先，通过记录女性在民族运动和反对派政治运动中的参与、领导，来揭示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第二，揭示和记录女性被排挤在政治组织、运动、决策机构和程序之外的机制。

我会回顾一些“把女性带回”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政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涉及“性别”（gender）和“女性”（women）两个术语的内涵。批评论述民族国家和国家经典文献，说它们忽视了女性，却也让人们几乎只关注女性革命者、领导人、隐性劳动力、剥削和对统治的反抗。

我首先关心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现代国家社会和政治分析的男性焦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国家权力、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革命、政治暴力、独裁、民主等等这些都被理解为男性事业，离不开男性的机构、进程和活动。

不是说女性在建立和推翻国家时没起作用，而是说女性作为公民、民族国家的一员、领导者的角色是男性谱写的剧本的角色，为男性而写，与男性相关。女性被设计为配角。这反映出男性观念中的女性气质和女性该有的“位置”。

麦克科林托克（McClintock）在其研究殖民主义的性别、种族和性的著作《帝国的皮革》（Imperial Leather）中注意到了民族主义的“性别话语”。她认为“男性理论家通常对民族国家的性别问题漠不关心，女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少得可怜。”尤其是白人女性主义者在“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女性主义议题上行动迟缓”。

梅赛施密特（Messerschmidt）在《男子气概与犯罪》（Masculinities and Crime）中指出，女性主义者让男女平起平坐的时候似乎只关注女性。学者仍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在结构、文化或社会意义上，在关于犯罪、民族主义、政治和暴力等有明显性别划分的活动和机构中，哪些只是“男性的”。

我认为民族主义政治是一种男性主义的事业。我不忽视女性的贡献，尽管她们一直受到历史上的性别限制。我的目标是探索男性主宰民族国家的事实，以便看这种对男子气概的认识为我们理解当代国家和全球政治提供了什么见解。

建构男人和民族国家

辛西娅·埃洛伊（Cynthia Enloe）在《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一书中认为，“民族主义通常源自男性化的记忆、耻辱和希望。”她认为，在民族主义运动和冲突中，女人被降低为次要的、象征性的角色，要么成为“国家的标志“，被抬高、被保护（译注，如“祖国母亲”），要么作为战利品或赃物，被贬低和羞辱。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的行动者是捍卫他们自由、荣誉、祖国和女人的男人。

那么，当我们在说“男性”（masculinity）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时候我们又在说什么？

男子气概

最近美国的历史研究认为，美国中产男性的当代模式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男子气概”（manliness）的复兴。那时，对身体和行为的男性理想的复兴融入1896年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中。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莽骑兵”（Rough Riders）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作战，“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 of Columbus）等各种男孩子和男人们的兄弟会组织在19世纪末期发展壮大。

莽骑兵

这些组织体现了美国和欧洲的男性荣誉，符合“标准的男性”的“男人美德”，包括意志力、荣誉感、勇气、纪律、竞争意识、平静、坚韧、沉着、坚持不懈、敢于冒险、独立、克制和有尊严的男子气概，反映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男性理想。

借用罗森博格（Rosenberg）的分析“性、阶级和角色”（Sexuality, Class, and Role），罗通多（Rotundo）将这些特质划分为三种19世纪晚期美国中产的“男性理想”：

• “男性成功人士”：竞争意识、自立、坚韧；

• “基督教绅士”：意志力、自制、纪律性；

• “男性勇士”：力量、强壮、勇气

当然，这些标准男子气概的价值和坚守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上文引用的学者讨论了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还有一些从广泛意义上定义了男性。吉尔莫尔（Gilmore）的《制造男子气概》（Manhood in the Making）研究了男性的跨文化概念，认为男子气概没有统一标准。尽管如此，吉尔莫尔仍然认为：

虽然可能不存在“普遍的男性”（Universal Male），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表现来谈论一种“无处不在的男性”（Ubiquitous Male）……让女人怀孕、保护受抚养者免于危险、供养亲朋……我们可以称呼这种遍布世界的人为“男人—播种者—保护者—供养人”。

上述例证了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Connell）称之为“本质主义”的男性定义。本质主义方法的弱点是随意性和易证伪性。除了本质主义，康奈尔列举了另外三种定义策略：实证主义、规范性、符号学。

男性的实证主义定义是对特定时间、地点的男人的描述：男子气概的民族志。它们受限于缺乏概括性、无法避免的研究者偏见和赘述。

男人的规范性定义强调男性理想，“蓝图”或性别刻板印象。它们受限于文化、历史和价值的假设，也排除了很多男人，很多（大多数）男人都没有约翰·韦恩（John Wayne）式的男子气概。

男人的符号学定义把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并从差异中推导出男性（和女性）的含义（拥有/缺少阳具，能指/所指，符号/象征）。符号学的定义局限于对话语和象征的强调，往往忽视了性别意义社会构成的物质和结构维度。

一些研究者结合了这几种定义策略，并把男子气概定义为一个否定的术语——“男人不是什么”。成文男人意味着“不成为”女人，没有男人想成为女人；与男人的“对立面”保持距离；成为（白人）男人不是成为“犹太人”、“亚洲人”、“孟加拉人”、“印度人”、“黑人”，做男人不能“女人”，不能成为同性恋。这些种族和性别的男性对立面被康奈尔称为男性的“次要”（subordinated）形式。

在《做个男人》（Being a Man）中，保罗·塞鲁克斯（Paul Theroux）抱怨道：“‘做个男人！’这种表达我觉得是一种羞辱和谩骂，它意味着无情、顺从、像个当兵的、不会思考。”盖尔松（Gerzon）则把标准的男子气概定义为一种不可能的目标。

霍洛克斯（Horrocks）列举了“父权男子气概”（patriarchal masculinity）的成本：

父权男子气概让男人残废。正如我们所知，在我们的社会中，男子气概需要这样一种自我毁灭的身份，一种受虐狂的自我否定，一种自我的萎缩，一种对生活的整个领域的背离，服从男子气概要求的男人变成“半人”（half-human）。

为了成为我应该成为的男人，我必须摧毁我最脆弱的一面，我的敏感，我的女性气质，我的创造力，我不得不假装比我感觉到的更强大和更弱。

霸权的男子气概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它是假设性的、被广泛接受的，并且具有看起来是“自然”的品质。这并不是说在任何国家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对理想男人有某种共识。霸权的男子气概往往与其他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男子气概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当今美国的霸权男子气概是否源自19世纪男子气概的复兴，抑或根植于早期男子气概的历史文化概念，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种族、性别和阶级基础上的男子气概中，霸权的男子气概占主导地位。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或中东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在《七智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对阿拉伯世界标准男子汉的描述。

民族主义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国家定义为“一种能在国家（state）中体现自身的情感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血统观念，倒不一定有共同的血统。”民族主义构建并提供了一种对“民族国家”（nation）及其与业已存在的或潜在的“国家”（state）的关系的叙述。

因此，民族主义既要实现“国家地位”（statehood），也是对“集体共性”（collective commonality）的信仰。

民族主义者希求实现“国家地位”和“民族国家地位”（nationhood）。

主权国家地位的目标，即“建立国家”（state-building），通常离不开革命和反殖民战争。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维护和行使国家地位往往采取武装冲突的形式。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似乎携手同行。

民族国家地位的目标，即“建立民族”（nation-building），离不开“想象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发明传统”和建立象征性的共同体。正如盖尔纳（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导致民族国家，而不是反过来。”界定共同体、边界，阐释民族性，展望历史和未来的任务既离不开“统一”和“相异”。建立民族认同和文化边界的事业往往会滋生民族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似乎携手同行。

沙文民族主义有观念局限，表现为对民族优越感的信仰。在民族主义冲突或扩张时期，沙文民族主义变得活跃起来。现代世界史上，民族主义有一张不宽容、甚至杀人不眨眼的面孔。奈恩（Nairn）称美国为“现代的雅努斯（译注，Janus，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一面是退步的、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福利国家”，一面是进步的、共同体的“福利国家”。一面是枪炮，一面是黄油。

大多数关于民族主义定义和运作的讨论都是以意识形态和行动之间的区别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对民族的信仰——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成为民族国家行动的基础和公正的基础，具体行动包括“建立国家”和“建立民族”，争取独立，建立政治和法律秩序，排斥或纳入各种类别的成员，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始于19世纪，并成为理解和组织地方和全球政治的一种方式。

奈恩认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由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至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的某些特征决定的。”民族因素、族裔传统、风俗和言论等特征被拔高，创造了一种民族市场经济和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资产阶级。

同样，塞顿-沃森（Seton-Watson）把18世纪末定义为“新欧洲”和“旧欧洲”的分水岭。英格兰、苏格兰、丹麦、法国和瑞典等旧欧洲国家享有相对自治，其他国家则通过民族运动的形式动员起来，从君主制或殖民主义中获得独立，建构了一种民族主义形式，向它们的选民灌输民族意识和采取政治行动的愿望。

男子气概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政治的，与国家及其机构密切相关。和军队一样，大部分国家机构在历史上和今天都由男人掌管。那么，霸权男子气概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和霸权民族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携手而行就不奇怪了。

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相互建构，并且现代形式的西方男子气概与现代民族主义几乎出现在同时同地。莫斯（Mosse）认为，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和发展与现代男子气概的出现和演变并行不悖：

男性刻板印象不是上世纪任何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专属。它不仅支持保守运动……还支持工人运动，布尔什维克的男人也被说成“像橡树一样坚固”。从最开始现代男子气概就被19世纪以降的心民族主义运动吸纳了。

前苏联时期的运动会

那时的其它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呼应了现代男子气概的标准。一些学者把19世纪欧洲男子气概的复兴和帝国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斯普林霍尔（Springhall）描述了英国中产阶级对基督教男子气概的理想，说是“体格强健的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公立学校迷恋比赛，强调运动。他概述了这些中产阶级价值观如何通过“基督教少年军”（the Boys’ Brigade）传达给“全国大城市中心受寄宿学校教育、地位较低的工薪阶层男孩”。而这两个阶层的男孩同时服役于大英帝国的军队。

“基督教少年军”的足球队（1910年）

在美国，男子气概被编织进两个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项目中。一个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项目，在美洲不断的拓展疆域，任何挡在美国扩张道路上的人都将是美国的敌人。另一个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它证明美国的势力范围是合理的，并将其扩大到包括整个西半球。

没有人比西奥多·罗斯福更能体现男子气概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结合了。众所周知，西奥多·罗斯福年幼多病，少时被贴上花花公子的标签，在政治生涯早期他的男子气概受到了羞耻的攻击。1882年，2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以纽约州议员的身份开始从政：

日报讽刺罗斯福是娘娘腔中的娘娘腔。他们给他起绰号，叫他“弱小的人”、“花花公主”、“精致的罗斯福先生”。他们嘲笑他嗓音高，穿紧身裤，衣着花哨。有人开始用著名同性恋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字来称呼他，还说他“习惯吮吸象牙手杖的把手”。

罗斯福开始了一场将自己重塑为男子汉的运动。这个自我重建的过程包含两个象征性的主题。第一，他声称与美国西部的联系；第二，他对美国帝国的主张。他的自我重建大获成功。不到五年，他就以“达科他州的牛仔”的身份竞选纽约市长，受到了媒体的欢迎，因为他“勇于战斗的男子气概”和他“能对抗暴风雪的体格”。

这种非凡的转变有迹可循。1883年，罗斯福探访南达科他州的“崎岖之地”（Badlands），买下一个养牛场。1884年妻子去世后，罗斯福暂时退出政坛，退居牧场。在那之前，他接受了《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采访，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富家公子变成有男子气概的牛仔。虽然罗斯福的牛仔生活只持续了半年，但他还写了很多书像公众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气概。他还在“美西战争”期间表达了好战的愿望。

霍甘逊（Hoganson）描述了男子气概的意象在“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1898-1902）话语中的作用。美国在马尼拉湾击沉了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沉没后，菲律宾人开始了争取国家独立斗争。

这在美国引发了一场辩论，主题是美国对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它应该是自由的，还是应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西奥多·罗斯福是这场辩论的焦点，他的立场显然属于帝国主义阵营：“我们美国……的子孙们为我们祖国的年轻而骄傲。如果我们有男子气概去把握它，我们就会知道祖国的未来是我们的，我们将为我们面前的斗争做好准备，进入新的世纪。”

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乔治·F·霍尔参议院（Senator George F. Hoar）被罗斯福的盟友称为“化石”，说“活在发霉的过去的”他应该“让位给生活在现在的进步的年轻人”。“菲律宾问题”变成“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较量。这场辩论下沉到选取的男性选民（那时女性还没有投票权）：

这个国家此时最需要的是爱国的美国人，而不是许多装作政治家的老妇人和老态龙钟的政客。……你满足不了这个国家了。回家休息，给这个国家点机会。

西奥多·罗斯福的言论和写作及其同时代人反映了一种种族化的、帝国的男子气概。有冒险精神的文明白人驯化或击败劣等残暴的有色人种——印第安人、非洲人、西班牙人、菲律宾人。无论是征服美国边境，还是“保护”西半球免受欧洲殖民主义的侵袭，罗斯福的男子气概都有赖于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鉴于19世纪和20世纪男子气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鉴于主要是男性坚持和实施这些思想，以及这些运动和制度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的力量，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似乎来自同一个模式，而这种模式塑造了现代国家体系中民族和国家的结构和文化。

女性的耻辱和男性的荣誉

不少民族主义理论家会把“国”比作“家”。男人当家，男女各司其职。

虽然女性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政治中可能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作为“祖国母亲”占据着重要的象征性地位。她们纯洁无暇。传统的男人可能是家庭和国家的捍卫者，而女性则被传统主义者视为家庭和国家荣誉的体现。女性的耻辱是家庭的耻辱、国家的耻辱、男人的耻辱。

伊斯兰民族主义中的面纱政治能清楚地说明着装和举止的政治性。出了家门，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都身着传统服饰，连衣裙盖住手臂和腿，有时还会戴头巾。伊朗的黑袍（chador），沙特女性的衣着都将面部和身体全部遮盖。

许多女性声称她们爱穿这类衣服，并争辩说戴面纱是一种解放，因为面纱使她们免受男性的性注视，并允许她们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性对象。其他戴面纱的妇女在反西方、反殖民或反帝国的斗争中戴上面纱，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比如伊朗），反抗宣布面纱为非法的西方联盟。对其他妇女来说，戴面纱是一种表达不满和抗议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丧失的手段。最后，对穆斯林移民来说，戴面纱是阻止被同化的方式。

然而，许多戴面纱的女性，包括许多曾经属于第二类的女性，对她们在戴面纱方面没有选择权感到不满，并强烈抱怨这曾经是对抗腐败政府或占领者的反抗行为，现在被她们自己的男人用来控制和压迫她们。

奥古斯丁（Augustin）在《巴勒斯坦女人》（Palestinian Women）中表达了对强制戴面纱的遗憾和愤怒：

加沙的大多数女人被强迫戴披巾（shawl）。女人外出时不遮盖头发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一些穆斯林狂热分子甚至威胁向没戴披巾的女人投掷化学药品。当然，也有一些虔诚的女性出于宗教承诺戴披巾。但其他女性认为，披巾不是伊斯兰教义的一部分，而是解放斗争的象征性标志。很多女人是被她们的丈夫强迫戴上披巾的。

这些女性在抵制强制面纱时面临艰难抉择。如果她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似乎是对自己所属共同体的不忠，是对民族事业的背叛。在族裔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围困下，许多女性不愿反抗这类强权，包括一些巴勒斯坦女性活动家。

伊斯兰面纱分类

出于至少两个原因，女人的性成了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首先，女性在民族主义中的角色通常是母亲，是温暖和家园的象征。尤瓦尔-戴维斯（Yuval-Davis）提醒我们：“在法国，拉帕特里(La Patrie)，一个分娩的女人形象是革命的化身。”而在讨论南非白人民族主义时，盖茨凯尔和昂特哈尔特（Gaitskell and Unterhalter）认为，南非白人女性也常以母亲形象示人。

其次，作为妻子和女儿的女人肩负着男性的荣誉。比如，阿富汗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把对劳动力、土地和女人的控制视为荣誉。“深闺习俗”（Purdah）是保护家庭骄傲和荣誉的关键因素。马布罗（Mabro）探究了男人、家庭的荣誉和女人的“性体面”之间的联系。获得荣誉算男人的，但失去荣誉就是女人的责任。荣誉是主动获得的，耻辱则是被动的。

不是只有第三世界的男人荣誉才和女人的性、体面和耻辱挂钩。虽然女性的生育能力很受重视，但不守规矩的女性性行为可能会败坏这个国家的声誉。

莫斯回顾了欧洲民族主义史中的女性。一方面，女性是永恒力量的化身，代表天真和贞洁，最重要的是体面。但另一方面，合适的女人需要和合适的男人有性接触，以帮助男性战士享受和平。

这些合适的女性性行为与堕落女性（妓女或女同性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不爱国，辱国”，是对男性的侮辱。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本国女性和“异国”男性发生关系都会造成名誉危机，并引发报复性暴力。“二战”期间，非裔美国军人和澳大利亚女性之间的自愿性行为引发愤怒，以致六名黑人大兵因“涉嫌强奸两名白人护士”而被处决。

性化和军事化的民族主义

对女性的性纯洁性和性活动的担忧并不是性作为男性气概和民族主义问题出现的唯一原因。埃洛伊认为：“当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军事化后，共同体中的男性特权通常变得更牢固了。”

事实上，军队是高度“性化”的。

首先，战争有一种“性化的”属性。哈索科（Hartsock）认为，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力，包括军事权力，都有情欲的成分，尤其是军事势力和英勇表现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男性情欲。古典时代，战场上的力量和英勇与阳刚之气联系在一起，所以凯撒告诫士兵避免在战斗前性交，以免削弱他们的力量。在德国，有关于手淫和同性恋是危及国家军事力量的性行为的争论，并将战争描述为“对男子气概的鼓励”。

其次，军事机构和组织的性化围绕冲突中对“敌人”的描绘展开。许多民族主义战争和冲突将敌方男人描绘成一心想强奸本民族女性的恶魔，或者描绘成没有男子汉气概的太监。

在《非洲猎踪》（African Game Trails）中，西奥多·罗斯福用他的白人优越感把非洲男人描述为“坚强、有耐心、脾气好……童心未泯……当然，就像所有的野蛮人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而他对印第安土著的描述就没那么仁慈了，因为他们是他的敌人：

心上人或妻子被抢走，被侮辱了，现在是某个肮脏而残忍的印第安士兵的奴隶或妃子。

莫斯指出，战场上的女性被描绘为性侵犯或性剥削的受害者，“女人总是萦绕着士兵的梦想和幻想”。敌方女性更被描述为乱性的、可被剥削的：荡妇、妓女或合法的强奸目标。

几乎所有战争的内容都包含了对强奸、性奴役或性剥削妇女的提及和讨论。这些人不仅是个人或一小群男人，而且是军队最高指挥官，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第三，使用强奸、渗透和性征服的男性意象来描绘军事武器和进攻。

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导弹上常写着这样一句话：“弯下腰，萨达姆。”（暗示男同性恋强奸）“海湾战争”期间，需要捍卫或报复的袭击被描述为对妇女的异性强奸，“强奸科威特”。国防话语中有一种将国家和军队的行动人格化和性化的趋势。援引一位著名学术安全顾问的话说：“在吉米·卡特的领导下，美国正在为苏联张开双腿。”

《全金属外壳》（1987）

结语：“保卫男子气概”

理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男子气概之间广泛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内容。为什么人们（尤其是黑人、女性、同性恋）经常对加入军队和准军事机构感到不安和害怕，这一直是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些机构的人在捍卫一种特定的种族、性别和性的自我概念：一种白人、男性、异性恋的男性身份概念，承载着伴随霸权男子气概的所有负担和特权。

对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启发了男人为什么上战场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了一档美国内战的系列节目。我听着南北方男男女女的声音，以及他们对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冲突所带来的危险、恐惧、渴望、悲伤、愤怒和绝望的描述。我一次次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还要继续战斗？

我能理解南方男人，他们要捍卫家园和生活方式。我理解双方的“原则”。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北方男人“自愿”参战。19世纪中叶，足够多的证据表明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男女都不亲近。虽然北方有一场有组织的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但没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得到了足够广泛而热烈的支持，从而促使北方如此高度地参与战争。

在我家，我丈夫对我的好奇不感兴趣。在葛底斯堡战役和安蒂塔姆战役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一排接一排的北方男性炮灰等着送死，这对我丈夫来说似乎也没问题。我曾非常费解，而我现在知道了答案：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

当然有男人抵抗的战争，也有男人抵抗所有战争。但一旦战争被广泛视作一件关乎“责任”、“荣誉”、“爱国主义”，捍卫“自由”和“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事，那么许多男人（和女人）都觉得抵抗战争是懦弱和可耻的。战争还有一些甜头，比如来自冒险的诱惑，男性的同志情谊，检验和证明自己的机会，参加一个历史性的、超越现实的、决定一代人的事件的机会。对许多人而言，战争的吸引力不可抗拒。

不是说所有男人和女人对“应征入伍”的反应一成不变。男人和女人对霸权的男子气概和外表的观念因种族、阶级和性的差异而不同。许多女人都是爱过的，她们关心荣誉，能被动员。许多男人也批判霸权的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不能被动员。历史上也有撼动霸权男子气概的时刻，那就是“越战”。

此外，男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男女都有影响。对男性来说，“懦夫”可以说是最具羞辱性的称呼了。而作为一名女性和女性主义者，卡罗尔·科恩（Carol Cohn）在参加美国兰德公司（RAND）的战争模拟时被称为懦夫。她打报告说“自己还是被这个称谓刺痛了。”当科恩是模拟的参与者时，她变成了“话语的参与者，一组共享的词语、概念和符号，不仅构成了我们可用的语言可能性，也构成了那种情况下的自我”。

但是，为什么参加男性组织或场合的女性不把这些机构和环境“女性化”，而是自己很快变得男性化呢？参军的女人会变成“男人”吗？或者，如果有足够多的女人参军，她们会让军队“女性化”吗？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女性在男性机构中不再变得男性化，并开始根据她们带来的女性兴趣和文化来改变机构？

我想知道，为什么民族主义更多地与准备和发动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建设学校、博物馆、医院和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公共交通、艺术和娱乐设施以及自然保护区联系在一起？虽然国家关心这些事情，但它们似乎从未成为“道德的战争等价物”。

女性男性化或男性机构女性化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理解国家和国际政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世界各地更多的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我们是否会看到国家议程的转变，以及民族主义与男子气概的脱钩？埃洛伊对此提出怀疑态度：

数十次成功推翻帝国并创建新帝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让国际政治体系发生更大变化。……十几个新的父权制民族国家可能会让国际谈判桌变得更加拥挤，但这不会改变国际谈判桌上正在进行的国际游戏。

对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的探索帮我解开最后一个谜团，那就是，与男性的公民身份体验相比，作为女性，我体验公民身份的方式可能不同。南非班图人有句谚语：“女人没有部落。”女人是不是也没有国家，或者说对许多女人来说，这个国家不像男人所感受的那样。

我们不被期望保卫我们的国家，治理我们的国家，或代表我们的国家。当然，许多女性会做这些事情，但我们在男性国家机构中的存在似乎不受欢迎，除非我们扮演熟悉的配角：秘书、情人、妻子。

我们更容易脱离国家，不太可能被要求承担“重要的”和公认的公共职责。我们的贡献更有可能被视为“私人的”，只与“女性问题”有关。因此，我们的贡献更不受重视和认可。

鉴于男女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国家和国家观念的差异，在如此多的政治问题上存在性别鸿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像所有的霸权结构一样，不仅塑造了男性的情感和思想，也在女性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