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特斯·瑞德：《工会和英国的多元主义传统》（2016）
摘要：相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将工会视为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产物这惯常假定，本文将工会起源往前追溯至前工业化时期的工匠基尔特（craft guilds，又译作“同业公会”）；因此，工会被视为具有“职业的”而非“阶级的”基础。本文区别辨识出三类型的工会组织：工匠工会（craft unions）、资深工会（seniority unions）以及联合工会（federal unions）；每一类别都对应明确的劳动部门。本文所呈现的，也因此是一个对于工会的自由主义多元观点，它不会将工会视为迈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绊脚石，而是倡议将集体组织和集体交涉视为目的本身。此一观点认识到——并且期许——工会组织的多元性，以及其作为社会的权力中心。
工会和英国的多元主义传统
Trade Unions and 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Pluralism
作者：阿拉特斯·瑞德（Alastair J. Reid, 剑桥大学戈顿学院）
译者：陈荣钢
译文原载：《成大历史学报》第五十一号，2016年12月，页1-20
一
我想首先强调，在英国，工会的历史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久。尽管工会在19世纪70年代才在公共舆论界获得一定的合法性，但他们深深地扎根于英国的社团历史中。
最初研究该领域的历史学家曾对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在其巨著《工联主义的历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4）中，强调了基尔特（guilds，或译作“行业公会”）和工会（trade unions）的区别，并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延续性。[1]这是在显然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对更早的卢约·布连塔诺（Lujo Brentano）和乔治·豪厄尔（George Howell）观点的否认。[2]韦伯夫妇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比较晚近的马克思历史学家，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都或多或少将工会视为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工具。因此，他们认为工会表达了资本主义之下受薪工人的特殊利益，那么工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和塑造工人的系统发生冲突。然而，自从R.A.里森（R.A. Leeson）的研究《旅行的兄弟：从团体到工会的六个世纪》（Travelling Brothers:The Six Centuries' Road From Craft Fellowship to Trade Unionism, 1979）问世后，上述观点就站不住脚了。里森的研究也印证了布连塔诺和豪厄尔的正确性：英国的工会历史可以远溯至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时代。[3]
尽管19世纪英国才渐进地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不要忘记制造业在英国的历史有多么久远。以约克郡（Yorkshire）为例，《1086年最终税册》（Domesday Book of 1086，又名《末日审判书》，1086年颁布，译注）中就有该地大量铁加工、熔炼和锻造的记录，随后炼铁成为西多会（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译注）修道院的主要生产活动。1274年起，英国有了采煤的记载，采煤是为了满足谢菲尔德（Sheffield）炊具制造业的需求。制衣业在西赖丁（West Riding）的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1201年。13世纪，由湍流驱动的磨坊水车已经在约克郡流行开来。
《1086年最终税册》（Domesday Book of 1086)
这些乡村制造业粗略地刻画出这样一幅图景：额外的收入来源增补了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出的农产品所带来的收入。由于超越各大市镇范围还存在相对有效的基尔特制度（guild regulations），因此这些制造业能带来长远的好处。那时，约克市四处可见修建房屋和城墙的泥瓦匠，制衣和制陶工人也已为海外出口贸易扩大了生产规模。
早在1376年，约克的工匠基尔特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为庆祝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上演的各种神迹剧（miracle plays）和神秘剧（mystery plays）。因此对中世纪英国人而言，神秘剧要么讲贸易的故事，要么讲工匠的故事。
四轮马车引领的48场盛装游行来自不同的行业团体，有趣的是这些团体的名称最终成为英国源远流长的姓氏：巴克（Barker，剥树皮工人）、坦纳（Tanner，制革工人）、富勒（Fuller，漂洗工）、库珀（Cooper，制桶工人）、格洛弗（Glover，手套制造商）、费希尔（Fisher，渔夫）、马里纳（Mariner，水手）、霍希尔（Hosier，制袜商）、斯派塞（Spicer，香料商）、撒切尔（Thatcher，制屋匠）、钱德勒（Chandler，蜡烛制造商）、梅森（Mason，泥瓦匠/石匠）、戈德史密斯（Goldsmith，金匠）、马歇尔（Marshal，马厩工人）、内勒（Nailer，制钉者）、洛里默（Lorimer，金属马具工匠）、巴伯（Barber，理发师）、史密斯（Smith，铁匠）、斯金纳（Skinner，皮革商）、卡特勒（Cutler，刀匠）、贝克（Baker，面包工人）、鲍耶（Bowyer，制弓匠）、弗莱彻/阿罗史密斯（Fletcher/Arrowsmith，制箭工人）、里斯特（Lister，钟表匠）、戴尔（Dyer，染工）、库克（Cook，厨师）、佩因特（Peinter，油漆匠）、布彻（Butcher，屠夫）、萨德勒（Saddler，马具商）、卡朋特（Carpenter，木匠）、泰勒（Tailor，裁缝）、波特（Potter，制陶工人）、默瑟/德拉珀（Mercer/Draper，绸缎商/布匹商）、韦弗（Weaver，织工）。别忘了，以上并非职业列表，而仅仅是有资金来源和公众口碑的行业组织。
锁匠（locksmith）
乡村基尔特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官方的最早记录来自1381年农民起义结束后，但可能根植于更早的日耳曼部族联盟传统中。基尔特是一种小型地方性非正式互惠保障社团。
事实上，“基尔特”（guild）来自古英语中“货币/税”（geld）一词，有支付和贡献之意。因此，他们在内部筹集小额捐款，以共同抵御疾病、衰老和死亡的风险。在重要的宗教节日，他们还为成员举办社团活动。随着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以及不同职业间劳动力的联合，这些基于职业的乡村基尔特自然而然地重组为更引人瞩目的城市基尔特。
当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因为基尔特里同时包含了师父（雇主）和学徒（雇员）。与此同时，他们联合起来守护共同的利益，以抵抗商人和消费者，并试图完全掌握产品质量控制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作坊主和熟练雇工之间的隔阂被拉大。这一较早的历史背景为早期现代意义上的工会提供了三点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在经济生活领域追求共同的目标，共同利益和互助共济的观念是相似的。
组织委员会和会议的实践由来已久，因此英国的工会一经问世，就有主席、财务主管、干事和多数票决议制。
控制新工人进入的地方保护机制具有长久的合法化基础，这一机制直接对抗任何可能打破地方行规的有效行为。在基尔特的保护下，社团获得“搜查的权力”，被应允的行为包括开除“非法的人”，销毁“欺诈性商品”。后来的工会在关闭商店和开除劳工上借鉴了基尔特。
《鞋匠和他的学徒》（1725） by Peter Angelis
17世纪中叶，熟练雇工开始离开他们的师父，并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会组织。这一过程并没有受到阻挠，因为比起欧洲大陆的那些邻居，英国政府并不喜欢过多干涉经济生活。在法国和德国，城市基尔特首当其中的作用是为地方政府增收，尔后他们的权力被转移到国家一级政府，后者规限着商业行为，也压抑了工人组织的独立性。这一现象在1793至1815年欧洲陷入战争期间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英国，早期工会或多或少处于自治的状态，不随国家兴衰替变。他们只依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富余或短缺将赋予他们更强的集体议价能力，并有助于他们涨工资。
产生类似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桩，它们都刺激了英国工会的成长。第一桩是1666年的伦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它使17世纪晚期的伦敦出现大量重建工程，并导致无法再在基尔特框架下生存下去的熟练技术工人汇入现代工会，对泥瓦工和木工这样的基础建筑工人更是如此。第二桩历史事件是1793至1815年的英法战争（French Wars），这场为期近二十年的冲突不仅扩大了产品规模，也因入伍参军损失了劳动力。
伦敦大火
尽管在短时间内英国食品价格上涨，社会缺乏秩序，但在1811和1812年，早期工会间出现了跨行业联合的高潮，这在历史上是首次。因而，和欧洲大陆相比，伦敦裁缝分别于1795年、1801年、1807年、1810年和1813年上调佣金，排字工人也在1793年、1800年和1805年涨了四次工资。1810年统一的伦敦出版行业价目表成为集体议价的基础标准，直到19世纪末。此外，金箔匠集体资助了200英镑给其他行业，支持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和过去的基尔特一样，这些工会结合了互助会的保障措施（疾病、失业、失去生产能力、死亡）和集体化的组织形式（使大家劳有所得）。《1793年互助会法案》（Friendly Society Act of 1793）保护了他们的活动和利益，赋予他们存在下去的合法性，甚至不受《1799年联合法案》(Combination Act of 1799)的影响。因此，英国北部新成立的金属加工工会依然在名号上保留着互助共济的传统：铸铁互济会（博尔顿，Friendly Society of Ironfounders, 1809）、机械互助联盟协会（布拉德福德，Mechanics Friendly Union Institution，1822）、机械互助联盟（曼彻斯特，Friendly Union of Mechanics，1826）。
工会从基尔特那里继承的另一项遗产是所谓的“游民系统”（tramping system），这也是里森《旅行的兄弟》书名的来历。“职业介绍所”（house of call）向没有工作的工人提供小额资金支持，让他们去一个新的地方。当他们抵达新地方后向“职业介绍所”报告，后者在当地为他安排工作。属于合法工会的任何人都能在英国全境自由迁徙，寻找工作。这逐渐成为惯例，但凡暂时不想定居某地，而是打算拓展自身经验的、处在生涯早期的熟练工人都会选择走这条路。这个方法还能为那些被工作坊/工厂拉入黑名单的工人在异地寻找机会。你可能已经猜到现在很多英国的小旅店（inns）、小酒馆（public houses）的名字都有某一行业的印记，没错！而且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名叫“木匠之臂”（Carpenters’ Arms）的酒馆。
二
在深入探究英国工会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仍不易被看清。接下来，我将重点关注工会的职业基础（occupational basis）。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同于认为工会代表了所有受薪工人的阶级利益并以此挑战资本主义系统的假定。相反，从开始到现在，英国工会都深刻地代表着既存经济、社会和政治框架下的职业利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否背离他们真正的角色？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英国的工会曾经是什么，以及现在仍是。
工匠工会（craft unions）由工匠基尔特（craft guilds）发展而来，他们坚持强调广泛而相对慷慨的个人福利。以此为目的的资金偿还能力是他们的基础，工人也因此承认他们的地位，与他们联合。有时他们确实对技能的传承很感兴趣，但这样做又会被评估为阻碍了资金的可持续性。
因此，工匠工会本质上不是封闭的精英组织。例如，金属制造维修工社团里包括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英国造船业的钢铁工人，而在起初该社团里只有处理零件的铁甲工和焊接熔融金属的铆钉工。具有远见卓识的社团领袖意识到，要想强化他们队伍的力量，只有团结造船业里的其他工人。因此，他们向那些收入和技能更低的工人群体放开了加入权限。1874年，填船缝的工人得以加入；1882年，铆钉工的助手加入了进来；而到了1896年，铁片切割工也得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0世纪30年代，金属制造维修工人掌握了新的焊接技术，饶有野心的战略使工人间实现了技术共享。不过，工会并不承认铁甲工助手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以致福利资金不够用：两名铆钉工才一名助手，但一名铁甲工就要四到七名助手。尽管这可能导致铁甲工和他们的助手间发生内斗，但这种敌对行为并没有坐实。1982年，两类工人群体加入同一个工会组织，不计前嫌。
工会在资金不成问题的时候仍将属于不同团体的工人笼络进来，其重要原因在于巩固工匠工会的议价能力。因为工会不仅为工人提供内部福利，也代表工人在对抗性的关系中和雇主谈判。和之前谈到的工匠基尔特类似，工匠工会有调节工作量和工作报酬的双重目的，只不过一个对抗师父，一个对抗商人。为了将自身地位最大化，工匠工会采取了和工匠基尔特相仿的办法——限制贸易。对抗难免非理性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行为，但上调的薪水能保障稀缺技术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因而，一方面，金属制造维修工社团愿意在国家贸易受挫的难以避免的状况下，和雇主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工会时刻准备采取措施，付诸地方行动侧面推进国家条款，而这将保证工人的长期议价地位。因此，只要有需要，即使在经济向好的年份，工会也能发起成功的罢工运动，这便是工匠工会对劳动力的机构性影响。
另一些人数庞大的工种并不适合工匠工会这种组织形式。例如，尽管煤炭和棉制品行业的产业工人确实拥有超高的技艺，但每人只负责某一环节的工作，并且常常只在特定矿井或工坊工作。由于他们不能轻容易地迁移到别处工作，因此在劳资纠纷中，劳动力的机动性不是他们的谈判资本。还有，这类产业工人的技能是在工作中经考察认定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学徒身份。而且多年下来，他们身边已经埋伏着大量监视他们、搞破坏的“工贼”。苏格兰煤矿工人出身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德（Alexander McDonald）是最早的工会活动家之一，他打破原有工会壁垒并成立了一种新形式的工会组织。还是儿童的麦克唐纳德在拉纳克郡（Lanarkshire）的一个矿井里工作。工作之余，他上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夜课，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19世纪40年代末，麦克唐纳德大学毕业。他不仅获得了学位，而且存了一笔用来投资股市的积蓄。股票收益使他有财力将他的亲戚和过去的工友组织起来。起初，他试图借用成熟的工匠工会形式，包括工会成员福利、移民计划，并向当地报纸募捐。然而，所有这些举措都没有收到成效，苏格兰矿工们根本无法大规模加入工会，募捐来的资金也无法用来罢工或谋求更高基础工资。这时，麦克唐纳德的教育背景发挥了作用。他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运用既有的反交易法律（anti-truck laws）对抗矿主，阻止雇主强迫工人在自己公司开的商店里消费。他随后断定，这条维护产业工人权利的路径是可行的，进一步可以利用国家法律缩短工人工时、保障工人安全等等。事实上，一旦这一策略奏效，这些工人就会产生积极的决心和地域上的凝聚力。采矿和棉制品行业的工人将有能力统领他们的议会选区，并将代表自己利益的国会议员选上台。麦克唐纳德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874年被选举成为斯塔福郡（Stafford）的国会议员。麦克唐纳德还被视作工党的早期领袖，而他的金主就是苏格兰的矿工们。
苏格兰采矿业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它不再基于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因此，1945年以后英国工业的国家化并不是新社会的开始，更像是已经存在多年的工人议会斗争所施加的压力到达了顶点。工会管理中缺乏工人参与，工会仍然扮演旧式的议价角色，似乎一切如昨。当然，工人的工会因不同的职业领域而体现出特殊性。工会因职业不同，分别代表煤矿工人、采棉工人、钢铁工人等群体的利益。作为利益分化的结果，当这些产业于20世纪长期衰落后，曾经强势的工会也日薄西山。1920年，全英国共有120万煤矿工人，“大不列颠矿工联盟”（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有近100万成员。现如今，深井煤矿已成为历史，全国的露天煤矿雇佣几千人就够了，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rs）的活跃成员仅有100名，其中不少还是带薪的管理人员。同样地，1920年英国棉花产业工人超50万人，强势的纺纱工工会有超过5万名会员。而今天，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纺织业已经消失，工会也于1970年正式解散。即使从时代中幸存下来的钢铁产业，也在20世纪初产业规模扩大后难逃衰落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英国钢铁行业共有30万名工人，今天只剩不到2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兼职工人。以上是20世纪英国工会运动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性别比例的改变，即高学历女性在工会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
至此，英国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工会主义的历史形式，两种形式都基于职业利益和忠诚度。一种是工匠工会，它将拥有明确技能的工人群体组织起来，并在劳动密集型工种之间转移，例如细木工、油漆匠、机修工、电工等等。另一种我把它称作“资深工会”（seniority unions），因为工会成员的技能需经过筛选。这类工会旨在组织产业线上的全体产业工人，例如矿工和纺织工人。然而，新城市环境下仍有大量未被囊括进内的工人，比如卡车司机、船员、码头工人、煤气工人、电车和巴士司机。随着19世纪乡村地区劳动力枯竭，非正式的议价权和这些群体的工会前景都有所改善。
究其原因，一方面不计其数的人来到大城市腹地工作；另一方面这些工人变得出人意料地自信，既在劳资纠纷中吸引到眼球，又获得大量正面的媒体报道。加之，一些早期组织者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在公开宣言和对抗策略中使用阶级斗争的修辞。然而，太关注表面价值可能会被严重误导，因为被所谓“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反复提及的“组织长久的可持续性”依然依赖于特定职业情境（而不是阶级）。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斗争热情中存活下来的工会倾向于：
关注特定群体，例如装卸工人，他们在甲板上的工作量比别人更大； 建立至少针对事故和死亡的基础福利； 从不太成功的竞争对手那里随机挖一些工人来自己这儿。
大多数工会保留下来的结构特征在20世纪获得完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的缺乏。我把这一时期出现的工会称作“联合工会”（federal unions），他们没有统领所有工种，甚至没有统领某些产业中的初级技能工种。他们之所以叫“联合工会”，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联合”建制，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不同工种之间形成“松散的联邦”。例如，全盛期的英国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拥有码头工会、水路工会、游客服务和道路运输工会构成的“工会集团”，它还有自己的管理员、办事员和监督员。然而2007年，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制造业手工艺人结合会（Amicus）合并了，后者囊括了众多工匠工会，而其中的支柱是机修工工匠工会。现如今，制造业手工艺人结合会业已成为英国最大的“联合工会”，包括150万名成员。为了协调构成联合工会内部结构的各行业间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组成了内部委员会。历史上，英国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General and Municipal Workers’ Union），后者在1982年和金属制造维修工工匠工会合并，并改名为英国总工会（GMB）。英国总工会目前拥有超过50万名成员，它还保留着一些因袭的传统做法，例如通过地区工会组织者、地区委员会和地区议会，保证英国北部、西北部、南部、西南部、约克郡、东米德兰兹郡、西米德兰兹郡、伦敦、威尔士和苏格兰等地工会成员招募的高度多元性。此外，我们还应该讨论一下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Unison），它成立于1993年，现在有130万名成员，囊括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所有工种。同时，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分为不同的“服务团体”（Service Groups），包括地方政府、健保、教育、治安与司法、社区、水务、环境、运输、能源和私人承包商。随着资深产业和自身工会淡出历史，女性地位获得提高，联合工会成为现今英国最重要的工会形式。上述三大联合工会以职业作为区分，彰显着运输、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特点。
三
如果用国家社会主义的视角研究英国工会是具有误导性的，那么有没有别的研究进路呢？确实有一种视角，尽管它并未获得广泛承认，但它坚实有力，而且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它是一种分析形式、一种指示，即多元主义（pluralism）。
这种观点从两个主要方面支持多样性。首先承认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其次承认这些组织在更广阔的社会中的多样性。反观其他人，如韦伯夫妇这样的费边主义者（Fabians）认为工会将不可避免地进化到“立法”（legislative enactment）的渐进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或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认为工会指向社会主义转型革命；我们多元主义者将试图认识不同类型的工会如何运作、能够和应该如何继续运作下去，以及不同工人群体的利益。此外，除了以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统一社会为发展方向（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多元主义者认为工会能够并且应该形成和维持雇佣关系中的永久对立力量，不止为了挑战雇主的单边控制权，而且在必要时对抗国家干预。从这个角度说，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今天的极左翼最终都在“利用”工会：不管他们多么真诚地维护工人利益，他们的政权最终都将招安工会，甚至瓦解工会。相反，多元主义者有更直接、更透明的动机——用户工会的集体组织形式和集体议价权——把多元性不仅当作组织类型，更作为社会的核心力量接受它。
最早确立地位的多元主义者可以追溯到“一战”前的G.D.H.科尔（G.D.H. Cole，《社会论》的作者，译注）。他是一场被称作“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运动的核心知识分子之一，他主张工人控制的工业组织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平衡力量。这种主张基于那一阶段快速成长的工会带来的乐观主义和热忱。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当时思想和行动的潮流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这种风潮在两次大战间隙的萧条中消失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随之破产，但这一理论仍对另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比如R.H.托尼（R.H. Tawney）、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也是改良主义国家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925年出版的《政治典范》一书中， 拉斯基 指出，国家是社会意志最终的法律储藏所。译注）。
尤其是拉斯基，他在伦敦政经学院（LSE）担任教授的时候使这一学说继续发扬光大。20年代，拉斯基的学生包括沃尔特·米尔恩-贝利（Walter Milne-Bailey），他后来成为工会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研究部的主任。1931年，米尔恩-贝利出版了《工会与国家》（Trade Unions and the State）一书。这本书没有带来多大利润，但阅读面足够广泛，它使那些有兴趣致力于政治多元主义的年轻一代接过了先辈的火种。年轻一代中，有同在工会大会研究部的艾伦·弗兰德斯（Allan Flanders）和休·克莱格（Hugh Clegg），后者曾是G.D.H.科尔在牛津教过的学生。
弗兰德斯、克莱格等学者组成了为人熟知的研究劳资关系的“牛津学派”（Oxford School），学说基于多元主义原则而非国家控制理论。1968年，为期三年的“多诺万报告”（Donovan Report）问世。（多诺万即特伦斯·多诺万勋爵[Lord Terrence Donovan, 1898-1971]，是英国工党政治家，译注）这份报告来自“工会和雇主联盟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rade Unions and Employers’ Association，又称“多诺万委员会”，译注）针对英国劳工法系统的研究，其理论深受牛津学派影响。这份报告的核心部分由克莱格撰写，结果遭到工党内部左翼力量的阻挠，例如巴巴拉·卡斯尔（Barbara Castle）希望政府加强对劳资关系的干预。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份报告的核心在于完整保留英国“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的遗产；同时，通过认可议价谈判的新形式（如商铺管理员）来加强草根力量。
Barbara Castle (1910-2002)
当然，以上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从1979年起，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间断地动用立法手段加强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影响着过去三百年间英国社会建立起的成熟的自治秩序。对多元主义者的忽视非常不幸，不仅忽略了20世纪英国历史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还导致人们对今天社会窘境的误解。1968年的“多诺万报告”是多元主义压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次胜利。但是，撒切尔执政十年内，扩大化的对工会组织的合法性限制并没有取得胜利。用撒切尔自己的话说，在“敌人内部”并没有胜利，也没有回到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去到了对立面：英国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联盟自由和它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被毁灭了。因此，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与日剧减并不叫人感到意外，这归咎于所谓“新自由主义”挖出的巨大壕沟。
两次大战期间，拉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另一名学生是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今天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为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创设提供了灵感。扬的政治生涯始于工党的研究部门，他还是1945年选举宣言的主要起草者。尽管他没有事无巨细地决定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但他为工党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核心意见。50年代，工业国家化和中央集权福利国家的官僚本质令扬非常沮丧。此外，工党大佬拒绝将消费者的利益和工会中生产者的利益放在一起严肃考虑，这也让扬很失望。扬退出工党和工党研究部门后，他关于“多层面社会雇主”的新理论最终于1957年付诸实践。扬设立了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Association）和高收益杂志《哪一个？》（Which？）。
在一种革新的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实践中，扬转向家庭、邻里和形成式学习（formative learning）体验的研究。扬针对个人从下往上改变社会，而不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往下来改变。当扬最终于1978年进入上议院时，他获得了“达灵顿的扬勋爵”（Lord Young of Darlington）称号，认可他在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
伦理社会主义的实验发生在小型社区内，通常势单力薄，不太可能挪用到国家工会工人组织的实践中，因为后者涉及大量资金收入、与雇主和国家议价的能力和效率等等。我们不妨把它们视为英国多元主义传统中的两个面向。19世纪的工会组织者也许展望过，有一天他们将形成众人拥护的“格兰斯顿式的自由主义”（Gladstonian Liberalism）。到那时，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将成形，消费者合作社和公有制改革也见了成效，地方一级既拥有控制权又拥有决议权，工人阶级女性也参与其中……但这些并不归功于中央政府，而是工会自己。这是早期工党的愿景。1918年著名的“社会主义章程”通过后，工党仍将“合作的联邦”（Cooperative Commonwealth）而非“社会主义”作为愿景。（工党于1918年通过名为《工党与新社会制度》的纲领和新党章，将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列为自己的目标，并开始吸收个人党员。译注）对此，我愿意把那时的工党称为“最初的工党”（Original Labour），因为他们坚持用激进的自由主义术语描绘未来。1918年的“章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强调了激进自由主义在土地改革中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管理者的改革之路，而不只是所有权的改变那么简单。这项改革不是由国营农场推动的，而是由为数众多的市立农场、合作农场和小农场主推动。农场工人不仅获得了最低工资保障，而且有机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花园、分配的田亩和自耕田。此外，食物的配给也有消费者合作社团和地方政府负责。
工党在两次大战之间受到了打击，并最终导致1931年的政治危机。（1931年8月，第二届工党政府试图用削减失业补助金和其他社会事业费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遭到工人群众反对，被迫辞职。麦克唐纳及其追随者公开倒向资产阶级，工党随即发生分裂。译注）“二战”后，国家对工人的控制再度加强。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指引下，工党和工会逐渐地重新规划着目标和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代表地方性社会进步力量的市民组织起不到太大作用。对英国的下一代而言，工党（通过调整目标和方法）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但同时带来了悖论的迷思。一方面，工党依赖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以控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工党坚持工人在自己行业内部保留自由的集体议价权。
使“最初的工党”向“旧工党”（Old Labour）转变的另一要素在于宗教和教会的纽带作用与日递减。不像在早年间，工人运动中政见不一的领导人还能以“非国教新教徒”（Protestant Nonconformist）的名义聚在一起。诚如那句非常著名的标语所言：“工党欠卫理宗（Methodism）的，比欠马克思主义的多。”这句标语不仅读起来顺口，而且不乏道理。不过，真要说起来，工党欠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m）和长老宗（Presbyterianism）的可比欠卫理宗的多。撇开基督徒普遍的兄弟会伦理不谈，教堂带来的去中心化和地方民主有力地影响着工人阶级。例如，公理宗直接影响着金属制造维修工工人领袖罗伯特·奈特（Robert Knight）和约翰·希尔（John Hill），两人曾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圣·詹姆斯教堂（St. James’ Church）受洗；而船工社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Alexander Wilkie）受洗的长老宗教堂就在圣·詹姆斯教堂对面，穿过诺森伯兰路（Northumberland Road）就是。公理宗在19世纪英国合作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公理宗不仅关心消费的合作化，还涉及生产的合作化。工党的早期领袖中不乏公理宗人士，如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Margaret Bondfield）、弗雷德·乔伊特（Fred Jowett）和凯拉·哈迪（Kier Hardi）。他们通过教会产生影响，这并非出于父辈的因素，而是有一种真实的社会依附性。因而，当1900年的工党成立大会在伦敦的公理会纪念堂（Congregational Memorial Hall）召开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公理会于1862年建造了这座纪念堂，用以纪念克伦威尔政权后，恢复国教的《统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颁布200周年。这也导致两千名清教徒大臣拒绝宣誓，并埋下现代非国教清教徒结盟的种子。
英国的工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代表着公民权利下两种经久不衰的传统。一是中世纪以降的城镇基尔特自由传统，使工人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行业内部的自治；二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加尔文主义以“良心自由”作为重要原则，并由此而确立基督徒抵抗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译注）和地方民主的传统，它们伴随着两百多年来的教会斗争。回到欧洲的语境中，我们感慨传统如何经历三次大战（1793-1815[英法战争，译注]，1914-1918，1939-1945）仍保留下来。传统历久弥坚，离不开工会和工人们的贡献和努力。如果在今天的社会中给工会找一个恰当的定位，它不应是通向国家社会主义的垫脚石，或者一边被剥夺自治权一边为“新自由主义”背书，而是在自由、多元和自治社会的框架内，形成一种志愿联盟的有效形式。
注释
[1]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London: Longmans, 1894).
[2] Lujo Brentano,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Gilds, and the Origin of Trade-Unions (London: Trubner, 1870); G. Howell, Trade Unionism New and Old (London: Methuen, 1891).
[3] Robert A. Lesson, Travelling Brothers. The Six Centuries’ Road from Craft Fellowship to Trade Unio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9).
[4] Walter Milne-Bailey, Trade Unions and the Stat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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