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培：《现代世界初期的中国：捷径、神话与现实》（1999）
现代世界初期的中国：捷径、神话与现实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hortcuts, myths and realities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耶鲁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Education About Asia, 1999 (Summer). 有删节
一、导言
中国在世界史中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过去二十年间，亚洲经济的惊人增长以及中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分量使她获得了新的认同。
写作和授课世界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把一连串冗长的历史记录梳理出来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简化对历史的叙事。任何试图描绘宏大图景的人都值得尊敬，思考“大”的事物没有什么错误，但大尺度的阐释体系充满了危险。
大多数时候，“大”思想家仅仅在重复老旧的刻板观念，即18至19世纪欧洲人对亚洲古代文明的看法。乏味的陈词滥调被包装成新理论，并忽视了近期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研究近些年关注现代世界初期中华帝国（大约16至19世纪）的著作。我希望推翻对中华帝国过于简单化的流行论述，并提出更细致入微的讨论。我并不想给出终极答案，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下问题的过程：我们如何全面评价中国长期的社会与经济转变？
对欧洲历史学家来说，核心问题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的起源。对中国而言，时常是相反的问题：为什么中华帝国“停滞不前”（“stagnate”）？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上引领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至少到13世纪的情况下，却无法在19世纪之前实现突破，以维持工业增长？
这些问题引出一连串讨论。然而，我们被“快餐式”的解释困扰，这些解释试图在复杂的帝国和理论事务中找到捷径。这些捷径解释有着一种相同的模式。
首先，它们在中国（或亚洲）的社会与经济特征之间建构出一种二元对立结构——“西方”（the West）、他者（the other）。它们用一般性术语描述每一种文明的本质特征，并将经济发展中的得与失归结为无法避免的根本特质。它们宣称，在去差异化的要素（文化或经济制度）之间，没有调解的纽带。
例如，和西方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比起来，儒家经典更关注道德哲学，这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迟滞的原因。还有人认为，中华帝国对“商业”的“敌意”使商人在“士、农、工、商”中位列末席，这也成为中国的贸易不及欧洲繁荣的原因。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1896-1988）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方专制国家”，国家控制着农业灌溉用水，因此和西方不同，东方不存在自由。
人们喜欢这些大胆的断言——这些断言使世界简单化了。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这类一般化有着如此明显的错误，以至于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都没有认真地对待它们。
诚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我们确实需要提出证据来反驳他们，但我们也应该试着看看为什么这么多有见解的人仍对他们深信不疑。也许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认为的那样，“神话历史”（“mythistory”）是人类试图解释过去时避不开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神话和历史分离开来；二是像修昔底德和司马迁那样，解释为什么神话对想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
我们最艰巨的任务是凭借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超越批判，解释为什么社会和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差异。我们需要拥抱一种真正的世界史，一种不把社会划分为封闭空间的历史，而是一种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互动的历史。
几乎所有关于欧洲工业革命起源的研究都挤在一个狭隘的背景中。
第一种解释提出了一种英格兰独有的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其它地方没有。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颇具影响力的范式中，英格兰在17世纪80年代复辟之后，保证了土地和商业主的绝对私产权。对产权的保护鼓励了投资和技术变革，因为房地产所有者可以从土地获得收益。
其它解释强调了煤炭供应和水力运输的密切关系，或认为16世纪“圈地运动”推翻了独立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无产阶级，等等。
英国圈地运动
那些找不到任何解释的人试图把这些解释结合到一起，构成诸多让英格兰与众不同的要素。但梳理这些解释后，我们只描述了情形，却不清楚最重要的是什么。
历史不是一门对照实验的科学，但对不同情形做仔细探查有助于找到最显著的差异，并突出共性。对比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有助于扩大讨论范围。结果表明，在英格兰，没有一个要素起决定性作用，在其它方面也没有。而事实上，法国和英格兰的发展速率几乎相同。
法国和英格兰的许多比较性问题也出现在对欧洲和亚洲的比较中。同样，学者试图找出中国没有的西欧的特殊因素。但是，几乎所有试图找到东西方决定性差异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最为重要的结论。
欧洲和中国当然不完全相同，但许多长期存在的关于东西方对比的神话被证明没有根据。最持久的神话是产权、人口和商业的神话。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近来的研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种认为保护财产是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观点。由于17世纪英格兰对财产的保护，使得农业投资产生持续增长的生产力，并最终促进工业投资。没有财产保障，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投资生产性活动。相反他们的利润会被“寻租”的政府拿走。
西班牙帝国提供了一个专制政权的例子，它通过扩大权力来抑制经济增长。由于西班牙帝国从企业家、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那里榨取税收，因此生产停滞不前。尽管西班牙为“新大陆”供应贵金属，但未能实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这种模式也出现在中华帝国——诺斯和大卫·兰兹（David Landes）都明确支持魏特夫的论点，即中国有一个专制的帝国政权，没有赋予它的臣民以自由和财产保护权。
对中国法律史的早期研究似乎支持这种观点。研究清代法典的学者发现，法典很少关注“微不足道”的民事案件。似乎只有杀人和抗税等刑事案件才和国家相关。博德和莫里斯得出结论，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员对臣民拥有和放弃财产的权利漠不关心。
但是，最近基于真实案件档案材料的研究推翻了这一假设。民事案件确实占裁判案件很大比重，衙门根据律法断案，即使是普通的农民也可以上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哪里又人人平等呢？
聪明的中国诉讼律师知道如何获得地方法官的注意。尽管法官常常指责“讼棍”（“讼师”）是和谐关系的恶意破坏者，但他们却能将复杂的财产纠纷引入地方衙门。如果地方官坚持自己只审杀人案，怎么办？掮客提供从当地墓地挖来的尸体，这样民事纠纷就能伪装成刑事案件。
正如官员所见，中国人不是极权国家的被动受害者。相反，官员和现代学者都认为他们不守规矩、爱打官司，他们会发掘很多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对抗国家，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即使这不是我们的标准里最有效的经商方式，但人们还是会做生意。
在现代欧洲早期，由于土地归精英阶层所有，并且受到宗教的限制，以及受制于土地和商业地产混乱的司法管辖，因此几乎没有自由市场的理想。加之宗教战争，像胡格诺派、摩尔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被驱逐，国家没收了修道院的土地，实施大屠杀，那么欧洲看起来也不像有受财产保护的土地。
在中国和欧洲，财产权的性质大致相同。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安全是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差异因素。
另一种简单化的解释涉及人口学——西欧人在他们独特的婚姻制度中脱颖而出。从列宁格勒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西方世界，多数女性都晚婚（平均24.5至26.5岁），还有相当一部分（10%至20%）的人口未婚。这种人口对“欧洲奇迹”有利，因为它使人口增长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使农产品盈余并积累。
相比之下，几乎所有亚洲女性都在21岁之前完婚。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没有女人能在结婚后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农民生育大量（男性）子嗣，而这种生育率就会吃空生产盈余。
亚洲不受控制的生育率神话至少可以上溯到马尔萨斯（Malthus）。大卫·兰德斯用简单的语言延续了这一神话：
早生。多生。人需要食物，食物需要人。恶性循环。
然而，马尔萨斯神话已经向现实低头。尽管早婚，但中国家庭的比欧洲家庭晚育，而且更早地停止生育。中国家庭普遍存在产后流产（杀婴），生育间隔也较长，这样保持了家庭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平衡。
詹姆斯·李（JamesLee）和卡梅伦·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认为：
与欧洲人口增长只由一种形式控制相比，中华帝国的人口表现出多种形式的特征。
因此，马尔萨斯的压力在欧洲和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基本相似。
我们早该知道，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增长之间不可能存在长期的、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5%至35%，而欧洲人口占比20%至25%。今天，中国的这一数值已经下降到20%，而欧洲已经下降到12%。
中国在人口统计学上看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把同样的标签贴在了这块大陆的所有人身上。如果我们把中国和欧洲相比，我们会看到情形大致对等。
第三种，也是最为常见的刻板印象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适合贸易的国家。一些误解促成了这一观点。文化本质主义者首先把中国视为一个“儒家”社会，他们通常认为儒家经典文本的认可是官僚考试制度的进步。
然后，这种“儒学”被描述为“农业哲学”，它只承认农业是财富的来源，贬低了商业。最后，援引专制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官员只对压制商人有兴趣，以提高税收收入。
简而言之，这种刻板印象将中国归结为“儒家正统”，忽视了它的多元信仰体系。例如，佛教在整个帝国时期都有强大的经济影响。佛教寺院开辟了许多地区的土地，发展了典当行，并在朝圣地点产生了大量的贸易。佛教的“另类世俗化”（other worldliness）让僧侣或信徒从事积极的商业活动。
中国家庭也积极而努力地积累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财富。士绅阶层的精英们经常与商人合作，开办合资产业。“经世致用”的文人试图将古典文本中的原则应用到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经常敦促商人自由行动，以促进贸易。
市场的低营业税维持了贸易的稳定，避免了从商人那里榨取财富。伍秉鉴在1834年的身价为5600万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他同时代的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不相上下。
译注：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为福建裔广东富商伍秉鉴（1769-1843）画的晚年画像（1830年），伍秉鉴曾是清朝三品顶戴花翎，“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行主，生前垄断了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与东印度公司发生过复杂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并通过旗昌洋行（Russell & Co.）投资美国铁路工业。历史学家埃里克·多林（Eric Dolin）曾断言：“1843年9月4日，伍秉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为旧中国贸易画上具有象征性的句号。”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商业财富总量至少是平等的，甚至可能优于欧洲，而国家对商业的态度似乎相当开明。这些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在某些知识分子那里，这些结果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重视。
现代化理论学家坚持在“传统”的亚洲社会和“现代”的工业社会之间建立区别。另一些人却坚决否拒根据新的研究来修改他们已有的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固守着过时的作品，并且只是简单地忽略或拒绝不同意见。这是思想的狭隘和懒惰。
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强而有力。拥抱这个神话（而不是现实）令人快慰，但也导致了一种自满的观点，即西方的技术优势不可避免地来自西方的“自由”、“犹太—基督教价值观”或“多元主义”的独有特征。
文化上的简单化解释分散了两个社会内部的分歧。把西方的“自由”作为一个普遍的特点，避免提及我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痛苦和冲突，这一做法深深根植于西方。虽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也确实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奴役，但在欧洲人殖民的“新大陆”上，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劳工的商业化程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欧洲国家体系的多样性中发现的“多元主义”淡化了州际战争的效用。总的来说，经济史家将军事动员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降到最低，却也得到了技术史家的认可。
二、超越神话：另一种解释
在破除过时而简单化的二元分类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诚然，我们可以继续更微妙的二元比较。比如，在典型的粮食骚乱中，当地人民呼吁以公平的价格购买食物，但商人把这种权利夺走了。在18世纪，欧洲和中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欧洲消失了，在中国却持续到20世纪。通过研究为什么粮食骚乱在欧洲而非中国消失，王国斌（R. Bin Wong）对现代社会的两种转变提出了原创性的比较和洞察。
然而，在这里我想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把中国纳入一个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大的全球范围。将工业革命视为一个单一的全球进程，而不是国家或文明之间的竞速跑，这会带来许多好处。
在全球视野下，不同地区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亚洲的香料收割机和欧洲的探险者一样，也是全球探索任务的一部分。正是亚洲商业中心的名声吸引了哥伦布和其他一些人出海。由于印度本土制造商的竞争力和印度市场的吸引力，英国纺织制造商才被迫降低成本。
甚至最早的制造商也构想出了全球市场。正如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在1769年写给他的合伙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信中所言：
仅为三个国家制造（你的引擎）是不值得的。
19世纪早期，帝国主义使用了诸如轮船和铁路这样的新技术打入全球市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亚洲的商业中心。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重定向》（ReOrient）对任何试图给予亚洲以世界地位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读本。作者坚持强调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在一个孤立的区域寻找独有特征。
弗兰克的整体性观点认为，个体部分由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所引导。用白银缴纳税款的中国农民与伦敦的银行家、秘鲁的矿工或西班牙的船长一样，都参与进全球经济网络中。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技术变革的原因不能被简化为任何单一领域独有的特征。一个地区的主导地位取决于它在世界网络中的地位。
当然，权力和财富在世界体系中并不平等。一些地区通过直接的殖民统治，或者通过优越的经济实力支配着其他地区。全球经济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不同地区相对优势的此消彼长，以及资源从一个地方集中，再到另一个地方集中的变化。
在小范围内，我们可以讨论从安特卫普到阿姆斯特丹再到伦敦，从杭州到上海再到香港的经济中心的转移。从稍大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把英国作为欧洲的主要经济强国。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些权力的转变是在更广泛的结构中发生的类似变化，而不是一个国家或时间点所特有的事件。
在坚持16世纪之后的世界互相连通这一点上，弗兰克绝对正确。世界体系观点的批评者通常指出，海外贸易占世界生产的比例非常小，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它不需要大量的贸易来产生两个社会之间的竞争压力。只要欧洲生产商知道亚洲商品具有竞争力，并根据这些知识调整自己的行为，相对较小的交易量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英国纺织品制造商很清楚中国生产商强劲的竞争力。直到1859年，英国仍未明显增加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W. H. 米切尔（W. H. Mitchell）认为：
英国人打算和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人民竞争，后者在西方人还穿羊皮时就为自己生产布料了。我们在这个国家推广任何产品都非常缓慢，因为“美丽而简单的经济”的农户生产使得整个系统完全可以抵御外来竞争的冲击。
即使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纺织制造业在中国的大众市场上也没有成本优势，只有鸦片和来自印度殖民地的“国贸”（“country trade”）让英国商人有机会进入中国。这不是文化上的阻碍，也不是财政上的刺激，而是纯粹的竞争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排斥外国商品。那么反过来呢？
中国出口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对广东制糖业的研究表明，这一重要的出口作物改变了农村人劳作的方式。随着出口的增长，农民从水稻种植转向甘蔗种植，以应对国外需求。
因此，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英国和中国在重要的出口贸易中有联系，而且它们只是一个复杂的全球网络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已。
弗兰克指出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然而我通常会避免采用他的术语“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因为我不认为区域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或者像他和其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工业革命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新水平上取得了戏剧性的突破。在试图解释这种转变的时候，弗兰克也回到了一个捷径的解释，即劳动力的相对供给。
简单地说，“相对因素成本”理论认为，亚洲劳动力资源丰富，欧洲劳动力稀缺。因此，发明家和企业家们有动机去替代西方的男性劳动力，但在东方他们可以靠增加人手来弥补。弗兰克的理论和马尔萨斯主义一样有着悠久的传承，也从两种文化的简单对比中得出了很大的结论。
和其它二分法的不同点在于，这种二分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的高。尽管中国和欧洲的人口数量可观，但中国只有世界7%的可耕地。但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比较并没有停留在任何基本的地球物理特征上，即“欧亚大陆”是一个单一的单位。
欧洲的部分地区（如荷兰）比中国的部分地区（如西北地区）人口更加密集。与技术变革关联的劳动力供给有什么判断尺度？如果劳动者流动性很强，我们可能会说，（作为整体的）大陆比较重要。但总体说来，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移民是缓慢的。
很明显，低人口密度本身并不能诱发技术创新，否则西伯利亚将成为欧亚大陆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如果讨论是有效的，那么市场、资本、创新和原材料必须同时存在。英格兰北部和北美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它们能有多典型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制糖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例子。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在18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出口地之一，与加勒比海的欧洲种植园相匹敌。
在这两个地区，随着亚洲和欧洲对甜食需求的不断增长，生产规模扩大了，而扩大的种植面积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针对劳动力短缺，还需要其它解决办法，比如奴隶制。这是欧洲和美洲种植园主使用的解决方案。他们不能让白人或印第安人去做这种艰苦而危险的劳动，所以他们引进了非洲奴隶。
根据大卫·兰兹的观点，从“整体性观点”来看，奴隶制的作用是“刺激农业和工业，提高英国人的工资和收入，促进劳动分工，鼓励发明，节省劳力”。这是整个生产系统的核心部分。
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将他们的农产品从大米转变为蔗糖。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没有强加于人的束缚，但他们愿意努力地工作。事实上，在19世纪，许多中国人移民到“新大陆”的蔗糖产区，以取代这些土地上的奴隶。中国的农民、商人、家族采购商、磨坊主和出口商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生产网络，将广东与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19世纪，英国人使用廉价的铁发明了蒸汽动力的制糖加工厂。他们将蒸汽动力推广到加勒比海的种植园，开发出新的机械化技术来粉碎、蒸发和干燥糖。这种技术革命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并极大地扩大了生产规模。
相比之下，中国的出口制成品却没有实现机械化。是丰富的劳动力抑制了中国制糖业的机械化吗？广东和台湾的经验比较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台湾和广东都是人口密集的亚热带地区，适合甘蔗种植。19世纪，台湾蔗糖产量显著增加，出口量也从1.5万吨增加到6万吨。台湾的生产技术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世纪后期，在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相比于广东），台湾对日农产品出口有了许多新的举措。农业推广站推广新型工厂，对质量的控制确保了工厂的标准化和持续供应。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保证了个体产权，并取消了中国工会对市场的控制。台湾的耕种者仍然是小佃农，实际上是为殖民地企业家生产食糖的合同工。到1908年，日本已经建立了50个使用蒸汽机械的新工厂，并关闭了规模较小的、未机械化的中国工厂。
台湾溪湖糖厂旧址，始建于1919年
1900年到1914年的危机冲击了制糖业，其标志是全球食糖价格的下降和生产过剩。在中国，农民放弃甘蔗作物，转而种植水稻、水果和蔬菜；但在日本，工业化生产允许向受保护的日本市场和已打开门户的中国市场扩大出口。台湾的蔗糖出口在1910年激增至25.6万吨，而广东则下降到4.2万吨。
因此，制糖业的技术革新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几乎没有关系，但与两国的举措有很大关系。殖民时期的日本政府可以实施社会变革，支持工业生产体系，从油田到工厂再到港口……但虚弱的清帝国尽管有自强的斗志，但没有力量去改变。
刘铭传在台湾的成功表明，中国官员也能像日本人一样，认识到技术变革的必要性，但帝国的日益分裂使得他们只能取得片刻的成功。
三、结语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个专制的、停滞的、人口过剩的、东方的强大神话仍在误导着我们。在把亚洲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的教学中，我们需要推翻对“东方”的简单化，并考察世界各地区之间复杂而具体的互动关系。
文化价值的确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不是通过一对一的单一标准来影响。文化理想是在特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而这些行动从来没有完全符合某种规定的模式。任何一次行动都可能源自多种文化和经济动机。你可以在市场上买些水果来祭祖，但也会想以尽量低的价格买到。但是，没有一种行动代表了整个文化体系。
从儒家的“孝道”到以家族为中心的企业，它们之间没有简单的直接联系。同样，由“相对因素成本”产生的经济激励——如劳动力成本，并不直接推动重大技术变革。
欧洲的工业革命是无法预先预测的。即使到了17世纪70年代，最伟大的社会分析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将工业革命纳入到农业社会的范畴。从中世纪到工业主义，我们无法找到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因此，宣称“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欧洲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原动力”是荒谬的。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19世纪欧洲的崛起是一个更大的网络中权力轨迹的转变。
至少在16世纪以前，亚洲社会一直保持着不容置喙的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产权、人口动态、商业化和“原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有着广泛的相似之处。
巨大的变化不一定是“深刻的”。工业革命并不是长期以来欧洲在技术、理性或商业上的优势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迟来的、突发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转变，其结果是政治和经济事件的耦合。
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但它们塑造了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我们需要让自己和我们的学生感到惊奇、快速、令人不安的变化。
进化生物学家所使用的“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比喻表明，物种在小而孤立的区域发生了惊人变化，然后迅速扩散到整个区域。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全球气温在过去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但从苏联解体到现在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许多失败的对当代世界的预测。
也许历史学家首先可以通过强调全球各处的联系不只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才有助于理解现代全球问题，即这种联系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以不同的程度存在着。其次，人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审视国家、文明或民族的演变，但不应假设以欧洲为中心的神话来进行实证分析。
在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研究中，亚洲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里的重要性需要被反复强调；而在更大的结构中，偶然性、杂交和互联互通是构想现在和过去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