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暴力、监禁和恐怖的权力利用是斯大林政权存在的关键。没有人会质疑斯大林主义的镇压属性。但是，也许并不是该政权的所有政策都符合纯粹的镇压、强制模式，否则就很难设想这个独裁政权如何在30年代新兴的城市-工业组织结构的框架内，提高以农民为主导力量的生产力。本文关注两个重点：英雄化（heroisation）和视觉化（visualisation），它们是斯大林政权诱使人们适配并内化苏维埃纲领，并参与到自我改造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去的关键。从英雄化的角度研究视觉斯大林主义: 1930年代的海报、绘画和插图Visual Stal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oisation: Posters, Paintings and Illustrations in the 1930s作者：李正勋（Chonghoon Lee, 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比较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引用：Chonghoon Lee (2007) Visual Stal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oisation: Posters, Paintings and Illustrations in the 1930s,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8:3-4, 503-521, DOI: 10.1080/14690760701571148 有删节高尔基认为苏联人正在成为“大写的人”。他们是从农奴意识中解放出来的当代英雄，是“伟大、大胆、强壮”的“新人”。“人类再生”的梦想背后，却是“人类退化”的不祥征兆。和所有乌托邦理想一样，“新人类”的愿景暗藏着深刻的焦虑。这些焦虑与人们对疲劳的普遍关注混为一谈。1914年至1922年的八年战争、社会动乱、经济崩溃和饥荒对精神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害。20世纪20年代，疲劳问题成为苏联精神病学和神经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不可救药的懒惰和意志力的缺乏是压倒一切的民族痼疾。20年代末，所谓的“苏联衰竭”（Soviet exhaustion）被指责为政权强烈追求工业化和崇尚英雄主义的一部分。每个苏联人都必须成为英雄。“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英勇的使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冒险，它要求苏联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付出最大的努力。在工厂，在集体农场，在教室，任何地方都需要日常的英雄主义。由于俄罗斯民间文化重视觉的传统和低识字率，政权广泛使用视觉图像以鼓励英雄主义。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广泛运动降低了文盲率。然而，在20年代，一些只有最基本读写能力的人也被划入“非文盲”范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依然只有很差的简单文本阅读能力，比如还不太会读报。许多下层阶级的读者仍得不到新闻界关注。苏联报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建立了向上流动的普通人的知识世界与苏维埃领导人的知识世界之间的联系，但对于旧政权下许多习惯于廉价、通俗、商业性出版物的半文盲普通人来说，却未能产生影响。布尔什维克的出版商拒绝“旧文字”。结果令人沮丧。普通读者经常觉得读不懂大众报纸的语言和概念，而宣传员在写作的时候很少考虑潜在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且引入了大量缩略语、新词、外来词。因此，第一，报纸上的插图和带标题的图组（图片蒙太奇）最能被大多数读者接受和理解，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大众能因此解读党发出的信息。第二，海报大大降低了理解文字的必要性，而绘画则是向广大民众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例如，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ia）是“扫盲运动”（Likbez）的关键人物，她提醒人们意识到图像的重要性：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农民只有通过视觉的例子才学得会生产。工农群众更爱用图像思考，而不是用抽象的公式思考。即便到了文化水平很高的阶段，直观的图像对农民也意义重大。
进入30年代，视觉宣传更密集、更广泛了。1931年，国家出版社艺术部（IzoGIz）监督所有海报制作，该部门受苏共中央委员会直接控制。从此，海报的主题、文字和形象由艺术家决定，并受官方审查员严格监管。20年代内战时期海报不超过2.5万至3万张，并且随着报刊和广播的普及有下降趋势，但是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下半叶）海报增至10万至25万张。因此，在城市和农村，在工厂和集体农场，在房间和公寓，在小屋和宿舍，海报让每一位苏联公民在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感受着鼓舞、规劝和训诫。1933年和1938年在莫斯科举办了专门纪念红军成立十五周年和二十周年的“全联画展”（All Union Shows）。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聚集了苏联各地艺术家的作品。1939年又有两个重要展览，分别是《斯大林与苏维埃国家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工业》，后者的四十多幅作品被专列送往顿巴斯矿区（the Donbass）。还有一些小型专题展，如《视觉艺术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艺术家论交通》、《视觉艺术中的伊万诺沃工业区》等等。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参加了伟大的“全联画展”，他们是在工厂和集体农场的组织下前来参观的。莫斯科的艺术家们在工厂和工人俱乐部，甚至在高尔基大街和阿尔巴特大街沿线的商店橱窗里举办展览。1936年第一周，大众周刊《光》（Ogonek）还设置了题为“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 ”的问答，提出了“请描述你在去年的展览中最喜欢的三幅画”等问题。在30年代以后的官方苏联历史中，我们今天称之为“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的现象等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按照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苏联眼中，其它现象在这个阶段只有次要意义。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也脱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正统马列主义的核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古斯塔夫·克鲁西斯（Gustav Klutsis）的海报《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旗帜》（1933）。《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旗帜》（1933）这张海报初版发行了5万张，不久后又印发3万张，三年内共计发行25万张，共有二十多种语言的版本。海报设计得异常巨大。海报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组成，横着排列，每幅肖像都以红色的旗帜为背景，给人造成向斯大林进军的印象，从而暗示他是其他三人的合法继承者，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言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眼神望向同一侧，相比之下，斯大林是四人中唯一一个与观众进行直接目光接触的人。直接的目光接触使斯大林与其他人物区别开来，使他的形象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四位革命导师的背景也突出了斯大林相对于其他三位的不同之处。从左至右，世界历史的场景按时间顺序展示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至1849年的德国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最后，斯大林的背后是刚建成的横跨第聂伯河的巨大水坝。因此，以第聂伯河大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是新起点，也是世界历史革命史的最高潮。斯大林的官方学说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突然获得了深刻的意义（“走向全球十月”）。海报还表现了苏联人民迄今同德法人民参加的革命阶级斗争，现如今他们正在向建设现场进军，在斯大林的英雄领导下，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领土范围内创造着世界历史的最终进程。海报设计者克鲁西斯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斯大林不仅是俄国革命的伟人。这与他早期两幅海报《在列宁的旗帜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30）和《走向全国十月》（1930）相比变化明显。两幅海报强调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师徒关系”。尤其在《在列宁的旗帜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的位置在列宁身后，遮住了右脸，像追随者和学生。不久后，斯大林成为最高领袖，参见鲍里斯·埃菲莫夫（Boris Efimov）的《苏维埃国家的舵手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1933）和帕维尔·索科洛夫-斯卡利亚（Pavel Sokolov-Skalia）的《火车从社会主义车站开往共产主义车站》（1939）。《苏维埃国家的舵手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1933）《火车从社会主义车站开往共产主义车站》（1939）船舷和火车的方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建设”、“道路”或“路线”的隐喻被广泛运用在这里，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任务，从而强化了上层领导的英雄主义思想，同时也强调了人民集体的英雄主义进程，走向完美。整个苏联经验中最重要的组织隐喻是“道路”，这个隐喻也适用于领袖本人，斯大林同志，因为他在“指路”。该形象的主旨在于，公众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道路”上，必须超越现在。权威来自领袖，也只有领袖知道真正的“道路”。在索科洛夫-斯卡利亚的海报上，斯大林是“革命火车头上久经考验的司机”，他正带领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强调了领袖的鼓舞作用。“道路”被抽象为前进或向上的路径。索科洛夫-斯卡利亚的海报上有两条上升的线。一条是布尔什维克的火车从《火星报》（1900年）经《真理报》（1912年）和“十月革命”开往社会主义，另一条从社会主义开往共产主义，即铁路线的终点站。向上的道路是理想主义，道路前进而曲折，是一个英勇的奋斗过程，一个不断克服挑战和威胁的过程。北极探险英雄伊万·潘帕宁（Ivan Papanin）后来把苏联比作一艘强大的破冰船，而斯大林则是它坚固的、钢铁意志的船长。斯大林牢牢握住写有“苏联”字样的舵，凝望着远方的目的地。当时官方的人说，人民想“握一握您那正为我们幸福的祖国掌舵的有力的手”。斯大林紧握的拳头代表了他自己的坚定。船长的目光显示的不仅仅是远见，而是“千里眼”的能力。飘扬的红旗、锤子和镰刀，暗示着船正在向前行驶。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Aleksandr Gerasimov）的油画《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和沃罗希洛夫》（1938）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民和军队的代表人物散布在克里姆林宫，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体现了国家安全。克里姆林宫塔顶部的红宝石星也有此象征。格拉西莫夫画作背景中的天气暗示着暴风雨已经过去，蓝天正在冲破云层。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即肃反的时代——暴风雨已经过去，从现在开始，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微风正在拍打着衣襟。斯大林坚定不移的前行目光不仅穿透了空间，也穿透了时间：它预见到了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正如艺术家自己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就是胜利。”这种象征性的前进是30年代斯大林主义时期伟大的雕塑和纪念碑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要了解30年代的普通人如何亲自“消费”这种官方制作的视觉图像并不简单。图像的消费可以是一个渐进而持久的过程，它可以吸收新的价值观，从而改造自我意识，使其全心全意地内化为官方的世界观。这是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提出的观点：“在战争之前，我们这代人完全被共产主义俘虏。我们真诚地分享着错误的思想。”斯捷潘·波德卢布尼（Stepan Podlubnyi）日记提供了更深的见解。尽管波德卢布尼个人对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非人道和残忍充满敌意，但作为成千上万的莫斯科青年农民移民中的一员，作为索尔仁尼琴的同辈人，他从未控诉过整个苏维埃计划。译注：斯捷潘·波德卢布尼因其日记（1931-1939）闻名，他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日常生活的记录者，来自乌克兰，为了摆脱致命的集体化运动，他从乌克兰村庄逃往莫斯科。领袖选择的正确或正直道路不容有任何犹豫和偏离。传达这个观点的形象是飞驰的火车或有轨电车——不能脱轨。1930年6月26日，《共青团真理报》刊发了插画《在总路线上》（1930），庆祝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幕。画上印着斯大林的口号：“追赶并超越。”电车代表中央委员会。它的速度表显示，电车正一往无前地行驶，不要“降速”。速度的主题也通过运动员冲刺的形象来传达，如亚历山大·迪内卡（Aleksandr Deineka）的画《比赛》（1933）和维克托·戈沃尔科夫（Victor Govorkov）的《第二届苏联全国工会体育节》海报（1935）。在《比赛》中，黑色跑道与白色线条仿佛铁道，提供了向前奔跑的动力。一位美丽的女子站在跑道边，仿佛在欣赏选手们健壮的身体和活力。运动员释放的能量引起一阵微风，使她的裙子微微飘动，唤起了速度的美感。在《第二届苏联全国工会体育节》海报中，一位女性胜利冲过终点。她的白色运动上衣写着醒目的标题：“所有世界纪录都属于我们”，这是为社会主义口号“追赶并超越”所作的最好注脚。这个女人是新时代的女英雄，她仰望着未来的梦想空间，背景中的跳伞运动员象征科技承诺的乌托邦，是速度与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结合。很难分析这些关于速度和力量的图像如何内化进普通人的头脑里。他们可能把它转变为好战的热情。当时，一名年轻的建筑工人说：“我该去哪里战斗？我都自己说，‘在前线！’在建设的前线。在我们苏联，敌人已经败了，但我们还没有克服这片土地的停滞和落后。”30年代，莱莎·奥洛华（Raisa Orlova）还只是一名女学生，她在后斯大林时期作为异见人士移民了。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写道：“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有着同样一种粗暴的、临时的、草率的生活方式。”莱莎·奥洛华（Raisa Orlova，1918-1989）对活力的赞美，似乎不仅在30年代的官方形象中盛行，而且在整个时代的风气中也是如此。换句话说，速度的形象与“正确道路”和“追赶并超越”的概念相联系，不仅被大力生产和传播，而且被消费和内化。“第一次五年计划”表现出对传统英雄概念的颠覆。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关于普通人的成就的报道。他们是30年代初的英雄“小人物”。萨缪尔·阿德利万金（Samuil Adlivankin）的两幅作品表现了这种观念的转变，一幅为《我们的英雄之一》，另一幅为《他们的英雄之一》（1930）。这两幅画作的中心信息是通过它们的并置来体现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一个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社会；明亮的色调与黑暗的色调；作为新英雄的普通煤矿工人与作为老式战争英雄的军官；在矿工脖子上缠绕着红领巾的年轻女孩与授予勋章的老式高级官僚——表现的是未来与过去的对决；劳动同志的微笑与侵略冷笑的对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一个有色皮肤工人的形象为内涵）与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对决，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图片传达了以人民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英雄化，与以种姓为基础的僵化的阶级制度的英雄化形成对比。戈沃尔科夫的《这是你的探照灯，工程师同志！》（1933）值得一提，画中一位矿工正神态庄重地把灯交出去，他的右手向前伸展着。这幅作品暗含的意思是，工程师的权威丝毫不比普通工人的权威大。这幅作品的目的是为了抵消先前一场运动的影响。在早先的政治运动中，“资产阶级专家”被污蔑为“人民的敌人”。画面下方是一行字：“苏联专家把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献给社会主义生产是一件光荣的事。远离书案，下矿井，到工作现场去。”这张海报展示了矿工的“英雄”地位，他成了工人与工程师之间“同志般团结”的发起者，创作者意在取消分配工作任务和执行工作任务之间的区别。30年代中期，“斯达汉诺夫运动”给普通人的加冕增加了新的维度，煤矿工人、机车司机、工厂和集体农场的工人、女售货员、银行职员、教师突然成为全国媒体的英雄。译注：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1906-1977）与矿工交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群众运动。斯达汉诺夫在1935年成为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志性人物。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见证了这种改变：不同城市的人们给我来信，同志们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是谁很感兴趣。由于不知道确切的地址，许多人就在信封上简单地写上“致顿巴斯的斯达汉诺夫”。邮局已经认识我了。
另一位在顿巴斯矿区工作的女性，“斯达汉诺夫运动参与者”G.N.罗迪奥诺娃（G. N. Rodionova）也骄傲地对公众说：我在矿上工作。以前谁认识我？谁见过我？但现在很多人都认识我，不仅在顿巴斯，顿巴斯以外的人也认识我。
一些最成功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参与者”当选最高苏维埃（the Supreme Soviet），获得了全国声誉。海报《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人名家？》（1938）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海报上半部分展示了六位当选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特写肖像，其中三位是斯达汉诺夫、伊万·古多夫（Ivan Gudov，机械铣削技术方面的传奇人物）、瓦列伊·奇卡洛夫（Valreii Chkalov，航空英雄），还有三位女性，其中包括叶夫多基娅·维诺格拉多娃（杰出的纺织工人）。男女各选三名是为了表现女性在新社会中的“平等权利”。在写有全名和正式头衔的明亮面孔的肖像下，我们读到：“还有那些在工业、农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海报下半部分画的是六个小人，代表革命前的俄国“名流”——军官、银行家、官僚、地主、商人和神职人员，文字写着“那些曾经的名人”。海报的中央有一句斯大林的名言：“不是财产、国籍、性别、工作条件，而是每个公民的个人能力和工作决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在于，这句话是斯大林本人说的。詹姆斯·冯·戈尔德恩（James von Geldern）指出：在时代的神话中，斯大林不过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宠儿。他也出身卑微，他也用勇气和决心克服了出身……如果说斯大林站在巅峰，那么他代表了许多走过类似道路的人。大众观众不会排斥对斯大林的崇拜，而是把他当作任何人都能获得的成功神话来接受。
民族英雄是共同事业的象征，这成功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的。在这个主题上，瓦西里·埃法诺夫（Vasilii Efanov）的《苏维埃国家的名人》（1939）是一幅杰出的作品。 普通人英雄化的另一个层面值得一提，那就是过“高雅”生活。海报《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人名家？》上的英雄都穿着西装。他们中的蓝领工人不像蓝领工人，像“白领工人”，就像迪内卡的名画《斯达汉诺夫们》（1937）所表现的那样。在1930年代的许多画作中，主人公都是刮了胡子的无产阶级年轻人。对胡须的偏见依然存在，因为胡须象征着农民的无可救药。尼古拉·捷尔普西霍罗夫（Nikolai Terpsikhorov）的画作《集体化的敌人》（193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幅画在第二年由国家出版社艺术部作为海报发行。实际发起人、重工业的负责人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强调要保持整洁，并定期刮胡子。此后，许多企业命令所有在职男性必须刮干净胡子，并适当地梳理头发。这是当时过“高雅”生活的一个方面。那么，什么是“高雅”（kul’tura）和“有教养”（kul’turnocst’）呢？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在实践中，这能区别出几层的大众文化。第一层是基本的卫生文化，如用肥皂洗脸、刷牙、不随地吐痰，以及一些基本的文化素养。第二层包括餐桌礼仪、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待女性的态度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知识。第三层包括正确的言谈举止、整洁的衣着，以及对文学、音乐、芭蕾等经典作品的欣赏能力。作为“高雅”的榜样，斯达汉诺夫们买名贵的西装、外套，也买唱片机和家具来彰显高雅生活。他们时常直接获得这类消费品作为奖品，甚至是汽车。比如，阿德利万金在他的作品《奖品》（1937）中，描绘了顿巴斯矿区一个年轻工人家庭的远游。年轻人骑着赢得的摩托车飞快行驶，与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分享着自己的产出带来的喜悦。斯达汉诺夫们的“高雅”家庭注定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K. 佐托夫（K. Zotov）在一张海报上写道：“现在，只要愿意诚实工作，每位集体农场的农民或个体农民都有可能以人性的方式生活了……”K. 佐托夫，“现在，只要愿意诚实工作，每位集体农场的农民或个体农民都有可能以人性的方式生活了……”海报描绘了一个农民家庭欢聚在留声机旁的场景。顶部挂着一个电灯泡。左上角我们看到一张文凭，上面写着他被官方认可为“模范拖拉机驾驶员”。书架上的书籍代表了文学（高尔基）、意识形态（列宁、斯大林）和农业，都指向工作与思想意识和一般文化的恰如其分的平衡，精神与体力劳动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家的生活被描绘成音乐、知识和现代设施的和谐融合，分别以留声机、书籍和电灯泡为象征。佐托夫的海报揭示了英雄工人形象的深刻变化。工作到筋疲力尽的人不代表有共产主义热情，而是“落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联英雄化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普通人第一次能够享受到快乐和精致的有教养的生活。30年代的愿景是通过工业化和现代技术改变人类和自然，而飞机是最高象征。航空不仅是苏联领导层的重要议程，也勾起了大众的想象力，激发出不少绘画作品。比如，在亚历山大·拉巴斯（Alexander Labas）的《第一艘苏联飞艇》（1931）和瓦列里·库帕特索夫（Valeri Kuptsov）的《ANT-20“马克西姆·高尔基号”》（1934）中，巨大闪亮的飞行器机身上都有红星，是革命堡垒与前沿科学的结合。苏联各地的孩子都梦想成为飞行员，对飞机的迷恋弥漫在整个社会，参考阿德利万金的画作《青年飞机模型师大赛》（1931）。当然，儿童和飞机都象征着光明的未来，时间的流逝在广阔的空间旅行具体化，这是飞机带来的，飞机本身就是技术进步和新时代的象征。30年代，人们在天文馆观看飞机飞行，观测行星，这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参考比如迪内卡的《未来飞行家》（1937）。在这些作品中，对空间的征服，从而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天空中的飞机或行星来表达，而首先是通过“地球上的人类凝视远方的地平线”来表达。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空间不纯粹是形式上的设想，它是对承诺的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隐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中的天空，尤其是蓝天，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象征，是以形而上而非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构想的，它常常与人间的现实形成某种对比。当然，在地面与天空之间有一种往返，表现在塞拉菲玛·里安吉娜（Serafima Ryangina）的《更高》（1934）和亚历山大·德里文（Aleksandr Drevin）的《平稳降落》（1932）等作品中。跳伞是业余体育领域最有群众基础的活动，几乎随处可见。跳伞出现在专业人员的飞行秀那里，出现在准军事训练那里，出现在“文化和休息公园”（PKiO）设立的娱乐性跳伞塔那里，也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重庆的“陪都跳伞塔”，渝中区大田湾体育场内，建于1942年妇女解放是许多画作的中心主题，著名的有尤里·皮门诺夫（Iurii Pimenov）的《新莫斯科》（1937）和格里高利·谢格尔（Grigorii Shegal）的《新同志》（1934）。在《新同志》中，一位金发共青团女孩准备下井工作，成为少数民族矿工。她是苏维埃国家落后民族的自由先驱，提醒苏联女性注意自己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许多海报中，一个“超人”的苏联公民形象超越了性别。女性与男性都成为英雄角色。“新女性”经常出现在操作高速流水线的场景下。例如，在弗拉提娜·库拉吉娜（Valentina Kulagina）的海报《国际妇女节》（1930）中，一个巨大的女人形象在工厂操作着纺织机，而女工在前景庆祝着这个节日，表达她们对布尔什维克妇女解放得以实现的想法。另一位巨大尺寸的女性出现在海报《农妇们，到集体农场去！》（1930）上，画中的男人们变成了矮子。同样，在康斯坦丁·洛托夫（Konstantin Rotov）的一幅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海报《伟大的变革》（1930）上，女人的体型表明所有社会和性别障碍都将被粉碎，每个农妇的意愿和毅力对社会主义的胜利都至关重要。拖拉机象征着集体化和科技给妇女带来繁荣的承诺。在海报中，农妇携带的笔记本象征着她愿意学习，从而摆脱传统农村生活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图中表现为赤脚）。在不发达地区，政府仍在敦促农民妇女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反对丈夫和父亲等压迫者。社会主义画作中的女人是新社会的产物。得益于苏维埃革命，完美的女性形象获得了男性的“强壮感”。比如亚历山大·N·萨莫哈瓦洛夫（Aleksandr N. Samokhavalov）的《穿足球衣的女孩》（1932）和他表现地铁建设工人的作品《拿冲击钻的女孩》（1933），都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实、旺盛、丰满的女性类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苏联评论家什切科托夫（Shchekotov）认为，有些作品描绘了一个精力充沛、独立、自由、强大的女性形象，在她们的身上，女性的生理意义以高尚的社会意识为前提，比如迪内卡的《洗澡的女人》（1933）和《母亲》（1932）。《真理报》强调了家庭单位的重要地位，以此证明斯大林对母亲和孩子的关心：“我们需要健康而全面的母亲。我们需要健康的孩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需要强大的社会主义家庭！”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象并不是完全的社会平等。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作品有时强调女性作为模范男人的妻子具有一种附带的意义。不过，亚历山大·舍甫琴科（Aleksandr Shevchenko）的画作《大学生》（1936）表现了新女性的教育机会。20世纪30年代，每一位到访苏联的游客都会评价人们对阅读和对学习的热情。从经理到家庭主妇，每个人都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情绪：“我要读书。”安娜·杜波娃（Anna Dubova）回忆道：“在莫斯科，我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她是一位因集体化而背井离乡的农妇，但她却说：“在哪里并不重要，我只想学习。”虽然没有明确的志向或知识兴趣，但她认为教育是过上体面生活的门票。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政策鼓励青年工人和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精英职业，结果造成大批向上流动的工程师、经理和苏共官员。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倍感自豪，并感谢斯大林和革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然而，当女性地位的提升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女性很可能会与丈夫就责任问题发生冲突，正如瓦西里·埃法诺夫的《难忘的会面》（1937）中表现的那样。
画作的中心人物是克拉夫蒂娅·苏洛夫采娃（Klavdiia Surovtseva）。谁是苏洛夫采娃？她是一位乌拉尔地区工业经理的妻子，后来成为“女社工运动”领导人之一。该运动的参与者包括行政科层人员的妻子、高级经理和工程师的妻子以及军官的妻子。尽管经历了肃反、大恐怖和对人民敌人的仇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然是群众的希望。这个苏联代表着一个新的世界强国，建立在赞美性的理想和乌托邦式的愿景之上，并以进步的承诺和切实的方案作为支撑。
不应忘记，大多数记录30年代生活的回忆录都回忆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他们相信自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英雄进程的参与者。这些理想和价值似乎更有效地被内化在个人的头脑中，因为政府广泛地使用了视觉化的手段，以传播其对苏维埃社会新英雄的官方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