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磊宁：《与国家达成共识：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2011）
与国家达成共识：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作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斯坦福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Mullaney, T. S. (2011) “Introduction.”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删节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广泛而异质的话语和实践中，一个核心的、有份量的概念。中国有56个民族，包括占人口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其他55个民族。
只要涉及多元问题，这种一脉相承的分类学正统观念就会被再生产，形成非凡的影响力和一致性——人类学博物馆必有56个民族的陈列品，“民族玩偶套装”必有56个雕像小人，丛书必有56本来介绍每个民族的“简史”，“奥运会”仪式离不开56种装扮讨喜的孩子……不胜枚举。“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民族，一个中华。
然而，中国并不是一直都有56个官方认可的民族。晚清，地名学家向朝廷报告了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种“蛮人”。在这些记载中，云南是100多种民族的家园，邻近的贵州还有100多种民族。
仅仅十几年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就宣称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people），就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people）。不同民族只是这个大民族的子类。与此同时，新兴民族学和语言学学者提出相反的论调。在这种论调中，中国被重新想象为多民族的家园——这是一个新引进的概念，也译作“民族”（ethnic groups）。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了类似的争论，他们反对蒋介石关于单一民族的设想，而主张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平等的民族群体的复合体。
云南丽江，1938年，远墙写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宣传标语
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分类学依然没有定论。1953年末至1954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官员们统计了400多种关于民族身份的不同回答。这是回应共产党对民族平等的承诺，意味着当局承诺在更大程度上承认民族多样性，而不像国民政府。
在随后的三十年间，只有55个民族被识别。从400多到50多，这是严重的分类压缩。最明显的是云南省。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记录的400多种民族名称中，有一半以上的名称来自云南，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云南只识别了25个民族。
云南保山，1917年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民族分类学理论的多义性？清代中国境内生活的民族文化群体是否比20世纪初更易区分？是否出现了大规模人口外流？1949年10月1日，这些族群是否又回来了，并渴望得到新政权的承认？显然，情况并非如此。民族分类学的差异不能在分类的层面解释。
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的是中国不同政权的民族政治世界观、他们所采用的分类模式和方法，以及指导各自在后帝制时代重新认识中国的政治承诺。“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中探求一种国族身份”，这里的“探求”不是单数，而是复数。
“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并没有将数百个少数民族同化或驱逐出国家。晚期的共和派国民党人采用并推广了一种民族分类学的世界观，基于这种世界观，民族这个词的含义不允许有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就像“三角形有四条边”一样，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在蒋介石和其他人看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是矛盾的。
这种世界观延续到共产主义时期。只有探究“民族”内涵的根本变化和新政权对“民族”（national）问题的独特态度，我们才能理解“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的出现。
我在这本书中研究现代中国的民族分类话语和实践的历史，着手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由56个民族组成。该研究是Jane Caplan和John Torpey所说的“认同史而非身份史”。研究核心是中国的“民族识别”计划。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试图一劳永逸地确定国家精确的民族构成，以便将这些不同的群体整合到一个集中的、领土稳定的政体中。
通过“民族识别”，共产主义政权决定了中国官方承认的民族群体的数量、名称和内部构成。因此我认为，该计划几乎是当代中国所有民族问题的核心。该计划本身就是每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它赋予民族以形态，在某些情况下也赋予民族以存在。
有人认为“民族识别”是武断的，削足适履；另一些人则将该计划奉为对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和地方习俗的人口学调查。
然而，这个项目既不单是一个共产主义强加的计划，而把民族学层面的东西视为伪科学，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科学做法，而脱离更广泛的中国现代民族政治史来对待。
云南芒市，1959
1995年，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详细分析民族识别计划的著作《中国的民族识别》由黄光学和施联朱完成。围绕该计划的诸多问题首次得到解答——调查者姓名、调查的时间范围、受调查的民族，等等。
然而，该研究谨慎而不加批判地将这种分类描述为一个发现的过程。如记流水账一般，研究人员被描述为系统挖掘了中国少数民族真实的、已经存在的身份。似乎，中国非汉族少数民族的身份，是从层层积累的误解中发掘出来的。
《中国的民族识别》的基调和分析方法直接反映了其作者身份和出版时的民族政治环境。虽然作者施联朱是民族识别项目的调查员，却以“民委”官员黄光学的名义（第一作者）出版。这本著作在本研究中没有作用。我认为中国的56个民族并非如黄、施二人所言，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概念。
我研究的重点是现代中国民族分类学话语和实践的历史，以及“民族识别”之于56个民族的发展意义。我明确指出，不应忽视那些长期研究中国非汉族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例如，如果不考虑云南的地形，我们就无法理解该省的民族多样性。云南被复杂的河流阻隔，海拔起伏大，云南的地理环境无疑造成了族群的分裂和语言的多样化。云南还地处东南亚和中国的十字路口，复杂而多层次的移民史无疑是现代云南及其居民的构成要素。因此，56个民族并非仅仅通过话语方式产生。
然而，和这些因素同等重要的是，在身份的产生和确认过程中，一种完全基于地理学、移民和深度历史的方法忽视了分类学的作用，并且这种方法理所当然地把归类视作对“世界既有特性”的客观描述。
这么做的话，我们很难区分两种相关但非常不同的历史——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的历史和归类（categorization）的历史。前者是人类如何以及为何沿着语言、文化、宗教、身体和其他轨迹分化和/或融合的过程。后者是，作为分类工作和国家基础设施的组织标准，如何以及为何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人类的某些特殊差异性会比其他差异性享有更突出的地位（privileged）。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南部（今天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境内）的原始森林中寻找苦聪人（后被识别为拉祜族）和莽人（后被识别为布朗族）（来源：金平县委宣传部）
为了理解从不受限制、不断变化的多样性转向理解有限的、固定的多样性，通过现代中国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如何看待和理解非汉族身份，我们必须思考与“民族识别”相关的问题，解释今天云南的多样性、区分与合并的过程，以及Lorraine Daston所说的“显著”（salience）。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当代中国如何以及为什么被理解为不同民族的家园。
重提民族识别：新史料，新观点
我们对民族识别认识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缺乏一手资料。到今天民族识别的一手资料都是禁区，这也极大限制了我们去了解这一计划最基本的事实——谁参与了，何时参与的，那些民族被调查，等等。幸运的是，我从五种新史料中获益匪浅，它们来自北京、昆明、成都、伦敦和英格兰伍斯特的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和私人收藏品。
第一，这本书是迄今唯一使用1953年至1954年人口普查登记册作为文献的研究。我再怎么强调这个来源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是第一次，我们不再简单重复那些经常被引用的有关云南省的史实，我们终于知道人口普查时登记的400多个民族的名字是什么，来自哪些县，以及每个县的人口数量。
第二组文献，也是本书主要论据之一，是1954年“民族识别”计划的解密报告。这是手写的一手报告，其中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话语中不再以民族身份存在的群体的前所未有的细节。与人口普查资料一样，这些报告让我们见证了分类学的实际作用，而不是试图根据后来的证据来重建分类逻辑。
这些文献的标题说明了识别前后之间巨大的差异（译注：标题为直译）：
《永胜县“水田”、“倮倮”、“支里”、“子彝”、“莨莪”、“他鲁”民族语言》
《永胜县“黎明”民族状况调查报告》
《永胜县二区“六得”民族访谈录》
《新平县“咪哩”民族调查材料》
熟悉56个民族的都知道“黎明”、“六得”、“咪哩”等民族不在列。考虑到这些文献独特的历史背景——共产主义革命开始后，标准化民族分类学正统稳定前——我们终于能够遵循分类过程，而未来仍是“待定”的。那时，“未来”里可能有“水田族”、“六得族”、“咪哩族”等等。
云南丽江永胜县彝族
这些报告让我们听到了一些从未听过的声音。受访者在1954年自报的民族名称到今天几乎消失了。支持和反对民族识别的人们，他们的观点在识别过程中也在变化。
第三，我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分类法的研究归功于四川大学民国时期期刊馆藏。
第四，本研究第一次披露了Henry Rodolph Davies未曾公开的史料。Davies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军官，他曾负责制定云南的民族分类法，该方法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采纳，并最终被1954年的“民族识别”计划采纳。1909年出版的《云南：印度与长江之间的联系》（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一书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在早期的分类学工作。
Henry Rodolph Davies（1865-1950）
最后，我非常荣幸采访到了1954年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小组的施联朱、徐琳、周耀文、严汝娴、王晓义等五位成员。
结构与方法论
我研究1954年云南省的民族识别计划，这是中国民族难题中最复杂的部分。
第一章详尽分析考察的原因，并特别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设计普查时，共产主义政权决定做关于民族身份的开放式调查。和大部分现代普查不同的是，普查没有预先决定的民族，也就是说没有打勾的选项。普查员只是如实记录受调查者的回答。
如我们所见，这次行动诞生了现代国家史上最有趣的普查文献。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共产主义国家对分类问题采取的最初方法，即允许每个人随意识别自己的身份——最终失败了，并催生了云南省民族识别调查小组的成立。
对云南人民进行高度客观主义的分类是国家的第二选择，这是在政治危机的推动下制定的“B计划”。
第一章将早期的共产主义置于一个尚不普遍关联的框架中，即中国的后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的曲折转型。正如James Townshend, Pamela Crossley, Magnus Fiskesjö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者试图解决一个多民族晚清帝国的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也没解决。
通过系统的少数民族识别，尤其是对遥远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识别，共产主义者试图将前清领土重新整合进统一的政体中。早期的共产党国家官员及其社会科学顾问重建领土完整并使国家合法化，在这个国家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将统治一个高度多样化的政体，包括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
在理解“清朝如何成为中国”的问题时，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共产主义早期考虑在内，尤其要把本文研究的“民族识别”计划考虑在内。
云南大理，1959
第二章将我们带回“民族识别”计划的头几周。我们发现，一群北京学者试图弄清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他们即将归类地球上最杂糅的、云南的少数民族。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这群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没有机会重新建立民族分类学框架。
取而代之的是，这群学者倚赖民国时期留下的框架，而这框架的背后是那位叫Radolph Davies的英国殖民地官员。Davies的模型将决定民国时期和1954年“民族识别”时的民族分类学世界观。
我的目标是呈现“民族识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跳出1949年这个分界，也跳出当代中国民族政治研究者时常倚赖的政治圈层。“民族识别”这个决定不是中共领导层，甚至不是“民委”做的。这个决定是中国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30年代和40年代做的，远早于50年代的“民族识别”计划和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建国。
1954年，当民族识别计划开始后，掌舵人是中国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而不是数量有限的共产党干部。因此，我不会把20世纪的中国分类学家贬讽为国家的仆人。我会密切关注这些“基层知识分子”如何凭其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来表达观点，辩护，并获得终极范式的方式。
是他们，设计了云南民族多样性的蓝图，是他们在中国语境下回应了Partha Chatterjee和Benedict Anderson的问题，是他们想象出了这些共同体。从更广、更全面的视角出发，第二章的目的是把“民族识别”放入更大的、跨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史（尤其是民族学和语言学）中，放在现代治理中，放在这两者的悠久关系中。
云南腾冲，1917年
在第三章，我们跟随这群北京学者来到云南省会昆明，在那里他们与“民族识别”工作小组中的另一半成员召开了会议。云南的党代表试图将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学术团队的权威之上，因为大都市和高层背景使北京学者在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眼中有些可疑。
政治主任指示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根据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natsia）的定义来评估云南少数民族社群。根据斯大林的标准，民族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让一个社群拥有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共同点——共同的领土、语言、经济生产模式和心理/文化。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只能归为宗族、部落或部落联盟。
第四章，我们将和“民族识别”工作小组一起进入田野，观察分类学的操演。在这里，调查人员的分类模型开始在一系列新要求的压力下崩溃，这是中国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过去从未面对的：被分类者的知情同意。这是决定拟定民族的民族可能性的关键因素。为了保证这种知情同意，调查人员开始采纳共产党组织者的方法，旨在采访过程中改变少数民族的世界观。
如我们所见，策略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受访者同意或不同意族群分类假设的程度。在光谱的一端，学者们精心策划了采访过程，把打算合并的候选族群聚在一起，然后通过一套我称之为“参与者转型”的话术，设定条件，让受访者自己“意识到”他们彼此的共同纽带。在光谱的另一端，顽固的反对意见促使团队采用一种更复杂、更隐蔽、更具认识论暴力的方案，比如开展“说服工作”。
第四章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林耀华提出的“民族潜力”概念如何在分类实践中扮演中心角色。研究人员的分类建议基于客观的语言数据和更具情感性的采访数据，据此国家决定是否可以理性地将一群受访者合并并转化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单位。
举一个阿昌族的例子。调查小组提出合并三个社群，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受到一种我们称之为“阿昌族化”的过程的影响。他们的语言足够近似，缺少自我意识的延展性，因此调查小组觉得这些社区表现出足够的合一潜力。彝族也是这样。彝族至少有三个支系，但和“阿昌族化”一样，调查小组提出了“彝族化”。
“后民族识别时代”的非汉族公民因此成为两个国家领导的民族化计划的主体，一个是“成为中国人”，另一个是成为阿昌族、白族、傈僳族、壮族等等。
阿昌族，云南
第五章扩大了时间范围，回顾“后民族识别时代”的一系列广泛而又看似不同的话语和实践。这些话语和实践促成了阿昌族的“阿昌族化”，傈僳族的“傈僳族化”等等。
虽然我不认为民族识别计划百分百成功，也不认为被官方识别为傈僳族、苗族、彝族或其他民族的每一个人在其他地方总是自我认同于官方名称，但我确实认为，“后民族识别时代”见证了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民族的在地经验与56个民族的模式更接近。
无论党的干部、国家机关、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出版社、电影制片人、舞蹈家、音乐家、导游、博物馆策展人、玩具制造商、服装设计师等人有什么样的私信，政策、知识、文物、艺术品的发展和传播都必须遵循国家的民族分类学正统。
无论普通非汉族公民的情绪如何，除了那些愿意对国家和党采取公开对抗姿态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必须以傈僳族、苗族、彝族、壮族或其他官方少数民族中的一员的身份与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对接。
同时，第五章提出一个相反但密切相关的问题：56个被识别的民族之外，那些没被识别的类别去哪了？如我们所见，有些还留存着，有些已经不在了。
我认为，通过促进既“出现”又“消失”的过程，中国政府在分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成功实现了“相交”（convergence），这个术语被Geoffrey Bowker和Susan Leigh Star用来形容有目的改变世界的行为，从而使系统对现实的描述成为现实。
《阿诗玛》（1963），改编自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
概述完本书结构后，有必要就方法论再说几句。就像1954年的调查小组一样，读者会遇到很多眼花缭乱的民族词语，它们都来自中国西南部一个比美国加州略小的内陆大省。
不同分类法中的民族名称既不同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民族分类法中的名字，彼此之间也不同。借用James Scott的术语，这是一个“分类学迷宫”（taxonomic labyrinth）。这是对读者的挑战。理想状况下，我们可以从一张分布图开始，概述云南的历史，展示这些当代群体中的每一个都起源于哪里，以及他们是如何在现在的地方定居的。
乍一看，消除歧义的好处似乎显而易见。我们将能够通过两个不同的步骤来研究“民族识别”：第一，通过确定谁是真正的云南人；第二，通过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分类学家是如何对他们进行分类的。
基于上述结构和方法论，我们现在回到1952年左右的北京，在那里有一个刚起步的共产主义政权，试图巩固政治控制权并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