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一个关于食母的多元文化故事，它不同于那种假定只有“他者的过剩”才会导致吃人肉的话语。主角的食人主义被救生船上一个男孩和四只动物的神话故事理想化了；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印度教母亲基督教式的牺牲正好回答了她儿子伊斯兰教的祷告。即使精神分析理论揭露了故事中的食母主义，但关于恋母（oedipal）和前恋母期（pre-oedipal）欲望的话语仍未被注意到，Pi的成人创伤被低估了。
《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的食人主义、圣餐和多元信仰的牺牲Cannibalism, Communion, and Multifaith Sacrifice in the Novel and Film Life of Pi引用：Journal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Volume 27, Number 1, Spring 2015, pp. 1-15,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在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Pi》，2001）中，16岁的Pi意识到自己和父母的信仰困惑于伊斯兰阿訇、基督教牧师和印度教班智达之间。起初，三人表现得十分热忱，因为他们都相信Pi会信自己的宗教。但当Pi同时参加三种宗教的仪式时，三名宗教领袖差点打起来。
阿訇声称，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是盲目的偶像崇拜者，印度教徒是种姓制度的始作俑者，基督教徒是吃猪肉的怪人。牧师谴责印度教徒崇拜牛，诋毁伊斯兰先知，认为他们和不识字的癫痫病患者没什么两样。班智达斥责穆斯林野蛮的一夫多妻制，也斥责那些在白人殖民者的上帝面前下跪的人。经过上述对话，Pi的父母一脸茫然，他们没有意识到儿子的跨信仰实践。在这一刻，多元文化主义被完全颠覆，每个人都充满攻击性，不容异端。然而，Pi的话提醒了所有人：“诚如圣雄甘地所言：‘一切宗教都是如实的。’”尽管有些偏执，但Pi仍提醒他的三位导师，宗教都应该爱“神”。随后，乘坐救生船迷失在太平洋上的Pi几乎饿死，视力模糊。他偶遇了另一艘船上的瞎子，并和他展开了一段关于食物的奇怪对话。Pi先确认了眼前这次谈话不是他的臆想，但当那个人讲到自己爱吃牛舌、牛百叶、牛胰脏和小牛脑后，Pi开始怀疑自己正在和船上的食肉动物——一头名叫理查德·帕克的孟加拉虎聊天。直到听出对方的法国口音，Pi才意识到对面是人而不是虎。在这个故事迅速演变成食人的“荒诞剧”之前，Pi讲了一个香蕉的寓言故事。他说一只香蕉长啊长，成熟之后从树上落下，被一个人捡来吃，让这个人倍感舒服。事实上，这个寓言故事Pi讲了两遍。Pi遗憾地对瞎子说，他没有香蕉了（因为被一只猩猩抢走了）。于是，那个瞎子跳到Pi的船上，想把他勒死，吃掉他。幸而，Pi和理查德·帕克抢先把瞎子杀死。第二天，Pi很不情愿地把瞎子身上的肉剥下去喂鱼，他自己也吃了些。Pi愧悔地坦白，自己厄运不断，而他的疯狂由“绝境中的需求所驱使”。即便Pi讲了个温情脉脉的寓言故事，但它仍指向另一食人行为（吃下同伴），这带来的创伤远比吃下蓄意谋害自己的瞎子的人肉大得多。这些场景都没有在李安的电影版《Pi》（2012）里呈现。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些瞬间其实存在于李安的电影里，只不过作为“电影的无意识”弥漫、渗透于影片中。它们是理解《Pi》的关键，如果没有其中蕴含的心灵的能量，表现力将大打折扣。我认为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这些场景都指向一种被压抑、但积极的多元信仰。这一多元信仰是食人主义的殖民话语的替代物。所谓食人主义的殖民话语，就是那种假定只有“他者的过剩”才会导致吃人肉的话语。多元信仰冲突的场景强调了小说和电影中的多元文化希望。法国瞎子揭露了Pi不愿承认的食人主义，因为Pi必须用信仰与爱将其升华为跨信仰的圣餐仪式，使其最终发生“质的转变”。简言之，《Pi》不仅让你信“神”，而且扬·马特尔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Pi在走投无路并吃下自己母亲后仍坚守信仰。
李安的电影版《Pi》让原本难以电影化的小说有了身临其境的可视性。然而，电影也将原著中最怪诞和最令人恐慌的部分深埋进了无边无际的潜意识中，3D技术都无法使其现形。有不少影评人认为李安背离了原著中的黑暗叙事。他们认为，“李安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剔除了Pi的心理痛楚”，“把视线从最坏的东西上移开”，“回避了小说中最原始、本能和震撼人心的部分”。也许为了迎合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市场，电影对创伤和食人主义的表达非常慎重，并把信仰间的不可忍受隐藏得很深。这部电影中Pi的故事好像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写的，而不是扬·马特尔。不过，小说本身就是由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塑造的。迈克尔·凯伦（Michael Keren）认为《Pi》挑战了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为《Pi》的灵感来自加拿大的现行政策，带有宗教包容性。
他认为，《Pi》是不同文明可以共存的隐喻，尽管仍有暴力，但暴力是固有的，它总会发生。同时，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内在价值”。维多利亚·库克（Victoria Cook）认为，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中，Pi综摄（syncretize）了三种信仰，而不是把它们混杂（hybridize）在一起，因为Pi的信仰并未“并入一个新的、混合的概念，而是伴生于三种宗教各自原有的特征和实践。”也许“综摄”不能很好概括Pi的信仰，因为这个词暗示Pi把多元信仰混合进一个新系统里，但是库克认为Pi在综合三种宗教的时候并没有减损各自的特征。也许，Pi的信仰不能在理论和仪式上被系统化，但它确实不是混杂的产物。同时库克强调，只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样对待和限制多样性；也只有这样，Pi的宗教差异才能作为一种文化上的食人主义被商品化、被消费。说这话的时候，库克把多元文化主义积极的一面弃之不顾，并提出全球化的前恋母欲望的政治经济学表现。也就是说，库克用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Pi》，将《Pi》诊断为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和恋母情结的口头表达。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多道理。《Pi》显然是拥护多元文化主义的，而且在主题和情节中都几乎没有证据印证《Pi》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消费观的担心。
我稍后将论证，这种利用前恋母欲望分析文本的做法把叙事本身甩在了一遍。弗洛伦斯·拉顿（Florence Stratton）也认为，Pi登陆的长满毒海藻的小岛“似乎旨在将消费资本主义视作人类存在的最世俗、最唯物的形式”，因为岛上的沼狸“整日吃着海藻”。然而，这一隐喻性的解释很难经得起推敲。至于恋母情结的口头表达，即便Pi的食母主义能用恋母情结解释——尤其看在Pi和他父亲关系紧张的份上，但我坚持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Pi作为“成人”的创伤，也与小说和电影都希望我们相信“那个美好的故事才是真的”的初衷背道而驰。不管是畅销书还是票房卖座的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Pi》就是全球化娱乐系统中的商品。它是追求利润的。（但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这个故事中关于多元信仰和多元文化的话语超出了真实世界里商业原则的限制，也脱离了因叙事无意识导致的潜在的化约主义。
诚然，《Pi》的精神分析解释表明，“美好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原理或无意识否认的复杂形式。例如，心理学家布莱恩·阿什顿（Brien K. Ashdown）认为，Pi在人与动物间面对的心灵折磨正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式的“否认”（disavowal）：“Pi在故事里创造的动物园是他的自我保护机制，使他摆脱真实经验中的心灵创伤。”一些人文学者也看到了Pi身上的创伤效应。
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以精神分析的眼光审视创伤——剧本中作为防御机制的投射（projection）、转移（displacement）和升华（sublimation）。
这并非对Pi的蔑视。在精神分析中，防御机制和压抑交织在一起。有时防御机制是压抑的表现形式，又有时压抑是防御机制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压抑理论的核心是恋母情结。在他看来，幼儿期的创伤常常和父母的爱与侵犯相关，并被压抑在无意识中。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恋母期的创伤会在成人阶段“回归”或“重复”，和焦虑、神经症相伴，常表现为梦、口误和各种防御机制。
然而，在当代研究者那里，精神分析的机制更多被用来压抑和指向创伤，而不是建立“成人”创伤的不同形式。因此，当阿什顿等人对Pi讲的故事里的创伤做精神分析时，恋母情结并没有减损。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将证明这一点。精神分析仍然很重要。精神分析提供了解读深层意义的虚构性逻辑，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经常借助精神分析完成文本细读，以揭示社会象征而非心理学事实。从拉康的“关于〈失窃的信〉的研讨班讲演”（Seminaron ‘The Purloined Letter’，1972）到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都是这样的分析。然而，即使精神分析不再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拥有从前那样的地位，它仍然是关于精神的学科。甚至当精神分析被哲学地或社会学地使用时，它也会不由自主地呼应心理学。再者，即便今天有人认为精神分析只属于“哲学或文学领域，而非学院派的心理学领域”——因为它解决问题的路径并不遵循严格的科学理性要求，但它在经验上的合理性仍值得注意。首先，《Pi》的主题打破了信仰与理性的二分法，我将在文章最后一段具体讨论。如果精神分析能用来发掘历史中的隐含意义，那么《Pi》的主题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心理学的理性形式的科学地位需要被认可。第二，即使我使用精神分析做文本分析，我仍会把Pi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去诊断他的心理状态。换言之，精神分析除了用作文本分析，也用作心理学分析。第三，我认为无论对《Pi》做文本分析还是对Pi做心理学分析，都不必涉及恋母情结的分析。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分析聚焦在Pi的“成人”创伤上。准确地说，我把分析限制于“成人”创伤的合理性来自前文提到的现代心理学中的防御机制。这一机制在经验上和成人时期的创伤联系更密切，而非童年时期。因而，我需要在实证心理学（即经验心理学）中认可精神分析的防御机制有一个当代地位。事实上，以哲学和心理学的方式对待这一话题，将有助于看清《Pi》中的精神分析观念如何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这三大传统发生关联，并在“美好而阳光的故事版本”和“邪恶却真实的故事版本”之间释放被压抑的创伤，才能看到创伤内部裹挟的爱与跨信仰的圣餐仪式。小说和电影版本都有精神分析的深度，Pi这个角色也是如此。透过投射、转移和升华的精神分析机制，《Pi》给出了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宗教冲突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揭示的道理比通过商业化、恋母欲望所揭示的要多得多。《Pi》揭示了宗教联合中的固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根植于牺牲式的爱，而不是根植于政治、商业利益和幼儿期的欲望中。Pi在故事中讲了他受过的折磨。他和四只动物上了救生船——斑马、土狼、猩猩和老虎。土狼先吃了斑马，又吃了猩猩，老虎又吃了土狼。在余下的旅程里，Pi和老虎独处，并且用马戏团、动物园和行为心理学的方法训练它。在遍地是水藻和沼狸的小岛上休息过后，Pi和老虎帕克最终登陆墨西哥。
随后，帕克消失在树林间，而Pi只身前往了加拿大。鉴于两名审问Pi的日本官员不相信他讲述的第一个故事，Pi于是讲了第二个故事。然而，Pi指责两名官员只想听到自己已知的、想知道的和愿意相信的事：“你们想听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枯燥乏味，干瘪无内容。”Pi告诉他们，他和一个受了伤的水手、一个法国厨师上了船，船上还有他的妈妈。厨师杀了水手和Pi的妈妈，并把尸体扔下了船。随后，厨师被Pi杀死，Pi还吃了厨师的肉。Pi独自一人来到了墨西哥。如果我们把第二个故事视作“真相”，那么第一个故事就是一则精神分析的寓言，是Pi的投射和转移：斑马是水手，土狼是厨师，猩猩是Pi的妈妈，Pi是老虎。如前文所言，许多研究者认可《Pi》中剧情的精神分析逻辑。从吃人肉到宗教仪式，升华过程为Pi的食人创伤加了一层面具，而这是通过转移和投射实现的。然而，斯可金格（Scherzinger）和密尔（Mill）认为，如果Pi讲的两个故事有寓言上的关联，“那么它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寓言故事，因为当中存在巨大的、无法解决的模糊地带。”也就是说，它指向“一种无法解决的不对称——土狼、电影里的厨师和小说里的法国瞎男人在寓言层面并不能画等号。”因此，电影没表现的瞎男人场景才是解开Pi的创伤的钥匙。人们猜测，那个男人的位置被厨师置换了。但在小岛那个场景，更严重的不对称出现了——“谁对应电影里的沼狸呢？”没有答案。结论就是，“在寓言里，‘原始’故事丢失了（即Pi的创伤瞬间缺场）；但我们却有了两个故事。”詹姆斯·门施（James Mensch）也把法国瞎子的场景视为关键。然而，他却坚信Pi的创伤瞬间没有丢失——他的食人经历在投射的防御机制中清晰可见：“他所不能面对的，就会投射到他者身上。这个他者，并非老虎帕克，而是第二个故事中的厨师。”丽贝卡·斯垂顿（Rebecca Stratton）的分析走得最远，她说：“正是两个故事的存在，才把Pi和厨师的身份搅乱了。”她认为，法国瞎子和厨师都是“Pi臆想的结果。”以上研究者都认为，法国瞎子是Pi对厨师的转移，Pi还把他自己的食人行为投射到这两个人身上，并且这个过程是巧妙的、无意识的。这一结论有助于分析被压抑的食人主义，但分析也就此终止了。可是当我们再次回看第二个故事和那个法国男人时，会发现Pi十分担心自己和厨师会去吃人。所以这不是无意识的，而且Pi确实向两名调查官员承认了他对自己和厨师的担忧。要理解在那个场景里，到底是什么被转移、投射和升华了，我们就必须发问：在Pi讲的故事（厨师杀母）和他不能讲的故事（Pi食母）中间，有什么潜意识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容易在小说中找到，但电影把它埋藏得很深。不过，两个文本都把它归结为压抑的复归，以叙事滑动和象征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Pi描述厨师怎样杀死自己的母亲时，Pi说，母亲的身体被扔下了船。小说中这段描述非常恐怖，但电影里弱化了不少。Pi把以下细节归入电影情节的无意识（而非Pi自己的无意识）：厨师杀死母亲后，他把母亲的头扔给了Pi。Pi在仓惶和恐惧之中将母亲的头扔进了大海。厨师只喝了母亲的血，肉体被他扔下了船。可是问题在于，无论Pi的讲述恐怖与否，都不影响这个故事的意义。小说和电影中的厨师都是控制欲强、贪婪、饥渴的形象。水手死后，厨师花了很多时间把他身上的肉全部剃下，之后才把骸骨扔进大海。电影里，厨师在船上还有食物的情况下抓老鼠来吃。这样看来，按照Pi的故事逻辑，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活的还是死的，在肉被完全剔除之前，都不会被扔下海。Pi不能讲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能建立一套完整而连续的逻辑，至少第二个故事是这样。而在第一个故事中，Pi可以通过杀死企图攻击他的法国人，以及逃离肉食小岛来升华自己的故事。小岛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在第二个故事中没有出现，解释第二个故事时需要用到这个小岛。正如斯垂顿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对照第二个故事去看，才能理解长满毒藻的小岛的意义。”白天是美丽的素食天堂，晚上则成为毁灭一切的肉食地狱。Pi是在发现叶子包裹的人牙之后才意识到这座小岛残忍的一面，因为人牙表明有人毁灭于此。小说中，负责问询Pi的调查员没办法理解这一点。当调查员逐渐理解了人和寓言中动物的对应关系后，他们问道：“小岛呢？那些沼狸对应谁？……还有那些牙齿，那是谁的牙齿？”斑马和水手、土狼和厨师、猩猩和妈妈、老虎和Pi的对应关系都暴露了，可是小岛和牙齿就像眼瞎的法国男人一样，在Pi的故事里找不到对应。这两个部分都应以纯粹的梦的逻辑形式去理解为精神分析里的升华、投射和转移。小说中，Pi承认自己吃了法国人后，小岛瞬间转化为Pi的痛苦里最不能被接受的部分。这是一件Pi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讲出来的事：Pi不仅剥了厨师的皮，吃了他，而且还吃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压抑在Pi的两个故事中间的内容。为了保全自己，Pi别无选择，他必须承认自己吃了母亲。
电影中有一个画面与此矛盾。当Pi发现包裹在树叶中的牙齿后，出现了这座小岛的长镜头，镜头显示小岛是一个人的形状。这是一个没有性症的人，看不出男女。这一画面象征着普遍意义上的食人主义，也可以把小岛理解为厨师的投射和转移。这和小说中当Pi承认自己吃了法国人时，提到的那座小岛是一个意思。但小岛并不完全等同于厨师。小说中，Pi把小岛形容为“甘地主义的”（Gandhian），意味着他在三位愤怒的宗教导师和一头雾水的父母中间捍卫宗教的包容性。然而，甘地主义并没有解答厨师的存在。小说和电影里的厨师都是恶心的，是野兽、动物和畜生：“他在垃圾堆里翻东西吃。”然而，这座小岛在白天是素食天堂，是伊甸园：“翠绿色，像祖母绿般明亮。雨季，褐色的橄榄长在植被间。”Pi的话唤起了他的多元信仰：“绿色是美丽的颜色。它是伊斯兰的颜色，是我最爱的颜色。”Pi在提醒我们，伊甸园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天堂。然而，厨师有禽兽一样的口味（吃苍蝇和老鼠），法国瞎子也享受血腥的美食（牛舌、牛百叶、牛胰脏和小牛脑）。这些让Pi感到恶心。小岛为Pi提供了美味的海藻，这是他和母亲的纽带。这是一座多元文化的素食小岛，然而在船沉下去以前，厨师凌辱每一个同伴，甚至吃身为佛教徒的水手的肉，喝他的血。因此，把厨师和甘地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
还有，这座小岛为老虎提供了温顺的、没有攻击性的沼狸作为食物。他们甚至主动请缨，成为老虎的口中餐：“吃我吧！吃我吧！吃我吧！”即便沼狸被杀、被吃掉，也不是厨师吃人肉的再现。Pi的母亲被转移为猩猩，然后又转移为这些沼狸。小说中，当猩猩爬上救生船，Pi形容这只母猩猩是“完全没有攻击性的温顺动物”，等着被他杀死，正如小岛上的沼狸等着被老虎吃掉一样：“她在我身旁不停地挥舞手臂。”当Pi发现这座岛上最恐怖的部分——一排人的牙齿时，Pi立刻辨认出这是一个女人的牙齿：“他——哦不，或者说她在座岛上存活了多久？”换言之，不止沼狸代表着Pi的母亲，整座岛都是。这座岛既象征着Pi自己，也象征着他的妈妈。意识到牙齿的隐含意义后，Pi说：“我心中泛起苦涩。”这是Pi转移的负罪感，转移的并非Pi吃下厨师的事实，因为吃下厨师是他承认了的事。他的负罪感来自于吃下自己母亲这件不可思议的事。牙齿是对Pi的警告。这座岛是美的艺术造物，它背后是双重转移（他和母亲）和纯粹的升华。事实上，在第一个故事中，Pi和老虎帕克饱餐了两顿：飞鱼，以及岛上的藻类和沼狸。厨师被转移为飞鱼而不是小岛，被转移为小岛的是Pi的母亲。Pi吃人的最好证据并非具有象征意味的小岛，而是小说和电影里都有的一个场景，秘密就藏在这个场景的潜意识中。由于压抑的双重复归，Pi给那个瞎了眼的法国男人讲了两次香蕉的寓言故事，而不是一次：“曾经，有一只香蕉，长成熟了，黄黄的很结实，散发出芳香。有人走过来，捡起吃掉了它。（然后那个人感到舒服多了）”在小说和电影里，猩猩乘坐一条由香蕉捆绑而成的筏，漂向Pi的救生船。换言之，有一个男孩深爱自己的母亲。有一天他们双双落难了，男孩吃了妈妈，他感到很舒服。他在感到舒服的同时，承受着压抑感，这种压抑感来自文化上的不可接受。小说里，这种压抑感被隐藏在象征之下，电影里则埋得更深。以传统精神分析的解读，终究避不开Pi的恋母情结和食母。我不否认这种解读能轻松地在文本中找到合理性。况且在今天的人文学科领域，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恋母欲望还是克莱因学派关于前恋母期食人欲望的解释，恋母情结的合法性根基依然存在。同样，在哲学中，即使恋母情结被问题化了，也依然能用来分析对象。伊芙·赛菊寇（Eve Sedgwick）喜欢使用“超越精神分析本身的两种视角”，来抵御恋母情结假说带来的危害。一方面，赛菊寇承认恋母假说在分析过程中的可用性，尤其是克莱因学派，提出婴儿的第一经验是对乳房的贪婪，这在心理上决定性地形成食人的“偏执和妄想分裂状态”（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另一方面，赛菊寇也承认恋母情结这个概念太二元论了，尤其考虑到性别差异，恋母情结把“生殖器形态…和童年经验的决定性本质”看得过于重要了。可是，如赛菊寇所言，如果都不考虑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学派对恋母情结的建树，又怎能逃避具有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在Pi的创伤中，作者试图想象Pi的前恋母期的食人欲，但逻辑是通过即将成年的Pi的有关暴力和饮食的经验来表达。故事想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知Pi的痛苦，Pi并没有压抑童年的心理欲望，但他压抑了成年的创伤。因此，恋母情结并不能帮我们通过Pi的经验理解第一个故事。故事里确实存在未解决的恋母议题，但这对于解释Pi吃母亲并无帮助，也无法理解Pi为什么能编织童话故事来掩藏真实。
有关Pi食母的好故事版本不仅反映了Pi童年时期的欲望，也是表现为多元信仰形式的基督教团契。理解这一点需要处理与信仰相对的理性问题。实际上，打破理性与信仰的二元结构是《Pi》的主旨。斯垂顿认为，马特尔要人相信“我能写出一个让人信‘神’的故事”，并且解构“现代世界理性对想象力的统摄，科学对宗教的统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统摄，真实对虚构的统摄。”杰弗里·罗宾斯同样认为《Pi》关心的是我们对信仰与理性的基础假设。他认为，《Pi》不仅挑战了古老的建制派宗教，也挑战着新的、后现代的多元宗教观，后者想象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关系。比起Pi自身的信仰，我对马特尔关于“神”的立场更加不感兴趣。即便如此，我仍注意到斯垂顿的论点并未反转理性与宗教的二元结构，只是把它消弭了。Pi通过信仰和理性才从苦难中得救，缺一不可。日本调查员在询问Pi问题时的不信任感可以理解，Pi也做出了反驳：我每时每刻都在动用我的理性。理性能帮我找到食物、衣服和遮风挡雨的地方。理性是一个极佳的工具。除了理性没有什么能帮我虎口脱险，但过度理性也会让人覆水难收。
很有意思的是，在无意识内部，门施把Pi的转移和投射放在了次于理性的地位，不过他认为投射和理性比神性中“不可言说的他异性”（unspeakable alterity）重要。精神分析的机制在这里并不发挥着相同的功能，他把“神”视为“不过是一种并不使某物失去真实的投射”。门施的观点有些挑衅意味。我固然同意Pi的理性作用于两套心理机制之间，但我不认为《Pi》中的“神”也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投射。如果Pi的好故事没有折损理性，精神分析确实管用。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精神分析是帮助我们揭示叙事的隐喻性无意识的钥匙，也能揭开被压抑的真实。但是，它并不真能告诉我们“真实”意味着什么。况且，精神分析在分析想象的、谜一样的故事时，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而已。过度理性有“覆水难收”的风险，但是弗洛伊德理性中的过度“信仰”又会把这水污染了。Pi的好故事里既有理性，又有宗教和信仰，但讽刺的是我们只有对第二个故事进行精神分析，才能使第一个故事里的理性有意义。然而，斯垂顿把那个关于“勇气、忍耐和生还”的好故事粗暴地放在“贪婪的、残忍的、腐坏的和无意义的”坏故事的对立面，这一点值得商榷。食人主义的解释并不能弥合两个故事之间的鸿沟。第一个故事是一种升华，它和第二个故事并不针锋相对，而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被压抑的潜力的。我们可以就此理解马特尔的创作动机，分析也可以就此终止——Pi吃了他的母亲，这是他的创伤。然而，这样做会显得很干瘪，我们也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另一方面，我还可以遵从食母的精神分析逻辑，把整个故事化约为对恋母情结的再现，但这样就会把Pi的童年经验混入浑水。马特尔和李安希望我们看到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的面向，将提供Pi吃人的另一种解读，小说和电影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将增进我们的理解。《Pi》似乎是一个“直白而不露怯的宗教故事”。然而，许多批评者和评论家抱怨“‘神’在故事的大多数时候缺场了”。丽贝卡·邓肯（Rebecca Duncan）认为，Pi在救生船上的片段与“宗教和灵性的洞见”无关，而是关于“痛苦和绝望的存在主义主题”，因为Pi的遭遇是对“神”的“嘲笑和否认”。但是，邓肯在强调救生船片段的存在主义本质时，忽视了这个故事正是由Pi的宗教背景一以贯之的。《圣经》、《吠陀经》、《薄伽梵歌》和《古兰经》里同样讨论了痛苦和绝望的存在主义本质。想想《圣经》里上帝对约伯的考验，Pi的信仰并未在强烈的折磨中消失。小说中，Pi从严重的焦虑感中醒来，但信仰抚平了他的心灵：“我感觉自己像圣人摩根德耶，他在毗瑟挐熟睡时从祂的口中掉了出来，就这样摩根德耶看到了整个世界……我如是地看到了我的苦难……人生有穷，却没有意义……我想穆斯林祈祷者一样喃喃自语，我要睡回去了……”电影中，Pi想象了很多受印度教启发的意象（包括他母亲的宇宙图景），而在最暴力的风暴场景中，Pi像耶稣一样高举双臂，却将自己献给了真主安拉。《Pi》通篇都是宗教的，甚至是多元宗教的。即使电影在潜意识中掩藏了小说里对宗教不宽容性的再现，也能表明不同文明是可以共存的。宗教暴力并非固有，宗教信仰也不必完全融和才能共生，而且不必与理性为敌。电影版没有承认宗教间的冲突，因为担心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票房和DVD销量。除此之外，电影《Pi》和它的小说原著都以跨信仰交流的形式，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如何营销信仰冲突的解决方案。食母没能被承认，但依然存在于潜意识结构中，使整个故事成为一出多元文化的宗教戏剧。在上述情形下，这样的设计是完全合理的。人类学家雪莉·林登鲍姆认为，鉴于“我们曾称作‘异域的’事物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时候扭转食人主义的话语了。她认为，从站在捍卫理性西方的角度对抗异域、原始和野蛮的他者，到承认食人主义就存在于我们自己中间，食人主义的话语正慢慢发生着改变。然而，她担心我们只是用食人主义作为消费主义的隐喻，而耽误了上述改变的进程。在林登鲍姆看来，消除野蛮和原始主义的污名只有通过唤醒食人主义的本来内涵，即“放弃将食人看作消费的隐喻……并把食人看作我们和他者，以及我们之中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她认为，神圣的天主教圣餐礼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但如前文所言，库克以文化食人主义将多元文化商品化，消费掉了；而斯垂顿也认为小岛象征着过剩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我稍早引用的研究——利用克莱因学派的精神分析理论将Pi口述故事中的前恋母情结诊断为资本主义的隐喻——同样将食人视为消费主义的过剩。上面列举的研究者都落入了殖民主义话语。还有路易丝·诺布尔（Louise Noble 2012）分析《南方公园》时提出的“乱伦”食人主义。（动画片中卡特曼骗另一个小男孩吃下自己的双亲）她梳理了再现食人主义的历史后发现，食人主义“总是作为社会隐喻存在，意味着失控和道德框架的无效。”
她说，乱伦食人主义是最差的结果，“因为复仇行动发展到最血腥的一步”。讽刺的是，她在分析中认为天主教圣餐也是一种肉体消费形式。我反对库克和斯垂顿的论点。我认为，马特尔的小说还是李安的电影都没有把食人当作经济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意思。我也不像诺布尔那样，认为《Pi》中的乱伦食人主义是最差的结果，抑或维护了他者的野蛮污名和原始主义。诚然，李安在电影中塑造的厨师是粗暴野蛮的形象，但透过Pi自己对库克吃人的反感，这一切都被投射、转移和升华了。表面上看，Pi“消费”了他的母亲，但这并不是“复仇行动发展到最血腥一步”的体现，也不能用克莱因学派前恋母期和口腔施虐期（oral-sadistic）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困难之处在于，Pi的行为被他自己的心理学机制内化了，一切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因此，Pi获救的故事不是勇气、忍耐和生还的故事，而是牺牲、爱和希望的故事，同时告诉我们食人主义并非只是关于他者的话语。在某些情形下，这一切还和圣餐礼有关。纵然对基督的“圣体实在”（real presence）的争论已持续数个世纪，但并非所有教徒都接受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即面包与酒直接对应为基督的肉体与血。一种普遍的理解是，基督教圣餐是经过了“高度升华”的。换言之，即使把吃耶稣的血与肉作为连通上帝的方式，并且这一过程是高度象征性和仪式化的，也逃不掉“食人”这一概念。在《从圣餐到食人》（From Communion to Cannibalism，1990）中，玛吉·基尔戈（Maggie Kilgour）坦言，圣餐的隐喻揭露了一种“潜在于天主教圣礼中的吃人行为”。然而，杰弗里·舒伦伯格（Geoffrey Shullenberger）反对道：“在基督教诠释学内部，食人者和基督徒的类比并不作为焦虑的来源存在，而是对残酷教条承诺的基础，这其中面临难以捉摸的他异性。”又然而，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不难找到捍卫圣餐礼而反对吃人解释的文章和博客。事实上，将天主教圣餐恶意指控为吃人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古罗马时期，尔后在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时期尤为明显。16世纪，荷西·迪亚科斯达神父（Father Jose de Acosta）关于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中食人主义的言论表明，他在这些文明的牺牲仪式和自己的宗教经验中认出了某些相似性。《Pi》（尤其是电影版）的有趣之处在于，Pi的食母行为，在如此多层投射和转移中，被如此深刻地升华了。Pi吃母亲这件事几乎消失了。然而，正如圣餐只是指向其牺牲的“对受难耶稣的纪念”，Pi吃人是对他母亲受难的纪念，并成为她牺牲的隐喻。一位印度教母亲的基督教式的牺牲为儿子的伊斯兰教问题提供了答案。母亲把血与肉给了儿子，让他吃下并存活下来。Pi的母亲是这顿圣餐的主人，Pi是客，之如耶稣和他的信徒。不过，Pi做了二次反转。他把“圣餐变体”再次反转为象征和隐喻（讲他的口述故事）。电影没有在视觉上呈现圣餐礼，但小说提到了两次：第一次是阿訇对牧师的指责，第二次是Pi和老虎独自待在船上的时候。“我在这适当的情形下践行宗教仪式——没有牧师的弥撒也没有主人的圣餐礼，没有物神崇拜（darshans）的功德（murtis），没有作为印度圣食（Prasad）的海龟肉礼拜（pujas），也没有在行动上去麦加献身真主安拉。”为Pi做圣餐的不是牧师，而是一种牺牲式的爱。一名印度教母亲用死守护了儿子的生命。即使牺牲的象征性首先是基督教式的，但神性的圣餐确实多元信仰的产物。教Pi祈祷的穆斯林在寻找“‘神’的狂热（fana）和联合（union）”，他与“神”的关系是个人化的、充满爱意的。印度教也给Pi带来意义：“一种柔和的牵引关系。”小说中，住在多伦多的Pi已经成年，他仍然实践着三种宗教。而在电影里，生活在蒙特利尔的Pi不仅实践这三种宗教，而且在大学里教授一门关于犹太教神秘主义的课程。哪怕是他的名字——Pi，这一无限不循环小数将他置于圣餐里，更置于无尽的宇宙中。在那里，“神“超越理性和信仰的二元结构存在着。
由于《Pi》的小说版发行于2001年9月11日这个不幸的时间，因此它一开始卖得并不好。在之后的营销中，《Pi》打出了“让你信‘神’”的口号。随后，《Pi》一举多得多个奖项，并进入世界畅销书排行榜。《Pi》的主题和9月11号的悲剧相呼应，也和十年后电影《Pi》上映时世界范围内紧张的宗教关系相呼应。可以说，《Pi》创造了一种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故事中的跨信仰交流也变得更具吸引力。电影中的跨信仰冲突既能被轻易忽略，又渗透在潜意识各处，之如今天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宗教冲突一般。Pi面对的三位智慧的宗教导师都希望Pi单纯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并因此用野蛮的语言攻击彼此，这也算他们也为宗教的不宽容提供的特殊解决方法。跨信仰的交流并没有杂合宗教关系的不同观念，它只是揭示了同一个东西：爱。Pi的恐怖遭遇并没有削减爱，即使在荒谬而暴力的场景中，凶残的肉食动物也遮掩住了Pi不得不吃下母亲的无尽痛苦与愤怒。这在心理学上能解释为什么Pi不认可母亲为自己所做的牺牲，但并不会削弱母亲的牺牲或多元信仰的象征性。Pi的食人主义并不代表对他者的殖民话语。在这种情况下，Pi的恐怖故事很容易被升华为一个男孩、四只动物和一个小岛的故事。Pi也许永远不会理解作为印度教徒的母亲所做的基督教式的牺牲，而这已经回答了Pi的伊斯兰教祈祷。不过，Pi也没必要理解母亲的牺牲。在小说和电影中，Pi无法理解基督的死：“多奇怪的故事，多怪异的心理啊。我想听到另一个故事，也许我会舒服些。”最终Pi获得同样的解释：“爱。爱是父亲马丁的答案。”终于，爱也和Pi的母亲相随，和Pi的多元信仰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