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尼科尔斯：《专业知识的消亡：反对既有知识的运动，以及它为什么重要》（2017）

专业知识的消亡：反对既有知识的运动，以及它为什么重要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作者：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 

译者：陈荣钢

来源：译自同名著作第一、第六章和结论。详见Nichols, Thomas M. (2017)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有删节

【*】为译者注

（驻华盛顿记者报道）周一，美国各行各业的顶尖专家集体提出辞职，理由是对长期以来他们的建议被误解、歪曲或忽视感到沮丧。——《洋葱新闻》

一个由解释者组成的国家

我们都认识他们。

他们是同事、朋友、家人。他们是年轻人和长者，有钱人和穷人，有些受过教育，有些只有笔记本电脑或借书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普通人，却是知识的宝库。

他们相信自己比专家更知情，比教授更渊博，比易上当受骗的大众更有洞察力。他们是解释者，非常乐意让其他人了解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到疫苗的危险。

反对新冠疫苗的运动（美国，2020年）

我们接受这些人并容忍他们，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知道，在内心深处，他们通常是善意的。我们甚至对他们怀有某种同情。

例如， 80年代的电视情景喜剧《干杯》（Cheers）使克里夫·克莱文（Cliff Clavin）这个角色名留青史。他是波士顿邮递员，也是所有事情的专家。和现实中的同行一样，克里夫在每份声明的开头都写着「研究表明」或「众所周知」。

《干杯》中的克里夫·克莱文

观众喜欢克里夫，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像他这样的人，他是假日晚宴上暴躁的叔叔，是刚念大学时的年轻人。

这些人或许很讨人喜欢，因为在一个尊重和依赖专家意见的国家，他们是奇怪的例外。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情况起了变化。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被一群知识贫乏的人主宰，其中许多人是自学成才者，他们蔑视正统教育，轻视经验。

动画创作者、作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在2016年的选举中发「推特」称：「哪怕总统需要经验，请说出一个在顶尖专家的指导下，一个小时内我无法掌握的政治话题。」就好像与专家的讨论就像将信息从一台电脑驱动器复制到另一台电脑驱动器上一样。

一种知识分子「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正在积聚势头。过去的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我们生活在「错误信息排斥知识」时代。

【*】简单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

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没有社会分工和对专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依赖，现代社会就无法运转。（我会交替使用这三种称呼）没有人是任何事情的专家。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都被时代的现实和天赋的局限束缚，无法避免。专业使我们繁荣，也因为我们发展出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和实践，使我们能够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彼此信任。

70年代初，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发表了一条格言，自那以后经常被引用：「只有昆虫才分工。」【*】「真正能干的人，」他写道：「应该能做从换尿布到指挥军舰的任何事。」

【*】语出海因莱因的《时间足够你爱》（Time Enough For Love）。

这是一种颂扬人类适应性和还原能力的高尚情操，但这是错误的。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位家庭主妇都伐木建造自己的房子，但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品很粗陋。

当我们建造摩天大楼时，我们并不希望设计大梁的专家、设计大楼的建筑师和安装窗户的玻璃工人是同一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城市的百层高楼上欣赏风景。

专家间虽然拥有一些重叠的知识，但需尊重其他专家的专业能力，并专注于做他或她最了解的事情。他们的信任和合作导致最终产品比单独生产的任何产品都要多。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知识，我们就无法运作。

我们有时抵制这一结论，因为它损害了我们的独立和自主感。我们想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我们对纠正我自己、指出自己错误的人感到恼火，也会对那些在我们不清楚的事情上提出指导的人感到恼火。当这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特征时，个人之间的这种自然反应是危险的。

中国早期「民科」王洪当众表演「水变油」

这是新问题吗？

知识是否比五十、一百年前更加危险，对话和辩论是否比那时更加困难？知识分子总在抱怨同行太多，外行人却总不信任专业人士和专家。这个问题有多久的历史，我们应该如何认真对待它？

公共广场上的一些冲突是可以预见的噪音，现在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放大了。互联网收集对事实的陈述和不成熟的想法，然后在整个电子世界播送一切糟糕的信息和推理。（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小镇上的每个怪人都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20世纪20年代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人们并不比一百年前笨，并非更不愿意听信专家的意见。只是，我们现在能听到他们所有人的意见了。

此外，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和知道其他事情的人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第一批猎人和采集者可能会就晚餐吃什么发生争论。随着人类有所成就的各领域逐渐成为专业领域，分歧必然会增加，并变得更加尖锐。

随着专家和其他公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社会鸿沟和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感也越来越大。无论多么先进，所有的社会都对受过教育的精英有着潜在的怨恨，对民间智慧、城市传说和其他非理性但正常的人类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混乱的反应有着持久的文化依恋。

民主政体嘈杂的公共空间总是很容易对既有知识发出挑战。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挑战既有的事物，这是他们「民主」的特征之一。

即使在古代，民主国家也因对变革和进步的迷恋而闻名。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将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雅典人描述为「沉迷于创新的」躁动不安的民族。几个世纪后，圣保罗（St. Paul）发现雅典人「除了谈论和聆听最新的想法，什么也不做。」在民主文化中，这种对正统观念永无休止的质疑值得庆幸和保护。

美国高度关注个人自由，比其他民主国家更重视抵抗知识权威。当然，要是没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任何关于「美国人如何思考」的讨论都不完整。托克维尔在1835年指出，新美国居民并不完全迷恋专家或他们的智慧。他写道：

在大多数思维活动中，每个美国个体只呼吁自己理解。这种对知识权威的不信任根植于美国民主的本质。……当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彼此密切关注时，他们不断被带回自己的理性，使之成为最明显、最接近的真相来源。被摧毁的不仅仅是对这个或那个人的信心，还有信任任何人权威的意向。 

这些发现并不局限于早期的美国。「苏格拉底之死」以降，老师、专家和专业「知道者」（knowers）一直在抱怨他们的社会缺乏尊重。在更现代的时代（1930年），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谴责「群众的抵抗」，以及作为其特征的毫无根据的「知识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

加塞特将日益强大但越来越无知的公众的崛起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物质丰富、时代繁荣和科学成就。托克维尔描述的美国人对知识「自力更生的」执着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攻击。 

技术、普通中等教育、专业知识的扩散，以及美国在20世纪中期成为全球强国，都破坏了这样一种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神话），即普通美国人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或者管理一个大国的事务。

半个多世纪前，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已经逐渐削弱了普通公民能够明智地履行自己职能的能力。」

「在最初的美国民粹主义梦想中，普通人的『全知全能』不可或缺。人们相信，自己可以在没有太多特别准备的情况下，从事专业职业并管理政府。

今天，人们知道，自己甚至不能不借助设备制作早餐。这些设备对他来说多少有些神秘。这是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当他坐下来吃早餐并看晨报时，他阅读了一系列的问题，并且承认——如果他对自己坦白的话，他还没有获得判断大部分问题的能力。」

40年代中叶美国的冰箱广告

1963年，霍夫施塔特辩称，这种无法抗拒的复杂性在一个越来越了解自己受更知识精英支配的公民中产生了无助和愤怒的感觉。霍夫施塔特警告说：「过去对知识和正规训练怀有诙谐的、通常是善意的取笑，现在变成了对知识分子作专家的恶意怨恨。」

50年后，法学教授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尖锐地指出，情况几乎没有好转。像霍夫施塔特一样，索明于2015年写道：「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知识有限的选民更难监控和评估政府的许多活动。结果形成了一种政体。在这种政体中，人民往往不能负责，不能有效地行使主权。」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中间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几乎没有做什么来弥补自己的知识短板和参与进步民主所需的信息水平之间的差距。「美国选民的政治知识水平低，」索敏正确地指出：「仍然是社会科学中公认的发现。」

所以这不是新问题。那么它还成为问题吗？

专攻特定学科的人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应该和他们一样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但是真的，谁又需要知道这些东西？

大多数国际事务专家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很难通过地图考试，那么如果普通人不知道哈萨克斯坦的确切位置会有什么危害呢？毕竟，当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爆发时，未来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必须被告知卢旺达的位置。那么，我们其他人为什么要带着这种琐事四处奔忙呢？

没有人能掌握那么多信息。当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东西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会咨询能找到的最好来源。

伦敦公交时刻表

我记得，我向高中化学老师（一个我肯定什么都知道的人）询问某一元素的原子序数，部分是为了挑战他，但主要是因为我懒得亲自去查。他扬起眉毛，说他不知道。然后，他用肩膀指了指贴在墙上的元素周期表，说道：「这就是科学家们使用图表的原因，汤姆。」

毫无疑问，这些专家对外行人的抱怨是不公平的。即使是最细心的父母、最知情的购物者或最有公民意识的选民也无法跟上从儿童营养、产品安全到贸易政策等各方面的新闻洪流。

如果普通公民能够吸收所有这些信息，他们首先就不需要专家了。然而，问题不是对既有知识漠不关心，而是对这种知识的十足敌意。

这在美国文化中是新的，它代表了对专家观点或既有知识的强硬替代，坚持认为任何事物的任何意见都与其他事物一样好。这是我们公共话语的显着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危险的。对专家的不信任和随之而来的更普遍的反智态度本应好转，却变得更糟。当索明和其他人注意到，公众的无知和半个世纪前一样糟糕时，这本身应该引起注意，甚至恐慌。

维持现状是不够的。事实上，不可能维持现状。专业知识的死亡有可能颠覆人们多年知识的积累，他们会认为自己比实际知道的更多。这是对民主国家公民物质和福祉的威胁。

将对既有知识的不信任归因于可疑的、未受过教育的乡巴佬拒绝故弄玄虚的知识分子的「城里人方式」，这很容易。但是现实再次更加令人不安，反对既有知识的运动正由本应更了解此事的人领导。

例如，参加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比例低，但实际上这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小镇母亲眼里并不构成一个问题。由于公立学校的要求，这些母亲必须为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事实证明，在马林县（Marin County）受过教育的旧金山郊区居民中，父母更有可能抵制疫苗。

美国各州男女人口HPV疫苗接种率（来源：Cancer.gov）

虽然这些父母不是医生，但他们所受的教育足以让他们相信，自己能挑战既有的医学知识。因此，具有反直觉讽刺意味的是，受过教育的父母实际上比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得多的父母做出的决定更糟糕，他们让孩子都处于危险之中。

事实上，无知已经成为时髦，一些美国人现在把拒绝专家建议作为文化智慧的标志。想想「生牛乳运动」（raw milk movement）【*】，这场运动让主张食用未经处理的乳制品成为食客的时尚。2012年，《纽约客》报道了这一趋势，指出「生牛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激起了食物爱好者的享乐主义。」

【*】我把「raw milk」译作「生牛乳」，就是「未消毒牛奶」和「生鲜牛乳」，没有经过加工处理。

「因为（生牛乳）没有被加热或做均质化处理，并且经常来自牧场上饲养的动物，所以它会变得更醇厚、更甜，有时还会保留农场的味道——这是鉴赏家称之为『牛屁股』的略带不适感的味道。丹尼尔·帕特森（Daniel Patterson）是一名厨师，他在旧金山的米其林星级餐厅Coi使用生牛乳制作奶油冻和无蛋冰淇淋。他说：『巴氏杀菌去除了馥郁芳香。』」

澳大利亚「生牛乳运动」示威者：「政府滚出我的厨房。」

厨师帕特森是食材方面的专家，他的口味没有争论。虽然巴氏杀菌可能会影响牛奶的味道，但它也可以去除可以杀死人类的病原体。

「生牛乳运动」并不是少数异国情调厨师体验到的某些边缘体验。生牛乳的拥护者不仅认为未经处理的乳制品味道好，而且还认为它们更健康，更适合人类。毕竟，如果生吃蔬菜对我们更好，为什么不生吃牛乳？

为什么不按照「自然界」的方式去吃，回到更纯净、更简单的时代呢？那可能是一个更简单的时代，但也是人们经常死于食源性疾病的年代。

尽管如此，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完全知情的成年美食家想冒险去医院，在他们的咖啡中寻找牛的幽香，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严肃地批判这一点，因为我最喜欢的菜肴包括生贝和鞑靼牛排——菜单上的免责条款总是让我觉得我在订购违禁品。尽管生肉和生贝有风险，但它们不是主食。但尤其对儿童来说，生牛乳极其危险。

简而言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医生试图介入，但没有成功。疾控中心在201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生牛乳制品比巴氏杀菌产品更有可能导致食源性疾病。一位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专家尽可能直言不讳地表示，消费生牛乳相当于用左轮手枪玩「俄罗斯轮盘赌」。

这些不会影响那些人继续摄取未经处理的产品，而且坚持将这些产品拿给那些没有选择或辨别能力的消费者——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要听医生关于生牛乳？毕竟，他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谈到食物，几十年来美国人被告知要限制他们对鸡蛋和某些脂肪的消费。政府专家告诉人们要限制红肉的摄入量，同时增加谷物在饮食中的作用。总的来说，就是远离任何味道好的东西。

几年后又证明鸡蛋不仅无害，甚至可能对你有好处。人造黄油对我们来说比黄油更糟糕。每天喝几杯酒可能比滴酒不沾要好。也就是说，医生错了。是时候吃培根芝士汉堡，再倒一杯马丁尼酒了吗？不完全是。

关于鸡蛋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但是把注意力放在美国饮食的一个方面就会忽视重点。医生可能误解了鸡蛋的特殊影响，但是他们没有错，经常就着含糖苏打水和啤酒吃快餐对你不会好。

一些人抓住了关于鸡蛋的新闻（就像他们在早前流传的关于巧克力是一种健康零食的虚假报道中所做的那样），以此来解释从不听医生意见的原因。医生在保持人们健康饮食方面显然比那些肥胖的美国人更懂。

养生知识黑板报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外行人无法理解专家有时在某些问题上犯错，与专家在所有问题上犯错不是一码事。专家们往往是对的，而不是错的，尤其在重要的事实问题上。然而，公众不断寻找专家知识中的漏洞，这些漏洞会让他们无视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专家建议。

部分原因在于，人性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找漏洞。但同样重要的是，当专家和专业人员犯错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举个例子，一提到医疗建议的问题，你一定会听见有人提到「沙利度胺」【*】这个词，好像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沙利度胺是一种曾被认为安全药物，作为镇静剂给孕妇服用，自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沙利度胺（Thalidomide）曾经作为抗妊娠呕吐反应药物在欧洲和日本广泛使用，但使用该药物的孕妇的流产率和海豹肢症（Phocomelia）畸形胎儿率上升。随后，沙利度胺退出市场。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沙利度胺会造成了可怕的出生缺陷。许多年后，儿童四肢缺失或畸形的照片一直困扰着公众的想象。直到今天，这种药物的名字已经成为专家失败的代名词。

没有人认为专家不会错，问题是他们比非专家更不容易犯错。那些焦虑地将历史追溯到沙利度胺灾难的人通常会将几十种药物塞进嘴里——从阿司匹林到抗组胺药。这些药物只是数千种药物中的一种，历经数十年的试验和专家测试后，被证明是安全的。

怀疑论者很少想到，对于每一个可怕的错误，都有无数的成功延长了他们的寿命。

2015年，马萨诸塞州一位名叫斯蒂芬·帕斯切里（Stephen Pasceri）的会计师失去了78岁的母亲，死因是心血管疾病。这位夫人有肺气肿病史，她在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后死亡。

然而，帕斯切里确信，医生迈克尔·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波士顿一家顶级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兼哈佛医学院教授）忽视了母亲的某项用药警告。会计师出现在医院，将医生射杀。随后，他留下一个闪存盘后自杀，盘里存着他对这种药物的「研究」。

很明显，斯蒂芬·帕斯切里是一个不安的人，被他母亲的去世弄得精神失常。但是，与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几分钟的对话，都会产生类似的故事，只是不会那么富有戏剧性。

医生经常和病人就用药问题展开争吵。忽视律师建议的客户会赔钱，甚至失去自由。就算孩子的考试题错得很明显，父母也会认为是对的。不听从经验丰富的房产中介的购房者最终被钱套牢。

美国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能幸免于专业知识的消亡。美国公众在科学和数学方面能力的下降导致了从肥胖到儿童疾病的多重公共健康危机。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至少历史、公民和地理的知识对辩论至关重要——对既有知识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

低信息选民的崛起

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是科学。它们植根于冲突之中，有时是相互尊重的分歧，但更多的时候像一场没有裁判的冰球比赛，观众被鼓励冲到冰场上。

在现代美国，政策辩论听起来越来越像是一群不了解情况的人之间的争斗。他们同时犯了错。那些设法比公众更聪明的政治领导人（近来似乎越来越少）涉足这些混乱，冒着风险和选民发生矛盾。

专家和分析人士现在温和地称之为「低信息选民」。然而，不管是科学还是政策，它们都有着同样令人不安的特点。美国人不再区分「你错了」和「你傻了」。不同意即不尊重。纠正他人就是侮辱。拒绝承认所有值得考虑的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优秀或空洞，都拒绝思考。

公共政策辩论中普遍存在的无知对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都有实际影响。例如，在2009年关于《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辩论中，至少有一半美国人相信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等反对者的说法，认为该法案有一个「死亡小组」（「death panels」），该小组将依据患者生存价值的官僚决定来决定谁能得到医疗服务。四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外科医生继续相信这一点。

将近一半的美国人也认为《平价医疗法案》制定了统一的政府健康计划。该法案通过两年后，至少有40 %的美国人甚至不确定该计划作为一项法律是否仍然有效。

立法很复杂，要求美国人掌握他们自己的代表似乎都无法理解的法案细节不太合理。2011年，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被一连串完全合理的问题弄得萎靡不振。显然她也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中有什么。其他复杂的举措也产生了类似的混乱。

税收是公众的无知影响全国辩论的又一个好例子。每个人都讨厌税收。每个人都抱怨。每年春天，美国税法的可怕复杂性都会让诚实的公民产生相当程度的焦虑。他们在忙着缴税时，顶多只能猜测正确的答案。

然而，可悲的现实是，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或她的钱是如何花的。民调显示，美国人不仅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太多，税收太高，而在谁在纳税、纳多少税以及钱用去哪里的问题上，他们总是错的。

或者想想对外援助。这是一些美国人的热门话题，他们将对外援助视为浪费金钱。平均而言，美国人通常认为超过25％的国家预算以对外援助的形式慷慨解囊。实际上，这种猜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荒谬的：外国援助只占预算的一小部分，连美利坚合众国总支出1%的四分之三都不到。

只有5 %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与此同时，1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每年预算的一半以上——也就是几万亿美元——都被赠送给了其他国家。

大多数人认为，不管占多少比重，都是一张价值不菲的支票。这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对外援助甚至能增加就业，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以产品的形式援助——从食品到军用飞机，都是由政府采购，然后送往其他国家。

认为对外援助是浪费金钱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政治立场。我和其他专家可能会说，这种笼统的反对是不明智的，但这至少是一个植根于原则的立场，而不是基于事实错误。

然而，由于错误地认为对外援助占美国预算的四分之一，反对对外援助几乎立刻就挫败了任何明智的讨论。这种程度的无知会付出大代价。

例如，美国人倾向于支持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来抵御核攻击，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认为美国已经拥有了导弹防御系统。这是几十年前的公众误解，那时美国还没有在阿拉斯加部署少量拦截器。

这种系统是否会起作用或者是否应该被建造，现在基本无关紧要了。20世纪80年代「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被大众想象中所接受，并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数十亿美元的支持。

这里的「总体问题」并不在于真正担心疫苗可能产生副作用的人，也不在于是否要建立核打击防御系统的人。理性的怀疑对科学和健康的民主都至关重要。相反，专业知识的消亡更像漫延全国的坏脾气，幼稚地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并坚持认为观点与事实难以区分。

专家们应该清除这种混乱，或者至少是在混乱的问题中充当向导。但是谁才是真正的「专家」？

在我们继续探讨反对既有知识运动的起源，以及探讨为什么我们在公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更愿意参与时却陷入如此困境之前，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专家」或「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群分开。

「专家」是一个过度使用的标签。每个企业都宣称自己是「庭院护理专家」或「地毯清洁专家」，虽然这有一定的意义，但外科医生和地毯清洁专家并不是同一类专家。

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学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了笑柄。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解答其中一些问题。

专家与公民

谁是「专家」？什么构成了「专业知识」？

许多人宣称他们是专家或知识分子，有时确实如此。另一方面，自我认同可能比误导更糟糕。自称专家的人有时就像那些自认为吻技很好的人一样自我感觉良好。

字典在这方面没有多大帮助。大多数人以一种死循环的方式定义专家。他们拥有「全面」和「权威」的知识，这钟描述方式指涉那些对某一主题掌握到一定程度，并足以为其他人提供真实信息和可信任度的人。

我们如何知道它可以被信任？因为专家告诉我们可以。

正如波特·斯图尔特法官（Justice Potter Stewart）在谈到色情作品时说，专业知识是那些难以定义的东西，但我们通常在看到它时就知道了。

世界上有许多专家。有些很容易被发现——医生、工程师和飞行员是专家，电影导演和音乐会钢琴家也是专家，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是专家，水管工、警察和木匠也是如此。

就此而言，你当地的邮递员是专家，至少在他自己的领域如。如果你需要验血，你应该问医生或护士，但如果你想知道巴西朋友的一封信如何送达你在密歇根州的家门口，你可能需要问一个多年来一直干这事的人。

专业知识于每个职业所固有，因此在这里，我将交替使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专家」这几个词。从更广义上说，这些人掌握了特定的技能或知识体系，实践这些技能，或把这些知识作用于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职业。这有助于我们将「职业飞行员」与周末飞行爱好者区分开来，甚至将「职业赌徒」与偶尔向赌场交钱的「倒霉蛋」区分开来。

换言之，专家是在某一主题上比其他人了解更多的人，也是在人类知识的某一特定领域需要建议、教育或解决方案时我们求助的人。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专家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相反，这意味着任何特定学科的专家都是少数。他们的观点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是「权威」——即正确或准确的。

甚至在专家中，也有专家。一位新晋医学博士比任何外行人更有资格诊断和治疗疾病，但是当面临一个莫名其妙的病例时，他或她可能会转而听从专家。执业律师和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律师，但华盛顿穿黑色长袍的人更有可能是宪法问题专家，而不为小社区处理遗嘱和离婚问题。

当然，经验也很重要。2009年，纽约上空一架美国航空公司（USAir）班机因撞鸟当机。驾驶舱内有两名飞行员，但更专业、飞行时间更长的机长说「我来」。他引导客机迫降在了哈德逊河上，船上所有人幸免于难。

迫降后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

民主社会中，专业知识的主张激怒了人们，原因之一是专业知识必然是排他性的。当我们学习某一领域的知识或在某一特定职业中度过一生时，我们不仅放弃了其他工作或科目的专业知识，还相信共同体中的其他人肯定知道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做了什么，就像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做的一样。

尽管我们可能想在发动机熄火后去驾驶舱给飞行员一些有用的提示，但我们认为（必须认为）他们比我们更能应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高度进化的社会会分裂成不连贯的岛屿，花时间在猜疑上，而失去了信任。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些专家，如何识别他们呢？

真正的专业知识，即其他人所依赖的知识，是教育、天赋、经验和同伴肯定的无形但可识别的集合。这些都是专业知识的标志，但是大多数人在决定信任谁的建议时，需在一个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作出正确的判断。

正规培训或教育是专家身份最明显的标志，也是最容易识别的标志，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于许多职业来说，进入一个领域需要有证书——教师、护士和水管工都必须有某种证书才能「练出」他们的技能。这向其他人发出了信号，表明他们的能力已经被同龄人审查过，并且达到了基本能力标准。

虽然一些最坚定的反智者嘲笑这不过是「认证主义」罢了，但是这些学位和执照是成就的有形的、重要的标志，帮助我们其他人将业余爱好者（或江湖骗子）与真正的专家区分开来。

公平地说，有些证书只是新奇玩意儿，有些可能并不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凭证是由州和地方作为收入噱头编造的，那些人不一定有技能，只是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测试。

现代美国的律师完成法律学位，但在早期，年轻人仅仅「阅读法律」，然后通过州律师资格考试。这种不太正式的制度造就了像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伟人，所有证据表明，他实际上是一名称职的律师。

但也造就了一些不太光彩的人，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亨利·比林斯·布朗（Henry Billings Brown），他在「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中给了重要意见。【*】布朗在哈佛和耶鲁都上过法律课程，但都没有毕业。

【*】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是美国法律史上里程碑案件。1892年，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荷马·普莱西（Homer A. Plessy）在路易斯安那州乘坐白人专属火车，随即被逮捕。他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指责其违反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条修正案。最终普莱西败诉，并处罚金300美元。尔后，普莱西向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控告弗格森法官的裁决结果，但是法院维持原判。该案件的影响在于确认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并且不把「隔离但平等」的黑人政策视作种族歧视。

尽管如此，证书只是一个开始。它们得到了授予它们的机构认可，并且是专业素质的明证，就像消费者品牌倾向于提升和保护自己的产品质量一样。

实际上，大学和认可他们所学课程的协会担保毕业生通晓某一特定学科知识。

但不可否认，优秀的大学毕业了很多缺乏常识的人。较小的机构也产生过天才。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麻省理工学院或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天才作品明显多于竞争力较差的学校或自学成才的发明家。

尽管如此，麻省理工学院也培养了一些人，他们不仅不会理财，也不是很好的工程师。是什么把专家——特别是他们专业领域的杰出领袖，与其他有着相似资历人区别开来呢？

「天赋」对专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海明威在谈到写作时所言：「对写作而言，真正的严肃性是两个绝对必要因素之一。不幸的是，另一个是天赋。」

在大学里研究乔叟的人比大多数其他人更了解英国文学，而且是以某种纯粹的事实方式。但是，研究中世纪文学有真正天赋的学者不仅知道更多，而且能够连贯地解释，甚至可能产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新知识。「天赋」将那些获得证书的人与那些对专业领域感受/理解颇深的人区分开来。

每个领域都有迷一般聪明的人，但事实证明，他们不擅长自己的工作。有杰出的法律系学生在陪审团面前沉默不语。一些警察考试的高分者没有街头智慧，组织也永远不会发展他们。相当多刚拿到顶尖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在努力完成论文后，再也不会写下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人可能已经扫清了进入某一职业的障碍，但他们并不擅长他们的专业。他们的专业知识可能永远不会超过他们自身能力的自然限制。

因此，经验有助于区分有资格者和无资格者。有时，市场本身会筛选出没有天赋或没有技能的潜在专家。就算专业股票经纪人犯错，大多数时候也能过活。然而，业余股票玩家几乎从不赚钱。

「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首席执行官、前华尔街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t）曾称，业余股票玩家是「世上最愚蠢的工作」，大多数人「还没有在汉堡王工作挣得多」。

最终，他们花光了现金。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糟糕的教师往往会得到糟糕的评价，糟糕的律师会失去客户，而没有天赋的运动员也不会成功。每一个领域都有试炼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幸免于难。因此，某一特定领域或职业的经验和寿命是专业程度的合理标志。

事实上，这个古老问题有另一种问法：「你最近做了什么？」

专家们继续从事他们的领域，不断提高技能，从错误中学习，并有可见的记录。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们变得更好，或者至少保持高水平能力，并将其与来自「时间」的无形智慧结合起来。

经验在专业知识中的作用有许多例子。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往往有一种年轻同事没有的厉害本能，这种直觉他们只能解释为某种「不对劲」的感觉。

在手术室或驾驶舱经历过多次危机并幸存下来的医生或飞行员比新同事更不容易因逆境而惊慌失措。经验丰富的教师对富有挑战性或困难的学生没有那么害怕。在路上演过很多舞台剧的独立喜剧演员并不惧怕诘问者，甚至知道如何将他们用作更多笑料的材料。

这些并不总是可以量化的技能。以下我自己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一个例子。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曼研究所（Harriman Institute）继续研究苏联政治。我想围绕苏联事务教书和工作，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时该领域最好的学校之一。该研究所的所长是一位名叫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的教授，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也曾在吉米·卡特任期内担任过白宫的苏联事务顾问。

与所有苏联学者一样，舒尔曼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苏联媒体，以了解克里姆林宫内部政策立场的迹象。这个过程在文本分析中几乎是一个长久的练习，对于我们这些从未做过的人来说，却是一个谜。

学生问他，如何理解苏联报纸上那些浮夸的（模式化的）文章，如何从中领悟到任何意义？舒尔曼耸耸肩说道：「我真的无法解释。我读《真理报》，读到鼻子抽搐。」

我当时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否在继续教育投资上做出了糟糕的人生选择。然而，舒尔曼的意思是，他花了数年时间阅读苏联报刊，因此他已经对他们的交流方式如此敏感，以至于当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眼睛掠过文字时，就可以发现变化和不寻常之处。

尽管我持怀疑态度，但在我的整个求学过程中和职业生涯早期，我都这样做了。我几乎每天都阅读苏联材料，并试图看到这些材料中以前我看不见的痕迹。最终，我明白了舒尔曼的意思。

我不能说我的鼻子会抽搐、耳朵会扭动，但是我意识到用外语阅读外国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技能。它不能被提炼成一门课程或一项测试。没有捷径将它发展成一种技能。它需要时间、实践和来自同一领域更有经验的专家的建议。

真正专家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接受其他专家的评估和修正。每个专业团体和专家共同体都有监管机构和认证机构，其工作是监管自己的成员，确保他们不仅达标，而且只有自己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实践。

这种自我监管是专业概念的核心，也是我们识别专家的另一种方式。每个专业团体都为进入他们的职业制造障碍。一些律师比其他律师更合理、更诚实，但他们通常是基于这样的需要，即确保职业头衔不会因为无能或欺诈而贬值。

我可以召集几个同事，在我家外面挂一面幌子，称之为「汤姆·尼科尔斯高能物理研究所」。但事实是，我对高能物理一无所知。因此，我的「研究所」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物理学家认可，他们不会好心地帮我打印假学位，而且会在短期内试图关闭我，以保护「物理学家」这个词的含义。

「永动机」

专家共同体依靠这些同侪管理机构来维持标准和增强社会信任。同行评审和认证、专业协会及其他组织有助于保护「品质」，并向社会保证接受专家的要求没有危险。

当你乘电梯到高层建筑顶楼时，电梯里的证书上没有说「祝你好运」。它说，市政当局请工程师做了检查，并尽可能让你知道自己很安全。

有些糟糕的牙医在牙科学校毕业时都不太会拔牙，那么退休前也不会做得更好。有些老师给学生上课的第一天就和最后一天一样，让人昏昏欲睡。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关于专家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即使是那些在他们的领域可能不是最好的专家也适用。

首先，虽然我们笨拙的牙医可能不是镇上最好的拔牙者，但他或她在拔牙方面比你更擅长。我们并不都需要牙科学院院长来制作牙冠、处理简单口腔问题。你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拔牙，因此没有很大的风险，你要感到庆幸。

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剪自己的头发。（美容师则不同，毕竟他们需要处理各种化学制品和尖锐物品，因此是另一个需要培训和许可的群体。）但是，我们之中很少有人会冒险给自己或亲人拔牙。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相对的」技能。专家会犯错，但是他们比外行人更不容易犯错。这是专家和其他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因为专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职业的陷阱。

正如著名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所言，专家「知道他的学科中可能犯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误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他的物理学同行玻尔有不同的看法：「专家是在非常狭窄的领域内犯尽所有错误的人。」）

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的愚蠢想法如此危险。从相对意义上说，几乎任何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都能发展出其他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遵从的专业知识，这是真的。

然而，当人们开始相信对某事略知一二就意味着拥有「专业知识」时，麻烦就来了。了解事物和理解事物不一样。理解和分析不是一回事。

虽然有自学成才的专家，但他们是罕见的例外。更常见的是那些找捷径进入复杂领域但不知道自己有多差的人。他们就像稍微玩玩的歌厅歌手，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美国偶像」的下一届冠军；或者那些拨弄高尔夫球的人觉得自己可能可以试试职业生涯。

做好某件事并不等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值得学习的人。注意，那些认为自己能成为歌手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能成为语音训练师。

缺乏自我意识和智力限制会在专家和外行之间产生一些尴尬的互动。例如，几年前，我接到一位绅士的电话，他坚持说自己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可能会在我们海军战争学院的课程中有所帮助。

我以前一位学生把他介绍给我，他非常想让我读一篇关于中东的重要文章。我问是谁写的。他是个商人，「读过很多书」。我问他是否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访问过该地区，或者会读中东的任何语言。他承认没有这样的背景，并说：「但毕竟，你可以成为一个月阅读一本书的专家，对吗？」

错了。美国文化助长了这种普通人的智慧、自学成才进取心的浪漫。这些图景赋予了某种令人满意的社会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普通人凭借纯粹的勇气和独创性胜过了古板的教授或乏味的科学家。

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描述聪明过人的年轻人成功挑战商业、大学和政府的电影中。例如，1997年的电影《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就是这样的作品。

最后，专业知识很难定义，专家有时也很难从分辨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区分对某一学科有过短暂了解的人和有专业知识的人。没有谁的知识是完整的，专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但是，教育、培训、实践、经验以及同一领域内其他人的认可至少为我们提供一个粗略的指南，让我们将专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专家和外行人总是把对方逼疯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人。也就是说，他们在吸收和解释信息的方式上都有类似的问题。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在推理中也会犯一些基本错误，而不太聪明的人也容易忽视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不管是专家还是外行，我们的大脑以相似的方式工作（有时不工作）——以我们想听的方式听东西，拒绝不喜欢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