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991）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即脱嵌（disembedded）的制度将地方实践与全球化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组织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
接下来，我想更仔细地研究「信任」的维持与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现代世界中的安全（security）、风险（risk）和危险（danger）问题。我先前抽象地将「信任」与「时空距离」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现代性条件下信任关系的实质。
信任与现代性
首先，我想用「重嵌」（reembedding）的概念来补充「脱嵌」的概念。我指的「重嵌」是重新挪用（reappropriation）或重铸（recasting）脱嵌的社会关系，使得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的还是暂时的）与地方性时空条件相契合。
我还想区分「当面承诺」（facework commitments）和「非当面承诺」（faceless commitments）。前者指通过「共在」（copresence）情境建立的社会关系来维系或表达的信任关系；后者指在象征符号（symbolic tokens）或专家制度（expert systems）中发展出的信赖——二者都是「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
我认为，所有脱嵌机制都和行动的重嵌语境互动，或支持，或颠覆它们。非当面承诺也以暧昧的方式与那些当面承诺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从熟悉的社会学研究中找到这个讨论的起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与陌生人互动。正如齐美尔所言，「陌生人」（stranger）一词的含义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变化。在前现代文化中，地方性社区始终是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基础。「陌生人」指「整个人」（a whole person）——一个外面来的可疑之人。
从其他地方搬入小社区的人可能在很多方面得不到社区人士的信任，甚至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很多年之后也得不到。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像「整个人」一样与陌生人互动。特别在许多城市中，我们或多或少会与我们不熟悉或从未见过面的人持续互动——但这种互动的形式是相对短暂的接触。
在现代社会活动的匿名环境中，构成日常生活的各种相遇首先是由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谓的「礼貌性疏忽/世俗的不经意」（civil inattention）来维持的。这种现象要求展示「礼貌性疏忽」的人进行复杂和熟练的自我管理，即便只是最次要的线索和信号。
城市中的两个人相互靠近，在人行道上擦肩而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微不足道和乏味的呢？
在城市的某个街区，这样的事每年要发生几百万次。然而，这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身体管理的细微之处与现代性的普遍特征联系在一起。「礼貌性疏忽」并不是「冷漠」（indifference）。相反，这是刻意控制的「礼貌的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
两人走近，迅速扫视彼此的面孔，擦肩而过时，目光移开。高夫曼称这是一种相互「变暗」（dimming of the lights）。这一眼不仅承认对方是行为主体，而且也可能彼此相识。短暂地看着彼此，然后目光转向前方，这是一种不带敌意的隐含态度。
维持「礼貌性疏忽」似乎是公共场合与陌生人相遇时保证信任的普遍前提。在缺场或断裂的情况下，这一点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例如，高夫曼指出，过去美国南部的白人在公共场合对黑人「仇恨凝视」（hate stare），反映出白人拒绝黑人参与日常的、正统的日常交往。在大致相反的例子中，在混乱街区行走的人可能会加快步伐，眼光直视前方，或者偷偷斜视，避免与其他路人发生任何眼神接触。
缺乏对他人潜在意图的基本信任会使这个人回避别人的目光，因为这种嘛目光会触发潜在的敌意接触。
「礼貌性疏忽」是在现代性情境中与陌生人相遇时最基本的「当面承诺」类型。它不仅涉及面部本身的使用，还涉及身体姿势和体态的微妙运用。在大街上、公共建筑里、火车或公共汽车上，在晚会、聚会及其他集会上，这都传达了一个信息：「你可以相信我没有敌意」。
「礼貌性疏忽」被认为是「背景噪音」（background noise）。它不是随机选择的声音，而是小心克制和控制的社会节奏。这是高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unfocused interaction）的特点。
「焦点互动」（focused interaction）或「相遇」的机制完全不同。与陌生人、熟人或密友的相遇，都涉及与维持信任相关的普遍实践。
高夫曼指出，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从「礼貌性疏忽」到相遇的过渡都充满了不利的可能性。任何一次相遇的所假定的基本信任往往会被一种「公认的可信度」认可，也受复杂形式的非正式惯例的维系。
与陌生人或熟人（一个人以前见过但不太了解的人）相遇，在信任、体面和权力之间取得平衡。体面和礼貌的惯例是相互保护的手段，陌生人或熟人会有意地使用它们（主要是在实践意识水平上），以进行含蓄的社交接触。分化的权力——特别是在它显而易见的地方，可能违反或扭曲体面规范和礼貌惯例——就像朋友和密友之间已经确立的信任度一样。
抽象系统中的信任
信任、体面和权力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说。但在这一点上，我想集中讨论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特别是在象征符号和专家制度方面。
在彼此熟知的个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他们基于长期的了解，已经证实了彼此可靠的凭据。虽然信任度仍是核心，「资格」（credentials）必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关于脱嵌机制的信任度有所不同。
在某些情况下，抽象系统中的信任并不预先假定与负有某种「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有任何接触。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个人或团体确实参与其中，我将把与他们的相遇视为非专业人士进入抽象系统的入口。
抽象系统的入口是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交汇点。
我的基本论点是，现代制度的特征和抽象系统中的信任密切相关，尤其是抽象系统中的专家系统。在现代性条件下，从日常时间的偶发性和社会实践的知识反思性看，未来都是开放的。现代性这种反事实、面向未来的特性很大程度上被抽象系统中的信任建构起来。
弄清楚这关涉到什么非常重要。外行对专家系统的依赖不仅关系到在独立给定的事件中产生安全感，就像前现代世界中的普遍情况那样。这是一个利益和风险的计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知识不仅提供了这种演算，而且实际上创造了（或再现了）事件的普遍性。
这意味着，在现代性的诸多方面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现代制度中涉及的抽象系统。最明显的例子是核战争和生态灾难的风险。在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是真实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这样生活。
从原则和实践上说，前现代的个体可以在日常活动中忽略牧师、圣贤和巫师的言论。就专业知识来说，现代世界的情况并非如此。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交汇点以相遇的形式与专家、专家系统的代表或委托人接触，就格外重要了。外行和抽象系统的操作者或提供者都非常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与抽象系统代表的接触可以被规范，并且很容易呈现与友谊和亲密相关的可信度特征。例如，医生、牙医或旅游中介在一段时间内会定期处理这种情况。然而，许多与抽象系统代表的接触比这更具周期性或短暂性。非定期接触中必须特别小心地拟定和保护信赖的标准。
在抽象系统的交汇处，将非专业行为者与信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当面承诺通常表现出明显的可信度和诚实度，并伴随一种「一切如常」或镇定自若的态度。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真正的信任存于抽象系统中，而不是特定环境中「代表」它的个人身上，但是交汇处提醒着人们，信任的操作者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可能会犯错）。
当面承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谓的系统「代表」或操作者的行为，法官庄严的审议、医生严肃的专业精神、航空机组人员刻板的笑脸都属于这一类。
所有人都理解，也都需要双重保证——既涉及特定个人的可靠性，又涉及外行在前现代无法获得的（必然是神秘的）知识或技能。
在所涉及的危险值得关注，并且不构成纯粹的反事实风险基础时，一切照旧的态度可能特别重要。以航空旅行为例，训练有素的空乘人员有着随和而平静的笑容。在安慰乘客飞行焦虑的时候，这种笑容和那些从统计学上声明航空旅行多么安全的数据同等重要。
前现代与现代
如果信任心理具有普遍或近乎普遍的特征，那么在前现代文化和现代世界中构成信任关系的条件也存在着根本差别。我们不仅要思考信任，还要思考信任与风险、安全和危险之间的广泛联系。
在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秩序的整个领域进行概括对比，这本身就是一件冒险的事。然而，现代性与前现代制度之间的不连续性证明了这种尝试的合理性，尽管不可避免会有所简化。「表1」提供了我希望在信任环境和风险环境之间进行区分的总体方向：
「表一」：
前现代//现代
一般语境：
地域性信任具有十足的重要性//脱嵌的抽象系统中的信任关系
信任环境：
1. 亲缘关系，即以稳定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组织工具//友谊或性亲密的个人关系
2. 作为场所的地方社区//抽象系统，时空无限定下的稳定关系
3. 宗教宇宙观，信仰或实践模式，解释人类生活和自然//围绕未来的反事实思想，连接过去和现在
4. 传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手段
风险环境：
1. 自然威胁和风险，传染病，多变的气候，洪水及其他//对现代性的反思的威胁和风险
2. 军队掠夺，地方武装，土匪，盗贼等人类暴力//战争工业化威胁带来的人类暴力
3. 失去宗教恩惠，邪恶的巫术//个人的无意义（来自对现代性的反思）
Landscape from a Dream (1936) by Paul Nash
包括大型农业文明在内，所有前现代文明都因上述原因，时空延展水平较现代更低。在前现代世界中，要理解本体论的安全，必须结合当地环境的信任语境、风险或威胁形式。
第一类信任语境是亲缘系统。在大多数前现代背景下，亲缘关系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组织「一连串」社会关系。亲缘关系常常是张力和冲突的焦点。
但是，无论涉及多少冲突和引发多少焦虑，它们都是非常普遍的纽带，并且在时空领域的行动结构中值得信赖。这在相当客观和更私人的联系层面上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亲属或多或少可以被信赖去履行一系列义务，而不用管他们是否同情相关的具体个人。
此外，亲缘关系往往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友谊或亲密关系，持续存在于同一时空。总之，亲属关系提供了一一系列可靠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非常普遍，构成了信任关系的组织媒介。
地方社区的情况大致相同。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遇时，我们应该避免社会分析中经常出现的把社区浪漫化的观点。我强调以「场所」组织地方关系的重要性，此时「场所」尚未被分散的时空关系改变。
在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包括在大多数城市中，当地环境是交织的社会关系的集合，而低空间跨度提供了及时的稳固性。
人口迁移、游牧民族以及商人和冒险者的长途旅行在前现代时期已经很普遍了。但是，与现代交通工具所规定的规则和密集的流动性（以及对其他生活方式的认识）相比，绝大多数人口都相对静止和孤立。
前现代语境中的地方性既是本体论安全的焦点，又为本体论安全的建构作出贡献。但在现代社会，这被消解掉了。
第三个影响是宗教宇宙论。虔诚的信仰可能是极度焦虑或绝望的根源，以至于它们必须被纳入许多前现代环境中，作为风险和危险的主要参数。但在其他方面，宗教宇宙论不仅解释了个人和社会生活，还解释了自然世界的道德和实践。这些解释给信众以「安全」的环境。
基督教给我们神示：「相信我，因为我是唯一的真神。」虽然大多数宗教都不是一神论，但依赖超自然实体或力量的想法不同宗教信仰的共有特征。
宗教是一种「信任」的组织媒介，不止一种方式。不仅神灵和宗教势力提供了可靠的支持，宗教工作者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宗教信仰通常将可靠性注入到事件和情境的体验中，并形成一个框架，来解释和回应前面这些框架。
如同前现代秩序中的其他信任环境一样，我在这里强调宗教是一种能产生社会和自然事件可靠性的东西。
宗教有可能在心理上与信任机制联系在一起，它们直接表现出对父母形象的信任。当然弗洛伊德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许多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学者也同意这一点。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信任所预设的「信仰」首先属于婴儿的看护者，组织化的宗教则为它提供「制度保障」。
事实上，出于关心而产生的信任是特定宗教现状的试金石。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定期向那些施予凡人命运和健康的人像孩子一样屈服……个人信任必须成为一种共同的信仰，个人不信任是一种共同形成的邪恶，而个人的修行必须成为许多人的仪式实践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成为共同体信任的标志。
世界上不同寻常的宗教也很难拒绝这样的结论。这种观点一定有某种有效性。然而，我希望在这里拓展的观点并不主要取决于此。
前现代文化中信任关系的第四个主要语境是传统本身。与宗教不同，传统不是指任何特定的信仰和实践，而是指这些信仰和实践的组织方式，尤其是与时间相关的方式。传统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构建时间性的模式，这也直接影响到跨空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