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拉·安德森：《伦理、生态与未来：当艺术与设计面临人类世》（2015）
摘要：艺术和设计已经成为讨论技术与现代性的长期影响的平台。本文简单地评论了人类世问题如何在文化领域得到解决，表明批判性、概念性和思辨性的设计可能最适合于人类世，因为它们培养了批判性思维，思考我们如何与科技和科学联系在一起，我们如何在政治和社会上组织自己，以及我们如何在更广泛的生态组合中发挥自身的作用。本文讨论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包括玛丽娜·泽尔科（Marina Zurkow）、尤娜·乔杜里（Una Chaudhuri）、奥利弗·凯尔哈默（Oliver Kellhammer）、弗里茨·埃尔特（Fritz Ertl）和萨拉·罗斯伯格（Sarah Rothberg）；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雷比（Fiona Raby）；以及李宰润（Jae Rhim Lee）。
伦理、生态与未来：当艺术与设计面临人类世
Ethics, Ecology, and the Future: Art and Design Face the Anthropocene
作者：凯拉·安德森（Kayla Anderson，芝加哥艺术学院）
译者：陈荣钢
原文原载：Leonardo，Volume 48，Issue 4，August 2015：338-347
译文原载：《上海艺术评论》2018（1）
引论
艺术和设计已经成为讨论技术与现代性之长期影响的平台，最近的讨论与生态危机和人类世有关。艺术、设计和批判性哲学联合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种跨学科的转向，转向后人类的、去人类中心的、面向对象和生命唯物主义的思考。当艺术家、设计师和策展人提高对人类世的自觉性时，重要的是要对这些实践者所发展出的叙事持批判态度。
本文简要讨论这些问题如何在文化领域得到解决，表明批判性、概念性和思辨性的设计可能最适合于人类世，因为它们培养了批判性思维，思考我们如何与科学和技术取得联系，我们如何在政治和社会上组织自己，以及我们如何在更广泛的生态组合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将讨论玛丽娜·泽尔科（Marina Zurkow）、尤娜·乔杜里（Una Chaudhuri）、奥利弗·凯尔哈默（Oliver Kellhammer）、弗里茨·埃尔特（Fritz Ertl）和萨拉·罗斯伯格（Sarah Rothberg）的“亲爱的气候”（Dear Climate）；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雷比（Fiona Raby）的“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United Mico Kindoms）和“这是你的未来吗？”（Is This Your Future？）；以及李宰润（Jae Rhim Lee）的“无限土葬项目”（Infinity Burial Project）。
图1：“亲爱的气候”（2014），网站首页截屏里有一封来自造物主的信，信中说道：“亲爱的气候，我们真的搞砸了。我们很抱歉。我们有其他想法，但忘记了限度。但我们正在尝试......我们想要弥补，首先是转移关系：与你一起，与其他物种，以及与我们自己暴躁、鲁莽的内心......如果你接受它们，亲爱的气候，这些祭品将封存我们的承诺，迎接未来的恐惧，并培养必要的容忍。”（©2014 Marina Zurkow, Una Chauduri, Oliver Kellhammer, Fritz Ertl and Sarah Rothberg.）
图2：“亲爱的气候”海报。海报说明了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参与会倒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海报上写着：“不清楚你的位置（迷失了你自己）。” （©2014 Marina Zurkow, Una Chauduri, Oliver Kellhammer, Fritz Ertl and Sarah Rothberg.）
图3: “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中的生物汽车（2012/13），伦敦设计博物馆。图中是一个由生物自由主义者驾驶的“生物汽车”（“biocar”）模型，生物自由主义者是一种使用生物技术来产生自己的能量的人口原型。摄影：杰森·埃文斯（Jason Evans）。©2013 Anthony Dunne and Fiona Raby.
图4:“地球人口过剩的设计：四处寻粮的人”。这个虚构的场景描绘了人类借助合成生物学和自制设备从城市环境中收集因食物短缺而缺乏的营养价值。照片：杰森·埃文斯。©2010 Anthony Dunne and Fiona Raby.
图5:“这是你的未来吗？”中的“氢能源期货合约生日卡”（2004），伦敦科学博物馆。为探索不同的潜在能源期货的伦理、文化和社会影响虚构了几种产品，这是其中之一。©2004 Anthony Dunne and Fiona Raby.
图6:“无限土葬项目”中的土葬服（2011）。图中是土葬服的最初原型，用绣花线和蘑菇孢子织成。刺绣图案为了方便蘑菇菌丝体的树突生长。图片：米奇·西格尔（Mikey Siegel）©2011 Jae Rhim Lee.
图7: “无限土葬项目”中的胶囊（2011）。单个胶囊容纳的元素用以促进人体分解、瓦解毒素。©2011 Jae Rhim Lee.
什么是人类世？
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这个时代由人类活动对环境所有方面造成的可见而持久的影响来界定。继荷兰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使用这个术语后，人类世（Anthropos意为“人类”，cene意为“新的”）这个词已被许多领域采用。
不要把时代与人类混为一谈，认为它是人类对地质环境的统治; 即使人类不能控制它们的力量，也不妨碍我们将人类自身视为一种地质力量（geological force）。
对人类世的命名建立在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因此批判性哲学提出了几个备选方案，如“新都”（Capitalocene）和“殖民新世”（Colonialocene），两者都试图更直接地指向人类活动对生态造成的最大破坏。虽然直到2016年的峰会，国际地层委员会（ICS）才接受人类世的论文，但许多人相信人类世对文化领域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气候变化研究所（CCI）的负责人威尔·斯特芬（Will Steffen）表示，人类世“强烈地提醒着公众，我们正对整个地球的环境带来不可否拒的影响。”和斯特芬一样，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也将艺术作为推动人类世观念发展的平台。
然而，作为艺术家和策展人，他们不仅促进对人类世的认识，也发展关于人类世的叙事，关于人类应该做何回应的叙事。这些叙事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处理和回应人类世极其重要。不幸的是，即使最善意的艺术项目也会对公众领域的人类世产生破坏性的叙事。
来自艺术界的人类世故事似乎最有可能是破坏性的，当他们提出做某事时，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矛盾的是，激发（stimulate）批判性思维而非假装（simulate）行动的艺术举措有可能才是最有建设性的。
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在《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已经破坏了生态系统和物种，也破坏了全球气候。”在《人类世的最低限度伦理学》（Minimal Ethics for the Anthropocene）中，乔安娜·齐琳斯卡（Joanna Zylinska）对莫顿的观点作出回应。她将人类世称作“批判性思维的危机”，“思考是人类世所能做的最政治的事。”
批判性创作是一种促进思维的行为，所以批判性、概念性和思辨性的设计作品可能最适合处理人类世的问题。此外，由于人类世作为地质时代的地位最终可能被国际地层委员会拒认，因此我们可能会把人类世视为一个有效的“道德指针”，并成为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条件。
要做到这一点，寻求解决人类世问题的艺术和设计必须超越地质美学和“衰落的修辞”才能完成哲学的工作。关于生物艺术和伦理学方面的写作，齐琳斯卡建议我们通过“一种不同的哲学化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事物和事件产生想法，而不仅仅用语词来接近人类。”
通过哲学，解决人类世问题的艺术可以利用批判和“非工具性思维模式”来避免困扰人类世话语的紊乱，在技术领域尤其如此。艺术家和设计师通过专注于命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可以挑战人类世的英雄主义、解决主义和男性主义叙事，激发起深邃的讨论和激进的思想实验。
艺术+人类世
人类世产生艺术、人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跨界项目，无论好坏，都成为“某种策展模式”。虽然这些行为很少遭到批评，但一些艺术和策展项目可能对人类世的话语造成更大危害。“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的“今日我们重启星球”（Today We Reboot the Planet, 2013）和海牙的“是的：艺术如何拯救世界”（Yes, Naturally: How Art Saves the World, 2013）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前者提供了“关于世界生态脆弱性的大而无当的观点”，后者则大胆宣称：“如果我们准备好改变我们的习惯，就可以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通过循环利用和新型合作，我们就能拯救地球。”
“今日我们重启星球”（2013）
在这两个例子中，不是艺术品本身触及了禁区，而是展示框架。尽管人们对人类世缺乏乐观，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内在的灾难或启示来提到它，这种肤浅的陈述将人类世误解为人类对这个星球的控制。正如莫顿用“黑暗生态”（dark ecology）批评这种环境修辞术一样，这些展览或许“在模拟和解决问题之间，过于强烈、外向和男性化。”
他们将人类世置于一种浪漫的废墟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保存”或“重新启动”，对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威胁。坦率地说，这个星球并不需要我们来拯救它，我们需要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不会由生态艺术、假的再现或污染海岸线的塑料收集物来解决。
但是，这不意味着艺术和设计在将人类世理论化方面没有任何作用。为了开启人类世特定问题的话语，那些引起“犹豫、不确定、讽刺和深谋远虑”的项目更有希望。我将在下面讨论的一些项目将促进关于人类世特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每个参与者都有一点“黑暗生态”，都呈现属于自己的人类世叙事。
在艺术与设计之间
这些项目都处于艺术与设计之间的空间，这种决定性的限制赋予了它们力量。我将讨论他们如何定义不同的角色，相信“艺术家”或“设计师”的分类会影响他们工作的语境、接受度和批判性讨论。尽管我所讨论的一些制作者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相信在展示艺术和设计领域的激进和思辨性工作会有积极的结果。这些制作者能够在策略上干预社会和政治领域，并在科学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工作中获得广泛认同。
2011年，李宰润在题为“我的蘑菇土葬服”（My Mushroom Burial Suit）的TED演讲中，用“我是艺术家”几个字令观众接受了她离经叛道的设计。除了“你所见过最奇怪的TED演讲”这样的标签，观众可以听到她提到“吃肉的真菌”时笑了起来。
李宰润把自己称作艺术家，而她的作品与环境科学和设计非常相关。李宰润构想出一种解决人死后身体毒素释放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目标比那些自诩为概念设计师的人要丰富。出于同样的理由，李宰润更喜欢“艺术家”的标签，尽管也有别的像她一样的人反对这个标签，如在《思辨的一切》（Speculative Everything）中，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雷比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称自己的作品为“设计”而非“艺术”：“我们期望艺术是令人震惊和极端的。批判性设计需要更接近日常；在日常中，设计的力量扰动谎言。”
设计语境对邓恩和雷比以及其他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而他们的项目可能比李宰润的“无限土葬项目”看起来更深远。这些制作者想躲避“艺术家”一词的舒适感。艺术是“易于打理的”，因为艺术在一天结束时仍留在画廊里，激进的设计作品却带来持续的扰动，因为“它表明，日常生活如我们所知，可以有所不同，事物可以改变。”
每一种未来都存在于乌托邦和恐惑（uncanny）之间，它们充满了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批判性”、“思辨性”和“概念性”的前缀在这里发挥作用：它与主流设计不同——主流设计被视为对现状的肯定，易于被同化；但批判性的、概念性的和思辨性的设计提升了自觉性、揭露出使命、引发了辩论，并激起反抗文化陈规的行动。
通过揭示我们面前问题的复杂性，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答案的对立面。尽管许多针对人类世的艺术和策展项目冒着地质危机的风险，并且这似乎很容易被理解为让作品平易近人的无意识行为的副作用，但思辨性设计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来分析形势的复杂性。这并不是说，针对人类世的思辨设计项目将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使自己具有建设性的原因。
在人类世中思考：“亲爱的气候”
我们怎么能谈论人类世或全球气候变化而不去解决问题呢？“亲爱的气候”是纽约市一个由艺术家和环保人士——玛丽娜·泽尔科、尤娜·乔杜里、奥利弗·凯尔哈默、弗里茨·埃尔特和萨拉·罗斯伯格——组成的基于互联网的项目，这绝对是非工具性的（图1）。该项目针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过度温和的解决主义言论，这个群体被称为“幸存者共同体”（“survival community”）。他们声言：
那个过时的笑话——“每个人都在谈论天气，但是没有人对此做任何事情”——不再有趣了。很多人都在试图对天气做些事情。气候变化正处在地缘政治议程上，但我们应该及时意识到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为时已晚。也许问题不在于没有人对天气做任何事情，而是我们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来谈论它：一种旧的“让我们修好它吧！”的方式。现在天气变了，是不是我们的谈论方式也该变了？
“亲爱的气候”展示了一系列海报和播客，旨在“制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型个人参与”，它充满了恐惧、幻想和创造力，而不是灾难、绝望和英雄主义。该项目采取有趣的方式来扩充我们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海报引用的广告图像和口号描绘的是“心灵的运动”，而不是呼吁行动——可以认为他们是思想家而不是活动家（图2）。
“亲爱的气候”没有提到气候变化的问题，而是建议人类可能不得不在社会、政治和地理上重新组织自己，以从根本上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征服它。“亲爱的气候”在地球上废除了人类的代理权，并呼吁人类对人类自身的代理权。齐琳斯卡指出：“许多对人类世作出反应的努力实际上是动员了某种物种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文主义的自我利益......主要由物种自恋或人类生存欲望所驱动。”显然，许多倡议忽视了人类世，认为对行动的呼吁明显是后人文主义式的回应。
尽管“亲爱的气候”仍以灾难和生存的美学作为参考，但该项目表明了这种生存临时和多变的决定性属性。尽管我不知道全球变暖的影响是否会如“亲爱的气候”海报所描绘的（回归荒野）那样对非人类动物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提到的多物种合作并不完全如大多数人类一样默契——人类不能以保持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前提，成为这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在《地理评论》（GeoCritique）的一篇文章中，罗里·罗恩（Rory Rowen）提醒我们，尽管艺术趋向于多物种合作，但我们不能指望“在粗暴的本体论区分后，一定会出现的一个包容和参与的舒适区。
在我们伤害了自己和其他物种后，其他物种凭什么想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果真要考虑多物种协作，我们就必须想想在共同进化和环境适应方面愿意付出多少。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在文章《后人类世的一些追踪影响：论加速论者的地理政治美学》（Some Trace Effects of the Post-Anthropocene: On Accelerationist Geopolitical Aesthetics）中指出：“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在人类世幸存了下来，而不是‘人类’。”“亲爱的气候”要求我们批判性地思考生存的意义，在人类世中思考和感受，而不是屈死于人类世之下。
活在人类世：邓恩和雷比
人类世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紧密联系，因此适应气候变化可能意味着重新构想我们如何在政治和社会上组织自己。除了重新考虑我们的社会，我们依靠科学和技术的方式也需要修改。
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雷比是英国的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将设计作为批判话语的工具，以探索技术的文化与伦理意义，并在1999年提出了“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一词。邓恩和雷比的设计往往有赛博格或后人类的元素，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同居者和附属者之间的关系。
这种动态性意味着设计者、消费者和技术之间高度的责任感，对于人类如何生产能源、利用资源的项目尤为如此，例如“这是你的未来吗？”（2004），“地球人口过剩的设计：四处寻粮的人”（Designers for an Overpopulated Planet：Foragers，2009）和“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2013）。
“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呈现了英格兰四种“科幻未来”人口，每一种都比上一种更赛博格化，更反传统。“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把现有的技术推向极致，揭示出我们的技术所具有的文化和伦理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四种虚构的人口如下：
数字主义者（Digitarians）依靠数字科技，并隐含了极权主义：标记、度量、完全的监视、跟踪、数据记录、百分百透明。社会完全由市场力量组织。公民等于消费者。
共产—核武器主义（Communo-nuclearist）社会是一项人口不会增长、数量受限的实验。利用核能释放出几乎无限的能量，国家提供维系生存所需的一切。尽管他们能源富足，但价格昂贵——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们。在持续不断的攻击或意外威胁下，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移动的半径为3公里的核动力景观中。
无政府进化论者（Anarcho-evolutionists）废除大多数技术，或至少中止开发它们，集中力量通过科学训练、自我设计的生物骇客和自我实验来将身体能力最大化。他们认为人类应该在地球的限度内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地球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生物自由主义者（Bioliberals）完全拥护生物科技和新价值观。生物学是他们世界观的中心，这导致了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根本不同的技术景观。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生产自己的能量。生物自由主义者本质上是农民、厨师和园丁，不仅生产植物和食物，还有产品。花园、厨房和农场取代了工厂和车间。
虽然邓恩和雷比没有直接提到人类世，但“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涉及到一系列技术性未来，即这些技术如何与未来人类社会的资源与环境产生联系——我们可能需要将我们的想象作为对人类世的回应。像“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这样的思辨性设计作品可能会成为布拉顿所说的“加速主义美学”（“Accelerationaist aesthetics”），它让人联想到“不可避免的人类世崩溃之后的人类原型（prototypes），我们可能会预先设想和评估我们的适应能力。”
对布拉顿来说，这些原型不是简单的“设计创新，借助它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方式度过死亡”，而是“毫无保留地去想象”的方法。在皇家艺术学院（RCA）的一次题为“激进的全新共同体”的谈话中，邓恩解释了这个项目的思辨性，指出“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不是用作设计切实可行的改变世界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将项目引入人们的想象中......我们能够展开观看世界的维度。”
在这种情况下，思辨是一种激进的行为，因为它突破了今天的文化氛围。那里的乌托邦和宣言已经不合时宜了，永远的资本主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提供了大量的潜在途径和替代性未来。
“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中的不同公民，特别是“无政府进化论者”和“生物自由主义者”利用技术和科学进步来强化自己，而非作用于环境（图3）。“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提醒我们，政治和社会重构我们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以适应人类变迁中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邓恩和雷比的发明几乎总是呈现出“平行但可能的世界”，但这些想象物从来不是人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总有一种反乌托邦的观念和对技术、生态力量的根本妥协，这种权力很大程度上在商品市场生产时忽略了对未来的思考。“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的前身——“地球人口过剩的设计：四处寻粮的人”（2009）将身体改造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来消耗食物资源（图4）。虚拟的觅食者不是依靠政府和行业解决食物短缺问题，而是利用合成生物学和机械装置的组合来从城市环境中汲取营养，并模仿其他生物的消化系统进行消化。
早期的项目“这是你的未来吗？”提出了三种虚构但可能的能源期货产品：氢的家庭生产、从人类排泄物提炼生物燃料、基于肉类的微生物燃料电池。该项目针对7至14岁儿童。在设计的场景中，孩子们同意为他们的家庭生产能源，以换取父母的零用钱（图5）。
每个场景都基于真实的技术，这会让场景变得恐惑。和“微型计算机联合王国”类似，虚构的不是技术而是围绕技术的文化价值。“这是你的未来吗？”和“地球人口过剩的设计：四处寻粮的人”追问道：我们能否掌控自己的食物和能源？这些项目的核心是思辨性，而非改变世界以适应人类不断变化的需求——后者常被置于“人性”的核心。我们要转化自身和科技，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态需求，以及我们所栖息的生物世界。
死在人类世：李宰润
至此，我讨论的项目都和在类世的生活有关，但如果死在人类世呢？李宰润是一位美籍视觉艺术家、设计师和研究员，她的作品重建了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无限土葬项目”是一种替代性土葬实践，它可以瓦解体内的工业毒素，否则在分解或火化过程中这些毒素就会重新释放回环境中。她的提议听起来不像一个“艺术”项目——直到她揭示出，这种补救措施由经过训练的食用人体组织的独特真菌菌株完成。（图6/7）
除了主张人体的物质性外，“无限土葬项目”还对传统形式的环境保护主义中的自然与文化进行了批判，这种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人类必须保护的被动而原始的东西。李宰润让观众充分意识到，我们所创造的有毒化学物质既在环境中，也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内，二者有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联。因此，正如李宰润所说的“真正的环境责任”，我们被要求退一步，在更大的环境中把自己看成整体。《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认为，TED演讲本应该审查演讲内容，他们批评李宰润的项目“太疯狂”、“太超前”了。
然而，李宰润的作品迫使我们设想理所当然的、有缺陷的、文化体系的替代性方案。尽管仍然把“无限土葬项目”作为艺术展示，但李宰润将这个项目置于公共领域的非艺术语境下，而人们对她的方案感到害怕。虽然“无限土葬项目”提出了人为环境损害的某一方面的微小解决方案，但并没有宣称要解决人类世的问题。像娜塔莉·耶雷米耶克（Natalie Jeremijenko）的城市农业项目一样，类似的干预措施确实重要，因为它们确然带来的一些小变化帮助人类从人类世的影响中幸存。
然而，项目必须从规模上考虑，就像之前提到的“蛇形画廊”和海牙的展览一样，不能期望这些项目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无限土葬项目”之所以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不帮人类从人类世的影响下幸存，而是思考人死后的物质、化学和生物生命的长远观点。
结论
我讨论的许多项目都不令人舒服，不是因为它们沉湎于令人震撼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解决了真正的生态问题。此外，他们并不沉迷于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进行激进的想象：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在更广泛的生态环境中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目前的人类世界话语由英雄主义、解决主义者和男性主义的叙事所困扰，并重申人类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艺术和设计——特别是批判性、概念性的和思辨性的设计——不是为这些叙事准备的，而是作为批判性和非工具性思维的平台，因为它们为构想激进的未来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