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真理与权力》（1979）
《水稻亩产七万斤的技术措施》（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
真理与权力
Truth and Power
受访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采访者：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essandro Fontana），帕斯夸里·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
译者：陈荣钢
引用：Truth and Power :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979;4(13-14):131-137. doi:10.1177/0308275X7900401311 有删节，【*】为译者注。
问：可否简述你从古典时代的疯癫（madness）到犯罪（criminality）和不当行为（delinquency）的研究路径？
答：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大议题是科学的政治地位及其意识形态功能。严格讲，这与「李森科（Lysenko）事件」关系不大。【*】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T. D. Lysenko，1898-1976）是苏联的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李森科的理论迎合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在斯大林时期地位很高，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李森科否定基因的存在，用拉马克（Lamarck，1744-1829）的遗传学抵制主流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他还声称发现了解决农作物霜冻的办法，但他的科研技术不依赖严格的科学实验，引起学界反对。不过李森科的反对者被视为反动者，遭到迫害者甚众。
不过，我相信那个被长期埋没并被小心掩藏的丑恶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字：权力（power）和知识（knowledge）。某种程度上，《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也属于这些问题的视野内。
李森科（1898-1976）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Clinic）中，我要谈的也是同一个问题。诚然，医学比精神病学有着更坚实的科学外衣，但也与社会结构深刻纠缠在一起。我提的问题在当时完全让人提不起兴趣，这让我很困惑。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不重要，在认识论上则很鄙俗。
我认为原因有三：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大学体制和机构的认可，他们扮演着法国共产党（PCF）规定的角色。他们必须提出和学术机构同样的理论质疑和问题。他们渴望被接纳，成为人文主义大学传统的接棒人。这就如同共产党员表现得像是复兴、接管民族主义传统的唯一人选。因此他们要在科学史中研究「最高贵」、「最学术」的数学和物理，也就是迪昂、胡塞尔和柯瓦雷鼓吹的题目。医学和精神病学似乎不太高贵和严肃，也无法企及古典理性主义的伟大形式。
后斯大林时期不允许引入一个未经学界讨论的领域。精神病学的权力效果和医学的政治功能等问题上没有现成的概念、语汇。相反，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者与学院传统间的交锋滋养了一整套「科学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古老的实证主义的忠诚，付出了对一系列问题不闻不问的代价。
我怀疑，法国共产党内部或亲法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否会提出监禁（internment）的问题，提出精神病学在政治上的运用，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社会纪律的问题。想必在1955至1960年间，很多人对「古拉格劳改营」都有所耳闻，但很少有人知晓具体情况。大家感觉最好不要去讨论那些事，那是一个被警告的危险辖区。诚然，要回溯当时人们的感知程度多少有些困难。无论如何，你们都知道党的领导地位如何阻止人们说这说那，不能研究这个或那个。巴浦洛夫学派的精神病学引发了一些立场上亲法国共产党的医生的讨论，但作为政治的精神病或精神病学并非体面的话题。
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我在这个领域想做的事缄口不言。直到1968年左右，这些问题才开始以超乎我想象的尖锐方式拥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那段时期政治上的开放，我一定无法鼓起勇气再来处理这些问题，包括我在刑罚、监狱和规训方面的研究。
问：你的理论轨迹确有「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你如何思考今天「不连续性」的概念，以及因之你很快、且很轻易地被贴上了「结构主义」历史学家的标签？
答：不连续性总是困扰着我。新版《拉鲁斯大字典》（Petit Larousse）里写着：「福柯：一位以不连续性为基础建立历史理论的哲学家。」我无言以对。虽然我就这个问题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作了许多说明，但仍未交代清楚。
在某些经验的知识形式中——如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医学等，转化的节奏并不遵循通常被接受的流畅而持续的发展模式。科学进步成熟的伟大生物学形象仍然支撑着大量历史分析。在我看来这与历史无关。例如，在像医学这样的科学中，直到18世纪末都有特定类型的话语。但是，在二十五或三十年内，这种话语逐步转型，既和过往能被医学阐明的「真理」分离，也和言说、观看以及支撑医学知识的一整套实践分离了。
这不仅是新发现，还是知识的话语与形式之上的新体制（regime）。这一切发生在数年之内，只要你对文本足够留心，就不会否认。这（影响的）范围和速度只是别的事情的征兆。被接受为科学真理的种种陈述的形成规则在发生改变。
因此，这不是内容变了（反驳错误、恢复真理），也不是理论形式变了（范式更新或对系统整体的修改）。问题在于是什么在管理（govern）陈述，是什么让它们彼此管理，以构成一套在科学上能被接纳的命题，并因此能被科学证明或证伪。这是体制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政治性问题。
与其问是什么外部权力将自己强加于科学，不如问权力流通（circulate）对科学陈述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是什么建构了科学陈述内部的权力体制，如何、为何在特定时刻这种体制会发生总体性改变。
我试图在《词与物》中辨认、描述不同的体制。我暂不试图解释它们。这里还没谈到「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及陈述的彼此作用所产生的独特权力效果。我把它和系统性、理论形式或类似范式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厘清，但有关权力的这个核心问题，也出现在《疯癫与文明》和《词与物》这两本非常不同的书中，并关联了这两本书。
问：因此，我们需要把「不连续性」的概念置于恰当的脉络中。
还有一个更困难，但也更接近你思想核心的「事件」（event）的概念。一整代的研究因「事件」陷入困局，即结构/事件的二分法。至少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事件被视为非理性的场所，无法想象，无法进入分析机制，无法操作。事件逃离我们理性的掌控，「完全偶发」。
分析结构的思想家不关心历史事件。只描述事件的历史被抛弃了，因为它们是较低等的历史，只处理琐碎的事实和偶然的事件。你在《疯癫与文明》中描绘的「大禁闭」就代表了对结构/事件二分法的规避。
你能否从我们今天的立场出发，详述一下「事件」的概念。
答：的确，结构主义者从民族学、其它科学甚至历史学中系统地清除了「事件」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看不出还有谁比我更反对结构主义者。不过，更要紧的是避免用先前结构主义的概念处理事件。不是要把一切事情放到同一个层级（level）上，而是要意识到实际上有一个整体的层级秩序（order of levels），与纷繁的事件、影响、时间的宽度、产生效果的能力有关。
问题在于立即对事件做出区分，分清它们所属的网络和层级，重新构建相互连接、彼此引发的线索。据此，拒绝了象征领域或表意结构的分析，转而诉诸实力关系（relations of force）、策略发展（strategic developments）和手法（tactics）的谱系学分析。我相信这里的参考点不是语言与符号的伟大模型，而是战争与战役。支撑和决定我们的历史有着战争的形式——权力关系，而非语言的形式。尽管不能说历史是荒唐的、不连贯的，但历史没有「意义」（meaning）。
相反，历史是能被理解的，也应该被容许分析其最细微之处。这与斗争（struggles）、策略（strategies）和手法的可理解性是一致的。辩证法（矛盾的逻辑）和符号学（沟通结构）都无法说明冲突在本质上的可理解性。「辩证法」一直逃避着开放而危险的现实冲突，它把现实冲突化约为黑格尔式的构架。「符号学」则躲避暴力、血腥和致命的危险，将其化约为平静的、柏拉图式的语言与对话。
问：「话语状态」（discursivity）问题的脉络下，你是第一个就话语提出权力问题的人。当时普遍流行「文本」的概念或对象分析，这得益于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法论的盛行。提出和话语相关的权力问题意味着：话语为谁服务？
分析话语未言说的、隐含的意义并不重要，因为话语是透明的，它们不需要阐释，没有人指定它们的意义。当我们以特定方式阅读「文本」（text）时，话语就在向我们言说了，因此不需要补充的意义或阐释。在方法论和当代历史研究中，话语的权力问题有特殊的影响和含义。你能否把这个问题简要地置于你著作的脉络中？
答：在《疯癫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除了权力还谈了什么？我几乎没有使用这个词，也绝无分析场域供我使用。考虑到当时自己身处的政治环境，这一点无能为力。右派或左派那里都很难找到提出权力问题的地方。右派只会在宪政、主权方面（如司法）提出权力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借由国家机器的概念来讨论权力。
没人搞清楚权力如何运作，它的特殊性、技巧和手法都没人清楚。人们以具有争议的、全球性的方式谴责「权力」，以满足自身，仿佛它只存在于「他者」那一侧，只在敌对阵营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者的对手把他们的权力称为「极权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则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阶级宰制」（class domination）。然而，权力机器本身从未被分析。
1968年以后，在草根阶层的日常斗争之中，在那些斗争处于权力网络细微处的人们之中，转机出现了。在这一点上，权力的具体性质变得可见，而这些对权力的分析将在解释迄今为止政治分析领域之外的一切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它们无疑对「权力之轮」的全面运作至关重要。过去，只要权力问题的提出服从于它所服务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制度，那么权力问题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问：所以，某种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成为提出该问题的客观障碍？
答：你可以这么说。我学生时代的同辈人是在两种形式分析中长大的，一种关于「构成性主体」（constituent subject），另一种关于经济学，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与基础建筑的相互关系。
问：在这个方法论的脉络下，你如何定位谱系学的研究路径？
答：我想弄清楚，这些「构成方式」（constitution）的问题在历史框架内如何解决，而不是将它们指涉回「构成性客体」（constituent object）——疯狂、犯罪种种。但是，这种历史语境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仅有现象学主体的简单相对化（relativisation）还不足够。我不相信问题可以通过将主体历史化来解决。正如现象学家认为，主体可以被编织为随着历史进程而衍变的主体。
一个人必须抛弃构造性主体，摆脱主体自身，也就是说要在一种历史框架内解释主体构成方式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说的谱系学。这种历史形式可以解释知识、话语、客体等领域的构造方法，而不需要借由主体——它要么是超验的、与事件领域相关的主体，要么处在千篇一律的历史进程中。
问：意识形态（ideology）和压抑（repression）是至今仍扮演遮挡和阻碍角色的两种概念。所有历史都在这些范畴内被思考，这些范畴为诸如正常化、性和权力等不同的现象赋予意义。而且不管这两个概念是否被明确使用，人们终会回到这里，一边是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另一边则是压抑理论（弗洛伊德）。
在这些概念背后，以及在使用这些概念的人（无论用得恰不恰当）之间，存在着一种怀旧（nostalgia）。在意识形态的概念背后，有一种对于近乎透明的知识形式的怀念，以摆脱一切错误和幻觉；在压抑的概念背后，有一种对于摆脱压迫、规训与正常化的权力形式的渴望。
你曾称意识形态和压抑是两个消极的、「心理学的」、分析性不足的概念。可以请你进一步说明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吗？《规训与惩罚》中浮现出一种积极的历史，似乎可以免于那两把「万能钥匙」的负面性和心理主义。
答：出于三种原因，意识形态的观念对我而言难以使用。
1. 无论你喜不喜欢，意识形态总是处在某种被假定为真理的事物的对立面。无论对错，问题在于如何在话语内部制造真理的作用。
2. 第二个缺点在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主体秩序的某些东西有关。
3. 相较于物质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的地位是次要的。
因此，我无法不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
压抑是个更隐晦的观念，它确实和许多权力作用的现象相吻合。我在撰写《疯癫与文明》时，我隐约使用了这一观念。我曾假定存在一种鲜活的、喋喋不休的、焦虑的疯癫，权力的机制与精神病学则被认为用来压抑它，使它沉默。但我现在看来，压抑的概念不足以准确把握权力的生产性。
将权力的作用定义为压抑，便接受了司法上的权力概念。人们通过「禁止」的法律来识别权力。权力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禁止的力量。我现在认为这是完全消极、狭隘、不丰满的权力概念，但这种概念流传甚广。
如果权力除了压抑别无他物，除了「禁止」别无他物，你真的相信人们会服从它吗？
是什么让权力保持作用，是什么让它被接受？权力不仅会把我们当作一种拒绝的力量，还会穿越和生产事物，引发快乐，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它需要被视为贯穿整个「社会身体」（social body）的有效网络，而不只是消极的压抑作用。我想在《规训与惩罚》中表明，从17世纪和18世纪起，权力生产力出现了真正的技术腾飞。
古典时期的君主制不仅发展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财政管理部门），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了人们所谓的新「经济」权力——也就是说，允许权力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身体中以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适应性和「个性化」的方式流通。与先前采用的技术相比，这些新技术的效率更高，浪费更少（经济成本更低，结果风险更小，漏洞和阻力更小）。
问：压抑的概念尤其被用在「性」的方面。通常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压抑性，扼杀性欲等等。例如，18世纪的反手淫运动，19世纪下半叶针对同性性行为的医学话语，或者广泛的性话语，都让人面对压抑的话语。但事实上，这种话语有助于实现一系列干预、监督、流通、控制等手段。这些干预似乎与压抑的技术密切相关。我相信反手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答：的确如此。常言道，资产阶级社会压抑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甚至拒绝言说和认识它的存在。直到弗洛伊德，儿童有性欲这件事才被发现。但如果你现在去读所有教育学和儿童医学的书籍——所有18世纪出版的父母手册——你会发现儿童的性在不同的语境下已经被说出来了。
有人可能会辩称，这些话语的目的是防止儿童拥有性。结果却是反复提醒着父母，儿童的性构成了亲子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也反复提醒着儿童自己，他们和身体、性本能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性刺激孩子身体的结果，同时让父母对幼儿性欲的危险保持警惕。
「性」更像权力的积极产物，而不是权力对性的压抑。我认为，正是这些积极的机制需要被研究。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即为什么西方长期坚持把它所行使的权力看作法律的、消极的，而不是技术的、积极的。
The Sackville Children by John Hoppner, 1796
问：或许因为人们认为，权力需要通过强大的司法和哲学理论所规定的形式来表达，而且在权力行使者和被行使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答：我想知道这是否与君主制度有关。这种制度兴于中世纪封建权力机构的地方斗争。君主制本身就是一个仲裁者，一个能够结束战争、暴力和掠夺的力量，也能对这些斗争和私人仇恨说「不」。它通过赋予自己一个司法的、消极的功能使自己变得可以接受，尽管它从一开始就僭越了这些限制。
主权、法律和禁令形成了一种「权力」代表制度，这种制度在后来的时代被「权利」理论延伸。政治理论从未停止过对主权者的痴迷。今天这些理论仍然在忙于解决主权问题。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不围绕主权问题建立，也不围绕法律和禁令问题。我们需要切断国王的头脑：政治理论尚未完成。
问：国王的脑袋没被砍掉，但人们已经用规训来取代它。那个建立于17世纪的庞大系统囊括了监视、正常化和控制，也囊括了随后的惩罚、矫正和教育。亦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构成的现代国家带来了职业军队、警察和行政官僚系统。我想知道这系统从何而来，为何出现，有何作用。
答：在国家方面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把这个问题继续置于主权和法律上。如果将所有这些权力现象描述为对国家机器的依赖，就意味着把它们视为压抑性的力量：军队作为死亡的力量，警察和司法作为惩罚性实例等等。我不想说国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权力关系及必须由它们进行的分析，必然超出国家的尺度。
这得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国家机器再无所不能，也无法占据实际权力关系的整个领域。而且，国家只能在其它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运作权力关系。国家是上层建筑，与一系列权力网络有关，这些网络赋予了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知识、技术等等以意义。诚然，这些网络与一种「元权力」（meta-power）处于条件限制的关系中。这种「元力量」基本上围绕着某些强大的禁令构建起来，但只能掌控并巩固它的立足点，为权力的消极形式提供必要的基础。这正是我试图在书中表达的。
问：有没有可能克服政治斗争中无止尽的国家和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
答：我想说，国家由许多权力关系编织而成，这些关系使国家得以运作，而革命是同一关系的另一种编织形式。大致说来，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革命，就有多种可能颠覆的、重新编织的权力关系。进一步说，革命本质上离不开形成国家运作基础的权力关系。
问：我们已经谈到你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规训的作用、规则与构成模式。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要监视？有什么用？
18世纪期间有一个新现象，「人口」被发现了，成为了能被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开始研究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的变化，并前所未有地表示，不懂人口便无法管理国家。例如，穆欧（Moheau）是最早在管理基础上组织这类研究的人，他似乎把人口的政治控制问题视作目标。
这种规训权力单独发生作用吗，难道它没有从其它更普遍的事物中获得支持？于是一边有了全体的、克分子的（molar）、人口的身体，另一边有了微观的、温顺的、个人的身体。你能否谈谈这些关系——例如克分子的身体与围观个体的身体的性质？
答：你问到问题核心了。伴随着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基础的技术发明和发现，一种新的权力运用技术也出现了，这可能比18世纪末的宪政改革和新形式的政府更重要。在左派阵营里，人们常说权力是抽象的、否定身体的、压抑的、禁止的。但我想说，我发现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引入的新权力技术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具体而且具有预见性的特征——它们对多重和差异化现实的把握。
在封建社会中，权力主要通过符号（signs）和征收（levies）发挥作用。符号是封建领主的仪式和典礼，征收包括课税、掠夺、猎取和战争。17世纪和18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它通过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来行使自己。它成为个人生活中从个人那里获得生产性服务的关键。
结果，一种真正有效的「整合」（incorporation）变得必要，因为权力必须接近个人的身体，接近他们的行动、态度和日常行为模式。因此，学校纪律等方法的重要性成功地使儿童的身体成为高度而复杂的操纵调节系统的对象。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新的权力技术需要与人口现象进行斗争。
简而言之，就是要承担人类积累的管理、控制和指导，因此从17世纪开始出现了人口学、公共健康、卫生、住房条件、长寿和生育等问题。我还认为，性问题的政治意义在于，性别位于身体规训和人口控制的交叉点上。
问：最后问一个你之前问过的问题。你的著作，你关心的事物、达成的结果如何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政治斗争中？如你所言，在地斗争（local struggles）是外在的、超越总体的斗争。这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何启示？如果他/她不是「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如果他/她不宣称自己是真理的提供者或掌握者，那么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何种姿态？
【*】这个术语来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是余吾金的译法，通常译作「有机知识分子」。
答：长久以来，「左派」知识分子以真理与正义的掌控者身份言说，也因此被认可。作为普遍的代言人，他们被听到，或声称自己被听到。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成为我们全体的意识/良知（consciousness/conscience）。这里存在一种发端于褪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如同无产阶级因其历史必然性成为了普遍的承载者，但未经思考的他们却从未意识到自己扮演如此角色。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分子希望通过道德的、理论的、政治的选择，成为这普遍的承载者。知识分子因此有了普遍清晰、个别的形象，无产阶级则以晦暗和集体的面目出现。
多年来，知识分子被召唤去承担该角色。今天，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的连结模式已然建立。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具有「普遍的」、「示范的」、「唯真的」形式。他们习惯了在特定的地方工作。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使他们置身彼处（住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性关系）。
门采尔的油画《圆桌》描绘了伏尔泰和普鲁士的科学家接受腓特烈大帝宴请
毫无疑问，他们更加具体而微地察觉到了斗争的存在。他们在此遭遇「非普遍的」、特定的问题，而无产阶级和普罗大众往往不会遭遇这些问题。但是，两种原因使我相信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或普罗大众的距离被拉近了：
1. 这是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斗争问题。
2. 尽管形式不同，但他们有着和无产阶级同样的对手，如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构、财产投机分子等等。
这种新的构造（configuration）有更深远的政治意义。即便不整合，至少也能重新阐明（rearticulate）过往保持独立的范畴。过去，知识分子的最佳代表通常是作家（writer）——代表了普遍的意识、自由的主体，位于只服务国家或资本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行政官员、教师）的对立面。
一旦每个人的特定活动都开始成为政治化的基础时，写作的入口就关上了，知识分子的神圣标记也随即消失。行政官员与精神病学家、医生与社工、实验室技术人员与社会学家既处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透过彼此共同参与到知识分子政治化的整体进程。即使作家消失，大学与学术界也能产生交集。因此，大学教育有理由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地带。
因此，大学危机不应被解释为权力的流失。相反，大学的权力效应加倍强化了。大学成为不断变化形态的中心，连结着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需要连结、经过这个学术系统。这是一个建立在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基础上的理论问题，需要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作为参考。
这种「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二战」后。原子弹专家奥本海默是从普遍过渡到特定知识分子的关键。这是因为他与原子科学家可以进行干预的科学知识和制度有直接的本地化关系。但是，由于核威胁影响了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命运，他的话语同时也可以成为普遍的话语。
在这场涉及整个世界的抗议活动下，原子专家遵照知识的秩序发挥了他们的特定地位。我认为，这是第一次，知识分子被政治权力占据，而不再由普遍的话语占据。在这个层面上，这构成了一种政治威胁。
我这里只讲西方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苏联发生的事情与此类似，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当然了，存在于1945年以降的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异议需要全盘研究。
可以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普遍」知识分子起源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历史形象：正义之人、法律之人，对抗权力、专制主义，对抗财富的滥用和傲慢。18世纪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在法律、权利、宪法、公正之上进行的，这种斗争可以而且必须普遍适用。
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法学家的继承者。法国的伏尔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原型。我指的是政治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普遍的」知识分子来自法学家或「名人」（notable），并且在作家中找到了它最充分的表现。作家成为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价值观和意义的承载者。
「特定的」知识分子来自另一种形象，不是法学家或「名人」，而是学者或专家。原子科学家这类「知识分子」至少在19世纪末期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毫无疑问，这与达尔文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后达尔文进化论者」（post-Darwinian）一道，这个形象变得逐渐明晰。
演化主义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纠葛，以及进化论极为暧昧的影响（例如社会学、犯罪学、精神病学和优生学），标志着学者干预当代政治斗争的重要时刻来临了。从历史上看，达尔文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转折点。
就此而言，左拉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左拉就是「普遍的」知识分子，是法律的承载者和平等原则的斗士。但是，左拉的话语基础是疾病分类学和进化论。他相信这些是科学的，但他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十分贫乏。而且，在左拉的话语中，知识的政治作用非常隐晦。
只有物理学家能带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20世纪初重新进入了政治场域。在这段历史中，社会主义理论家与「相对论」理论家之间的辩论非常重要。
生物学和物理学在塑造「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面处于特权地位。知识分子不再是「天才作家」，而是「绝对专家」。知识分子不再承载所有人的价值，以对抗不义的君主，也不用让自己的声音和死去的亡魂产生共鸣。知识分子拥有了造福或摧毁生命的权力。知识分子不再是歌颂永恒的吟游诗人，而是生死谋略家。我们正见证着「伟大作家」的消失。
现在让我们回到更精确的细节。除了当代社会技术科学结构的发展，我们接受了近几十年来「特定的」知识分子获得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从1960年左右起不断加速。
现在，「特定的」知识分子面临障碍和危险，如继续坚持复杂斗争的危险、提出特定领域要求的危险、使自己被政党或工会操纵的危险。最重要的，还有因缺乏全球战略或外部支持而无法发展这些斗争的风险，以及没人追随或只有少量团体追随的危险。
法国就有这样的例子。如今，围绕监狱、刑罚制度和警察—司法系统的斗争只在社工和出狱者之间孤立发展，从而让那些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渐行渐远。这里任由一种天然而古老的意识形态充斥。罪犯被同时转换成无辜的受害者和不折不扣的斗士，他们既是社会的代罪羔羊，又是未来革命的火种。这就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调。
我相信，真理不外在于权力，也不在权力中缺席。真理产生了规律的权力作用。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制度，即真理的「一般政治」（「general politics」）。真理接受这种类型的话语，使之发挥「真」的功能。真理是使人们能够区分真实与虚假话语的机制和实例，也是制裁这些话语的手段。这些技术和程序在获取真理方面具有价值。
在我们这种社会，真理的「政治经济学」由五种重要特质表现。「真理」集中在科学话语形式及生产它的机构中。它是以各种形式进行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尽管有一些严格的限制，但通过教育和信息设备传播，其范围在社会机构中相对广泛）。它是在庞大的政治、经济机构的控制下生产和传播的（大学、军队、写作、媒体）。最后，这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辩论和社会对抗（「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眼下亟需思考的不是「普遍价值观的承担者」，而是占据特定地位的人。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具有三重特征：
1. 他的阶级地位——无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小资产阶级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
2. 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条件相连。这些条件包括他的研究领域、他在实验室中的地位，他在大学或医院提出或反对的政治经济要求，诸如此类。
3.我们社会中真理政治的特定性（specificity）。
正因最后一个特征，知识分子的立场可以具有普遍意义。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种对社会结构和运作至关重要的真理制度的一般层面上运作和斗争。这是一场「为了真理」，或者至少是「围绕真理」的斗争。再说一次，我说的「真理」不是「待发现和接受的真理的集合」，而是「规则的整体」。因此，真与假彼此分开，但权力的特定效用与真理有关。因此，有必要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真理」和「权力」。
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混乱和不确定。确实不确定。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假设。然而，为了使它不那么混乱，我想提出一些「命题」。
「真理」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序的程序系统，用于陈述的生产、管理、分配、流通和操作。「真理」与产生和维持它的权力系统以及它所诱导和扩展的权力系统的循环关系需连结起来。要一个真理的「制度」。
这种制度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这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正是这种制度在经过一定的修改后才在社会主义国家运作（我对中国问题知之甚少）。
知识分子的根本政治问题不是批评与科学有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或者确保他自己的科学实践时刻伴随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确定构成新的真理政治的可能性。问题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或者他们头脑中的东西，而是改变生产真理的政治、经济制度。
并不是要把真理从所有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这是个荒谬的构想，因为真理早已成为了权力。要做的是把权力和它运作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霸权形式分开。
总而言之，政治问题不是错误、错觉、异化的意识或意识形态。这就是真理本身。这就是尼采的重要性。